摘要：2020年国外学界掀起了恩格斯研究新热潮。国外学者围绕“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关系”“恩格斯思想的当代价值与时代意蕴”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重新评估恩格斯在创立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方面的重要贡献，驳斥“马恩对立论”。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国内系统性的恩格斯研究已经提上日程，客观审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与时俱进地发展恩格斯思想，为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扎实可靠的理论基础。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以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作为重要开启。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国外学界掀起了恩格斯研究的新热潮，《每月评论》《新左派评论》《雅各宾》和《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等国外左翼期刊纷纷刊载恩格斯研究的文章，国外学者出版相关专著或召开学术研讨会对恩格斯思想展开多维度、跨学科的讨论。如果说200周年诞辰是引发恩格斯研究热潮的契机，那么恩格斯思想与当今时代的紧密关联性则是激发这一热潮的根本动力。恩格斯思想的现实性，决定了恩格斯研究将在21世纪重焕活力。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英文简称MEGA2）的编辑出版为重新审视恩格斯的理论贡献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关系提供了新的文献基础，进一步助推了恩格斯研究热潮。本文围绕国外学界关注的三个议题，摘取其中一些文献进行介绍和讨论，以期为推进国内学界的恩格斯研究提供参考。重新审视恩格斯的理论贡献，是国外学者复兴恩格斯研究的主要路径。他们普遍认为，由于恩格斯主要被定位为马克思终身的密友和合作者，是站在马克思“阴影”中的“第二小提琴手”，导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被严重低估了。在他们看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恩格斯的独特贡献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和重视，有必要重新评估他在创立、发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重要贡献。英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专家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在《恩格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一文中展现了青年恩格斯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第一，基于实证研究的现代性批判。1842年12月，恩格斯来到曼彻斯特，他为《莱茵报》撰写的文章给德国公众引入了“英国视角”，如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他根据亲身观察和真实资料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第二，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在1843~1844年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考察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力图“消除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模糊、虚伪私利和道德错位的迷雾”。该文发表于《雅各宾》杂志，摘自卡弗2020年出版的传记性著作《遇见马克思之前的恩格斯》，该书与卡弗在1999年出版的《遇见马克思之后的恩格斯》形成姊妹篇。。这一大纲激起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政治经济学批判由此成为马克思的研究重心。第三，青年黑格尔派批判。不同于通常的认识，卡弗认为，恩格斯才是他与马克思合作的第一本著作《神圣家族》的主要作者，但这一事实被该著作的共同署名、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恭敬”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现代版的排版掩盖了。在这些分析中，卡弗浓墨重彩地叙述了19世纪40年代上半叶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引领性地位。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出版了《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他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一书，分析了恩格斯从青年到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他认为，相较于人们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特别是《资本论》的关注，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价值被忽视了，“然而，恩格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观察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趋势以及制定革命的经济政策的很多方面都走在马克思的前面”。在书中，罗伯茨不仅讨论了青年恩格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批判、对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对劳动的影响的经济学分析和社会分析，以及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价值规律进行的批判，还讨论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对马克思提出的政治经济学规律的阐释，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特别是对繁荣和萧条周期、帝国主义和军费开支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方面的分析。他说道，“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而持久的命题首先出现在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而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对19世纪末资本主义趋势的敏锐洞察和对未来的前瞻性预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事实都印证了恩格斯一生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具有独创性、决定性的贡献。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斯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讨论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政治理论的贡献。他在《恩格斯的第二理论：技术、战争与国家发展》一文中，不仅把恩格斯的国家和政治理论视为对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补充，更是视为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个独立分支。从1849年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国际政治和军事事件如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内战发表了一系列新闻评论。此外，恩格斯还对欧洲国家的军备发展进行了广泛研究。鉴于恩格斯的参军参战经历以及对很多欧洲战争的分析和预测，他还获得了“将军”的称号。斯特雷克认为，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对“现代毁灭手段”主要指军事手段。的考察论述了“20世纪现代国家的膨胀”：“第一，通过垄断性地占有现代毁灭手段，加强了国家相对于社会的力量；第二，军事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塑造了一种有别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社会毁灭方式，而这种发展动力补充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因此，现代毁灭手段的“相对自主性”发展（如机关枪取代剑）是历史发展的第二条线索，与生产资料的发展（如蒸汽磨取代手工磨）相互纠缠又有所区别。相应的，恩格斯的国家和政治理论应被视为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互补又平行的第二种社会发展理论。这种理论为“20世纪的血腥现实”，从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期间的军备竞赛到新形态的现代战争等，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国外学者对恩格斯思想发展历程的回溯和总结，对恩格斯的哲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国家理论等的阐述和探讨，全方位展现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种贡献既体现为在物质和精神上全力支持马克思的伟大事业，更体现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决定性影响和创造性发展。辩证科学地呈现和探讨恩格斯的理论贡献是复兴恩格斯研究的首要之举。与恩格斯的理论贡献密切相关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在国外学界引起了较多的关注与争论。“马恩对立论”是其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和争议性的观点，这种观点突出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思想差异和对立，将恩格斯塑造为在某些方面误读甚至刻意曲解马克思思想的形象，是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教条化的肇始者。针对这一错误观点，一些国外学者以文献分析和理论探讨为基础进行了有力驳斥，揭示了这种错误观点的意识形态取向，为恩格斯辩护。英国伦敦南岸大学保罗·布莱克利奇（Paul Blackledge）教授在《恩格斯反对马克思？》一文中梳理和反驳了国外学界的“马恩对立论”。他认为，“马恩对立论”试图通过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念断裂，将斯大林主义的产生归咎于恩格斯，指责恩格斯把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扬弃简化为一种实证主义、机械论和宿命论，这种观点尤其体现在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和特雷尔·卡弗的作品中“马恩对立论”的攻击对象主要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认为《反杜林论》是一个机械唯物主义和政治宿命论性质的文本，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根本断裂，或者至少是显著差异，而《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把辩证法扩展到自然界的运用，违背了马克思将辩证法限定于人类历史的本意。布莱克利奇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文本和通信，逐一反驳了“马恩对立论”支持者对恩格斯发起的攻击，强调恩格斯和马克思作为亲密合作者的内在一致性，以及恩格斯在这一合作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布莱克利奇还阐述了恩格斯思想特别是自然辩证法的理论价值，联系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对自然辩证法与生态批判的结合，揭示出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与反资本主义的关联。他指出：“忽视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根本的、绝对积极的而且仍旧具有现实意义的贡献将是一个严重错误……认真重新评估恩格斯的工作将使左翼受益匪浅。”希腊派迪昂政治经济大学斯塔夫罗斯·马夫罗迪亚斯（Stavros Mavroudeas）教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撰文驳斥了制造“马恩对立论”的无端尝试。在他看来，“恩格斯通过系统化马克思主义，并组织和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政党，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政治和知识的力量”，而攻击者“更愿意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没有政治干预的、无定形的‘批判’方法。他指出，指责恩格斯曲解马克思的第一波严重攻击出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针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如大卫·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1977年)和特雷尔·卡弗(1984年)，第二波攻击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针对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由“新马克思阅读”的发起者发起并得到了斯拉夫主义者的支持。譬如，迈克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作为“新马克思阅读”的代表人物和MEGA2的编辑，以新的文献资料为依据，指责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编辑扭曲了马克思的文本，不仅将未完成而且不能完成的文本编辑成一个完整、连贯的作品，而且在编辑《资本论》第3卷时歪曲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信用理论、转型问题等。海因里希的攻击直接否定了恩格斯为编辑《资本论》第2、3卷作出的杰出贡献，甚至连带否定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夫罗迪亚斯看来，这种“对恩格斯的攻击既不正当，也不真诚”，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亲密的个人关系、共同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劳动分工是无可争议的”。巴西巴伊亚联邦大学雷尼尔多·索萨（Renildo Souza）教授也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佐证了恩格斯和马克思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索萨认同J·D·亨利（J·D·Hunley）的观点，即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质疑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一致性的声音越来越多。比如，诺曼·莱文认为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2卷第1节与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保存的手稿之间存在重要差异。又如，西里尔·史密斯（Cyril Smith）批评恩格斯片面关注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忽略了马克思在《大纲》中批判重商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时的伦理和人性维度。索萨不认同这些批评，考虑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近40年的智力合作、参与的政治活动以及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对第二国际的长远影响等，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称为“狄俄斯库里”（希腊神话中的孪生英雄），或者说“恩格斯是马克思的另一个自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注焦点和理解上存在差异，但这些不能说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更不能因此将两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立起来。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启发了马克思，他与马克思的通信和辩论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他为《资本论》的编辑出版和普及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21世纪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关系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马恩对立论”的提出及引起的争议是恩格斯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国外学者对这种影响颇深的错误观点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回应。而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掀起《资本论》研究热潮以来，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制造“马恩对立论”成为国外学界恩格斯研究的一个新动向。作为回应，一些国外学者也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致性。这些回应以扎实的文本依据和严密的分析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夯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不局限于他所处的时代，他广阔而深邃的思想与当今时代也具有紧密的关联性。恩格斯的研究涵盖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自然辩证法、人类学、性别研究、宗教批判、军事理论等诸多领域，其中蕴含的丰富思想对于理解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绿色发展、性别观念、宗教、现代战争等都具有强大的启示性。国外学者从多个角度阐发了恩格斯思想的当代价值，在观照现实中彰显恩格斯思想的持久生命力。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重点阐述了恩格斯思想的生态批判维度。在《人类世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文中，福斯特将恩格斯界定为一名生态学思想家，以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作为今天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批判的起点。福斯特认为，恩格斯的生态批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破坏。在相关文献中，恩格斯详细描述了工业革命引起的“自然的报复”造成工人阶级生存条件恶化，包括环境污染、有毒污染、周期性流行病等。恩格斯对自然的重视，在理论建构上体现为努力将唯物的、辩证的自然观和社会观融合起来。第二个方面，即是恩格斯发展了自然辩证法。福斯特挖掘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生态学视角，这种辩证法强调人类和自然的合一，而不是像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那样把辩证法与自然界割裂开来，“把自然科学和外在自然归入机械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范畴内”，因而能够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扩大的生态危机进行诊断和预见。在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不断蔓延的当下，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启示，探索建立一门人与自然相融合的辩证科学，进而推动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强烈的现实旨趣。西班牙历史学家何塞菲娜·L马蒂内斯（Josefina L Martínez）的《恩格斯、劳动妇女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一文，聚焦了恩格斯思想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关系。她分析了恩格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首次描写的“劳动妇女所经受的双重压迫”，重点讨论了1884年出版的《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她不仅指出妇女受压迫是历史的和社会的，把“私有财产的出现、社会的阶级划分和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家庭制度结晶联系起来”，还以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为中心来思考家庭问题和妇女的社会地位。恩格斯关于生产和再生产的双重性质（即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的观点，成为此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中争论社会主义斗争与妇女解放斗争之间关系的焦点。马蒂内斯反对那些认为恩格斯“二元论”地划分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观点，重申了妇女解放斗争和反资本主义斗争之间的紧密关系。在她看来，恩格斯“对父权制家庭和婚姻制度的尖锐批判在今天仍然极为有力”，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家长主义”立场的增长重新确证了传统父权制家庭，对它的批判必须深入到经济关系、等级关系和社会矛盾再生产；另一方面，恩格斯对管理和限制情感关系和性关系的社会机制的批判，使得构想一个克服了这些障碍的社会成为可能。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教授以网络开放期刊《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理论》为平台，组织编撰了以“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主题的专刊，收录的11篇文章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数字劳动、数字监控、在家工作、平台劳动和社交媒体等角度，讨论了恩格斯思想与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相关性。福克斯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数字资本主义——恩格斯的著作与他诞辰后的200年有多少相关性？》一文中，运用恩格斯的观点、范畴与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与现实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在理论分析上，福克斯借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对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评价了当代社会科学中作为主导范式的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他认为，计算社会科学遵循一种纯量化的实证主义传统，这种理论范式“不能看到和分析世界的定性和辩证的方面”，因而“没有为批判理论、社会理论和哲学留下空间”。在现实分析上，福克斯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发，重点讨论了技术与社会、数字技术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富士康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谷歌的游戏劳动、不稳定的平台工人、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的劳动、脸书劳动（即受众劳动）以及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工人阶级斗争等问题，彰显出恩格斯的著作与21世纪社会的高度关联性。福克斯等人的应用性阐释将恩格斯思想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以当下现实激活了经典思想。探讨恩格斯思想的当代价值是复兴恩格斯研究的重要维度。这由恩格斯思想本身的现实性所决定，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应有之义。国外学者从生态批判、女性主义批判、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等角度阐述了恩格斯思想的时代意义，将恩格斯思想阐释与当代批判理论构建相结合，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论域和新生长点。这一领域的研究以历史之思观照当下社会，以时代之维创新经典理论，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双向互动。追踪国外恩格斯研究的最新进展，对其进行梳理和总结，为我们不断深化国内恩格斯研究提供了参考。对比国外学界的最新成果，近年来国内学界的恩格斯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多角度探讨了恩格斯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但就总体来看，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第一，重视和深化恩格斯思想研究。近些年，随着国外学者对恩格斯思想的当代价值的挖掘，如阐发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批判意义，恩格斯思想研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复苏。相对而言，国内学界虽然日益重视经典文献的研究和阐发，将澄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当作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对恩格斯思想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够。恩格斯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的捍卫者和传播者，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开创者和建构者。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青年黑格尔派批判、国家和政治理论等方面的理论建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拓展产生了根本影响，他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的独创性贡献不应被忽视和低估。我们应当谨记列宁的嘱咐：“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说，不阅读恩格斯，就难以发展马克思主义。深化恩格斯思想研究，是理解、阐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前提性工作。目前，国内系统性的恩格斯研究已经提上日程，对青年恩格斯的智识发展给予了关注，对恩格斯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给予了重视，对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善和补充给予了充分肯定。第二，客观审视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关系。一些国外学者将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关系“问题化”，既关涉学理层面的讨论，也关涉意识形态层面的取向。在国外学者制造的“马恩对立论”中，恩格斯在智识上和政治上与马克思存在着差异甚至对立，这些理论认为，恩格斯的理论工作不仅没有“如实”体现马克思的本意，如在《资本论》第2、3卷的编辑中歪曲了马克思的文本，而且还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把马克思主义“引向”了机械唯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泥淖。这些国外学者试图通过把马克思从马克思主义中剥离出来，或把传统马克思主义命名为带有贬义色彩的“恩格斯主义”，来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分裂和对立。这些观点存在把马克思“去政治化”的解读倾向，借助塑造作为自由思想家的马克思和作为教条主义者的恩格斯之间的对立，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理论错误”或“政治失败”归罪于恩格斯，达到质疑或动摇马克思主义合法性的目的。对于我们而言，回应和反驳这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马恩对立论”是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客观审视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关系，要求我们对恩格斯的理论工作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肯定，但更重要的是，将两人的思想置于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中进行动态考察，而不是以一种割裂的、静止的眼光来臆造他们的对立。第三，与时俱进地发展恩格斯思想。回到恩格斯，梳理他的理论贡献，驳斥各种误读和质疑，不仅是为了重申他的理论地位和影响，更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他的思想遗产，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国外学者将恩格斯思想与对21世纪社会现实的分析联系起来，多维度地诠释了恩格斯思想的现实意义，为我们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参考。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指出：“恩格斯的历史判断几乎高出马克思一筹。他对欧洲历史了解更深，也能更准确地抓住相继产生的几个结构。”这种说法虽是一家之言，但也表明了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于恩格斯思想的重视。无论是青年时期基于对工业革命的社会影响的批判性观察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还是晚年对资本主义变化的精准把握和在此基础上对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策略进行的指导，恩格斯对社会历史变迁的敏锐把握和深入理解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这一理论品格充分体现在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历程中。继承恩格斯的思想遗产，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与时俱进地发展恩格斯思想，把恩格斯研究融入当代。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重新评估恩格斯思想的理论价值，立足新的社会实践，阐发恩格斯思想的时代意义，为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扎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本文作者：覃诗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亚宁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外事干部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1年第12期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批判理论”(2020YQNQD006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