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创造性地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百年，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百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首次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相结合”的重要论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领导人民历经百年奋斗“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就不仅科学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史的内在逻辑和创造本质，而且高度概括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原创性理论贡献，为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作为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地位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一、“两个相结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两个相结合”的重要论断既是习近平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高度，对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非凡历程的科学总结，更是习近平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作出的原创性贡献，对于我们深化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史逻辑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和历史主动是一个艰辛的历程，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自觉到自觉”的百年发展。透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我们不难发现，主导其早期探索历程的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则。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理论主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正是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苦难之际，在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革命，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是“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已深刻地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列宁也非常清晰地告诫说，这一斗争任务的解决方法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然而，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所直面的独特国情、对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都缺乏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由此导致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等错误，致使革命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实践中开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步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初步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针对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俄国十月革命道路模式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 ‘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认为“不研究中国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一般理论，不用于中国实际，打不得敌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他把那种脱离了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称之为“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系统回顾了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之统一的理解”进程，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并将结合与否看作衡量中国共产党成熟程度的一个主要标尺。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结晶就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毛泽东思想。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侧重于讲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则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和时代特征紧密地结合起来，侧重于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面临着新的巨大挑战：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们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面临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富裕起来的历史重任；二是在思想上，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不改变这种局面，就存在着亡党亡国的危险。这就从根本上突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历史紧迫性与实践重要性。邓小平一方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立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大实际，来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另一方面又突出强调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事物、新问题不断出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沿着这一理论逻辑，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辩证地统一起来，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推动改革开放，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如果说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则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大命题。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主题的接续探索，我国实现了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格局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先后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可见，这一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一个相结合”拓展到“两个相结合”则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原创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诗篇。之所以说“两个相结合”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创性理论贡献，是因为，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和当代价值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困境，救亡图存运动不断失败，急需新的思想引领，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继而摆脱贫困、赶上时代。只有当中华民族切实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力量才能够真正展现，中华文化的永恒魅力和当代价值才能够真正获得普遍认同，并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化资源。第二，文化在当今世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当今时代，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更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文化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并在国际间的激烈竞争中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最根本的、最持久的竞争优势。第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时代才达到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尽管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注重根据实践发展和时代需要批判地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之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动力，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改造“实事求是”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范畴，使之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继承中国传统的“小康”思想并赋予其时代内涵，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描绘出新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蓝图。尽管如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理论逻辑的展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是作为中国具体实际（基本国情、实践主题、民族文化）的一个内在要素，还没有在根本上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内在原则。只是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明确认识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第四，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出，离不开习近平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创造精神。习近平深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和真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深厚的情感，不仅善于结合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且善于科学把握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智慧和中国精神融人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因此，“两个相结合”的提出充分展现了习近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智慧和革命辩证法的精神。

二、“两个相结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

“两个相结合”的重要论断为我们准确把握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提供了根本的理论遵循。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创造，“两个相结合”的重要论断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也充分表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已经由实践探索上升到把握规律的新阶段。“两个相结合”相互交织、有机统一，构成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逻辑两翼”。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核心，它是统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其他方面结合的总原则、总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服从和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原因是，第一，这是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不断实现中国化以达到“改造世界”之目标的根本途径。第二，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原则的内在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原则和理论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但这种结合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历史的而非空洞的，是实事求是的而非主观主义的。第三，把握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缺乏对中国国情的科学认识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难以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切入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失去客观依据。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和焦点，它是展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和广度的重要标识。这是因为，第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不仅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而且也要求与不同民族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例外，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也是其具体实际的内在构成要素。第二，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发挥马克思主义“批判功能”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能满足于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的层面，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立足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成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思想体系，从而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接受，转化为人民群众的信仰和情感，进而生发出巨大的力量。第三，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者，同时也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时代特点和新的实践要求，坚持古为今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和时代内涵，从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四，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又是中华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

新时代坚持“两个相结合”，本质上就是要求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进而坚定“四个自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以贯之的原则，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突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原则，就是要从根本上回答文化自信这一时代命题。习近平一方面把文化自信看作是更基础、更深厚、更广泛、更持久的自信，坚持“四个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民族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把文化自信视为民族复兴的基础和标志，“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但是在鸦片战争后，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曾经为人类文明作出伟大贡献的中华文明也随之黯然蒙尘，从技术不如人到体制不如人，从政治不如人到文化不如人，经济落后、国家衰败的现实导致国人在精神文化上缺乏自信。习近平正是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到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人发展和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和奋斗，中国人民不仅获得了精神上的主动性，而且创造了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新时代以来，党、国家、人民和民族的面貌都焕然一新，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进而坚定“四个自信”提供了强大支撑。正如习近平所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就是要对中华民族５０００多年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信，就是要对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先进文化充满自信，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相结合”相互联结、相互促进，辩证统一， 在理论上统一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实践上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创造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两个相结合”的根本要求和实践归宿。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党史与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公式来图解中国历史与现实，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概念范畴作话语表达方式的简单转换，而是发挥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功能，改变旧中国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历史困局，使旧中国变为新中国、使贫穷的中国变为富裕的中国，使落后的中国变为先进的中国，一句话，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否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判断是否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依据：一方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既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实际的呼声”；另一方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是否实现了中国化，最终还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飞跃的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正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条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所确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所确证。也正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确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因此，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就是要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继续向人民和历史交出一份新的优异答卷，“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两个相结合”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创造

以“两个相结合”为内在逻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鲜明的本质特征是创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而批判改造、吸收融合、创新创造的再生过程，没有创新创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历史起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创造精神。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赓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创造的精神传统，大胆探索，不断深化“两个相结合”所取得的根本成就，就是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基本原则，又把它理解为“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从而把它与中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走创新发展之路。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自我解放的一次伟大觉醒，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人类自我解放历史进程中的一次伟大创举。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两个相结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三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结了新时代实践的鲜活经验和精神智慧，既没有丢掉老祖宗，又说出了许多新话，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篇章，一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新的巨大步伐；另一方面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习近平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本质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深刻揭示。在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相互联结、相互激荡，中国持续快速发展、民族复兴不断向前，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既构成了当今世界历史发展演变的主要推动力量，又成为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局的主要特征和表现。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就超越了国别的地理界限而转化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举，表现为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次巨大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新” 就新在它赋予了人类文明发展以新特征。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追求，发端于被迫卷入到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的近代，转折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的现代，成就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历史进程的新时代。中国的现代化虽然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改变落后、谋求发展、赶上时代的范畴，但却走出了一条现代化新路，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第一，中国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通常会被认为是一个社会或国家变革艰难、发展缓慢的原因，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在人类现代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本身就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起到精神鼓舞作用，而且中国式现代化新路还会发挥出“大国效应”，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赋予人类文明发展以新的中国风格和气派。第二，中国的现代化是独立自主、自信自强的现代化。独立自主、自信自强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密码”。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坚持走自己道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就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也“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坚定“四个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从而破解了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难题：要么依附于资本主义“中心一边缘”的不平等发展体系，要么完全“脱钩”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其结果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贫困状态。独立自主、自强自信的现代化道路，既顺应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又保持发展的主体性、主动性，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途径新借鉴。第三，中国的现代化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秉承中华文明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搞封闭对抗、不搞零和博弈、不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不是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对外进行殖民掠夺，而是以自己的新发展来．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盛行的“丛林法则”和“国强必霸”的旧逻辑，使现代化发展真正成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建设者、贡献者和维护者。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新” 就新在它构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范式。作为人类文明进步主要标志的历史性范畴，现代化发端于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与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相互交织，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和话语霸权，把他们自身发展的模式、经验和价值普遍化，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朝向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因此，对于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来说，就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在政治上全面否定公有制、否定国家干预、否定社会主义；在文化上否定本土传统文化，主张全面“西化”。但是，现代西方“社会庸医们”所开出的“良方”并没有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真正走向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既抛弃了把西方模式视为现代化发展唯一模式的 “幻想”，也打破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定于一尊的“崇拜”，坚持走自己的路，走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新模式。一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它有效避免了西方民主政治诸如金钱政治、党派纷争、社会撕裂等固有顽疾和乱象，又能够发挥全过程民主、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作用，把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序社会结合起来，激发了全社会的活力。二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其中，物质文明是根本，政治文明是保证，精神文明是灵魂，社会文明是条件，生态文明是基础。它既有效化解了西方现代化“单向度”发展的困境，又避免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窘境，把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与推进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内在统一起来。三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它超越先发展后治理等传统发展模式的旧观念，克服生态环境保护中面临的利益、制度、机制等障碍，牢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新理念，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新方向。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新道路既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具有中国特点和中国风格，也遵循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既植根于中华文明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追求，又吸收借鉴其他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既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正确路径，也蕴含解决人类发展问题的普遍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新” 就新在它蕴含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新价值。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具有自己内在的价值体系，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培育并为其提供方向的文化价值系统，不同文明形态的区别不仅在于构建模式上的差异，更在于价值观念上的根本不同。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资本逻辑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追逐利润最大化是其生产发展的目的和价值追求，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 资本主义虽然在一定限度内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同时却以掠夺式经营破坏了财富的两个源泉：劳动力和土地。资本逻辑的展开一方面导致物的价值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造成了人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物化，导致两极分化；另一方面，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成为文明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重构了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把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优秀价值和精神融人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之中去。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第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坚持了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坚持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理念。其中，以人民为中心是引领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的大逻辑，在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中起着主导作用，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以人民为中心大逻辑的内在要求、现实展开和两翼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坚持以人民的逻辑来驾驭资本的逻辑，以普遍利益来统摄特殊利益，以共同利益来引导私人利益，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旧范式，把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解放的理想蓝图转化为具体的生动的“改造世界”的运动，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实现。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也是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人间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