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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论中国共产党百年走向的历史进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
论中国共产党百年走向的历史进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路；话语
1943 年，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世界反法 西 斯战争发展的需要，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解 散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解 散是“划时代的大事”，这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增添了更加“民族化”的动力，而且为党独立自主领导革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预置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进言之，在共产国际解 散这一大背景下，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2](P41)， 由此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三个深相结合”思想。
应该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虽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特点、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观点，但他并未明确解释我国的具体特点是什么，或应从哪些维度来界定。而到了共产国际解散之际，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地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三个维度概括中国的具体特点。那么，何以发生这一变化呢？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解散之际提出“三个深相结合”思想，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历史反思。实际上，党内早已对这一问题有过思考和论述。毛泽东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初期就曾指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之间具有某种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应当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够更好地指导革命。如为了反 对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3](P111-112)从这一可贵的“真理性萌芽”开始，党的革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逐渐提升。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新启蒙运动和文化运动，也曾讨论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从而构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课题。党的 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P534)可见，党自成立之初，便已开始持续思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关系，这一时期提出向“三个深相结合”的走向既是探索经验积累的结晶，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深化。第二，对党内出现的教条主义等错 误倾向的回应与反击。毛泽东曾指出，许多党员对于中国古代和近代史知之甚少，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4](P797)“忘记了祖宗”。这会使党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出现偏差，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容易犯“左”倾错误。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理论，其“中国化”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互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只有实现了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耦合，“才能真正进入中国语境并为中国人所接受，也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化、中国化”。[5]因此，“三个深相结合”蕴涵着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态度，那就是立足于现阶段的革命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中国的历史，对待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再去“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4](P801)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态度和路径。第三，对“全盘西化论”和“文化复古主义”的揭露和批判。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以来，在进化论史观、实用主义哲学等思想影响下，胡适等人提出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重估”，以便推动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但是在这种“重估一切价值”的准则下，“那些世世代代习以为常的天经地义之物一个接一个发生了动摇，神奇化为腐朽，玄妙化为平常，神圣化为凡庸”。[6](P356)由此形成了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自由主义 派发动的“西 化”思潮更为猖 獗，甚至公然打出了“全盘西 化”的旗号，企图彻底否 定我国的历史和文化。胡适、陈序经等人认为，在全面抗战的现实语境下，中国不仅在理论上，更要在实践中应当朝着全盘西化的道路走，“相信全盘西化不只可以持久抵抗我们的敌人，而且可以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国家”。[7]
另一方面，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打着三 民主义的旗号极力推行思想文化上的复古，试图以歪 曲的三民主义构造新的意识形态，为国民党的专制独 裁提供理论支撑。蒋介石 集团中持文化复古主义的文人鼓吹“复 古”“中国本位”，抨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西文化交流。比如，叶青曾在其《学术中国化》中宣扬三民主义是西方思想中国化的终极成果，将中国化与中国本位等同。国民党将三民主义神 化为社会政治 教条，进行固守传统的党化教育，使其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愈益空洞，脱离民众认同。在与上述两种理论的争论和反思中，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必须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认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境遇与世界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不能隔断我国历史和文化天然的本质的联系。对此，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已历经数千年，自然“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P534)后来，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8](P399)刘少奇也认为，不学习历史，就“理论不起来”。[9](P417)一个民族若是丧失了历史文化根基，将不可能充分吸收外来思想文化充分发展，反之亦然。
总之，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深相结合”，既是推动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对革命经验的总结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深化。
资本主义方案破产以及十月革命的爆发，使马克思主义逐渐为国人所理解和接受。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是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来指导中国革命，由此，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然而在反复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虽然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如果只作为“本本”而教条地信奉它，仍旧无法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只有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是正道，换言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将中国的革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张闻天曾说：“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作品”。[13](P57)毛泽东也明确指出：“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8](P374)随后他又强调共产党还没有将“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4](P813)只有“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4](P820)毋庸讳言，从信奉马克思主义再到强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创造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背后，既是对党自身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国民党反 动 派舆论攻击的反击。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实践中，曾多次盲目信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马列主义的部分“本本”教 条，出现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错误倾向，最终导致革命屡屡受挫。比如，土地革命前中期，李立三“ 左”倾 冒险主义不加选择地接受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不顾当时敌强我弱和革命高潮还未到来的实际情况，一味强调城市暴动和攻打中心城市，使得苏区红军丧失发展的有利时机，遭受重创；再如，王明“左 ”倾 教条主义片面地生吞活剥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中的部分结论，打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照搬苏联的革命经验，坚持城市中心论。“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胜利推迟了好些年。”[14](P79)屡屡受挫的惨痛教训促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认识到，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人绝不能再继续机械套用既有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而是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灵活地放置于中国这个“地盘”之中，使其化为能够更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另一方面，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 派大力推行“溶 共、防 共、限 共、反 共”的政策。不仅屡屡制造军事摩擦，如皖南事变等，还“在思想上极力抹 杀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叫嚣什么革命都包含在三民主义里面，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15](P292)已然失去存在的理由，要求共产党“暂时收起”共产主义。顽固派披着三民主义的外 衣猛烈攻 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以三民主义否 定马克思主义。在诸如《三民主义半月刊》《中央周刊》等一类国民党控制的报刊中大肆宣传反 共思 想。蒋介石就曾在《中国之命运》中批判“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称这些学说不利于中国历史任务的完成，还违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而信仰此两种学说的人则是丧失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16](P349)面对国民党的舆论攻击和疯狂挑衅，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更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创造更符合中国国情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招牌理论以指导中国革命，有效反击国民党顽固派。
创造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对中国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病的借鉴反思，也是对更合理的处理中西学关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但是，创造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实践的发展，共产党写出的这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更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根本之问入手，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一系列科学论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在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之问，从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的发展矛盾和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时代之问。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生动体现，而且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接续发展的时代表达。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开始，到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以及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中国共产党从未停止过更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脚步。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包括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内的各式各样的“主义”蜂拥来到中国并迅速传播。中国早期的知识精英如资产阶级革 命派、改良派、无政府主义者等都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选择性的传播。其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 派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资产阶级革命派选择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 斗争和唯物史观理论等。[17](P121-129)十月革命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了拯救中国、改造社会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系统地学习、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不仅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促使和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1](P1471)在此基础上，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重点走向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各类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文章以及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马克思主义逐渐引领社会思潮的论战，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大潮。
在与形形色色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交锋中，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由此诞生。党的诞生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更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传播延展至实践运用层面。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运用中，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不足等原因，党内逐渐出现了经 验主义和教 条主义等倾向，这导致了指导思想的僵化和偏离，使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实践经验证明，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不顾实际机械地套用固有经验和理论，而应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历史和文化深相结合，创造出更符合实际的理论成果，这才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式。
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催生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然产生一定的理论成果，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8]所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新的理论创造，具体指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不仅要传播马克思主义，更要积极地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使更多的人理解、认同并接受“自己的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养成的优良传统和高度自觉。
以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两大理论成果为例。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七大上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后，刘少奇曾明确指出要动员全党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19](P393)要求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党报党刊宣传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的著作变为通俗读物等。自此，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学习便成为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从党的七大前后到新中国建立这一时期，既是毛泽东思想传遍全国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转折时期。一方面，各党报党刊多次发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文章，知识分子也积极地整理出版毛泽东的著作，撰写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各类文章读物。1942年，邓 拓负责出版了《毛泽东言论选集》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1944年又出版了五个分册的《毛泽东选集》等，[20](P226)这类著作的大量出版为毛泽东思想在全国广泛传播起到了有力助推作用。另一方面，党的七大以后，在党中央和各级组织的努力下，全党上下做到了及时学习、宣传毛泽东等领导人“最新著作、讲话和报告”，使得逐渐更新和成熟的毛泽东思想得以在全党全国广泛传播。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并不局限于党内和国内，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广泛的。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经典著作，就曾在苏联、欧美等许多国家传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中央对外宣工作的愈益重视，毛泽东思想的对外传播力度更大，辐射更广，如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就曾被翻译为英文、法文、德文和印尼文等四种语言，这为毛泽东思想更好地走上国际舞台提供了良好的便利。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诞生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新时代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符合时代特征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重点就是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无论是“三严三实”教育，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抑或是“党史”教育等，其灵魂都是以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传播为根本旨归。不仅如此，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持续性跃升，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对外传播工作。在习近平看来，目前我国的对外传播能力和国家综合实力相比存在较为严重的落差，我们在国际上往往面临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的现实难题。问题是前行的导向和时代最实际的呼声。正是遵循这样的问题意识，党中央不仅专门召开了多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而且还将对外传播问题作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反复强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精心做好对外传播工作，大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国际上“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1](P162)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明确提出了在国际社会“主动宣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要求，[22]而且在2019年9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首次把党的宣传工作定位为“一项极 端重要的工作”。[23]作为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宣传和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新时代，不断促进和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传播，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思想的承续和发展，也是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重要实践，这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优良的政治传统和强烈的自觉意识。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又是其时代化表达。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绝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抛弃。相反，这一走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基础上被理解、接受、认同继而上升为意识形态以指导实践，实际上也就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化继而走向大众化、时代化。
第一，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基本是一种围绕“革命”“建设”为重点而建构的话语体系。这一时期的“革命”话语以中国传统革命话语为积淀，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话语转换而来，在广泛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日趋完善。一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其中包含的儒家革命精神和农民革命思想，为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传播与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比如，孙中山曾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以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24](P173)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过程中，孙中山重新肯定并融合革命话语古今中外的涵义为一体，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首先扛起了革命的大旗。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革命的目的就是“推 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25](P413)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推 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26](P149)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理论是革命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成为苏俄和中国发动和领导革命的理论依据和指南。列宁将其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后，又根据俄国革命实际提出“一国胜利论”，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27](P4)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传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和中国化。直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28年，用关键词概括叫革命”。[28]“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我们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段历史29年，用关键词概括叫建设。”[28]在这一历史时期，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进行各项社会改革，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幼年的党曾因革命经验和理论水平限制而照搬苏联话语体系，也曾因党内出现的“左 ”右 倾错误而走过弯路。在历经多次重大挫折后，党逐渐将中国革命的经验融入革命话语体系，立足实际将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可以说，这段时期是“革命”“建设”为重点的话语交织的体系。
第二，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基本是一种围绕“改革”为重点而建构的话语体系。毋庸置疑，经由革命建设话语的建构和实践，党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中国国情由革命走向建设的前提下，需要走向新的话语体系。“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我们党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段历史34年，用关键词概括叫改革。”[28]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党虽然领导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探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积累的经验教训，都为改革话语的概括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揭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党不仅由此实现了从以阶级斗 争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拨 乱反正”，党的工作重心的走向直接带来了话语走向。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把中国建设和改革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建构起以“改革”为重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以“改革”为重点的话语体系具有“强大的经济实践功能”，[29]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引领改革开放新的征程。
第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时代的国情出发，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使民族复兴话语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凝聚起更加广泛的群众力量，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重点。
其实，“民族复兴”话语并非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新语词。这一提法在党成立后便已出现，李大钊曾在1924年提出中华民族“重振复兴”的问题，由此引发民族“复兴”“复活”等概念。毛泽东也曾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11](P1516)改革开放以后，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日益频繁运用“民族复兴”话语来描绘蓝图、凝聚力量。从1986年提出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十一届三中全会“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30](P433)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30](P476)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31](P1269)“民族复兴”话语逐渐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改革”话语的实践性不同，“民族复兴”话语则带有一种体现理想目标旨趣的“准实践性”，即一种有待进一步展开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重点从“改革”走向“复兴”，代表新时代话语体系在现实性的基础上提升到理想和可能性。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全国人民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凝聚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磅礴伟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为转型期的中国如何实现创新话语体系以适应更加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被动局面，西方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对我国的渗 透，为转型期的中国如何实现创新话语体系以适应更加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带领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行稳致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21](P35-36)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由此，习近平创造性地将“民族复兴”与“中国梦”相联系，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1](P35)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不断地结合新时代的实践丰富和发展这一话语体系的内涵，将其与百年奋斗目标相统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结合，与中华民族精神熔铸在一起，与党和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民族复兴话语必将是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最强音。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史进程中，从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深相结合”的探索，到逐渐完成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传播，最后再到现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与时俱进，四个特点一体相依，层层递进，共同型构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走向的历史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