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月红：“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于党史、新中国史理论之研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第二个历史决议”）回顾和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于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之中认识和把握党史、新中国史，研究、阐释和回答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等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彰显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方向与道路、进程与前景、成就与经验。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之初党的思想理论创新成果，深刻揭示党史、新中国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彰显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决心，蕴涵着党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重要历史文献。

为总结党的历史发展经验，统一全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思想认识，团结带领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第二个历史决议”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前２８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集中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指导思想、发展道路、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在认识和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阐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多方面内容，科学揭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以及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与逻辑关系，从中深入阐述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发展史观的基本内涵及其统一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意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国家学说的重要基础。基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动的革命史观，是关于中国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同时，基于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现代化发展史观，是关于在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之际，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发展史观，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第二个历史决议”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党和国家重要论述精神，坚持正确历史观，把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发展史观内在地统一起来，深刻揭示建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第二个历史决议”充分阐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出路在于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指出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建立新中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地阐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指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改造是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必然，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系统地阐述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进程，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建设必经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１０年中建立起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和积累起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及其工作经验。“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内乱”，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是要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发展基础上，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之初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

能否实现现代化发展，决定国家的前途命运。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鲜明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历史地看，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步奠立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要义，并不断丰富其时代内涵；党为成立一个新中国而奋斗，在成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和精神实质赋予国体、政体之中；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确立并发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制度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概念尽管尚未被完整地提炼出来，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与精神内涵是客观存在的，是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和遵循的，深深贯彻于中国革命、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之中，并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具体地、历史地贯通和统一起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波澜壮阔，但又是复杂而曲折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改革开放后与改革开放前两个历史时期相比，在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和实际工作上有着很大差别。在思想政治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转折到改革开放，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并深入发展，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解放思想的基础上起步和推开的，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确立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人民意志的必然要求，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思想政治基础。

“第二个历史决议”根据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鲜明阐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党史、新中国史上的基本内涵及其历史地位和意义。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党在改革开放之初就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依靠四项基本原则的力量”，“纠正了自己工作中的错误，终于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重新走上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之后，党中央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并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该决议，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形成和确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丰富和发展，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中国，继而推动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粉碎“四人帮”后，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于1977年4月10日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在讲话中阐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就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强调要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拨乱反正指明了正确的思想理论方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就文献名称来说，“第二个历史决议”本应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写起，尽管新中国成立以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前提和基础，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写起，则有超出写史立传范围之嫌，况且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记述和总结。“第二个历史决议”之所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史上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并由此写起，主要是由起草制定这个决议的指导思想、原则和要求所规定的，基于为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供坚实历史基础，以史鉴今，开辟前行的路。

起草制定“第二个历史决议”，集中了全党对党的历史问题的思想认识和智慧。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了以“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指导思想、原则和要求。他强调这是起草制定工作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在党内就起草的决议稿进行四千人讨论中，邓小平特别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他认为，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遵循和贯彻这些重要论述精神，究竟如何写好这一部分乃至整个决议，就成为了起草制定工作的一个关键环节。为此，全党进行了广泛探讨和深入研究。1981年3月24日，邓小平去看望陈云，陈云对修改决议稿又提出了两条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邓小平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并转告给了起草小组。决议起草制定工作从1979年11月成立起草小组起，前后历经一年零八个月，由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27日审议通过。决议文本的第一部分的主题就是“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落实了“写党的六十年”历史。如此，从党的全部历史实际出发，更全面概括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伟大贡献，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关键在于科学揭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第二个历史决议”科学阐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理论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同党和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这是个全局。党的整个历史是光辉的历史，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丢掉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其所代表的党和国家的一段历史。“第二个历史决议”把毛泽东的一生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全面认识，放在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艰辛探索，努力实现国家独立、富强、民主、文明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科学把握，实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逻辑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逻辑的高度统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起草和制定“第二个历史决议”，之所以推动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之所以能够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因为它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运用到认识和把握党史、新中国史之中。

以总结历史经验为认识和研究党史、新中国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就新中国成立32年来说，尽管由于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特别是发生“文化大革命”，使得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但新中国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是党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中开辟拓展和深化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把新中国成立32年的历史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历史的伟大转折。党和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历程表明，新中国的历史是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曲折发展的。在此基础上，“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必然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

 “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不仅如此，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中既有正确内容，也有错误存在，不能一概而论。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既有思想上的，也有实践上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但没有动摇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而且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毛泽东犯了错误，但他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的。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以下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一是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二是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同两年“徘徊”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联系起来，贯通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初步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历史经验。“第二个历史决议”以“历史的伟大转折”为题，增加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四年。在此基础上，决议指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其主要点已经可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得到基本的总结。历史地看，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成果和历史性成就，奠定了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第二个历史决议”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统一起来，深刻阐明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物质基础、政治前提和理论准备。

对待历史要实事求是，功过是非评判要客观公正。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公正评价功过是非，要合乎实际，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第二个历史决议”提出关于评价领袖地位与作用的“两个不应该”是正确的认识论，以及关于对待成就与错误的两个忽视或否认的问题是错误的认识论。前者是指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后者主要指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大的错误。新中国成立３２年以来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第二个历史决议”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认识历史问题、历史是非，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和意志，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统一思想、团结奋斗和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思想政治基础，是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重要依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