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生机与活力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复兴的第一步。目前正是一个资本主义力量走向削弱，而社会主义力量走向壮大的时期。它表明世界历史的曲面运动正在转而向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走出低潮。下一步进展取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美贸易战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对抗，而且是民族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对抗。它内在地蕴含着民族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矛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学会利用资本主义的这种内在矛盾来分化和瓦解资本的统治。与此同时，必须协调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在利用新自由主义反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同时，建立一个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理应担负起自己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使命。
关键词：世界社会主义；新时代；辩证法坐标系；人类命运共同体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苏东剧变，无论是民主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民族社会主义都遭到极大的削弱。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情况开始发生逆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开始复兴。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遭遇了各种困难，无论是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还是欧洲右翼的兴起，都表明新自由主义快要走到尽头。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走向，而且取决于新自由主义之外的其他势力对新自由主义的挤压。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从长期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秩序必将战胜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但从短期来看，各种右翼势力、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正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对手，新自由主义反倒有可能成为暂时的盟友。面对复杂的局势，认清敌我友，正确地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就成为事关世界社会主义未来前景的重大问题。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与新自由主义的成败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伴发展。从《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从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到布尔什维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分野，从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国际联合到殖民地独立后的民族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若即若离，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建立到苏东剧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给人的印象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此起彼伏，不分伯仲。苏东剧变以后既出现了“历史终结论”，也出现了“幽灵复仇论”。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一争论愈加激烈。在中美贸易战中，特朗普政府对外以攻为守，对内却不得不一再声称“美国决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直让全世界资产阶级惊呼“何至于此，何至于此！”，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形势又在经历一次逆转。这些印象背后的根源何在？美国难道真的面临成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国家的危险？如果真正了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五百年，就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来就纠缠在一起，难分彼此。社会主义的兴衰。凡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就是社会主义者。但从历史的观点看，反对资本主义可以有三种态度：一是立足于过去；二是立足于现在；三是立足于未来。《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据此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分为三类：面向过去的是“反动的社会主义”；面向现在的是“保守的社会主义”；面向未来的是“批判的社会主义”。其中批判的社会主义根据其出发点是现实还是理想，又可以区分为“科学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又译“空想社会主义”）。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未必就一定比资本主义高明。毕竟，反动的社会主义要开历史倒车，因此连资本主义都不如；而保守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反倒比反动的社会主义更趋进步。乌托邦社会主义虽然包括了许多宝贵的因素，但由于它不是从现实社会的自我否定出发而是从某种理想出发，注定只能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存在，无法得到实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立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揭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历史必然性。如果把人类历史比作一条道路，那么保守的社会主义要比反动的社会主义离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更近。反观社会主义运动五百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在同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逐渐汇聚到马克思主义周围，形成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科学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中派和右派背叛马克思主义之后，蜕变成了保守的社会主义，从第二国际左派中分化出的第三国际各政党则继续前进。第二国际的背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共产主义的背叛，其标志是伯恩施坦的“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所导致的共产主义“最终目标”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切割；二是对国际主义的背叛，德国社会民主党带头，各国社会党纷纷打出“保卫祖国”的旗号，号召各国无产阶级为本国资产阶级充当炮灰。相反，第三国际重新打出了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旗号，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先锋队”本色。由此形成的民主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两派，既相互斗争，又共同对本国和世界资本主义进行改造，到20世纪中叶催生出民族社会主义，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到达一个高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主要成果是福利国家（如美国）或福利社会（如瑞典）。布尔什维主义则在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逐渐走向官僚主义。如果说布尔什维主义的演变代表落后的国家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那么民族社会主义则可以被视为落后国家民主社会主义的失败。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崛起，似乎正是社会主义逐渐失去潜力的注脚。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解决的是生活必需品“相对过剩”的问题。相对过剩的危机后来以“中等收入陷阱”的假象出现，其本质是两极分化导致中等收入群体过小，从而限制了刚性需求向有效需求的转化，造成产能和资本相对于有效需求的过剩。20世纪上半叶的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二战以后的民主社会主义，都以释放压抑的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到需求拉动为特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先后进入滞胀时期。它表明，“相对过剩”的阶段已经结束，生活必需品绝对过剩的时期到来了。从此以后，依靠供求关系来推动经济增长已经不再可能。这既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也是已经与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一体化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这本来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比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客观要求的体现，但由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长期偏见已经根深蒂固，新自由主义乘势而起，在国内向民主社会主义所创立的福利社会发起反攻，在国际上向遇到困难的民族社会主义发起反攻。与此同时，失去共产主义信仰的布尔什维主义成为强弩之末，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左支右绌，终于在从民主社会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和平演变进程中败下阵来。新自由主义的成败。国内学者对新自由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的关系的了解，并不比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关系的了解更多。很多人误以为新自由主义是相对于老自由主义而言的，这完全是基于对历史的不了解。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主要是一种经济思潮，而老自由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Liberalism）却涵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老自由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经济学中分化为自由主义左翼（New Liberalism）和自由主义右翼（Neo-liberalism），本来前者才是“新自由主义”，以凯恩斯为代表；后者本应称为“新-自由主义”，以哈耶克为代表。国内学界由于不了解情况，一直把后者称为新自由主义。由于哈耶克在与凯恩斯的对战中遭到失败，人们曾经把凯恩斯主义当作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只是在资本主义经济遇到滞胀危机之后，珠老花黄的凯恩斯才被打入冷宫，久被冷落的哈耶克则涂脂抹粉，洋洋得意地回到舞台中央，以一幅自由主义新娘的面目出现，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在这一意义上，国内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并不是相对于老自由主义而言，而是相对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左翼而言，本质上是保守的或反动的自由主义，他们自诩为古典自由主义的真正传人，其实不过是其叛徒而已，正如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一样。至于后来试图综合各派经济学说的新古典经济学，则又是另外一派“自由主义”风光，本质上属于折中主义。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说，不仅存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而且存在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双方既相互斗争，又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比如保守的社会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即被纳入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因此其进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纠缠在一起所形成的复杂的曲面形的。既然凯恩斯经济学代表的是自由主义左翼即激进的一翼，凯恩斯主义经济和罗斯福新政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相契合，共同创立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就是很自然的事情；相反，既然哈耶克代表的是右翼即保守的一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里根主义、撒切尔夫人的保守主义政治相契合，借助滞胀危机共同瓦解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新自由主义充分利用了福利社会政策的弱点，把经济增长的崇拜放大到极端，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癌变。这一癌变是通过三个神话实现的：一是个人自由的神话；二是市场至上的神话；三是产权万能的神话。为了通过这三个神话实现资本的自我增殖，新自由主义者们人为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欲望，把福利社会变成了消费社会，把人变成了消费机器。同时不遗余力地攻击人的高级需要，把它混同于短缺时代的虚伪高调，千方百计让人们把高级需要当作一种病态。由于把人仅仅视为经济动物，只承认能用钱来衡量的才有价值，新自由主义者鼓吹通过经济增长解决一切困难和问题。为此必须想方设法让人们赚更多的钱，哪怕带来再严重的问题也在所不惜，因为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没有比赚不到钱更严重的问题了。其结果，是形成了“增长”的意识形态。人们认为，为了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失业、病痛、经济危机都是自然现象，不应人为地加以干预。相反，必须保持一定的“自然失业率”、反对各种各样的健康保险和政府宏观调控。新自由主义的三个神话都来自以资本自我增殖为标志的“增长”的拜物教。新自由主义者的第一个神话是原子式个人的自由。马克思认为，人是对象性存在物。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社会中，离开自然界和社会，人根本无法存在。但社会按照短缺还是过剩，会形成不同的经济形态，马克思分为人对人的依赖性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立性、每个人的自由个性。新自由主义者把个人的独立性与物的依赖性、而不是与人的对象性联系在一起，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自由的基础，并把它灌输给每一个人。自由被当成了脱离社会、脱离他人的随意和任性。这实际上是把资产者的自由混淆为人的自由。由此形成新自由主义的第二个神话：市场神话。资产者的人格是在市场中形成的，而不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如果像波兰尼说的那样，福利国家是社会对市场的反向作用，那么，新自由主义就是市场对国家的反向作用。这在民族国家内部表现为新自由主义者的反政府主义，他们厌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认为市场永远是对的。正如撒切尔夫人认为只存在个人、“根本就不存在社会”一样，里根认为政府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在民族国家外部，新自由主义试图瓦解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建构一个世界市场社会。新自由主义者的第三个神话是产权万能。为了把在短缺时代私有制能产生效率的原理搬到过剩时代，硬说它能解决一切问题，新自由主义们创立了产权理论和产权市场，主张不仅知识的发展要靠知识产权，而且所有问题，包括环境治理，都可以通过“产权制度的变革”加以解决。其结果，是把整个世界都商品化、资本化了。不仅整个大气层，连地球都被标价出卖。这三个神话所针对的直接目标都是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左翼，但都导致共产主义信念的瓦解：第一，新自由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左翼突出政府作用，攻击共产主义剥夺私有财产，是夺去了自由的基础，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对此作出了反驳。他们认为，作为自由基础的财产是个人消费品，而不是生产资料，共产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正是为了确保每个人都能占有个人消费品。同样，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左翼强调政府的作用，恰恰是为了实现宏观的效率，避免单个企业的生产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而整个社会生产却呈现无政府状态。第二，无论是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左翼，还是共产主义，都以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作为历史前提，因此它们并不反对增长，而只是反对把经济增长视为最高目标。共产主义反对用经济增长来代替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第三，正如共产主义并不反对个人自由和经济增长，它也不反对个人权利，它反对的是以个人权利为名推行生产资料私有制、压抑个人的社会权利在内的非经济权利，并以此促进资本的自我增殖。同样，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左翼并不反对、反而极力推进产权理论，其“政治正确”只是表现在认为产权理论有其相应的适用范围，不能到处套用。由于新自由主义瞄准了民主社会主义、左翼自由主义和福利社会的弱点，充分利用了它们的内在缺陷，再加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存在严重的不足，新自由主义对福利社会的反攻倒算、对共产主义的诬蔑宣传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然而，意识形态宣传上的成功和经济上的成功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即使在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完全失去信心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也是以一系列的失败开始自己的历程的，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都乏善可陈，更不要说苏东剧变后的原社会主义国家了。20世纪60年代，全球经济总增长率为3.5%左右，即使在艰难的20世纪70年代这个数字也不过下降到2.4%，但是在随后的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却分别为1.4%和1.1%，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美等国家才依靠以外部市场为基础的全球产业分工，获得了较快的增长。同样，21世纪以后仅仅因为中国的崛起，才把全球经济总增长率稍稍往上拉动了一点点，而中国却不被新自由主义者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这就是说，相对凯恩斯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了彻底的失败。那么，为什么给人的印象，似乎新自由主义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按照大卫·哈维的分析，[1]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均衡地理发展造成的动荡加剧，使得某些地区（如80年代的日本和德国、亚洲“四小龙”，90年代的美国和英国）能够获得巨大的增长，代价则由其他地区承担。二是上层阶级掌握了舆论工具，让人们选择性地看待成功与失败，比如以上地区的成功被大力宣扬，而其他地区的失败则被有意忽略。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和实行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对比，被人为地加以遮蔽。一旦有人突破这种舆论宣传，揭示了不均衡发展的真相，新自由主义者就会论证不平等对于增长的“必要性”，以及失败者“无能”的论调，强调形式平等相对于实质平等的优先地位、程序正义相对于实质正义的优先地位。由于新自由主义重新在国内外导致两极分化，如果不是苏东剧变和中国开放市场为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提供了机会，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不可能持续到今天。据统计，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产阶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0%左右，而到2013年以后，这个比例连50%都不到了。因为资本输出从货币的供给端缓解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货膨胀的压力，正是从发展中国家输入的商品压低了物价水平，从需求端缓解了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的压力；也正是资本的输出和商品的输入使得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收入下降的情况下维持了原来的生活水平。但前提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群众成为发达国家资本借以吸血的新鲜肉体。可见，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软着陆，根本不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多么正确，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资本提供了新鲜血液。由此必然导致的结果是国与国之间的两极分化。以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诸国为例，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呈现出巨大的不平等，生活在最富裕国家的五分之一人口与生活在最贫穷国家的五分之一人口之间的收入比，从1960年的30：1和1990年的60：1，上升到1997年的74：1。因此，大卫·哈维把新自由主义称为大资产阶级的一种乌托邦计划，“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而在这两个目标中，后一目标达到了，前一目标“并不非常奏效”。[2]这就是说，新自由主义的后果，只是资产阶级的重新崛起，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把本阶级的生活条件强加给其他阶级。相反，它必然会在国内激化阶级矛盾，在国外激化民族矛盾。让新自由主义者志得意满的是，无论是国内的自由主义左翼或民主社会主义，还是国外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看起来都没有什么还手之力，相反，在它的打击和演变之下，两种社会主义不断丧师失地，最终走向了崩溃。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它看来不过是贴了一种“社会主义”标签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而已。新自由主义的短视让它无法看到这个标签背后的事实。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新自由主义才遇到麻烦。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世界范围内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右翼浪潮的兴起，都是其突出表现。比较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倒似乎成了新自由主义的盟友，从新自由主义手中接过了全球化的大旗。为了把握这种复杂的历史局面，我们需要一套相应的坐标系。马克思主义就提供了这样的坐标系。困难在于，马克思主义内部后来也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见解。有的由于不善于从对立面的统一看问题，背离了辩证法，没有能力掌握这种坐标系，提出了片面的结论。二、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唯一短视的见解。即使是传统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也有许多人看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这些人同新自由主义者一样，持有一种线性的历史观，看不到历史是四维弯曲时空中的一条螺旋式曲线，误以为它是一个平面上的一条直线。按照这样的见解，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分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和高级阶段即狭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社会虽然处于初级阶段，但仍被当作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那种社会主义。凡是与想象中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同的特征，都受到攻击，被认为背离了社会主义。作为全球化的新领导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通过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全球化引向共产主义方向的趋势，被忽略了。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根本就不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要知道，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因此即使它的低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也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要高；而中国1956年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生产力水平连中等发达国家都没有达到。按照原来的预期，要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的时候，生产力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像这些人所说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生产力既然连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都没有达到，生产关系怎么可能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要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面临同样的疑问。这说明线性的历史观是不成立的。邓小平同志一方面坚持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发展水平很低，许多方面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如。这是彻底的实事求是。他讲“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指的就是不够生产力的“格”。在他眼里，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相对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来说，属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因为它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还要高；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因为它连中等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都没有达到。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不能用线性历史观作为坐标系加以衡量。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全面超越资本主义并在吸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反，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虽然建立了比资本主义还要先进的社会制度，但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还有许多方面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必须向它们学习。中国在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另一些方面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这要用曲面中的曲线（比如螺旋线）才能说明。既然根本不存在直线运动，那么，曲线的下降阶段相对于它之前的上升阶段来说，也是前进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因而仍然是一种进步。列宁把它称为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这恰恰落入了马克思在他的历史观中所提供的坐标系。在邓小平同志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达不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那种状态；它是通往那种状态的一条曲折的“道路”。早在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时，邓小平同志所谈的就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人们一向鼓吹的那种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和高度的思想觉悟，等等要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才能达到的那种直线状态。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已经进入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的过剩时代，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问题仍然是短缺，因此它们面对的是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相比，其优越性在于能够使中国更快地摆脱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房子不够住的短缺状态，进入小康社会，然后迈向共同富裕。这就意味着，单纯从经济状况特别是生产力水平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并不处于同一时代，相反，它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状况处于同一时代。只有在短缺和过剩的坐标系中，才能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只有在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坐标系中，才能理解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区别；只有在从短缺向过剩过渡和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意义上，才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深刻含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社会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短缺与过剩：衡量时代条件变化的静态坐标系。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专家都忽略了：在生产力状况方面，正是短缺经济和过剩经济这一对概念，使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简易分析成为可能，因为“过剩”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所有社会矛盾都建立在短缺的基础上，所有的文明形态都是为了建立一套在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房子不够住的情况下能让尽可能多的人活下来并让上层人士活得更好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现象的出现所导致的问题与短缺时代的问题截然相反，从而使得原来为解决短缺问题而建立的制度不再适用，反而会加剧由过剩所导致的社会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试图创立一种新的文明类型、新的社会制度，正是因为原来的文明和制度无法解决过剩问题。共产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恰恰在于，它是为了解决过剩问题而建立的。作为一种新文明类型，共产主义属于一个崭新的时代：过剩经济时代。新自由主义出现以来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复杂化恰恰是由进一步的过剩导致的，这意味着分析资本主义的复杂矛盾并不需要建构新的分析框架，而只需要对马克思的简易框架进行改良，让它适应复杂的现实状况即可。“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需要的满足不同，涉及的是人的生存需要的满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首先必须生存，然后才能“创造历史”。但是为了生存“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经济活动。[3]所谓短缺经济，就是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房子不够住，也就是缺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资料。所谓过剩经济，就是生产力达到足以满足所有人衣食住行的需要之后还有剩余。衣食住行属于自然需要，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需要则属于社会需要或个性需要。只有在自然需要得到满足的条件下，社会需要和个性需要才能得到发展。唯物史观成立的前提就是短缺经济。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社会、政治、文化等问题的解决，都受到经济问题的制约，用马克思的话说，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在短缺经济时代，私有制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比较起来，是最有效率的所有制关系。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强行推行公有制只会导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但到过剩经济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由经济过剩导致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问题，与由经济短缺所造成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问题不仅不同，甚至截然相反。试图用解决短缺经济问题的办法解决由过剩经济导致的问题，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马克思的理论与前人截然不同之处就在于：以前的人们都不自觉地立足于短缺经济去分析社会、政治、文化等问题，而马克思则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现在必须准确评估过剩经济带来的影响。在马克思看来，有两种立足于人类生活的唯物主义：一种是旧唯物主义，以短缺经济下的社会形态为基础；另一种是新唯物主义，以过剩经济下的社会形态为基础。用马克思的话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5]所谓“市民社会”，广义上指“经济的社会形态”，即短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狭义上指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谓“人类社会”，广义上指建立在过剩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狭义上指共产主义社会。广义的“市民社会”包括资本主义之前的所有社会形态，广义的“人类社会”共产主义之后的所有社会形态（马克思认为将会有很多种）。1825年以前的全部人类历史，都是短缺经济的历史。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房子不够住，这样的问题一直考验着人们的智慧。孟子的理想社会是“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而中国几千年间见面打招呼都是“你吃了吗？”，这体现的恰恰是“民以食为天”的价值观。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天朝田亩制度》的目标仍然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西方社会也是这样，整个制度，包括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都是为解决短缺问题而建立的。人类的全部文明和文化，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等，都自觉不自觉地把“短缺”默认为自己的前提。而全部社会科学的真理性，也只限于短缺经济。1825年，英国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过剩危机。粮食卖不出去，埋到地里；衣服卖不出去，放火烧掉；牛奶卖不出去，倒进海里……，“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6]这是人类历史上同类危机中的第一次，但它标志着人类由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折。按照《共产党宣言》的分析，从此以后，建立在短缺经济基础上的全部文明将要走向过时，一种建立在过剩经济基础上的崭新文明类型在东方露出鱼肚白。但是过剩分为两种：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在资本主义时代，这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必须通过一个分析框架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要建立的分析框架，正是为了解决过剩经济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而在旧的框架中，新问题只能被当作旧问题，从而使问题的本质被遮蔽起来，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的症状不断加剧。现在很多人之所以无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矛盾，原因就在于没有抓住马克思的分析框架，还在用短缺经济时代的旧框架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问题。这一框架是在《资本论》中建立起来的。它要解决的是从短缺到过剩的过渡问题，或者说，是从相对过剩到绝对过剩的转变问题，因此是一个动态的坐标系。动态坐标系：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众所周知，1825年的危机还只是相对过剩的危机，而不是绝对过剩的危机。与绝对过剩不同，相对过剩同时是相对短缺，就是说，一方面是粮食、衣服、房子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给相对于需求（demand）来说的过剩；另一方面是仍然有很多人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needs）得不到满足。相对过剩的本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的产能过剩，本质上是资本过剩。问题在于：第一，需求是能够通过货币来满足的需要。没有相应的货币，即使有需要也不能转化为需求。这就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是没有意义的，只有“需求”才有意义。市场只为需求生产，不为需要生产。因而，如果不能区分“需要”和“需求”（这正是当代中国学者的普遍状况！），就无法真正理解相对过剩与绝对过剩之间的关系。第二，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为满足需求生产，而不是为满足需要生产，那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满足需求、忽略需要，而且必须使供给者获得利润。如果资本主义企业能够满足市场需求，而且在这之后收回的货币能够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并给工人发工资，但没有利润，它们是不会组织生产的。这意味着“资本过剩”。资本过剩的意思是说，虽然生产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但不能赚钱。在这种情况下，哪怕继续生产能够拉动为本企业提供生产资料和为本企业的工人提供生活资料的上游企业的生产，没有利润的资本主义企业也会停止生产、解雇工人，从而使本来还在赢利的上游企业破产，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经济危机。只有不仅相对于需求来说过剩，而且相对于需要来说也过剩，才是绝对过剩。相对过剩只是相对于购买力来说的过剩，即供给（supply）过剩；绝对过剩才是相对于需要来说的过剩，即生产（production）过剩。从相对于购买力来说的过剩到相对于需要来说的过剩、从供给过剩到生产过剩、从为资本家谋取利润而生产到为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生产，有漫长的路要走。在理论上，马克思用了不到20年时间，到1867年就完成了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的分析框架。但在实践中，从1848年到1968年，资本主义国家用了120年时间才走完从相对过剩到绝对过剩的路。因此，研究资本主义的复杂矛盾，要求我们回到马克思，通过他的分析框架去看待1968年之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矛盾的复杂化，则超出了马克思的分析框架的范围，要求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修正。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可以概括为一般利润率螺旋式下降趋势的规律。所谓利润率螺旋式下降，包括三个环节：首先，随着市场从供不应求到供求相抵再到供过于求，商品价格逐渐下降，导致一般利润率逐渐下降，其中利润率为零的企业走向破产，连累那些仍然有利润的企业，整个经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来，形成经济危机。其次，在危机中，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供求关系实现了强制平衡。于是在危机过后，生产逐渐恢复，价格逐渐上升，开始下一个周期，但新的周期的一般利润率不可能再回到上一次周期的水平，而是相对于上一周期有所降低。最后，每一周期之后，一般利润率越来越低，直到趋近于零，最终形成资本主义灭亡的危机。因此，一般利润率螺旋式下降趋势的规律实际上是供求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周期性之间关系的表现。这一规律被恩格斯概括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资本论》第三卷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它体现了《资本论》第一卷中“资本的生产过程”和第二卷中“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矛盾的统一。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而利润则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在这一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利润的生产。它的生产目的不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各种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资本家赢利的需要。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工资被视为劳动力成本，为了提高利润，就必须压低劳动力成本；但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工资是决定工人的需要能否转化为有效需求的因素，要实现“需求拉动”，就必须提高工资；由此形成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矛盾：一方面要求压低工资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要求抬高工资以增加有效需求。这一矛盾不断发展的结果，就是一般利润率通过一次次的经济危机而螺旋式下降的规律。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把资本视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把利润率视为这种特殊商品的价格。利润率同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如果资本供不应求，利润率就高；供求接近平衡，利润率就低；供过于求就没有利润甚至亏本。回到我们关于相对过剩和绝对过剩的观点，既然所谓“过剩”是指粮食够吃、衣服够穿、房子够住，那么，第一，相对过剩就是指相对于需求来说的过剩；第二，绝对过剩是指相对于需要来说的过剩；第三，从相对过剩到绝对过剩是指所有需要都因为有相应的货币而转化为需求，从而使原来因没有货币而不能满足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如何实现这一点？很简单：提高工人收入。工人收入增加了，他们的需要就可以转化为需求，相对过剩危机就可以消除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的一致。在逻辑上，这表现为：《资本论》第一卷所阐发的“资本的生产过程”同第二卷所阐发的“资本的流通过程”之间的矛盾，在第三卷中体现为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规律。但在历史上，这表现为1929年以前的世界霸权转移时期和1929年以后的福利社会时期：第一，从意大利北部的自治城市到荷兰再到英国，世界霸权的转移在每一个国家范围内都伴随着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过程。第二，世界霸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之后，利润率螺旋式下降变成了平滑下降。1929年以后的变化，是由于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出现了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革命，工人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不断消解危机的经济根源，直到建立资本主义的“福利社会”，一劳永逸地消除由相对过剩造成的经济危机为止。这正是20世纪西方“福利社会”政策的结果。随着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革命的成果惠及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社会的普遍建立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接近30年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随后就是滞胀和新型危机，即绝对过剩的危机。粮食够吃了，再增加农业投资，并不能带来更多的利润，而只会使第一产业的利润率越来越低，直到亏本；同样，衣服够穿了，房子够住了，再增加工业投资，并不能带来更多的利润，而只会使第二产业的利润率越来越低。从此以后，资本主义不得不发展所谓的“第三产业”。但是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不同。第一、二产业满足的是衣食住行等刚性的生活需要，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人的身体机能会遭到破坏。第三产业满足的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需要，具有相当大的弹性，即使得不到满足，也不会对机体造成什么影响。因此第三产业并不能改变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本身，而只能改变这个规律发挥作用的形式。按照凯恩斯在《劝说集》中的说法，到绝对过剩，经济学就“终结”了，因为衣食住行等所有的生存需要、低级的物质需要都得到了满足，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有限的资源不足以满足人类需要”，已经消除了。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到这时候，作为“人类社会史前时期”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就终结了，真正的人类历史就开始了，因为从此以后比生存需要更高级的发展需要、非物质需要（包括社会需要和个性需要）凸显出来，从而使片面的经济生产为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人自身的再生产所取代。照这样说来，最迟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就应当灭亡了，因为到20世纪60年代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进入了绝对过剩。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反而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在英美的带领下，20世纪90年代又经历了一段低速的然而却是稳定的发展。这让资本主义生出一种“历史终结”的迷之自信，中国在21世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甚至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被认为将被新自由主义所改造，有可能由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直到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的信心才受到打击。作为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英国和美国，先后出现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意外。令它失望的是，被它视为靠山的中国，偏偏在这时候重新打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新自由主义就像一个被抛弃的怨妇，盼望着中国在受到逆全球化浪潮的打击后重新回到她的怀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划定新的坐标系。在金融危机到来以前，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出版了《新自由主义简史》，书中直截了当地把邓小平同志与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并列，作为引领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三个代表人物。这本书讨论中国的第五章，标题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就是说，大卫·哈维不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名不副实，本质上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而且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最新形态，即新自由主义的三种典型表现之一。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相对客观一些，例如阿明和阿里吉都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过渡形态；由于既强调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又强调其他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为补充，它既有可能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也有可能过渡到完全的资本主义。所有这些学者都无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向共产主义迂回包抄的“道路”，也就看不到，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并存和平行发展的，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起的作用与其他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并不平行，而是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它像一道普照的光，使被笼罩在其中的一切都改变了颜色。这说明，正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容了民主社会主义但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容了资本主义因素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只不过它被新自由主义者误认为只要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就必然被改造为资本主义而已。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在资本主义国家陷入负增长的同时，中国却继续高速增长，直到党的十八大前后，中国经济才进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这标志着，从此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从此以后，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开始警惕中国的崛起，直到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批判中国是“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并把中国视为主要对手。问题在于，中国学者由于不懂辩证法，看不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纠缠下各自的独特本质，不仅缺乏“道路”意识和同路人意识，更缺乏“时代”意识；不仅在党的十九大之前没有人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即使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的三个“意味着”之后，仍有许多学者无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世界历史意义，误以为它只是一个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概念，看不到它标志着全球化的一个新起点：社会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谓予不信，请让我们一起重温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三个“意味着”的表述：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毫无疑问，第一个“意味着”讲的是“民族复兴中国梦”，但第二个“意味着”和第三个“意味着”呢？其难道不正是对社会主义全球化的描绘吗？第二个“意味着”表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出低潮。近30年前，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这十年的成绩哪里来的？是从改革开放得来的。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当然，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我看总的局势是这样，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7]】他在1992年又说：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8]】正是基于这种自信，邓小平同志坚决反对重新走向封闭，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9]】第三个“意味着”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运动曾经从苏联一国发展到多国，但这是建立在苏联红军赶走纳粹军队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扩张的基础上。相反，苏联把自己的计划经济模式强加给这些国家，使得这些国家无法吸纳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管理，阻碍了它们的发展，为后来东欧剧变埋下了祸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表明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是所有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相反，它有力反驳了丘吉尔所谓资本主义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和撒切尔夫人所谓除资本主义道路“别无选择”的谬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表明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不止一条。发展中国家既可以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又可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必然落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从属式现代化”和“依附性发展”的陷阱，因为资本主义信奉的是人对人像狼、国家对国家像狼的零和游戏；相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则意味着能够对发达国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信奉的是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一方面不把自身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另一方面又能够秉承“普天之下皆兄弟也”的中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为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和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因此立足于现代性批判而不是现代化。马克思晚年曾经研究过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问题，结论是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必须以欧洲革命同时取得胜利以无私帮助俄国获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作为前提条件。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在落后基础上建立的单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的封锁中无法获得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在力量对比中必然落下风从而最终失败。列宁的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提出的，在这种背景下他的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国际联合”已经是顶峰。从斯大林模式中演化出的大国沙文主义不仅导致中苏分裂，而且使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国家同苏联离心离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充分吸取了苏联的经验教训，不仅停止向世界输出革命，而且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专心致志地致力于自我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不去管“别人的事情”。相反，我们向一切人、一切国家包括向自己的敌人学习一切比我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终于成功地跨越了卡夫丁大峡谷。从“四个自信”的角度看，我们无须去追求其他国家的“认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提供了另外一种坐标系：共产主义文明的坐标系。我们正是在对这种坐标系的改良中找到自己新的历史方位的。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道路，我们就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同路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在很多时候我们甚至需要拽着人们前进。这就要求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人有高度的自我革命意识，以免在复杂的斗争中迷失自我。为此就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坐标系。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统一。正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强军思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贡献一样，习近平主席的大国外交思想，只有放到能映现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坐标系中才能充分显示它的意义，进而帮助我们认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三、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生机活力
中国人民历来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在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空前紧密，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遗憾的是，由于世界局势错综复杂，人们很少能够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由此决定了它的三大使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大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这就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三个“意味着”对应的正是三个“先锋队”的使命，从而忽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蕴含的社会主义全球化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为了应对当今世界的复杂局势而提出的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地指出了当今世界局势的特点：一方面，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突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战乱恐袭、饥荒疫情此伏彼现，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由此决定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发展来解决，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特朗普政府搞美国优先，或者欧洲右翼的排外，都只会导致新的问题的产生，而无法解决已有的问题。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显然，这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的都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第一，发展、合作、共赢，即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主张：（1）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2）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3）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4）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5）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所有这些方面，都与资本主义的零和游戏形成鲜明对比。第二，和平、独立、自由。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同“拳头硬就是老大”的实力外交形成鲜明对比。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史，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完全依靠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智慧而不是通过血腥掠夺所实现的资本原始积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中国人民从世界贸易中赚到的每一美元都是干干净净的。第三，结伴而不结盟。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与跨国资本组织相比，所有这些组织化的手段，都有助于加强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合作，而不是拉帮结派，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第四，开放、互通、助人。在经济上，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同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这同单纯搞资本输出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形成鲜明对比。所谓“无利不起早”，只要没有利润的地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不会投资，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国有企业负有解决工人就业问题的义务，因此只要产品卖出去以后能够补偿工人工资和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就愿意继续生产和投资。在西方国家看来，由此造成的中国产品和投资的价格优势属于“不平等竞争”和“国家补贴”，而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却属于提供公共产品。与发达国家的所谓“援助”相比，中国的帮助和带动不附加任何条件，一切以互利互助为特征。第五，平等、扶弱、担当。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这同“钱多就是大爷”、动不动拿对联合国的义务要挟联合国的强盗行径形成鲜明对比。以上各点，都表现出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它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外部表现，因此有着丰富的内涵。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习近平主席大国外交思想中的科学社会主义色彩很少受到关注，更不用提得到阐发了。这固然是由于目前阶段国际关系尚处于旧秩序遭破坏、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时期，使人们看不清局面，更由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初步获得成功不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刚刚走到上升阶段的转折点，而人们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坐标系，难以形成真正的世界历史眼光，往往满足于在西方视野中看问题。这里仅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中国古代的天下主义和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区别与联系为例加以阐明。天下主义到国际主义：全球化的另一条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截然不同于西方近代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最后一段开头引用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话。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中国古代的天下主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如果没有前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有可能像不结盟运动那样，陷入民族社会主义。从现代化的路径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西方的本国优先主义或本民族至上主义不仅不同，而且截然相反。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历程，本质上是从天下主义到国际主义；西方从传统到现代，却是从封建主义到民族国家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发展，它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国际空间；另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另一种国际秩序背景、另一种选择。中国真正进入天下主义时代是从秦灭六国开始的。此前虽然也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由于封邦建国制度的存在，春秋战国陷入了各民族国家争霸天下的局面，“王道”不复存在。随着国家为郡县所代替，爱国主义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民族融合成为主流。此后漫长的天下主义时期，所谓“中国”，并不是单纯地理位置上的富国、强国，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富国、强国。各王朝虽然实际上往往是外儒内法，但“文”被认为高于“武”，“王道”被认为优于“霸道”。相反，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近代以来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这就好比中国不是由秦国统一六国，而是由战国七雄签订一个互相之间维持均势并保证天下万国之间保持和平协商而不是诉诸武力解决分歧的条约。它的前提是大国之间保持均势。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眼光中，正如人对人像狼一样，国家对国家也像狼。正如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一样，和平只能是强国对强国即狼对狼之间的和平。强国和弱国即狼和羊之间是不存在和平或者民主、自由的，只存在吃与被吃的关系。同样，如果狼群中走出一头狮子，强国中走出一个霸王，和平也将不复存在。用天下主义眼光衡量，这正是一种“霸道”秩序而不是“王道”秩序。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均势被打破，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想成为狮子并把别的国家变成羔羊。二战以后，美苏两头狮子之间形成了均势，维持冷战式和平局面近半个世纪，直到苏东剧变以后中国加入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宰的世界市场体系，被误认为能够成为和平演变的对象为止。随着中国的崛起，习惯了独霸世界的美国焦虑感上升，开始向成为“暴秦”的道路狂奔。有些人认为中美贸易战缘起于中国“辜负”了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期望”。这些人不了解：当今国际秩序的本质是狼与狼之间的均势，而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期望”却是成为一头大白羊。早在两百多年前，拿破仑就警告过：中国是一头被催眠的狮子而不是一头无辜的大白羊。这种说法所透露的正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背后的“国家对国家像狼”的国际关系心态。哪怕中国再三说明，西方人还是无法理解“天父地母”“普天之下皆兄弟也”的天下主义世界观。在这种情况下，正是1919年巴黎和会上遭受的屈辱和列宁-托洛茨基无条件归还中国权益的宣言所形成的鲜明对比，让中国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的国际主义使中国的天下主义走向复兴，不仅形成了李大钊的“世界主义”，而且促使孙中山先生改造自己的“三民主义”，形成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为国共走向第一次合作奠定了基础，并在21世纪成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前驱。实际上，早在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就在巴黎召开的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表明过中国的态度：“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10]问题是不仅已经独霸世界20多年的美国听不进这话，就连强调“欧洲价值观”的英、法、德等国家，也已经习惯了“均势思维”，不理解狮子怎么可能是“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在西方人看来，世界无非是一片大丛林，哪有什么“天父地母”？在丛林中，正如狼和羊之间不可能存在什么“兄弟之情”一样，怎能指望一头狮子成为吃素的动物？中国有必要让世界了解自己“王道”文明的习性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本质，但这必须以确立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话语权为前提。几百年以来，资本主义富国和强国已经习惯了对其他文明指手画脚，尤其是以“上帝选民”自诩的美国，就像以“天子”自居的中国古代昏君一样，早已丧失倾听民心民意的能力。中国古代的贤明帝王至少还有谏臣提醒“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特朗普政府却是谁的提醒都听不进去。他认定了一条：上帝只垂青美国，世界只能有美国这一头狮子，否则就无法保证美国的“绝对安全”。因此，必须通过催眠，让中国重新把自己变成一头大肥羊。羊再肥大都不妨事，“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天哪，狮子再“和平、可亲、文明”也还是狮子，不是绵羊！“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绵羊”不是更让美国有“安全感”吗？对于中国来说，天下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不仅是由于像孙中山认为的那样，苏俄是第一个“平等待我之民族”；而且更是由于像李大钊认识到的那样，由资产阶级开辟的世界历史只能由无产阶级来完成。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只能是由“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的社会主义全球化，而不可能是以“人对人像狼，国家对国家也像狼”为信条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是由封建主义走向民族国家，相反，中国传统社会是“普天之下皆兄弟”的国际秩序，它不仅超越了西周初年的封建制度，而且超越春秋战国的“霸道”秩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为“天下”秩序所取代，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只能经过列宁主义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国际联合”这一阶段，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后再走向以共产主义作为经济基础的“人类社会”。从新社会运动到社会主义全球化。从马克思主义坐标系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资本主义是利润至上主义，以资本为中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人民为中心。从满足“物质文化需要”到满足“美好生活需要”，表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一方面在物质生活方面可以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社会，另一方面则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生态文明方面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另外这些方面不仅不能促进利润增长，反而会妨碍利润增长。早在1958年出版的《丰裕社会》中，加尔布雷思就已经注意到，美国的滞胀并非像新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凯恩斯主义造成的；相反，它表明资本主义导致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加尔布雷思所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到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中国和1958年的美国一样，进入了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常态。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土地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可以依靠，因此更加容易战胜困难。加尔布雷思指出，美国的过剩现象是与匮乏现象同时存在的，比如，美国私人产品过剩，公共品仍然短缺（小汽车很多，马路很少）；物质产品过剩，精神产品仍然短缺，等等。为此，他提出必须建立平衡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以扩大公共品和精神产品的供给。遗憾的是，加尔布雷思的这种“新社会主义”理论难以为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所接受。标榜“欧洲价值观”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宗教社会主义虽然意识到加尔布雷思是正确的，但由于已经放弃了阶级政治，无力引导反抗新自由主义的新社会运动。以短缺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运动主要是围绕满足物质需要、基本的生活需要展开的。与此不同，新社会运动通常是围绕高级的社会需要和个性需要而展开的运动。与传统的阶级政治不同，新社会运动不再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物质利益或改变经济地位的运动，而是中等收入群体寻找身份认同的运动。阶级矛盾并没有解决，它仍然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在福利社会政策下，阶级矛盾不再影响人们的生存需要即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满足，因而在修正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更高级的非物质需要凸显出来，成为人们行为的动力，但人们认识不到，现有的机制和体制妨碍更高级需要的满足，因此也认识不到，试图在不改变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情况下改变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不可能获得成功。由于看不到病根，人们唯一想做的是消除症状。这是一种绝望的努力，由此导致的种种次要矛盾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吸引过去，从而遮蔽了主要矛盾。新社会运动包括种族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反核和平运动，以及自由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平等对待爱滋病患者运动等等。在这些运动中，比较有名的如黑人民权运动、动物保护运动，以及自由堕胎运动和同性恋运动等等，都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由于利润至上主义仍然是所有这些新社会运动的底色，其结果是，新社会运动的成功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巩固了资本的统治，因为据说这些运动都与新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自由”联系在一起，而新自由主义者们所说的自由首先是贸易自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说“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11]民主社会主义者们、左翼自由主义者们正是这样。他们无法抵御新自由主义，后者用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毒害和侵蚀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从而把能够用货币和资本衡量的肉体需要的满足当成了压倒一切的目标。马克思关于在过剩经济时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目标被人为地抹去，人为制造的肉体欲望代替了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人被变成了消费机器。只要离开对现存经济制度的改造，新社会运动就不可能与民主社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划清界限。尽管新社会运动的理论来源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据，但即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也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阶级斗争，他们只想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现状，而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恰恰在于它是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学说。结果变成了，在奉行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们成功地挽救资本主义经济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再来试图挽救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等。因此，表面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在批判修正主义，但就其从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形形色色的哲学批判（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批判（如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他们不过构成了修正主义的另外一脉，即传统修正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是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方面歪曲马克思，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则是从哲学、心理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歪曲马克思。新社会运动要想真正取得成功，就必须改变过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因为这些社会运动体现的都是人类的非物质需要、高级需要，它们只能以物质需要、低级需要等基础需要的超越意识为前提。而中国正在这样做。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指明了另外一条现代化途径，而且能够借鉴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教训，从而能够使中国避免西方新社会运动失败的老路。由此观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而是一种有待从各方面展开的实践战略。从长远看，它真正的敌人是新自由主义，因为目前几乎所有的全球问题都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但从近期看，它的主要对手是民族资本主义，因为民族资本主义认识不到民族资本的困境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的，反而煽动起狂热的民族情绪，把全球化进程中的其他民族当作替罪羊。民族资本主义的逆全球化政策破坏着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和合作，这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而开历史倒车是没有出路的。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狭隘民族主义是首要的敌人。我们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远交近攻，首先消灭民族资本主义，然后消灭新自由主义，最终为一个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到来做好准备。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自由主义），都应该放到马克思主义坐标系中，为它们各自找到其位置。只有这样，作为中国道路领路人的共产党人，才能同时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队员。在世界政党大会上，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有激进、保守、反动之分，但共产党永远是革命党，而不是民主党派，它永远不能变成保守党，更不能变成反动党。共产党人必须以伟大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在我们看来，在中国可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共产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宣传福利国家、福利社会的未来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将走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未来。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研究《共产党宣言》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坐标系为根据，从中发展出一套新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战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在世界上把当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为全人类的未来提出我们自己的大同主张，作为全世界人民群众的选择方案。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那样：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我们决不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给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但中国共产党有义务说明自己眼中的世界未来前景，以便让全世界人民群众有一种新的备选方案。中国共产党不能放弃葛兰西所说的这种“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我们自己所说的话语权。中国人民要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为此必须让世界了解我们的主张、赞同我们的主张。注释
[1][2]［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77～190、2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502页。
[4][6][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37、13页。
[7][8][9]《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0～321、383、373页。
[10]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讲故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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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马拥军，察网专栏学者，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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