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发展一直是国内学界中国外左翼研究的一大热点。生态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抓住气候变化问题，猛烈批判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注重现实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谋求全球尤其是南方国家反抗资本主义运动之间的联合；思考生态社会主义的战略规划；等等。第二，新陈代谢断裂学派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生态学，推进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进一步深化。第三，关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及其世界影响。见微知著，透过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动态，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大变局的发展演变，制定相应的经济社会环境政策，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 国外左翼 生态文明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学技术创新突飞猛进，全球经济社会结构处于深度调整时期，发展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影响广泛，再加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国外左翼一支力量的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批判更加激烈，它不仅在思想上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资源，结合当代发展进一步阐发，而且谋求全球合作、组织现实的反抗资本主义运动联合起来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日益增长。
随着气候危机的加深，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日益显露。生态社会主义者抓住气候变化问题，猛烈批判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思考生态社会主义的战略规划，谋求全球尤其是南方国家反抗资本主义运动之间的联合。对于全世界而言，2020年的主题词都应该包含“新冠肺炎疫情”。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与气候危机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局限性的鲜明表征。首先，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公共健康服务的匮乏。由于新自由主义近几十年在全球的肆虐，在北方国家，因为私有化和公共基金削减，严重影响了公共健康服务体系，大部分南方国家由于对北方国家负债累累而没有能力发展起有效的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其次，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遭遇危机，突出暴露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脆弱性和不合理性。因此，“资本主义不仅不能够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而且其本身的运作也已经无法维系”[1]。克里斯·萨尔特马什（Chris Saltmarsh）在《绿色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证明，短时间内压缩经济发展、急剧削减碳排放是可能的。以疫情期间受影响最严重的航空业（航空业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为例，航空业的不景气的确降低了全球碳排放，但是航空业的工人因为发不出工资或者失业而导致的生活水平下降或者失去保障也成为新的社会问题。所以，对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单纯的压缩经济发展而不在制度上进行转型和改造，对于劳动阶级来说是不正义的，对于社会可持续发展来说也是考虑不周的。疫情期间碳排放的确是下降了，但是化石能源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个事实并没有改变。因此，气候危机、社会不平等与公共健康危机的重合并不是偶然的，它们也有共同的解决方法，即在经济领域扩张公共所有权[2]。在这里，克里斯已经比较明确地将世界经济社会危机的根源定位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生态危机不仅仅对人类在地球上的未来生活是一个主要的威胁，而且它也与资本主义的许多彻底的和灾难性的改变重合在一起。在过去的40年，资本主义在全球展现了其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帝国主义形式，并在许多地方进行野蛮的战争给全球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危机。资本主义在当代表现出的各种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证明了它的过时和老旧。资本主义在其近几十年的帝国主义阶段，展现的仅仅是在伦理、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逆行，同时它也浪费了人类宝贵的时间，在这些年，全球人类社会本应致力于人类和环境福祉的改善和繁荣[3]。克里斯认为，气候问题成为当今西方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战略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4]。利奥·帕尼奇（Leo Panitch）在《论坛报》的一次访谈中指出，尽管气候变化迫在眉睫，但这并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缩短其战略时间规划的托辞。他建议行动者既要有长远的承诺，也要有10年、15年、20年的具体规划。这是一个需要重建工人阶级组织的时间框架，也是社会主义者掌握和运用国家权力的一个必须的前提[5]。在西方发达国家，有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生态社会主义者支持绿色新政，认为绿色新政缓和气候危机的一些措施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是相吻合的。有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意识到了国家权力的重要性，比如，克里斯指出，生态社会主义者必须牢记获取国家权力的目标，但是他的想法仍然是在现有的政治权力运行框架之内，参与传统政治角逐，只是强调要从下层建构一个更加多样性的民众基础。他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应该利用气候危机这个机遇，整合和介入现存的各种各样的反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6]。塞缪尔·法斯宾德（Samuel Day Fassbinder）指出，当前资本主义针对气候变化采取的基本方法是“减少碳排放”，但是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碳税为例，这起到的作用只是禁止穷人开车上班，而选择由富人所有的政府和企业所提供的公共交通系统，从这个角度看，随着气候变化，阶级斗争也会深化，并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7]。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力量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工人阶级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真正的革命力量。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并不总是革命的，而环境主义者也并不总是改良的，在这两种社会力量中存在深深的重合关系，因此这使两个团体有可能在一起合作并彼此教育。在当代，由于各种新技术的使用，工人阶级的队伍已经大大萎缩了，但是越来越多的大众——可能严格来说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政治化和激进化了”。这些大众包括年轻人、“非正式部门的工人、工作不稳定的人、难民、农民、失业者、贫困者等，他们是诸如洪水、山火、干旱等生态灾难的受害者，还有因为种族、性别、性取向、来源国等原因而受到压迫的人们”[8]。2001年出版的《生态社会主义宣言》和2008年出版的《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的起草者之一、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者网络（Global Ecosocialist Network）指导委员会成员米歇尔·洛伊（Michael L.wy）指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意味着全球社会大转型，从当前的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转变为全新的社会和全新的生活方式。当前的各种反抗资本主义的运动将促成这一大转型。他将当前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视为融合了各种全球正义运动、社会运动和环境运动的一种“运动”。他说：“生态社会主义将自身看作国际运动的一部分：因为全球的生态危机、经济社会危机无国界，所以反对作为所有危机的动力源头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也必须全球化。生态社会主义和其他反资本主义运动之间有许多交集：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和互补的；在气候正义运动中，针对被歧视社群生存条件的毁坏的斗争使反种族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走在一起；在南方国家的原住民运动中，有一些领导者就是生态社会主义者，同时，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也从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基于共同体的团结和对自然的尊重中得到了启发；生态社会主义在农民运动、工会运动、去增长运动和其他运动中也找到发言权。”[9] 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可以成为各种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一个汇聚点，它让人们确信一个超越商品化、环境破坏、剥削和压迫的“另一个世界”不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从而可以为实现社会大转型提供思想养料和实践战略。澳大利亚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认识到，要终结资本主义、遏制气候变化，小规模的、小团体的运动不会奏效，虽然打造一支大众的运动队伍十分困难，却是唯一的出路。“当绝大多数人有意识地为之努力的时候，社会改变才能够发生，社会主义者要不停地寻求让最大多数的工人参与到这场斗争中来。”[10] 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克拉克（Brett Clark）认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力是环境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由于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重合而形成，表现为工人社群和文化的集体抵抗，这个现实正在出现，尤其是在全球的南方[11] 。拉美的左翼运动一直比较活跃。巴西生态社会主义者塞布丽娜·费尔南德斯（Sabrina Fernandes）认为，拉美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需要实现左翼与农民、原住民等各个反资本主义体系主体所进行的社会运动相结合[12] 。在全球气候改变加速、生态危机加剧的背景下，南方国家的底层工人农民正在承受着它们带来的一系列恶果，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的同一性显而易见。资本对于人的剥削与对于自然的掠夺是不可分的，在全球南方，“如果没有土著人的斗争，就没有社会主义斗争”[13] 。塞布丽娜·费尔南德斯指出，如果不深入地思考全球资本对第三世界资源能源具有殖民主义性质的开采掠夺，就不可能真正把握资本主义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影响。因此，南方国家的联合行动，将给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以致命的一击，即根除其开采、剥削和殖民的根源。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种革命性的范式，将使用崭新的生产方式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条件，它专注于人们的必需品和生活质量，没有剥削和破坏，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过时的、不可欲的[14]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Robert Albritton）认为，社会主义诉求与生态诉求之间有所重合[15] 。他以非洲国家马拉维为例，马拉维需要保护森林，改善比较单一的农业种植，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良也将共同实现。阿尔布里坦将这种改善寄托于发达国家对于经济落后国家更为慷慨的援助，这显然具有比较明显的空想色彩。生态的改良、生活的改善最终只能依赖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证实了社会主义制度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生态社会主义者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解决全球气候危机方面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其存在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障碍，这些富有启发性的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当代证明。帝国主义体系在有形的和无形的各个方面都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这些事实足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再适合这个时代以及人类社会，从而给以社会主义全球化替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和无可争议的合法性论据。关于当前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战略，不少生态社会主义者仍然主张在现有的资本主义政权运行框架内进行权力角逐，暴露了生态社会主义受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深刻影响。这同样表现在生态社会主义者对于运动主体力量的认识上，即主张谋求各种社会运动、反体系运动的联合，其资本主义批判的激进性与现实政治斗争中的妥协性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层原因还在于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内部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有力组织领导，由此，将严重损害其实际的运动成效。南方国家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不断与原住民的各种社会运动相结合，促进了原住民社会主义意识的觉醒，但在进行反抗帝国主义体系的斗争中，如何将团结最大多数人参与运动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无产阶级先进政党领导结合起来，以促进运动取得实际的进展，是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者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
马尔姆（Andreas Malm）认为，福斯特、柏克特（Paul Burkett）等人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中“新陈代谢断裂”学派的代表人物。“新陈代谢断裂”学派认为，环境问题的成因在于资本积累打断和撕裂了生态循环和生态网络。它基于一种原初的生产者与生产工具的分离或者断裂，这导致了倍增的生态断裂[16] 。福斯特和克拉克指出，生态社会主义正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才成为21世纪这个星球上最先进的运动。生态社会主义运动需要与当前的资本逻辑决裂，引入完全不同的社会运转逻辑，应该致力于创造完全不同的社会再生产的新陈代谢体系。为了克服几个世纪以来的人类劳动与自然之间的异化，为了克服把环境和大多数人仅仅当作掠夺和剥削的对象，需要长久的生态革命。这个革命性的斗争必须现在就开始，必须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运动，且一开始就对资本设限[17] 。日本大阪城市大学的斋藤幸平（Kohei Saito）在德国进行过MEGA2的整理研究工作，其著作《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重要文献，他也是主张马克思的生态学或者说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论证者之一，其主要观点是，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思想是其政治经济学整体理论中的组成部分。斋藤在对马克思新陈代谢断裂思想的重新考察中指出，马克思的这种主张并不是只言片语的片段或者与其整个理论体系相隔绝的偶然提及，因为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包含着两个序列：第一个序列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因为人的劳动直接作用于自然，所以这一序列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第二个序列是以历史的、特殊的社会再生产体系或者制度为中介的新陈代谢，在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时期，表现为由资本所中介的第二序列的新陈代谢，即为了适应资本增殖，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所有的一切都绝对地臣属于资本积累的律令。但是，新陈代谢的资本组织与人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物质特性是不相容的，即第二序列的新陈代谢吞噬了第一系列的新陈代谢，由于二者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由此导致了第一序列的毁灭。进而言之，当资本不再能够获取其具有毁灭性的自我再生产的条件时，就导致了整个社会新陈代谢的崩溃，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就不再只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阻碍，而且还成为人类生存的直接挑战。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不再具有生产力，而成为毁灭性的[18] 。在斋藤看来，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关注的是作为社会物质再生产的基本条件的自然生态过程（即自然的普遍的新陈代谢过程），是如何被第二序列的社会的新陈代谢所重新组织的。在社会的新陈代谢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马克思指出了这种断裂导致的消极后果。但是马克思并不仅仅满足于承认这种断裂的存在，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一断裂是如何在自然中出现的以及这一断裂是如何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在空间上和实践上得以分配的。因此，斋藤认为，这就是马克思晚年大量研究自然科学的原因，因为马克思想借此来完善其宏伟的政治经济学规划[19]。在参与马克思手稿整理的工作中，斋藤发现马克思晚年有大量研究自然科学的手稿，这些手稿中的大部分直到2019年还没有出版。这一情况也是造成许多人认为马克思没有生态学思想的主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之所以马克思的自然科学理论或者生态学理论长期被忽视甚至被攻击为缺少这一方面的思想，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因素。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塑造为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这样有利于动员大众，但是为了维持这一体系的完整性，《资本论》第二、三卷中的一些理论空白就被压抑了，使马克思的自然科学和生态学思想无法得以呈现。另一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因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摒弃了所谓的机械的自然辩证法，但同时也将自然领域与自然科学完全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了[20]。斋藤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归纳为三个层面：第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突出表现为土壤肥力得不到补给；第二是新陈代谢的空间断裂，在国家内部表现为城乡对立，在国际层面上表现为边缘地区（落后国家和地区）向中心地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地区）输送资源能源，中心地区积累财富、更加丰饶，落后地区更加贫瘠、人民生活更加困苦；第三是时间上的断裂，即自然时间与资本时间之间的断裂，“因为资本不停地企图缩短其流转时间，实现增殖的最大化，那么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表现为原材料和附加材料的流动资本的增长。而且，资本不断地革新生产过程，以一种始料不及的速度来增长生产力。因为新技术的引进，生产力成倍地或者三倍地增长了，但自然不能改变其化石能源的形成过程。最终，自然无法跟上资本的速度，自然时间与资本时间严重不符，相差巨大”[21]。与这三种断裂相对应的资本主义解决方式是三种转移：第一，解决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断裂的是使用新技术。比如对于农业来说，就是使用化学肥料、农用化学品与杀虫剂；第二，对于新陈代谢的空间断裂除了在国际上转移生态环境代价、掠夺落后国家的资源能源之外，大家通常看到的是采用清洁能源，但是斋藤指出，清洁能源带来的环境问题也需人们重视，比如太阳能作为清洁能源的代表之一，正在得到比较大的发展，但是与之相关的电池技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是比较大的，电池需要的锂大部分储存于安第斯高原，智利成为最大的锂出口国，需要在盐水中提纯锂，因为对锂的过度开采，使盐滩越来越干涸，以及导致了与之相关联的生态系统的退化（如威胁到了以盐水虾为食的火烈鸟的生存）与地下水位的下降，造成当地人饮水困难，等等；第三，对于新陈代谢的时间断裂，资本主义的解决方式是拖延，将生态危机的恶果转嫁给下一代承担[22]。斋藤提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其政治经济学体系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观点具有创新性，也推进了整体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从资本主义解决生态危机的方式可以看出，资本主义解决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都是用转嫁危机代价来拖延解决的方式，从而使危机范围蔓延越来越广，危机程度越来越深，最终导致人类社会生存条件的崩溃与丧失。因此，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界限就是资本本身，按照资本逻辑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爆与外部再生产条件的丧失，这个体系必然炸裂，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取而代之，在国际层面上，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福斯特、克拉克、斋藤等学者对于马克思新陈代谢断裂思想的深度研究促进了生态社会主义者中的新陈代谢断裂学派学术影响力的扩展，也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提供了更有力的论证，其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深远意义。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一带一路”倡议在全世界得到响应和快速的发展，“一带一路”合作过程中东道国和地区的生态环保、中国国内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行动受到国外生态社会主义者以及各界人士密切关注。许多国外学者注意到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主流叙事，他们认为，这种叙事很可能在接下来的若干年推动中国和世界走向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秩序[23]。有学者指出，这种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叙事是一种全新的、复兴的宏大社会主义叙事，它能够挑战并代替具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性质的宏大的新自由主义叙事[24]。美丽中国建设与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9月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主旨讲话中指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绿色之路，《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将生态环保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绿色投资、绿色贸易和绿色金融体系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国外学者高度关注中国的绿色“一带一路”倡议话语和实施。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绿色“一带一路”话语与美国2017年退出《巴黎协定》形成鲜明对照，这标志着中国上升到全球领导者的位置[25]，认为绿色“一带一路”话语显示了中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等绿色工业中具有国际竞争力[26]。也有人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并不像宣传的那么“绿”。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外人士注意到中国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正在实现绿色转换。有人指出，“一带一路”提供了展现中国在绿色金融方面领导力的平台[27]。世界资源研究所在2018年关于中国“一带一路”能源投资的一份文件中指出，中国政府使用“一带一路”专项资金使其成为地区低碳发展的主要催化剂[28]。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指出，中国公司在“一带一路”东道国选址、建设和运作基础设施过程中能够应用中国国内严格的环境标准[29]。还有学者指出，“一带一路”中对低碳基础设施的投资主要针对的是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这部分投资相对有限，而更多的投资针对的是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减缓传统基础设施和生态退化的环境风险投资[30]。美国霍华德大学生物学教授大卫·施瓦茨曼（David Schwartzman）倡导太阳能社会主义，是一位知名生态社会主义者，他认为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使其在世界面对气候危机走向后资本主义未来的背景下成为潜在的领导者。施瓦茨曼指出，要实现21世纪的全球生态文明，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去军事化（全球军事开支巨大，其中美国占了一半）；二是实现能源转型，以太阳能代替化石能源；三是摒弃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基因农业，实现向有机农业的转型。中国是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全球领先，因此具有引领世界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转型的历史性潜能[31]。但是中国在当前的能源结构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煤炭占比较大，空气污染问题严重等，还需要注意经济结构中跨国资本所占比例的问题。尽管如此，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包括生态安全世界的内涵）的理念下，中国人民能够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所以施瓦茨曼愿意相信，中国是全球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转型的引领者。国外学者对于中国的关注是一种外在的观察和分析评价，中国学界更需要积极践行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和实践，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周鑫在宣传生态社会主义主要学术期刊《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上发表文章《生态文明在中国：挑战与策略》阐释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32]。文章指出，中国的生态文明不仅是一种话语，而且也是实践中的策略，同时还是中国在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对生态环境问题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回应[33]。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如中国学者张云飞所言，在生态文明的社会属性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科学理念；在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理念，克服了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所以，尽管多元生态主义思潮有助于唤醒公众生态意识，但其固有的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存在误导生态文明的可能和危险，因此，坚持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绿色思潮成为中国生态主义的发展走向[3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新的历史高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要积极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等生态环保国际合作。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大发言中倡导各国“迈出决定性步伐”履行《巴黎协定》，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35]，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冲击下，中国是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已成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绿色复苏的倡导者、实践者和引领者[36]。生态社会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大多持正面评价、抱有美好愿景，也有人指出了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他们的积极认识建立在中国言行一致的基础上，即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中国共产党、各级政府与全国人民一起付出了巨大努力来实现所提出的减排目标，这一点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社会主义中国的言行一致得到了世界人民的信赖，而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发达国家言行不一、双重标准越来越失去民心。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行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成功，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东升西落”的大势不可逆转。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具有示范效应。总体而言，2020年，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延续了其一贯特色，即以学术刊物《每月评论》和《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为阵地，刊发研究、宣传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前者形成了主张马克思的生态学的新陈代谢断裂学派，后者在学术倾向上更具包容性，具有较强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不断谋求与各种社会运动联合，力图打造全球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人民斗争。生态社会主义在气候运动中的发展显示了在当代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紧迫性，暴露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根本缺陷与无效以及全世界人民对于公正合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但是，必须看到的是，生态社会主义者思想倾向纷繁复杂，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主体构成多样，需要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力量，凝聚共识，在针对资本主义体系不正义的斗争中推进全世界的经济社会良性发展、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与生态环境不断改良。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重大项目“世界大变局下国外社会主义新发展”（2019MGCZD003）的阶段性成果。[1]“Impact of European Policies on the Global South and Possible Alternatives”，https://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6808.[2]Chris Saltmarsh，“Green Socialism”,in Grace Blakeley （ed.）,Futures of Socialism：The Pandemic and the Post.Corbyn Era, New York: Verso,2020，p.75.[3]Robert Albritton，Eco.Socialism for Now and the Future:Practical Utopias and Rational Action，Switzerland AG：Palgrave Macmillan，2019，p.7.[4]Chris Saltmarsh，“Green Socialism”,in Grace Blakeley （ed.）,Futures of Socialism：The Pandemic and the Post.Corbyn Era, New York:Verso,2020，p.75.[5]Chris Saltmarsh，“Green Socialism”,in Grace Blakeley （ed.）,Futures of Socialism：The Pandemic and the Post.Corbyn Era, New York:Verso,2020，p.75.[6]Chris Saltmarsh，“Green Socialism”,in Grace Blakeley （ed.）,Futures of Socialism：The Pandemic and the Post.Corbyn Era, New York:Verso,2020，p75.[7]Samuel Day Fassbinder，“Intimations of the Utopian Dream”，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Vol.31，No.1，2020.[8]Robert Albritton， Eco.Socialism for Now and the Future：Practical Utopias and Rational Action， Switzerland AG：Palgrave Macmillan，2019，pp.6—7.[9]Michael L.wy，“Ecosocialism：A Vital Synthesis”，https://climateandcapitalism.com/2020/12/16/ecosocialism-a-vital-synthesis/.[10]Fred Fuentes，“There Is No Shortcut to an Ecosocialist Future”，https://climateandcapitalism.com/2020/10/21/there-is-no-shortcut-to-an-ecosocialist-future/.[11]John Bellamy Foster and Brett Clark，The Robbery of Nature：Capitalism and the Ecological Rift，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20，pp.32，257.[12]Sabrina Fernandes，“Ecosocialism from the Margins”，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Vol.52，No.2，2020.[13]Sabrina Fernandes，“Ecosocialism from the Margins”，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Vol.52，No.2，2020.[14]Sabrina Fernandes，“Ecosocialism from the Margins”，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Vol.52，No.2，2020.[15]Robert Albritton，Eco-Socialism for Now and the Future：Practical Utopias and Rational Action，Switzerland AG：Palgrave Macmillan，2019，p.8.[16]“Ecology & Marxism：Andreas Malm”，https://www.historicalmaterialism.org/reading-guides/ecology-marxism-andreas-malm.[17]John Bellamy Foster and Brett Clark，The Robbery of Nature：Capitalism and the Ecological Rift，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20.[18]Kohei Satio，“Marx's Theory of Metabo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28，Iss.2，2020.[19]Kohei Satio，“Marx's Theory of Metabo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28，Iss.2，2020.[20]Kohei Satio，“Marx's Theory of Metabo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28，Iss.2，2020.[21]Kohei Satio，“Marx's Theory of Metabo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28，Iss.2，2020.[22]Kohei Satio，“Marx's Theory of Metabo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28，Iss.2，2020.[23]Sam Geall and Adrian Ely，“Narratives and Pathways towards an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China Quarterly，Vol.236，2018；Mauritzio Marinelli，“How to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in the Anthropocene.The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the Intellectual Debate on Ecological Civilisation”，Journal of China Political Science，Vol.23，2018.[24]Arran Gare，“The Eco'socialist Roots of Ecological Civilisation”，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2020，https://doi.org/10.1080/10455752.2020.1751223.[25]Barbara Finamore，“Trump's Paris Withdrawal Cedes Global Leadership to China”，Nation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NRDC），June 2，2017，https://www.nrdc.org/experts/trumps-paris-withdrawal-cedes-global-leadership-china.[26]Andrew Ward，“Wave of Spending Tightens China's Grip on Renewable Energy”，Financial Times，January 5，2017，https://www.ft.com/content/37844fa4-d344-11e6-9341-7393bb2e1b51；Scott Malcomson，“How China Became the World's Leader in Green Energy”，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28，2020，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2-28/how-chinabecame-worlds-leader-green-energy.[27]Deborah Lehr，“China Flexes Its Economic Muscles to Push Green Finance on the New Silk Road”，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4，2017，https://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2113957/china-flexes-its-economic-muscles-push-green-finance-new.[28]WRI，Moving the Gree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From Words to Actions，Washington，D.C：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WRI），2018.[29]WWF，Green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WWF'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Finance Sector，Beijing：World Wildlife Fund（WWF），2018.[30]Tyler Harlan，“Green Development or Greenwa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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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