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元浩：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两场革命的互动关系研究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革命的政党，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与一般政党将执掌政权作为自己最主要的政治目标不同，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不止步于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胜利，还有更伟大的社会革命理想和贯穿其中的党的自我革命。作为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正致力于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和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自我革命 社会革命 马克思主义革命党

    革命（Revolution）一词原是天文学术语，意为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表示循环往复的周期运动。与革命的原义本是“复辟”相比，现代革命观念与其原始含义相差甚远。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反差，是因为“革命”概念的不断发展和演绎。从中国传统“汤武革命”中的改朝换代、王朝更替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观中用现代先进政制推翻旧制度，“革命”概念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则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将革命作为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规律，使其上升到了普遍真理和绝对正当性的高度。

一、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任务

一般意义上讲的革命，特指政治革命，指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运动。1843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首次提出“政治革命”的概念。他指出：“旧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呢？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封建主义。”“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统治者的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组成为普遍事务，就是说，组成为现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同业公会、行帮和特权。”在马克思看来，政治革命分为推翻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两个层面，而后者是政治革命的更高形式，即打破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然而，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不满足于政治革命，因为“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 。与政治革命的焦点在于国家政权不同，社会革命的对象是整个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制度。马克思认为，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恩格斯也明确指出，实行社会革命是“唯一可能的出路”。社会革命的最终方向是什么呢？就是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的“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社会革命将以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而告终，别的可能性是不会有的。”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党的一大明确提出要“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共产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夺取政治革命的领导权，推翻封建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政治革命的胜利并非共产党人革命的终点，共产党人还有更宏伟的社会革命目标。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意味着，夺取政权胜利只是共产党人革命征程中的又一个起点，伟大的社会革命还将继续下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并完善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党人的社会革命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不同历史时期阶段性任务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截至目前，推进的伟大社会革命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49年后，我们党着手领导“一化三改造”，到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在此基础上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成就。二是1978年后，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指出，在现代化征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此，“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我们党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对一系列体制机制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社会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深化。

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格，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和政治团体的重要标志。与社会革命的对象是“他者”不同，自我革命的对象是“本我”，是要“自己革自己的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正式使用自我革命的概念，但却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思想。马克思经过对比后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会不断持续下去，要求“经常自我批判”。列宁将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持的态度以及是否能够承认错误、揭露原因并进行纠正作为“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探索了在执政条件下开展党内批评、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监督等实践经验。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但善于“革别人的命”，而且勇于自我革命，党才能激发“内在力量”，牢牢肩负起革命领导权。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党的自我革命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建党之初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9000多万名党员并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之所以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始终坚持党的革命性锻造，始终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和引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党始终保持先锋队本色。大革命失败后，在“八七”会议上，我们党及时总结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掀起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在遵义会议这一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我们党系统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纠正了王明、博古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开展党内斗争、发扬党内民主、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典范。延安时期，通过整风运动，党的肌体实现了浴火重生式的自我锻造和自我重塑，获得了强大的生机活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提出“赶考论”并告诫全党保持“两个务必”，生动简明地注脚了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继续以高度的自觉性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三反”运动，积累了执政后的自我革命经验。“文化大革命”之后，面对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提出要 “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向前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明确提出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命题，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党在革命性锻造中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纵观党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钥不在于不会犯错误，而在于犯错之后能够勇于修正错误、继续沿着正确轨道前行。

古今中外的政权，都有一定的生存周期。迄今为止，很多政治集团都试图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我纠偏。不过，由于其自身性质及受到利益的束缚，他们都不可能真正上升到自我革命的境界，而只能是“勉强”的改良式行动。然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及其并无特殊利益的特质提供了摆脱这一规律的条件。有学者认为，当前西方正面临严重的政党危机，由于其自身难以走出革新之路，陷入了被民粹主义政党、激进主义政党挤压甚至“被革命”的境地。与西方政党的普遍性衰落相比，中国共产党呈现出别样风貌，创造了世界政党政治的奇迹。习近平指出：“实际上，纵观各国政党，真正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始终如一正视自身问题，能够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的制度规范体系，能够严肃惩处党内一大批腐化变质分子的，可以说少之又少。”郑永年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成就，他指出：“通过‘自我革命’，不仅避免‘被革命’，更是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自我革命对社会革命并不是线性的支配与被支配，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循环。马克思曾直接论述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社会革命中才能推动自我革命，通过自我革命更好实现推动社会革命的伟大任务。

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逻辑起点在于，社会革命的领导权必须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握。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详细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任务与党自身的关系，明确提出要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政党能够担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因此，革命的方向及成败得失的决定性因素便在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党的建设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而勇于自我革命、推进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便在于制定和贯彻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完成伟大社会革命的阶段性任务。

在每一个社会革命的重大关口，我们党都是靠不断自我革命引领事业。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及时召开遵义会议，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纠正了错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全党空前的团结统一，为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执政条件下党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央决定开展整党整风，不久又开展“三反”运动，有力纠正了执政初期党内出现的问题，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央及时纠正了“文革”中的错误党建路线，推动实现党内关系和党内生活正常化，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使党风根本好转”，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清除了思想障碍、提供了干部支持、强化了作风保障。在这些历史的重大关口，我们党总是能够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推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历史潮头中勇于自我革命，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向前推进。回顾党的历史，凡是坚持正确路线，保持良好的党内监督、党内民主、党内批评、党内斗争，党就能具备高超的领导力和战斗力，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事业就能取得胜利；凡是坚持错误路线，缺乏有效的党内监督、党内民主、党内批评、党内斗争，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由此可见，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格，自我革命是顺利推进社会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勇于自我革命、永葆先进纯洁，方能有效推进社会革命。反之，如果党自身软弱涣散，则无力肩负革命的领导权，遑论党的伟大社会革命使命。

比较出真知。早年的中国国民党并非没有社会革命理想。在孙中山的著作中，“社会革命”一词出现过多次，他也曾提出一整套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核心观点的社会革命政策。然而，再好的社会革命理想，当政党自身腐败堕落、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其社会革命理想便成了一纸空文。苏共也是前车之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苏共曾经也是“先锋队”，但执政后期，党内弊病丛生，无力整合全社会利益并凝聚力量。苏联解体前的一份调查问卷显示，当被问及苏共代表谁的利益时，竟有85%的人认为苏共是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等特权阶层的利益。一个腐败的政党，一定是丢失了党最初的社会革命理想。一句话，马克思主义政党不能推进自我革命，就难以推进社会革命。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自我革命通过巩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来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社会革命亦必然反作用于自我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能够勇于自我革命，不仅由其党的先锋队属性所决定，还在于党的伟大社会革命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不竭动力。

对于中国传统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或起义者而言，夺取政权、维护政权稳定几乎是全部目标，一切政治行为的最终落脚点都在于此。而对于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政党而言，即便有着一定的自身使命，但是基于竞争性选举体制，赢得政权上台执政仍是其首要目标，夺取政权便意味着胜利。简言之，这些政党或执政集团缺乏宏伟的社会革命理想，自然而然，自我革命也将丧失动力。瞿秋白说：“只有主张社会革命的一派能始终维持革命精神。”与其他政治集团不同，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不将赢得政权作为革命的目的和终结，并不满足于政权稳定这一低限度目标，而是还有更远大的社会革命理想，并将实现这种理想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在这样的宏伟社会革命理想下，必然要求领导这场伟大革命的政党始终保有先进性和纯洁性，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伟大社会革命理想。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的社会革命任务是不同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所提出的自我革命的具体要求和形式表现亦不同。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必然要求有一个具有高超领导力和战斗力的党。因此，毛泽东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大命题，着力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改革开放后，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进入新的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党的历史方位发生重要转变，我们党主动进行自我调适，实现了从一个先锋队向两个先锋队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必然要求我们党具有一种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的革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我们党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伤、壮士断腕，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将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作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在思考和探索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永葆革命精神，避免陷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敢斗争、贪图享乐的状态。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和理论中，似乎一直存在“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和历史周期律的“革命”循环。如果说推翻旧的统治秩序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那么革命胜利后，领导革命的阶级和政党成了统治阶级和执政党，于是保持新政权的巩固和新体制的稳定便成为首要任务，而这似乎和追求不断革新的革命精神发生了冲突。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论革命》中指出：“没有什么比带来革命成就的精神，对革命成就的威胁更危险、更尖锐了。”这就是革命之后现实政治的保守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大革命胜利后，存在一种“为了革命的物质成果而牺牲革命的精神成果的可悲倾向”。与西方“革命的悖论”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历史周期律，王朝更替的历史总在兴衰治乱的周期中循环往复。这表明，单一执政集团如何能够在执掌政权之后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精神避免腐化堕落？如何能够始终赢得民众支持避免从革命者到被革命的历史命运？对于今天已经执政7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能否跳出以及如何跳出这一历史的困境？这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课题，也是对共产党人的根本大考。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革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建党近100年、执政70余年、即将成为世界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并仍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谈论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并非不合时宜，而是非常必要。今天，我们强调党依然存在革命使命，并非是要回归到阶级斗争式的暴力革命，而是在已经跨越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之后，还需要完成伟大社会革命使命以及贯穿其中的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我们不仅将革命作为实现理想政治秩序的工具，而且作为一种真理意义上的价值追求和现实政治目标，强调始终保持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直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终极理想。

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价值在于，其试图超越过往一切政治组织并实现自我超越，以跳出历史周期律；致力于执政之后的社会革命和不断革命，通过制定并调整阶段性战略目标，实现社会理想和现实政治目标的有机结合。肩负伟大社会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必须长期执政，这要求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勇于自我革命以避免“被革命”。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不仅强调坚强的意志品质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担当，更需要建立系统的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体系。同时，还应保持自我革命的开放性，实现党的自我革命和民主新路的结合。革命的政党永远年轻，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JP+1〗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中，探索走出了一条既非封闭僵化老路又非改旗易帜邪路的全新道路，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