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舫：习近平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的“中国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理论工作者要从繁荣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的目的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自此“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议题和讨论热点。学界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探讨，相关成果涵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的必要与意义、内容与方向、路径与策略等，不仅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现实构建，而且有助于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理论研究。

“西学东渐”以来的中国长期受到西方社会理论的“规范”与钳制，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还是在社会、生态范围都形成了“以西释中”的解释习惯或传统。伴随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人们在思想和实践上均日益渴望改变“外部”理论反思型的解释格局，从而对以中国社会理论解释中国、引领中国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待。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的强调和指示，正是中华民族主体意识在新时代的鲜明体现。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被裹挟进现代性的世界潮流中，中国人民对民族前途和现代化发展的探索不断推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在此期间，中国人民不可避免地因憧憬发达的西方社会景象而将西方社会理论直接套用于中国实际，即使在力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未能彻底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社会的思维惯性。如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凭借其强大的生产能力，不仅使处于愚昧状态的农村变得开化，使农村从属于城市，而且在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的基础上，使一切落后民族的文明被卷入由资本者所造就的世界之中，形成“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文明格局。[1]马克思所揭示的东方对西方的“从属事实”具有双重的指向，即经济制度层面和文化观念层面的从属。落后民族国家被迫卷入世界市场，这使得其不仅在物质产品生产方面不得不向资本主义文明学习，还在精神产品生产层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论学说。“落后者”向“先进者”学习，既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之举，也是积极进取、不甘落后的自强表现，其中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毋庸置疑。问题在于，学习“先进”不应陷入“学徒困境”，假“借鉴”之名行“媚外”之实的做法，必然使民族独立精神与主体性陷入危险境地。相对于在器物技术层面的模仿，在思想、理念方面，东方社会对西方的“附着”或“依附”是更为根本和深层的，也是理应予以挣脱却不易挣脱的方面。近代中国正是在“西学东渐”之风的影响下，在试图以“师夷长技”挽救江河日下的封建统治的过程中逐步从属于西方的，曲折发展的现代化之路较为明显地体现出中国对西方的从属状态。20世纪初，在社会主义开始被视为替代和补救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论，并被予以广泛探讨和研究之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理论长期主导中国的现代化方向。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以及现代化事业的实践展开，始终缺少对西方社会理论的自觉反思。从封建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到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国各阶级所作的现代化努力无不显现出深刻的西方烙印。究其根本，是由于近代中国缺失了以中华民族自身主体为根基的解释理论，致使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时，要么在“整理国故”中走上“复古”的道路，要么在拥抱“现代”的同时投身“他者”的荫蔽之下。因甲午战败所导致的空前民族危机，迫使中国人决然放弃了“历史循环”的“复古”意识，转向以“进化”为理论内核的西学。依据西方社会理论解释中国历史，立足西学立场和文化心态构思中国前景，原本是挽救封建统治衰败的无奈之举和被迫选择，却在民族危亡意识和危局意识下逐渐成为彼时中国先进分子的普遍选择。

近代中国对西方理论的普遍选择内蕴明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根本上无法助推中国社会摆脱日渐深重的民族危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将西方理论套用于中国实际的现象并未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逐渐传播而消失，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具有“他者”身份的理论，因为其并非是生长于中国实践土壤之中的理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中国人民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样存有“以西释中”的嫌疑。直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革命的一项重要议题正式提出，中国社会各界方才逐步进入以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来阐释中国社会的新阶段。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恰恰孕育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之自觉的原初的主体意识，但囿于历史任务和时代条件的限制，其主体意识尚不具备明显的表现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旗帜引领下，中国社会被一种“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予以较为合乎实际的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无须进一步构建具有民族性和主体性内容的理论以解释和引领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革命时期首次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内涵表征在于，中国革命者基于民族需要而赋予“他者”理论以中国革命的主体性内容。这一内容基于强烈的中国主体意识，使得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化进程具有本质上的连续性，无论实践如何一往无前地发展，基于中国主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意识始终在场。近百年来的中国实践和历史有力地证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绝非简单地“以西释中”，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甚至推崇民族的主体性，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仍然需要将理论的主体性予以凸显。当下中国独立自主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决定了产生于实践、服务于实践的理论及其创造活动必然也是富有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否则它不仅无法科学地“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甚至会阻碍“改造世界”即物质性活动的推进。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理应承继与发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内蕴的主体性意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精神、价值原则和方法引领思想创造活动，形成具有主体性与独创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

时代要求创造具有主体性和独创性的中国理论，却不等同于这种理论即将呼之欲出。进入新时代，从量的层面来看，中国已然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但在质的方面，仍未有根本性突破。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仍然缺乏“自我”的主体性与独创性，“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2]未能有效地与实践形势及其要求相适应。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诸领域中，试图讲好“中国故事”的努力，依旧面临“有话说不开”“说了听不懂”或者“说了无人听”的尴尬处境，其根源在于对“以西释中”的“路径依赖”，致使中国社会迟迟未能基于“自我”的主体意识构建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时至今日，文史哲艺、经管法教等诸多学科仍存在“受制于人”的状况，部分西方人物和思想甚至长期“统治”教学内容，并在具体的问题上处于“权威”地位。如在哲学领域，某些西方哲学家及其思想充斥于一些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头脑，在当代的诸多问题上都务求从西方先哲那里得到合理的解释；在历史学领域，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论及其学生柯文的“中国中心论”在解释近代中国历史变动问题上，始终占据主流之位。客观上来说，西方理论存有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之处，但暂时的理论落后不意味着中国的理论发展应始终置于西方理论的统治之下，进而丧失掉自身的主体性。相反，正是由于落后才应该予以赶超，而真正的赶超必然是主体性自觉的结果。“模仿”无法“超越”，不加辨别地将西方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奉为圭臬、准绳的“依附于人”的做法，终究只能使自身的主体性自觉被愈加遮蔽，以至于在理论创新领域落于人后。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的过程中所暴露出的局限性以及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要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创造出具有主体性和独创性的理论。正如有学者在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及社会形态变迁问题时所提出的，中国特有的文明源流促使我们务必要从中国的历史脉络中梳理和分析中国社会形态的发展进程，而诸如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的古典文化演进论，怀特、塞维斯、卡内尔等人的新文化演进论，都无法直接并清楚地说明中国文明起源与社会形态发展问题，“中华文明史只能在血缘管理长期延续，并与农耕生产、祖先崇拜、土地崇拜诸因素相结合的事实中，用自己的概念、术语来作出理论概括”。[3]这里的“自己的概念、术语”就表明了理论创造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国特色”的突出表现之一即在于发展和凸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和民族特质，其要求诉诸中国人的理论解释并引领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立足于中国本土意识和主体意识构建具有独创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必将能够超脱长久以来的“以西释中”窠臼，为继续“合乎实际”地解释中国历史、指导中国现实和引领中国未来提供理论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设想，体现出融贯东西方智识成果的文明意识。近代以来，“中”“西”“马”的关系问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探索现代化的文明背景，这种力图融汇多元文明关系的学术探索对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需要在人类各种有益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寻找养料，即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主导内容和首要的思想来源，以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内容和直接思想来源，以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成果为外部补充和思想滋养。

以何种思维方式处理多元文明或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贯穿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便不断面临如何安置不同文明或文化的问题，也曾有过融合“他者”文明或文化之优势以助“己身”之所长的成功经验，不仅涌现出杂糅“王”“霸”两种统治思想的并取之道，也有糅合“儒”“道”“释”三种教义文化的和合之道。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以佛教的中国化为例指出，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文明进入中国人的文化世界，其以自身的文明特质和文明气息影响、渗透中华文明的同时，也被中华文明不断地予以形塑和雕刻，最终作为与中华文明融合的产物被予以保存和发扬，佛教“对中国文明作出了补充，在它身上打上了自己永久的烙印（如在不计其数的艺术作品中），同时浸淫于中国文明的影响之中，无法祛除”。[4]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中始终存在以一种“兼和”或“综合创新”的文明模式对待多元文明的有益传统，[5]这一兼容并蓄的传统在兼收“他者”文明中孕育了中华文明旺盛的生命力。

然而，在历史日益走向世界历史的近代，对待多元文明的“兼和”态度却在中国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发生了“断裂”和“异变”，中国社会频繁显现的“中西古今”之争表现出近代中国人对待不同文明的“非此即彼”的“对立”态度。在现代性的强力冲击下，西方文明（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的资本主义文明）以不可抵挡的威力冲击着近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促使他们起初以类似于“综合创新”的态度来对待西方文明，试图以流行于中国社会千年之久的“体用”范畴来对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予以处置，而后来的实践发展却对这一思维方式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这似乎意味着企图融合中西方文明以推进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只能是一种奢望，“中”“西”文明间只能选择其一，而选择一方就意味着抛弃另一方。近代以来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虽一致认同走向现代化的必要性，但在如何对待中西文明、走向何种文明的现代化的问题上却难以达成共识，甚至分歧极深。在这一思想背景下，五四运动后期中国知识界内部发生的关涉“传统与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人生观”与“科学观”之争，决定性地将中国长久以来对待多元文明的统一态度撕裂为“复古”和“西化”的对立两派。[6]思考多元文明的关系问题成为自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的自觉意识，他们的立场和态度虽不尽相同，但引领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意识却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虽已作为具有实践力的理论为当时的中国先进分子所关注，却还并未以主导性的社会思想直接参与到“文明论争”之中。在日渐深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中，代表三种文明走向的“中”“西”“马”关系问题使得对多元文明关系的处理变得愈加复杂和难解。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明走向，使得中国先进分子拥有了一项新的选择或方向，并推动他们深入思考社会主义文明的取舍与适用问题，由此如何对待“中”“西”“马”的态度和方式论争不断在“五四”以后的中国社会上演。由于社会革命任务的完成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启，以何种文明作为中国的价值引领早已不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在经济轨道和现代化征途上驰行的中国社会却愈渐需要直视全球化时代的文明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存在于当今世界的多元文明，诸种文明又能否为中国的发展带来有益启示，以及多元文明对中国发展所具有的启示意义须通过怎样的途径或方式才能加以把握等问题。对此类问题予以解答需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一种“文明对话”的方式承担起自身的历史使命。恰如有学者所言，在中国日益深入世界历史进程的现当代，近百年前“科玄”之争所隐射的“欧洲中心主义”与“合作—对话”的文明观问题，实际已从隐性状态转为显性存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的存在使中国社会理应具备超越“二元对立”的文明意识，找寻一条多元文明共存、共进的现代化之路。[7]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基于超越性的文明意识，从不同角度对多元文明的优势和限度予以认识，在对中华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文明的普遍认同、批判继承与合理借鉴中寻找自身发展的思想资源。

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体内容。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构成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主体内容，既由于它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赖以传承的血脉纽带和文化基因，更在于它不断在历史地批判与合理地创造中被赋予新的内容而长存常新。就历史传承而言，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一种生命形态，其中有其哲学意义、宗教意义、人文学意义、人类学意义”，它不应被当作历史的沉渣而简单地被放置于一隅，也不能被人为割裂而孤立地看待，而应从历史现象和生命形态的双重意义上对其进行分析并展现其当代价值。[8]就历史创造而言，中华传统文化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中经历了世界文明史上最为深刻和频繁的批判，关于其陈旧的、落后的成分早已为人所共知，这对于在新时代挖掘并发挥其创造性价值和启发性意义提供了条件。“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脉络来看，受到自己的文化精英狠批乃至彻底扬弃的文化传统，儒家是唯一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各种大思想传统都没有经过这样彻底的洗礼。儒家传统的各类问题都在放大镜里扩展出来，对它的黑暗面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是把它原有的创造性力量发挥出来的先决条件。”[9]理应强调的是，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的主体内容，并非是对“复古”的全盘肯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发掘仍应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上的理论创造活动。

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性内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独特标志。[10]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学术研究对象，也是规范学术研究的立场、价值和原则。近年来，因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相继到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从研究的内容来看，这显然是对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之主导性内容的践行；但从研究的实效性来看，此类研究能否具有长久的历史效应和理论效应是值得商榷的。围绕诸如此类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展开研究虽然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内容，但以“纪念”为名的宣传性研究并不能代替深耕细作的基础性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性的研究应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理论发展脉络及其问题意识的耙梳、耕犁和思考，从而形成新时代发展需要的思想。

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以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为滋养和补充。从西方社会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来看，费正清所说的“冲击—回应”模式或许部分适用于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转变，西方殖民者强行叩开中国国门而使其被迫进入现代化的轨道，伴随廉价商品而来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在客观上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对中国前途命运的认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向中起到了启蒙意义。80年代以来，在“融合人类先进文明”的理念下促成的“对外开放”战略，依旧注重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合理成分。中国现代化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既是数代中国人的民族意志、时代精神和智识智慧的结晶，也与有选择地借鉴与学习人类先进文明尤其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存在一定关联。在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取经”的过程中虽衍生了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造力不足等问题，但这并非由“老师”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自身所引发，而是因“学生”未能摆脱教条主义和“权威至上”的观念束缚所导致，这非但不能成为我们拒斥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之积极因素的说辞，而且更应激励我们在借鉴中警惕“唯西方”现象并养成自我“内在反思”的独立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之设想的针对点在于对新时代实践问题的回应与化解。这表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既以切中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为导向和内容，又以中国的特殊问题、具体问题为典型表征，思考关涉人类社会的普遍性问题，力图通过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剖析中国特殊性问题，在推进中国实践进展的同时开显其世界历史意义。

理论的形成与创新，在任何时候都源于其所处时代的实践发展需要。从近代哲学转向及其立足点来看，它是哲学从神学的规训和束缚中、从“上帝”的外部性规范中抽离出来的实际需求推动下产生的，“近代哲学的真正创始人”笛卡尔，因其摆脱了客体的绝对权威，突出强调人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自我意识”即“理性”的基础性意义，为近代哲学的认识论或主体性转向奠定了认知前提。近代哲学的实践转向或现实转向根源于由单纯认识论转向所存在的局限，这一局限不仅使哲学成为“思辨形而上学”阻滞科学的发展，还抑制了人之主体性的发挥，致使其消融于“绝对的封闭化体系”之中。这表明原本致力于使人从“上帝”权威中解脱出来的哲学认识论转向，在进一步的发展中由于愈加脱离现实和实践的基础，反而迫使人日益陷入了“丧失信仰”或新的“绝对权威”统治的境地。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及其遭遇的实践困境所作的分析指出，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起初因在“数学、物理学以及与它密切联系的其他精密科学方面都有所发现”而具有“积极的、世俗的内容”[11]，但在18世纪以来的实践面前已然“威信扫地”。马克思断定现实生活的实践性质决定了理论的内容和性质，包括哲学在内的理论若“不同于健全人的感觉以及以这种感觉为依据的理智，是不可能存在的”[12]，而“不可能存在”之根本指向理论所赖以支撑的实践基础。就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而言，它须秉持鲜明的以实践为导向和内容的问题意识，牢固地扎根于新时代的现实土壤，以新时代中国各领域的实践发展问题为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就学术的总体来说，无论是批判的方法本身，还是批判性的学习、研究和对话，归根到底都服从于切中社会现实这一主旨。”[13]惟其如此，方能展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将本国的社会现实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导向和内容，是不同国家、民族，不同时代发展和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的共通之处。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曾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反思日本“中国学”中两种不甚妥当的研究倾向，指出它们均不能真正实现“自由的中国学”，正确而合理的“中国学”研究不是以“了解中国”为目的，而是以“超越中国”为目的，可归结为建构“以中国为方法”[14]的“中国学”。而“以中国为方法”展开的“中国学”研究，本质上是将对日本文化及其传统问题的关注转化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以此反思和观照日本的现实问题。[15]沟口雄三所努力建构的“中国学”实际是将此学科的发展建基于“日本社会的现实问题”，是通过确立“中国学”的方法论实质研究本国实践的学术活动。不止于日本，在中国学界，学术前辈也通过自身的学术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基于“中国现实问题”为研究导向和内容的典范。如以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规律为课业的费孝通先生，正是在以“认识近代中国社会”为学术己任的问题意识下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和本土特色的“社会人类学”思想。以《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为代表的著作，是他在关注近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对某个“部落”或群体、阶层的微观研究，对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或问题的具体化展现与理论致思。反思并力图推进中国实践发展的问题意识是老一辈中国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鲜明特色，由此关涉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这一问题意识也必然要求展现“以当代中国实践发展”为研究导向和理论内容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从我国实际出发”“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围绕我国和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展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正是出于以新时代实践发展为哲学社会科学之研究内容的问题意识。新时代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方位，决定性地使“中国的”和“世界的”双重现实问题一并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的“理论内容”。

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的直接“理论内容”是中国社会和人民发展的各领域的现实问题，其间接或拓展的“理论内容”理应包含关涉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首先，就直接“理论内容”而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仅需要在已有研究之上，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中国社会各领域的重要现实问题予以不断反思和解析，而且须从社会诸领域的事实出发建构概念、提炼观点以及阐发思想，以推动中国实践问题的解决。总体而言，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既有宏观视野也有微观层面，但其落脚处始终无法脱离每一领域的核心问题或突出任务。由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6]这一当代中国最大实际所决定，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理应在各个领域中形成与之配套的问题求解意识，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政治领域凸显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文化领域集中显现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领域彰显为在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生态领域呈现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17]

其次，哲学社会科学的拓展性“内容”应当将观照“实践发展”的问题意识聚焦于当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并将其纳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和对象之中。以当代中国实践为“理论内容”的问题意识，绝非仅仅局限于中国范围之内，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世界性问题同样是中国发展亟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包括西方社会在内的每个国家或民族社会的问题都既是它自身的问题，又反映着所有国家或民族社会的问题；而越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问题的最后解决，都将取决于所有其他国家。”[18]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等既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也因关涉世界的发展与稳定而成为世界的问题；中国的发展与国际环境息息相关，解决全球范围内不断泛起的和平安全问题、生态安全问题等涉及人类全体的世界性问题同样是中国的问题。当代中国的问题尽管有其存在的特殊性，又具有从特殊上升到一般的普遍性，对中国存在的特殊问题的解决，能够对致思世界性普遍问题提供启示；世界性问题的求解又从另一方面推动中国的发展。而在此过程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应当关注的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反思、规律总结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由中国现代化发展这一特殊事件所造就的意义在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其步入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以及在此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具有启示其他发展中国家拓展现代化路径、化解现代化难题和规避现代化陷阱的借鉴意义。以当代中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的理论内容，正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是一项长久的历史任务，其构建最应把握的重点在于凸显“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的“中国特色”包含多向度的意蕴，绝不仅仅表现为主体意识、文明意识和问题意识三个方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理应立足于自身的研究领域、专业特长及理论视野进行更为全面深刻的探索，进而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

（责任编辑：刘家俊）

图源 | 浙大图库

作者简介：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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