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关系与国际格局
——基于欧洲的视角
作者：蒋芳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克·庞德雷利，意大利博洛尼亚政治事务委员会前成员，现任Marx21网站主编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1期
［摘要］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干扰性变量”，并对全球秩序变革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其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将加速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崛起进程；二是可能加深中美战略互疑，破坏中美合作基础；三是可能加强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其他地区大国和美国盟友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四是将加速世界多极化进程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变革。尽管此次疫情对既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构成了巨大挑战，但也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历史机遇。这一变革将如何推进（合作或竞争）？这种发展将以何种方式进行（和平或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中美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多极化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和迅速蔓延，加速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演变。诚然，准确预测“后疫情时代”世界将如何发展仍存在较大难度，就如同我们很难准确预测新的世界均势将呈现怎样的结构一样。然而，我们仍可通过综合比较新冠肺炎疫情前后中美自身发展状况、中美关系以及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来理解这场全球性危机给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
许多欧美学者都认为美国正在走向衰落，美国梦的时代似乎已成过去，“美国模式”的追随者也越来越少。今天的美国处于历史上最不公平的时期，社会流动性下降，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超级富豪人群规模不断缩小（斯蒂格利茨所说的0.1%），同时中产阶级则日益贫困[1]。对国际社会尤其是对欧洲来说，华盛顿曾一度代表着“马歇尔计划”“经济援助”与“消费社会的发展”。然而，自20世纪末以来，美国的吸引力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武力和强权。美国的星条旗早已不是“最好”的象征，只是“最强”的象征。在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总统任期内都是这样，虽然不同时期的美国仍有细微差别。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内外政策出现了一系列重大调整。此前，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是通过进行一系列全球战略部署、在世界各地制造冲突等方式来维护美国霸权地位、防范中国崛起，并阻止俄罗斯重返世界舞台。然而，自2017年以来，美国似乎正尝试在国际安全领域建立某种“稳定性”，而将注意力转向经贸领域。尽管仍不能排除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目前中美之间最大的分歧与冲突已经转变为以“贸易冲突”为主要表现的国际经济主导权竞争。这也是近年来欧洲一些经济学家和战略分析家都开始谈论“中美脱钩”问题的原因所在，他们认为两大经济体之间在贸易和科技领域已经开始出现明确的分离趋势。当然，中美之间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夹杂着特朗普政府应对美国内部经济挑战的因素。例如，美国经济一直具有很强的金融属性，如今的美国“缺乏制造方法和制造能力，其运转必须依赖中国制造”[2]。因此，特朗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希望通过中美贸易战重获发展生产性资本和制造业的机会。然而，对美国经济进行结构性变革并非易事，特朗普政府的努力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当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问斯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美国需要采取哪些政策让富士康的工作机会重新流入美国时，这位苹果公司前任首席执行官的回答很明确：这些工作永远不可能再回来。因为美国经济已经严重金融化了，且存在大量的贫穷人口和严重的种族歧视。从这个角度看，中美彻底脱钩、制造业重返美国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短期内美国没有能力真正实现这一目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本已问题重重的美国政府和社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尤其是与中国相比，美国国内的情况可谓十分糟糕。早在2020年4月，中国每100万新冠病毒感染者中死亡人数为3人，美国却高达145人[3]。时至今日，中美两国的抗疫成效更是天差地别。尽管美国及其媒体很早就开始关注和报道中国的疫情发展情况，但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对疫情重视不够，准备不足，犹豫不决，直到3月中旬才将疫情防控上升至国家层面，从而导致其错过了疫情防控的最佳黄金期；另一方面，由于前期缺乏正确引导和有效科普，美国民众同样对疫情重视不够，拒绝佩戴口罩、坚持外出聚集，从而增加了美国落实防疫举措的难度和成本。疫情期间，特朗普政府与卫生部门就防疫举措产生了严重分歧，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也因预算不足、权责不明、资源分配不均等原因陷入了严重的权力内耗。疫情引发的供应链断裂、经济危机、社会停摆和失业增加等一系列问题，使美国日益陷入抗击疫情和刺激经济的两难困境，社会力量与政府之间也逐渐形成了既合作又博弈的复杂局面。此外，美国医疗卫生系统的瘫痪和严重的社会不公更加速了疫情的蔓延。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疫情期间美国社会分裂和社会经济困境不断加剧，种族矛盾不断激化，各地民众示威游行不断，民粹主义盛行。近年来，中国的发展状况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赞叹的骄人成绩。这场变革使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同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正逐渐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这也是中国与美国、欧盟经济之间的重要差异。为了增加消费，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民众收入。据统计，目前上海、北京和深圳的人均月工资分别为1135美元、983美元和938美元，基本都已高于意大利的人均收入（约850~970美元）。同时，上海的人均收入也高于立陶宛（956美元）和拉脱维亚（1005美元）[4]。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并未让中国深陷困境难以自拔，反而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一次机遇。第一，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及时做出科学正确的决策部署和系统性制度安排，并迅速果断地在全国各地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从而为中国率先取得抗疫成效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5]。第二，近年来中国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民众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的显著提升使中国政府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这成为疫情期间中国民众自愿配合政府、进行自我约束的基础。第三，中国很多企业、媒体、医护工作者以及各种社会组织都以不同方式在抗击疫情、刺激经济、提供公共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为中国取得抗疫阶段性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第四，中国较为健全、高效的医疗卫生体系使民众能够免费进行核酸检测，使感染者能够得到及时救治；完整的供应链确保了国内几乎所有产品的自给自足，这些因素都不应被低估[6]。此外，与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国内的基层组织也在抗击疫情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被视为一种自控型组织而不是外部强制性力量。这些优势都是中国能够率先取得抗疫成效的内部条件，也使更多国家看到了中国在危机中表现出的巨大能力和潜力。正如意大利前总理马西莫·达莱马（Massimo D.Alema）所指出的，“中国能够成功抗击疫情的重要原因便是其较低的个人主义倾向、更高的社会凝聚力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所缺乏的社区网络”[7]。
三、欧洲视角下的国际局势：印太地区成为中美对抗的最前线
艾利森（Graham Allison）曾指出，一个有5000年文明史和14亿人口的国家重返世界之巅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条件，一个需要管理数十年的长期条件[8]。在欧洲人眼里，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关乎中国自身的问题，它也意味着经历了百年屈辱后，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并将再次回到国际政治的中心，结束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然而，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近年来中美之间的对立点也越来越多，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周边地区环境的急剧变化。例如，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曾高调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但并不是作为一个公正的仲裁者或调停者角色。在许多欧洲人看来，南海问题的关键并不只是争夺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小岛屿的控制权，而是美国正在尽其所能地阻止中国发展自己的海洋力量、扩大海洋权力。鉴于目前大部分全球贸易都是通过海上实现的，美国也希望以此来牢牢掐住中国经济发展的咽喉。同时，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也出现在地处印度洋和太平洋交界处的马六甲海峡地区。如果说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之间已有一些“新冷战”迹象，那么新的“铁幕”很可能落在印太地区。在这里，中美之间的对峙和博弈既是政治性和经济性的，也是战略性和军事性的。尽管印太地区是中美博弈的核心地带，但欧洲和非洲对于中美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与美国相比，目前中国在欧洲的影响仍然相对有限。中国近年来正在尝试将“一带一路”倡议引入欧洲，并希望通过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在欧洲建立5G网络等方式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欧关系。然而，中国的这些尝试一直受到来自美国及其部分盟友的阻挠。尽管中美两国都未将欧洲视为双方博弈的主要舞台，但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和日益紧张的中美关系都深远地影响着欧洲各国的政策选择和地区局势。习近平主席访问意大利期间两国签署《谅解备忘录》所引起的争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时意大利政府内（联盟党）外（特别是民主党）都出现了许多批评的声音，甚至有不少人认为该协议的签署不仅会影响意大利的国家声誉，还会对其秉持的价值观造成冲击。和欧洲一样，非洲也是国际局势变化的重要一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正在对非洲进行大量投资。然而，中国的对非投资政策却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关于“新殖民主义”的广泛讨论，不少欧洲人认为中国这个资源储量丰富的国家正在掠夺那些需要发展的贫穷国家。然而，部分西方国家及其媒体对中国在非洲扮演“新殖民主义”角色的探讨听起来十分讽刺。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主要是基础设施项目，这对非洲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最亟须的。尽管中国的对非投资仍存在某些局限和不足，但如今只有中国真正愿意帮助非洲大陆发展，也只有中国的投资能够给非洲人民带来更加富足的生活。此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国际金融领域的重要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元霸权一直是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柱。然而，近年来特朗普政府肆无忌惮的经济单边主义引起了诸多国家的强烈反感，它们对美国的信任和对美元的信心正在加速流失[9]。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使用和接受程度显著提升。据统计，尽管目前美元在国际交易中的使用率仍高达81%，但人民币的使用率已提升至9%[10]。另外，近年来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还取得了一个重要进展，即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这些变化都昭示着，尽管短期内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仍难以改变，但美元霸权根基已经开始动摇。
作为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美和世界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干扰性变量”。它不仅可能进一步加速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崛起，也可能进一步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和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变革。其一，此次疫情对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造成了较大损害，很可能会进一步加速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2020年4月3日《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批评了美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极态度和不当措施。他指出，疫情之下，开展全球合作既是使美国摆脱困境的最佳方案，也是目前拯救世界的唯一方法[11]。虽然基辛格在文中主要探讨的是美国和世界应如何应对疫情，建议美国参与全球抗疫合作，但其背后的逻辑可能不止于此。与其另一部著作相呼应，基辛格一直呼吁美国政府能够领导世界各国建立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联合政府，也就是一种新的雅尔塔体系[12]。然而，所谓的“新雅尔塔体系”并不能真正确保世界和平、维护国际合作，其实质只不过是在美国主导下重新将世界划分为几个势力范围。即便美国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它在“后疫情时代”也越来越难以实现这一目标。因为如今不仅美国民众越来越不相信他们的政府，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也越来越不相信美国。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始终强调“美国优先”，不顾盟友利益，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给美国盟友留下了“创伤后遗症”；另一方面，美国抗疫的失败暴露了其自身的制度缺陷和治理能力不足，也进一步削弱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凝聚力和公信力。特朗普政府拒绝参与全球抗疫合作且频频“甩锅推责”的做法，更是引起了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强烈反感。正如伊恩·古德勒姆（Ian Goodrum）所言：“劫持分配给其他国家的医疗物资不是一种领袖行为，拒绝分享疫苗数据也不是。美国这些行为对全球合作抗疫的努力来说都是一种挫折。”[13]其二，此次疫情可能会进一步加速中国的崛起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知调整。在全球抗疫过程中，中国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向亚欧非等地区提供切实援助，充分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得到了包括意大利在内的世界多国及其民众的高度赞赏。中国越来越被视为国际社会中的稳定性、建设性力量，而非破坏性力量。尽管欧洲不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投资区域，且美国正在极力阻挠中欧关系的发展，但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中国引领的“一带一路”建设、5G技术和数字经济有望在“后疫情时代”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并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产生了更大分歧。因此，我们虽无法断言“后疫情时代”的美国何时会彻底丧失其全球霸权地位，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对中美两国的认知调整可能还会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但疫情很可能会加速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后疫情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角色和地位也将变得更加重要。其三，疫情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中美战略互疑，并加速中美关系的全面恶化。一方面，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被迫中断，美国一些政客再次高呼“产业链回归”，力图进一步推动中美经济“脱钩”，这使中美经贸合作格局和全球产业链结构面临一系列新的变化与挑战，也表明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政治化倾向愈发明显；另一方面，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不仅使美国对自身发展前景严重丧失信心，也使其对中美关系的预期更加悲观，对中国的敌意进一步增强。过去几个月以来，特朗普政府频频“甩锅推责”，炒作“中国病毒”和“中国阴谋论”，驱逐中国驻美记者，关闭中国驻美领馆，强势介入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这一系列具有“攻击性”的政策行为加剧了中国对美国的疑虑、不满和防范。随着恶性互动的增加，双方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受到极大冲击，中美关系也因此面临着更为强劲的下行趋势。其四，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在“后疫情时代”，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地区大国以及美国盟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可能都会进一步加强，但美国围堵和孤立中国的努力在“后疫情时代”可能会变得更加无力。对美国来说，随着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如果要遏制中国崛起，获得其盟友的协助将变得更加重要。可以预见，美国将进一步强化美日、美韩、美澳军事同盟关系，修复和整合美国在亚太、欧洲等地区的同盟网络，并在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架构下加大对印度的拉拢力度，努力构建更广泛的反华统一战线。然而，美国的这些努力很难完全按照其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一是美国和北约对彼此的不满情绪积存已久，同时疫情进一步加重了欧洲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离散心理，欧盟政治碎片化趋势日益明显，在对华政策上也与美国产生了更大分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已经越来越难以在欧洲构建反华统一战线。二是尽管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具有不同程度的反华情绪，但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迫于美国的压力而与中国彻底决裂是难以想象的，毕竟这意味着失去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和许多潜在的发展机遇。疫情发生后，中国积极与东亚各国合作抗疫，共同应对危机，彼此的联系更加紧密，这无疑都会加大美国孤立和围堵中国的难度。三是俄罗斯和印度的立场也会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造成一定影响。一方面，疫情期间，中俄互帮互助，关系稳定，合作良好，而俄罗斯与印度的关系仍然敏感，印俄之间的军事合作水平远超印美[14]；另一方面，印度一直致力于追求和维护其地区“大国”地位，不希望成为任何其他国家的附属，因此印度实际上很难成为美国可靠的盟友，并始终会对美国介入印太地区事务抱有较大戒心。 其五，这场疫情危机也可能进一步加速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曾通过“马歇尔计划”等一系列经济援助措施成功对冲了苏联击退纳粹法西斯后在欧洲所获得的国际声望和地区影响力。当时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取得一定优势，不仅仅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因素，也在于美国的援助计划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欧洲民众的生活和福利水平，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霸权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然而，在疫情肆虐全球的今天，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已经过时，严重阻碍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进程。相反，中国在积极为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切实的经济利益和发展机遇，为抗击疫情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做出实质性努力。因此，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维护多边国际贸易规则、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行动可能会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尽管美国设计出了针对中国的新《广场协议》以实现美元贬值并推动美国出口，但恐怕也很难带来美国所预期的结果。考虑到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面临重塑，且中国将成为第一个摆脱此次危机的经济体，我们有理由相信，“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将进一步削弱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并推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重大变革[15]。
毋庸置疑，近年来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一系列快速而微妙的变化，而新冠肺炎疫情则对这场早已开始的全球性变革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此次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并不仅仅只是挑战，也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一次重要机遇。然而，这种变革应如何推进（合作或竞争）？这种发展应以何种方式进行（和平或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对美国来说，中国坚决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立场日益明确。美国与中国脱钩、展开对华“贸易战”等行为实际上是在拒绝发展。虽然美国极力遏制中国5G技术的拓展，反对“一带一路”倡议，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在部分领域已经领先的客观事实。美国能否在“后疫情时代”重塑中美关系、积极引领和参与国际合作、走出零和博弈和权力斗争的泥潭，对美国自身发展和国际社会来说都至关重要。对中国来说，更加积极有效地经略周边，寻求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的突破口，有效管控与美国及其盟友在印太地区的竞争与分歧，努力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和世界大国角色，都是极为重要的。对欧洲、亚洲和非洲等地区的其他国家来说，应更加明确自身的利益诉求以及中美两国对待盟友和对手的态度，谨慎处理对美、对华关系，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基础上与中美两国开展切实合作，共促发展，而不是盲目地联合美国对抗中国，或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1]Joseph E.Stiglitz， Il prezzo della disuguaglianza，Torino：Giulio Einaudi Editore，2013，p.4.[2]Wei Dongsheng，Zhuang Lei，“Intervista con il generale Qiao Liang”，http://www.marx21.it/index.php/internazionale/cina/30551-intervista-con-il-generale-qiao-liang.[3]Dilip Hiro，“The World Leadership Trophy”，https://www.nationofchange.org/2020/04/27/the-world-leadership-trophy/.[4]“I salari cinesi stanno superando quelli europei”，http://www.marx21.it/index.php/internazionale/cina/29331-i-salari-cinesi-stanno-superando-quelli-europei#:~:text=Per%20fare%20degli%20esempi%2C%20le，%2D%20970%3B%20inoltre%2C%20sempre%20quelle.[5]Jiang Fangfei，“Attraversare Insieme Tempi Duri：Un.analisi Dell. Esperienza Cinese Nella Lotta Alla Pandemia COVID-19”，in Marco Bargozzi（ed.），Contrasto al COVID-19：La Risposta Cinese，Roma：Anteo Edizioni，2020，pp.9-18.[6]Wang Cong，Chen Qingqing，“Five Reasons Why China's Global Stature Will Rise after Pandemic”，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82959.shtml.[7]Massimo D.Alema，Grande è la confusione sotto il cielo.Riflessioni sulla crisi dell.ordine mondiale，Roma：Donzelli Editore，p.11.[8]Graham Allison，Destinati alla guerra.Possono l.America e la Cina sfuggire alla trappola di Tucidide? Roma：Fazi Editore，2018，p.29.[9]王玉主、蒋芳菲：《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4期。[10]William H.Overholt，“The Rise of the Renminbi”，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6/09/12/the-rise-of-the-renminbi/.[11]Henry Kissinger，“The U.S.Must Protect Its Citizens from Disease while Starting the Urgent Work of Planning for a New Epoch”，The Wall Street Journal，April 3，2020.[12]Henry Kissinger，Ordine Mondiale，Milano:Monadori，2016.[13]Ian Goodrum，“Less Talk，More Action：Between Trump and Xi，the Contrast Is Clear”，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less-talk-more-action-between-trump-and-xi-the-contrast-is-clear/.[14]M. K.Bhadrakumar，“Russia.China Entente Deepens in the Shadow of the Pandemic”，https://indianpunchline.com/russia-china-entente-deepens-in-the-shadow-of-the-pandemic/.[15]Joe Mcdonald，“China Becomes First Major Economy to Rebound after Coronavirus”，https://time.com/5867556/china-becomes-first-major-economy-to-rebound-after-coronavir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