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洛马诺夫：把改革开放与捍卫经济主权紧密有机结合—中国新时代理论创新与经济政策

言筱 译

作者：亚历山大·洛马诺夫（АлександрЛоманов），俄罗斯科学院教授、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历史学博士

译者：言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国外学者看“十四五”规划栏目，《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

2020年中国经济遇到较为严重的挑战。在美国实行全面遏制中国政策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考验。然而，及时有效的抗疫举措迅速缓解了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结束了短期衰退的局面，开始步入稳定增长阶段。

中国经济恢复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政策会一成不变。2020年最重要的、被载入中国改革开放史册的事件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理论的提出。这一新理论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并将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首先是经济学的理论研究。

中国的改革不仅成功发展了国家经济、提高了人民福祉，还创造了新的理论体系。2020年8月，习近平主席与经济学家会面时，列出当前中国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其中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

这一理论体系不仅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兴趣，还对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国外学者产生了吸引力。这些概念统一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理论的提出。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迈入新时代。这些概念出现的前提是意识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需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2020年“双循环”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政治经济学长期创新发展理念的形成，这不仅在“十四五”规划期间，而且在未来十五年都将决定中国的发展轨迹。

习近平主席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增长的背景下，预测全球化发展趋势；在经济政策制定和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协调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两个方面。新的挑战不仅对中国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高要求，对社会科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也提出了高要求。“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2]。

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十分重视提高中国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因为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可以将中国改革实践变为理论创新之“富矿”，这无论对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而言均是如此。然而，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西方经济学普遍采用的方法论难以把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与经验的研究作为理论创新的资源。西方经济学非但没有扩大，反而人为地压缩了科学研究视野。西方学者试图找出中国经济制度的弱点及其与规范自由主义模式的相悖之处，却忽视探寻中国发展道路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的根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指出，国外对中国改革研究的一个重大弊端是理论上的谬误，即将西方经济学主流假设套用于中国实践，并用新自由主义教条去解释中国实践[3]。许多国外研究者坚持认为，西方式的自由化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所必不可少的。中国坚持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使这些西方学者感到失望，他们在理论上得出“中国崩溃”的结论，并认为不经过彻底的自由化，经济改革将失败。还有一种较为温和的解释承认中国取得了成功，但同时强调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这种观点同样不允许根据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并进行一般性的规律研究。国外学者尝试用“历史偶然性”或“向资本主义隐性过渡”来解释中国改革成就，这并不能作为研究中国实践的有效工具。中国现代经济学的逐步发展正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成果向外推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意识形态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理论走向世界的尝试将遇到阻碍。出现了新的“话语陷阱”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容忽视，而且不能因此放弃把中国社会科学的成果推向世界。科学理论必须包含普遍有效的结论。经济理论的适用范围不能局限于一国之内，哪怕是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中国社会科学家的理论创新不得不面对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抗，在中国与西方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任何从中国经验中得出的普遍有效结论以及对中国道路普遍意义进行讨论的尝试，都容易被西方解释为中国企图“颠覆自由世界秩序”和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意识形态影响。

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创新在其他领域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中国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西方国家竭力捍卫自己“数字霸权”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利用领先优势来进行理论构建时，很有可能被理解为中国在先进技术领域意图打破西方垄断，进而遭到拒绝。此外，因为发达国家对脱贫这一主题毫无兴趣，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理论发展也不会受到西方的重视。同时，中国希望发展中国家的政界和学界精英了解这些规划的尝试亦将遭到西方国家的拒绝，因为在后者看来，这是对其经济理论“霸权”的又一侵犯。

在中国及世界经济发展实践中，对“双循环”经济政策的理论解读与研究均十分具有前瞻性。中国正在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阶段转向平衡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新阶段，国内市场将处于优先地位，同时国内外市场相互促进。把中国改革的新阶段与先前阶段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改革经验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双循环”政策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现代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中国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如劳动力短缺、进入国外市场的机会减少等，同时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有选择的合作，压力与限制因素越来越多。提高中国经济免受外部冲击的防御能力已成为时代的要求。

中国的经济政策体现出“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发展逻辑。起点或正题是20世纪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在与苏联积极而短暂的合作之后，中国进入一个对外经济联系水平较低、自给自足占主导的时期。作为反题的改革开放政策把重点放在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上，通过参与“外循环”而获得国内发展资源。中国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飞跃已成为新时代的主要特征。“双循环”政策是前两个历史阶段的合题，并把改革开放政策与建立捍卫中国经济主权所必需的产业和技术这二者结合起来。这并不是回归到经济自给自足时代，又与1980～2000年的“1.0版”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同，而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新发展阶段。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正在“倒退”，“十四五”规划将回到自力更生的阶段。这种说法仍属于教条的、毫无根据的“中国崩溃”论。“双循环”政策是更高级的和更新后的“2.0版”改革开放政策。在这一阶段，中国将继续参与全球化，但同时将大大降低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和外部制裁所受到的伤害。牛津大学中国专家拉纳·米特（Rana Mitter）将“双循环”政策描述为在保护国内市场安全的同时，保持中国经济对全球化的参与[4]。西班牙经济学家艾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ia GarciaHerrero）认为，中国此前曾试图减少经济对出口的依赖，但是新的“双循环”政策旨在减少对高科技产品进口的依赖并提高中国经济的自给自足程度。之所以把进口替代政策与保持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存在两者结合起来，主要是受中美经济关系严重恶化的影响。她还认为，中国保护本国免受外部不稳定因素影响的行为，可能对那些从对中国出口高端产品中获益的国家不利，因为中国很快将自行生产高科技产品。因此，“双循环”政策对外界“有害”，将其纳入“十四五”规划对中国及其贸易伙伴将产生中期影响[5]。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毫无疑问，中国将继续奉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不会放弃参与全球化，中国的大门也不会关闭，而且会更加开放。同时，中国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将比过去增长更快。不难想象，随着“双循环”政策的实施以及中国新的现代化生产设施的建立，发达经济体进入中国市场的竞争将会加剧。而新政策对东盟国家和“一带一路”沿岸中国伙伴的影响问题需要单独研究。这些国家的工业和科技基础通常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影响了它们向中国市场提供现代高科技产品的能力。随着中国国内制造商机会的增加，这些国家工业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将逐渐下降。然而还存在另一种双赢战略，即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合作将成为发展自己高科技产业的动力与机遇。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者指出，“双循环”政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模式。这是2018年以来在外部发展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尝试建立的模式。“双循环”模式并不意图从中国驱逐外国制造商，相反，中国为了留住外资，规划建立了新的自由贸易区，减少了禁止外商投资的部门清单，并允许外国公司参加政府采购程序。新政策旨在提高中国高科技产品质量、发展金融市场、完善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

“考虑到北京今天拥有的机会和机制以及掌握的战略资源，可以适度乐观地认为，从短期和中期来看，中国仍将是经济增长率相当高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将保持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但是，这种吸引力不再取决于廉价劳动力，而是取决于强大的内需”[6]。

可以看出，“双循环”政策引起了国外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将不会改变，而且外国投资者将在中国市场获得新的优势和保护。

中国凭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和活跃的国内市场，致力于利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双循环”政策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内需，有助于在中国发展包括高科技产品在内的所有必要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并可以在无需依赖国外市场的情况下将消费和需求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上。

中国于2012年提出了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旨在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而“双循环”概念提出了经济领域实现“中国梦”的长期规划。到2035年，中国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的计划意味着，中国人均GDP将在未来15年内从目前的1万美元增长到约2万美元，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今天约有4亿人属于中等收入群体，在下一阶段，这一数字将达到7～8亿。过去，苏联非常重视提高人民的福祉，但是在经济封锁和消费品持续短缺的情况下，苏联未能充分展现其经济制度优势。中国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条件下解决这一问题。这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其对全球经济的参与以及“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国在其中承担“世界工厂”的角色，接受外国原材料和半成品，由中国廉价劳动力将其转化为有竞争力的商品，再重返世界市场。而在新时代，中国将由廉价生产国转变为有消费能力的消费国。中国不再与亚洲邻国竞争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产品的出口。生产力创新、现代技术、高等教育的优势以及大量高水平人才的供应正在成为新的竞争领域。

“双循环”政策正成为争取中国科技、贸易和经济主权的有力工具。“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增长的保证。中国不会封闭经济，允许外国生产商通过供应高质量产品而获利。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创新产业的创建，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将稳步提高。同时，在关键商品生产和技术供应方面对外国制造商的依赖也将减少。

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其政策加快了中国科技走向独立的进程。这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借助贸易战和制裁手段，企图迫使中国放弃国家参与经济发展的计划，认为中国为维持与美国贸易的短期利益，将牺牲经济的长期发展。结果，美国失算了。“双循环”政策的出台意味着，为了捍卫国家经济安全，中国选择了进口替代路线和国内市场优先的策略。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经济对出口收入依赖性的下降将为抵御制裁或新增关税提供可靠的保护。美国利用这些手段向北京施加压力的尝试将越来越无效。到2025年左右，这些手段将失去意义。随着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西方国家将限制向中国提供高科技产品与技术。提高工业主权和科技主权将使中国奉行更坚决和更积极的外交政策。如果说“双循环”政策目前主要引起了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关系领域研究人员的兴趣，那么未来它将引起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领域研究者的关注，对他们而言，这一概念将成为进行理论创新的“富矿”。

即使美国在拜登总统执政期间不对中国发动新的贸易战，“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策略对中国也不会失去战略意义。强劲的内需将保护中国经济免受外部冲击，并有助于2035年中国经济总量或人均GDP实现翻一番的目标。中国居民成为有购买力的消费者，将确保中国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坚持技术独立和扩大内需的双重积极效应，将使中国在未来不必担心美国及其盟国的压力。

202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对所面临的新问题加以认识[7]。这意味着中国在与美国的经济和科技较量中，既不会迅速取胜也不会遭遇失败。在这场较量中，“双循环”战略是中国取得胜利的关键。

本次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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