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西广：疫情危机中，不同阶级所付出的代价差别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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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姜辉，副主编：辛向阳、龚云，编辑：李瑞琴、于海青等。当代中国出版社即将付梓。 

【原标题】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暴露资本主义制度的

根本弱点

[日]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大西广 作

朱旭旭 译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蔓延之际，西方世界舆论大肆批判中国反应滞后和“独裁专政体制”。不过，目前这种舆论已经发生彻底改变。批判中国的急先锋——美国，已经成为感染新冠肺炎的“最大集群”，甚至人口较少的欧洲国家也出现了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大幅度超过中国的状况。在世界舆论转变过程中，中国政府也坦承应对疫情滞后的某些失误。不过，事实证明世界上许多国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必须明白：新冠肺炎虽然最初在中国武汉被发现，但是世界各国都是从“一个感染者”开始传播蔓延的。[1]各个国家在防止“第一个传染者”向其他人扩散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并在被感染者人数方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实际上，世界各个国家、地区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所采取的防控措施差异性非常大。在德国，政府严格要求实行核酸检测，虽然感染者人数出现暴增，但是死亡率却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在韩国，疫情发生后国家管理的“公共保健医生”被迅速派遣到全国各地，并开始大规模核酸检测；在中国，10天之内就建成专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封锁城市，并用智能手机的健康码应用程序加强对公民个人健康信息的管理。这就说明各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当前，西方国家将疫情防控政策作为判断是否是“独裁专制”国家的依据，这令人匪夷所思。世界著名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就是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2020年4月3日《日本经济报》的报道也以国家在防疫过程中对个人行动自由限制程度为基准，将世界主要国家划分为四种类型，由强到弱依次为中国、法意西英（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德美（德国、美国）、日本等。实际上，这是西方国家在学习中国抗疫经验过程中，为了阻止中国成为世界引领者而刻意发动的意识形态斗争。

当前，西方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与事实完全不符。世界卫生组织高级顾问、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涉谷健司强调，针对新冠肺炎防控对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尽可能多的进行检测与隔离，这也是当前防疫的重点。在东亚各国中，中国政府“封锁武汉”并派遣4万医疗队进行支援，韩国也严格进行核酸检测，这与日本为防止感染者数量扩大而故意不进行核酸检测形成鲜明对比。有报道称，中、日、韩的国民由于注射过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疫苗而对新冠肺炎产生了免疫力，就误认为比欧美国家抵抗新冠肺炎的能力强。实际上，日本感染者数量少的原因是日本政府有意控制核酸检测人数，有预测指出未来日本感染者人数很有可能会超过欧洲各国。疫情期间，日本甚至出现了申请核酸检测人员因被政府怠慢而死亡的案例。在这种情况下，街上和医院里没有得到及时检测和救治的感染者非常多。比如说，来庆应义塾大学的附属医院看病的人中有6%是感染者，已经导致医院处于崩溃状态。当前，美国的疫情防控工作非常糟糕，日本也是东亚各国防疫工作最糟糕的国家。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日本不仅忽视检测工作，也不重视隔离工作。比如说，一位自由撰稿人在今年3月和4月分别在日本和韩国经历过居家隔离，并在自己的博客中指出日本政府敷衍隔离工作的事实。日本政府虽然规定了从3月5日起来自中韩两国的入境者需要到指定场所隔离14天，但是他于3月28日在成田机场入境时管理人员根本没有对他进行检测，仅仅是发放了关于身体状况的调查表。“14天居家隔离”仅仅是口头要求而已，没有任何强制措施。这个人在两周内又从成田机场飞回韩国，这说明在日本可以随便离家，根本没有落实居家隔离政策。另外，从成田机场往返自己家时，政府要求禁止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但是，只要对机场管理人员说：“家人来接我”，就可以走了。这说明日本政府制定的是没有实效性的、不负责任的疫情防控政策，对疫情采取逃避的态度。

与日本相比，韩国的疫情防控工作显得比较积极、有效。据前面提到的那位自由撰稿人讲：一方面，在飞往韩国的飞机上，乘务员给乘客发放“智能居家诊断指南应用程序说明书”，达到韩国后要求在手机上下载这个软件，并注册自己的家庭住址，每天两次汇报自己的体温情况。如果住在首尔市区，乘客需要当场进行核酸检测。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症状的话，可以到指定地点免费隔离。另一方面，政府为入境者准备了从机场回家的专用巴士和出租车。入境者要严格遵守居家隔离的规定，违反者会被处以罚款。如果自觉遵守规定的话，政府会给其发放消毒液、口罩、食物等防疫物资，也会发放生活补助金和带薪休假等。同时，为了能够解除14天的自我居家隔离，入境者在第13天需要进行核酸检测以确保未被感染。韩国为了实行有效的隔离而采取了这些强制措施。同时，中国也有专门对入境者实施隔离的酒店。在天津和南京，无论到室外做什么事情，都会被检测体温。所有超市也明确区分了入口和出口以防止交叉感染。总之，韩国、中国实施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对疫情防控高度负责的应对策略，日本则采取“总之不要和任何人接触”这种煽动恐怖、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

西方国家把世界各国应对疫情策略的不同概括为“独裁专制”和民主制度性差异，这是极其荒谬的理论。比如说，在韩国最强大的“民主主义”政治势力，依然需要依靠“独裁专制”才取得了显著抗疫成绩。近日，日本导演竹内亮拍摄的纪录短片《南京抗疫现场》中，报道了中国南京市民自发向政府提供自己在乘坐地铁及目的地等非常详细的出行信息，这对做好新冠肺炎防疫工作非常重要。市民愿意自发提供自己的个人出行信息，说明了市民充分信任政府。西方国家借此鼓吹疫情期间中国广大国民苦于政府严格控制的社会舆论，完全违背了事实。

中国政府的这种疫情控制措施不仅对于市民管理是必要的，对企业的生产活动也非常重要。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和日本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区别。截止到今年4月初，在日本，广大工人每天依然被强制要求乘坐满员的电车上下班。即使政府发出“限制人与人接触”的疫情防控要求，依然有约一半的工人每天乘坐电车上下班。根本没有像中国南京那样收集个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详细信息，“防止交叉感染”更无从谈起。为了抑制接触，日本国民在“五一”黄金周期间自觉限制省亲访友或者外出旅行，还减少了与朋友、家人一起外出聚餐的次数。我所隶属的各种学会和中日友好协会等组织，所有的自主活动也都被迫取消。但是，日本企业的生产活动依然继续开展。日本在防疫工作中政府和市民承担责任的不对称性，是当前日本防疫工作的最大问题。

现代工人阶级与奴隶的本质区别就是：工人阶级除了自己卖给资本家的劳动时间以外，其余的都是自由时间。但是，疫情之下，日本的资本家呼吁“工作日努力工作，周末在家待机（隔离）”，依然随意剥夺工人阶级的自由。广大工人阶级在周末和下班后所仅有的自由时间也被资本家无情地剥夺了。

然而，中国企业应对疫情的方式却截然不同。据4月25日《日中友好报》报道：天津开发区汽车配件企业复工以后，对接送工人的巴士、办公室、厂区进行全面消毒，对从外地来的工人隔离期满之后确认安全才能工作。为避免工作接触感染，要求员工之间保持1.5米以上的距离，禁止使用电梯，戴口罩、勤洗手等，对于防疫工作细节都做了明确规定。政府还要求企业每天对工人进行3次体温检测并上报。前文提到南京抗疫的报道中也指出，政府要求企业为工人购买非接触型的体温计，每天多次进行体温检测。然而，在日本，政府像中国政府这样具体要求企业的生产活动行为是不可想象的。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我更关注中日两国政府对企业生产活动管控方面的差异。在中国，企业和公民个人都要求承担相应责任。在日本，公民个人活动受限制而企业活动则不受任何限制。这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区别。为了控制公民个人活动，日本政府颁布《紧急事态宣言》后，在KTV、老虎机店、居酒屋、美容院、体育馆、电影院、演唱会等场所的活动被限制，这些相关行业的资本家必然受到影响。但是，这归根结底是“抑制个人活动”的延伸，并不是一开始就把企业作为控制对象。

目前，日本政府要求工人阶级中疑似感染者进行居家隔离，逐渐演变成了“不要因为感冒而请假”。为此，日本的药店里还准备了大量的感冒药。如果工人中有无症状感染者去上班的话，就会被领导责骂“为什么来上班”。疫情之下，日本资本家的自私行为行不通，这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了资本主义剥削人的本质。

从制度比较来看，不是“独裁专制体制”而感染者人数急剧扩大的新加坡，以及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截至2020年7月28日18：30已累计确诊4433410—公众号编者注）的美国等，此次疫情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在新加坡，政府虽然实施了抑制国民交叉感染的对策，但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聚集10人左右移民工人而导致感染不断扩大的情况，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另外，被美国医疗体系排除在外、在疫情中被迫工作的贫民阶层是导致美国感染人数暴增的根本原因。这也表明“社会制度”是决定疫情防控效果的核心要素。

与新加坡、美国相比，印度的喀拉拉邦的疫情防控效果非常明显。喀拉拉邦虽然是印度最早出现感染者的邦，但作为印度最平等且医疗体系最完善的邦有效控制了感染者的扩大，这也是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现在和过去长期执政的成果。

此次疫情爆发之后，世界主流经济学界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至少是暂时的……不得不给有准备的社会主义让路”的舆论。面对此次疫情危机，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不是现行的疫情防控政策，而是社会制度本身。

另外，此次疫情危机也让工人阶级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主张和捍卫自己的权利。世界各国政府虽然要求全体国民严格控制自己外出，但不同阶级所付出的代价差别非常大。比如说，如果让拥有大房子或者庭院的人和只能去公园、图书馆的生活在公寓里的工人阶级，遵守同样的疫情防控中“控制外出”这一规定就显得非常不平等。更进一步说，不工作也能够持续不断获得收入的阶级与辞职后马上就失去收入的非正规雇佣工人阶级之间形成鲜明对比。在这里，资本主义国家提倡的“自我控制外出”本身就是“反工人阶级”。拉美国家的主流人士也反复强调过这种观点。巴基斯坦首相也表示，如果封锁城市的话，一方面能够把人们从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拯救出来，另一方面也将有人因此而饿死。众所周知，在贫困者、贫困国家没有解决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情况下，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就无法彻底解决这场危机，这也成为当前世界各国应对疫情的焦点。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就是：贫困国家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难题，这也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针对贫穷国家的防疫对策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因为贫困者、贫穷国家无力实施有效的防疫策略，导致其被迫走上“群体免疫”的道路。之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也被迫走上这条道路；二是正是因为贫困者、贫困国家无力应对疫情，才更应该把他们的问题当做自己国家的问题来看待，进而提供全面的医疗援助，与贫困国家团结起来共同抗疫，进而赢得全面胜利。英国当初就采用了“群体免疫”的政策，瑞典实际上也采用了这种疫情防控对策并宣告取得了成功。虽然这种策略有一定合理性。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瑞典的成功是建立在贫困人口少、医疗体系完善的基础之上。这也说明瑞典的抗疫成功经验根本没有向贫穷国家推广的价值。另外，就目前形势来看，世界各国首先选择封锁国门、封锁城市的做法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同时，加强国际互助就显得非常必要。中国首先在国内封锁城市等取得抗疫成效以后，也在以“健康丝绸之路”为口号向全世界推广其成功的抗疫经验，是非常值得赞扬的做法。

疫情之下，日本工人阶级借助于网络居家工作的方式得到广泛推广，工人阶级也从始终被监督的方式转变为自我管理，这也是“后资本主义时代”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现在，整个世界都在讨论着疫情之后世界结构将发生彻底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于“超越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作者大西广，日本京都人，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教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担任职务：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副理事长、世界政治经济学会副会长、日本东北亚学会原会长、社会主义理论学会事务局执行委员、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原理事长、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理事、国际亚洲共同体学会常任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最优经济增长理论）、统计学、现代中国政治经济问题、东亚经济问题等。

[1]本文于2020年4月中下旬完成，当时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新冠病毒的源发地是中国武汉，作者大西广教授也采用了这种观点。现在，国际社会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武汉不是新冠病毒的源发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