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甲天下的秘密：香港如何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地方
本文主要说1980年以前的事，后面的简单说说。。。。
截止至2018年，香港的人均GDP有4.6万美元，而号称地大物博的中国只有8千多美元。即使在改革开放已经走了40多年的今天，人均GDP只达到香港的1/5。香港人全部来自祖国内地，DNA百分之百就是正宗中国人，为何香港人的生活水平和财富达到内地人的5倍？根源在于香港相对于中国其它地方的独特性。
香港走上历史舞台，是从1841年开始的。在此之前香港是一个只有7450人的小岛，除了渔业和一点农业，没有任何资源。1842年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取得香港，谈判代表回到伦敦被外相帕默斯顿抨击，认为香港是一块"光秃石山"(barren rock)，对英国毫无用处。但后面的历史与他的预期相反，香港不但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区，甚至比曾经的宗主国英国更加富有。
苛政猛于虎
两个邻近而且条件差不多的地方，如果制度截然不同，财富和人才必然流向更有利创造财富的地方，导致这个地方出现繁荣。有一个典故，就是苛政猛于虎：有一次，孔子带着学生，经过一处树林，看到一位妇人在哭泣。孔子的一个弟子子路问她：“为什么你哭得这么伤心呢？”妇人说：“前年，我的公公被老虎吃掉。去年，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吃掉。今年，我的儿子又被吃掉了。我一想到，就很伤心。”子路很奇怪的问：“明知这里有老虎，为什么不早搬走呢？”妇人哭的更伤心了：“因为这里没有苛政”。苛政把人民赶走，造成了当地的萧条。
根据儒家思想，只要行仁政，自然会成为人心归向，会繁荣起来。儒家对仁政下了这样的定义：减轻刑罚和赋税，不打扰农务。壮丁平时勤奋工作致富，有闲暇便去学习做人的道理或者习武以保护国家，在家则侍奉父兄长辈，在国家则侍奉上级。这准确了概括了香港的成功之处。
近现代商业社会所谓的“仁政”，说白了就是1.法律面前人人平等，2.保护私有产权。因为只有做到这两点，个人努力创造出来的财富才不会被别人掠夺，财富才对财富创造者有意义，ta才有动力继续工作，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哪个制度能实现这两点，财富和民心就归向它。
香港的在1980年以前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1841-1941的租界式繁荣；2、1945-1980年的富甲中国之路。
第一阶段：租界式繁荣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势靠船坚炮利，取得了中国几个地方的统治权，在这些地方实行西方的法律制度，成了国中之国。这些地方中比较著名的是：香港、上海租界、天津租界、武汉租界、青岛租界等等，租界外面的世界仍然实行中国法律。当时香港比中国大多数地方繁荣，但与其它租界相比，优势并不明显，远远落后于上海租界。
这些地方成为租界虽然丧权辱国，但不用施行清朝的政经制度，转行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令全中国的资本和人才涌入这些地方，出现了一些状况：
第一，商人有了信心。租界有其独有的特色，治外法权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只要罪案发生在租界内，或者与外国人有关，就得依照外国的法律去审判，并由外国法官和中国官员共同会审。说是共同会审，但洋人有枪炮挺腰，又善于玩法律游戏，声音大的多。所以，在租界内，实际上是受外国人的法律所管制。即使案件发生在租界以外，清朝衙门也无权进入租界抓人。租界主权属于清朝，却不实行大清法律，这就是100多年前的一国两制。
前面说过的“苛政猛于虎”提及过，一处地方能够保障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自然吸引人民流入。在租界有治外法权，香港甚至实行英国法律，既有外国势力的保护，遂成了逃难圣地，一旦有战乱，人们便涌向租界、逃向香港。而外面的世界行使的是清朝法律，大清腐败横行，人民无法监督和制衡暴虐的衙门，法律又对产权没有明确规定，打官司时按照长官意志屈打成招是家常便饭。所以后来不必等到战乱时代，即使是和平的时候，很多中国人发家致富之后都连同财产一起搬入租界或者住在租界边上，万一受到迫害可以立即跳墙进入租界。这也令租界成了资本流入的地方，促进金融业发展，令本地更加繁荣。
第二，贸易兴盛。这些租界地和割让地大多数优质的港口，在保护私有产权的西方国家运营下，这些地区很快就成了万商云集的贸易中心。
第三，是提供了政治避难所。从清末开始，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所有革命人士，全部匿藏在香港，受到港英政府的法律保护，清朝无可奈何。慈禧去世后袁世凯失势，摄政王想拿他开刀，袁世凯也是第一时间逃往天津租界。一直到了民国时期，凡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一旦被通缉，就逃往租界。
北洋军阀下野后，逃往租界已成了必然选择，问题只是A餐、B餐或者是C餐--逃往天津、上海还是香港而已。再晚一点的陈炯明，因为根据地在广州，遂逃往比较近的香港，国共内战之后，杜月笙也跑到香港落草。这些过气权贵，坐拥巨额民脂民膏，到香港有的狂嫖滥赌，有的大举消费，当然促进了租界的繁荣。只有吴佩孚一人不肯住在洋人统治的花花世界，但他的房子后巷就是租界。必要时翻墙即是租界，可以保住老命。
租界也为萌芽状态的共产党提供了保护。上海租界不准戴笠的人进去抓共产党，唯一的方法是派便衣进去绑架。有一次抓一名住在英租界边缘的共产党，这位疑犯发现形势不妥，从后门逃出，一不小心跑出了租界以外，于是便衣一枪射中他的腿，正式逮捕了他。
第四，就是所谓的“买办阶层”。买办是大量和外国商人做生意的中国商人，最早清政府规定只有广州的一些商号可以和外商交易，史称十三行，这就是最早的买办。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经济，十三行失去垄断地位，但外商仍然需要通过买办和中国人做生意，金钱也只跟买办交收，因为中国人法治传统太差，做生意多坑蒙拐骗，不靠买办难以保证货物质量和付款信用。而且买办实行责任保证制，承担所有风险。
香港早年最出名的买办就是怡和洋行的何东，他是一个中英混血，平时穿长马褂，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白手起家，最初在怡和洋行当助理，后来变成了买办，二十年间累积财富高达200万元，成为当时香港地位最高的华人。也是第一个住进太平山顶的华人。他是赌王何鸿燊的祖先。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买办制度迅速没落，由于外国洋行和中国人已经比较习惯西方的商业规则，主要的洋行不想再付钱给买办。
香港和其它所有的租界，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都获得强劲的发展，比清朝的其它地方发达很多，就是依靠以上四个特点。香港虽然迅速从一个只有7000多人口的荒凉小岛发展成国际知名的贸易港，但是在1945年之前，香港仍然远远比不上上海发达。
按地理因素而论，香港远远不及上海的优势。香港的地理优势是接近珠江的出口。但珠江由贵州经广西流至广东，除了珠江三角洲那一点地方，全都是中国最贫瘠的不毛之地。上海则掌握了长江的出口，长江流经七省，在这一千年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富裕的区域，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的江苏浙江两省，更是全中国的经济文化命脉所在。
在清朝时，江苏浙江两省富甲中国，占全国赋税收入的4成。在文化水平方面，这两省出产的状元和进士多得数不清。而广东省几百年来只出了一个状元，就是伦文叙，已经被广东人歌颂了足足300年。
江浙地带近年也是人才辈出，当今的七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就有三个祖籍江浙，数学家陈省身、华罗庚，物理学家吴健雄，高锟，这些大师都是江浙人。就江浙地区的人口一亿三千多万而言，占全国十分之一，这是异常高的比例。
1945年二战结束，在二战的6年中，中国军力和国际影响大增，英国衡量无法完整保留在从前在中国取得的权利。于是答应取消包括上海租界在内的所有特权，比香港繁荣得多的上海租界被收回。但对于香港和新界，丘吉尔曾经强硬的说：不通过战争就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去任何东西。香港的租界式繁荣从此进入第二阶段，这期间香港取代上海，成为中国地区最富有的地方。
第二阶段：富甲中国之路
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中大败，林彪打到深圳，只要毛主席下决定，立即可以收回香港。当时英国已经计划拿香港去换英商在上海的资产不要被没收，可见当时香港的地位，甚至不及英商在上海的财产重要。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战无不胜的解放军在金门战败，国民党因此得以在台湾苟延残喘。英属香港对新中国的价值立即浮现了出来：国民党在大陆兵败如山倒，军政人员大多投降给共产党，仍有很多在大陆的居民和权贵想跟随国民党，他们必须通过一个中介的地方，才可以转口赴台，前台湾领导人马英九的家族，就是这类人之一，他本人在转口时出生在九龙。而共产党也可以趁机在其中渗透间谍，到台湾收集情报。没有了英属香港，这些间谍就难以渗入台湾，这是毛主席决定留住英属香港的原因。否则以毛泽东的枭雄性格，连抗美援朝都不怕，何况拿下当时日落西山的大英帝国下面一个不太重要的殖民地？
朝鲜战争后，英属香港的地位更为稳固。美国派出第七舰队保护“宝岛”。新中国武力攻台的可能性破产。只要台湾没被收回，完全收回香港的时机也未成熟。毛主席是顶级战略家，韩战后，美国封锁整个中国大陆，香港是唯一得到境外消息的窗口，还有一些重要的货物和药品。如果收回了香港，岂非等于自己挖掉了眼睛。只要一天中国仍然被西方封锁，一天便有必要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里，决不能收回。
于是周恩来要求英国接受三项条件，作为中国暂不收回香港的条件。
1. 香港不能有民选，不能出现自治。20世纪以来殖民地民智已开，全世界民主主义崛起，殖民地成了一门不赚钱的生意。资产变成了负债。身段灵活的英国人洞察这一趋势以后没有一味镇压民族主义分子，而是先将殖民地改成“自治领”，就是准国家，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再让殖民地普选，然后一一独立。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还有很多加勒比和东非的小国因此独立。周恩来担心如果英国让香港成为自治领，可能踏出独立的第一步。
2. 香港不能被利用作为反新中国的基地。因此当时香港警察的职责包括打击国民党在香港的组织。
3. 香港不可以存在外国的反华势力。
英国毫无选择之下，只有答应条件，所以1952年韩战以后，香港的局势被稳定下来。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特殊国情，香港人口急速上升，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只有60万人口，到了韩战爆发前夕，已经达到236万人。韩战结束的时候达到300万。如果人口素质差而且得不到合理的应用，即是一项负债。但香港成功的合理利用了这批人力资源，这是未来成为亚洲四小龙的基础。当时香港全靠这几项优势：
第一，国内很多资本家，尤其是原来上海的，内战后南下香港，这些人包括了包玉刚、唐翔千、陈廷桦、田元灏、周文轩，他们一并带来了工业技术和资本，数目达到数十亿元，这是香港工业起步的原动力。所以香港后来的成功，可以说是继承了早年上海的基因。第二波发家的大多是广东人，包括郭得胜、李嘉诚、李兆基等等，除了李嘉诚以外，其它主要靠开发房地产发达，李嘉诚的经营范围从房地产到能源、物流、食品、高科技、零售，全部都有，是一个全球性综合集团，光是屈臣氏在全球就有上万家店铺。论做生意，李嘉诚绝对是古往今来华人第一人。
第二，由于大量人口到港，这就相当于提供了无限量供应的廉价劳工。1949到1980间的几十年，大量偷渡客源源不绝的涌入香港，港英政府面对这些难民不是简单的拒绝，而是设置了一向“抵垒政策”，把偷渡变成了一项障碍赛，只要进入香港市区，就能发身份证成为香港居民。这帮偷渡客首先得爬过高山，避开内地公安和香港的边境警察、狼狗，或者是游泳渡过大鹏湾，避开吃人的鲨鱼，到达香港后，更需想尽办法潜入市区，才能成为香港居民。因此，能够获得身份证的，都是头脑灵活、身手敏捷、刻苦耐劳而且极具冒险和拼搏精神的人中龙凤。中国人虽然因制度分成大陆人和香港人，但文化基因都信仰吃苦耐劳为财富拼搏，所以他们还不像穆斯林难民，无需政府投入资源去教育，一到步便有工作能力，可以立即进入劳动市场，成为生产力。相对于当时的本地香港人，这些一无所有的偷渡客只有烂命一条，更加珍惜机会。科幻小说大师倪匡、信报创办人林行止，还有数之不尽的大小老板，都是其中的优秀人才。
第三，战后英国拥抱社会主义，导致英国经济江河日下。幸好香港只是殖民地，政客懒得理会香港人民福利。港府在传统官僚的控制下继续信奉并执行所谓的“放任经济”(laissez faire)。在殖民地不用讲什么人道，也不用派发社会福利，除了基本的管制之外，什么都不做，由于怕中国收回香港，也没有什么宏大的发展计划。香港人退无可退，只有把小宇宙发挥到极点认真赚钱。根据1980年代的统计，香港人工作时间全球第一，甚至把日本人远远甩在后面。当时的香港人，只要赚钱什么都做，别说996，连007都觉得很幸福。80年代是近代以来香港人觉得幸福感最高的时代。与劳动时间成正比的是香港人的财富，香港人均富裕程度很快上升到亚洲前列，后来更是远远把前宗主国英国甩在后面。
第四，香港采用了英国法治，产权得到明确界定和保护，居民在这套法治之下，财产放在这里有安全感，遇上商业纠纷时，也有信心法律会公正的解决。这一点，整个亚洲没有一处地方能与香港相比。所以即使日后香港资本大举投资大陆，大量法律、金融相关高薪工作仍然留在香港。
1980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近几十年应该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最幸福的黄金时代，国家允许私人通过经营致富，私有财产有一定的保护，越来越国强民富。香港很聪明的搭上这班经济高速增长的列车，早期只是制造业利用大陆廉价而且勤奋的劳动力和资源参与国际竞争。近年香港利用一国两制下特殊的法制环境，成为全球资金投资中国的中介，201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350亿美元，其中71%从香港进来。吸引资本的能力至今仍是香港的核心竞争力。大陆则是香港最重要的客户。
经济发达的一大副产品就是文化有影响力。直到今天，即使香港娱乐业已经日落西山，大量全球各地华人还在看tvb的剧集。祖国大江南北，即使是新疆人西藏人，只要会讲普通话，都把配偶称为”老婆“，把性工作者称为”鸡“，这就是改革开放早期香港强势文化影响的结果。。。。
香港繁荣的基础，就是基于以上优势，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1945年香港远比上海落后的多，但到了1979年改革开放前，香港的繁荣富裕程度到达了当年上海人想也想不到的程度。至今人均收入仍比国内最富的地方仍然高两三倍。很多人担心香港年轻一代似乎比较颓废，缺乏上一代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香港可能后继无人，但只要这套保护产权的制度完好无损，新的优秀人才会作为新香港人不断涌入香港。比如马cloud和马pony都有香港身份证。。。。
香港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