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nt试图揭穿难民的年龄谎言--可能会因此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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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s://samnytt.se/bernt-forsokte-stoppa-aldersfusket-kan-forlora-sin-lagenhet/
牙医助手Bernt向移民局举报，称他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独自来瑞典避难的“儿童”，实际是成人。而他的这一举动使他丢掉了工作。现在他的雇主哥特兰岛省政府还雇佣了一名金牌律师来跟他打官司，可能会让他倾家荡产。
去年7月，56岁的Bernt Herlitz和他的妻子参加了一个Almedalen（译者注：瑞典政坛每年最大的活动，在哥特兰岛上举行）的研讨会。会上讲了在司法和体育届年龄鉴定的相关问题。这个主题与这对夫妻关系密切，因为他们都在Visby市的公立牙科诊所工作，而许多自称是独自来瑞典避难的儿童会去那里补修牙齿。2016年的时候，有关独自来瑞典避难儿童的问题正在被大肆的讨论，因为这些”儿童”所需的生活费非常高。在有些情况下政府在他们身上一天的花费就可达六到八千克朗。
- 我的估计是，他们中有大概百分之八十都明显是成人。这一点，通过他们的智齿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智齿已经完全长成，而这只会在成年人身上出现。
对年龄的怀疑应该上报
关于上报的事情，Bernt表示，虽然在fika（译者注：瑞典人工作中的休息时间）的时候被热烈讨论，但没人知道具体应该怎么样去上报这些可疑对象。在研讨会之后大家闲聊时，移民局的一个部门领导Åsa Carlander-Hemingway对Bernt夫妇说：鉴定年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有的怀疑都该被上报到移民局。
说到就做到，同年八月，当Bernt回到工作岗位上后，他便开始向移民局写举报信。他一共发出了8封邮件。在邮件中，他指出，他是牙科医生助手，他认为他的很多难民病人所提供的移民局的身份证明里面所写的年龄是错误的。
- 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尤其是不该让成年人和孩子住在一起。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远没有Bernt想的那么简单。他一直也没有从移民局收到任何回复。相反，他的举报信被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转发给了一位被举报人的政府指定监护人。监护人直接联系了Bernt所在的牙科诊所的领导。没过多久，风暴便降临了。
- 领导把我叫到一个屋子里进行单独的谈话。屋里还坐着另一个职位更高的来自哥特兰省政府的领导。他们告知我，明天不用来上班了，我被停职察看了，他们要调查我。
- 当时你感觉如何？
- 当时心情非常沉重。但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跟他们讲了，是来自移民局的那位女士告诉我应该举报的。我以为我被停职几天，事情就会水落石出，我就可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但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Bernt所想的那样。在14天之后，在Bernt在Visby公立牙科诊所工作了10年之后，他被辞退了。雇主表示他没有尊重患者的隐私，并且通过泄露病人的隐私信息来对病人造成了伤害。
被公开羞辱
哥特兰三家当地报纸都将Bernt描述成一个危险的闹事者，近乎极端右翼份子，称他随便主观乱判难民的年龄。新闻还被播在了SVT电视台上。
- 他们都没有联系过我，就这样在报纸头版描写我。我忍受着极大的折磨。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写出我的名字，但是在哥特兰这个小地方，大家互相都认识的，所以，要猜出报道里那个人是谁一点都不费劲。
但Bernt并非极右份子，甚至连政治活跃都算不上。他就是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瑞典人。他生在哥特兰岛，也一直在哥特兰岛上成长工作生活。他的命运很有时代特征。在牙科诊所的工作之前，他在一个之前爱立信旗下的制造移动基站的工厂做工人。但工厂后来被Flextronics收购，并被迁到匈牙利，于2003年彻底关闭了在Visby的厂房。 Bernt也因此失业。
就是那个时候，他和他太太决定去于默奥大学念一个三年的牙科助手专业。
Bernt表示：“这份职业本是我们生活全新的开始。”
在毕业后，他们非常快地就在Visby的公立牙科诊所获得了工作。
“我的人生大概是完了。”
- 工作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事了。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工作展开的。如果没有工作，那就没有收入，更谈不上什么休闲娱乐。Bernt说道。
因此，他决定要奋战到底，夺回他的工作。Bernt的工会拒绝帮助他，因为他在被开除的几个月前脱离了工会。而这就代表着他必须自己掏腰包雇律师来帮自己打官司。哥特兰省政府对他的不公正待遇令他极度的沮丧和难过，因此他决定即使自费也要走上告状之路。
- 我已经57岁了，这代表在劳动市场上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哥特兰省政府是在这个小岛上，我所在的专业领域最大的雇主，再被他们雇佣的可能性可以被排除。虽然有一些小的私人牙科诊所，但他们在听到我对“为什么你不继续在公立牙科诊所工作了?”这个问题的回答之后都就没了兴趣。
Bernt也尝试过在岛外找工作。他成功得到了一份在卡尔马的临时工作，但他必须要搭船去上班，每次连续工作三天。长期下来并不可行。与此同时，与他在同一所诊所工作的妻子，也先被迫减少工作时间，从全职改为半职，之后彻底辞职。
- 她因为这个糟心的情况，健康已经出了问题。她不可能再继续这样工作，而且有些同事还在工作中挤兑她。Bernt解释道。
也就是说，在经过了长达一年的司法程序之后，在哥特兰法庭的判决书下来的时候，夫妻两人都是没有工作的。法庭认定，开除Bernt的这一决定缺乏依据。但是，雇主有权利开除Bernt。法庭还指出，病人的隐私权确实被侵犯。但法庭强调，被泄露隐私的病人并未因此遭受到任何伤害，且病人的隐私在特殊情况下是允许泄露的。
雇主哥特兰省被判向Bernt支付3.5万克朗的赔偿，并支付其五个月的工资。诉讼双方各自承担自己的诉讼费用。整体算下来对于Bernt夫妇来说，赔偿金数额在减去了律师和法庭费用之后还是有盈余的。
- 当然，没能拿回我的工作是很遗憾的事。但这个结果已经不错了，并不是最糟糕的。
哥特兰省政府回击
没想到之后发生了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哥特兰省政府表示不服，上诉到斯德哥尔摩的劳工法庭。
-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输了，我们就要支付所有的诉讼费用，双方的诉讼费用都要付。这笔钱可以高达一百到一百五十万克朗。
根据Bernt所讲，哥特兰政府聘请了瑞典最好的，也是最贵的一位专门打劳务纠纷案的律师。
这个律师接这种案子是有不败记录的，Bernt补充到。他还告诉我们，这位明星律师有过多次被指控利益冲突的记录。
Bernt的律师认为诉讼费应该会至少70万克朗，且可能高于此费用。仅第一场诉讼，哥特兰省政府就付给了律师45万克朗。
在这位明星律师的个人主页上写着：该律师在劳务纠纷案领域，被业界组织评为欧洲第一并且是法律界五百强律师。当Samhällsnytt报通过电话联系到他，问到关于之前被指控利益冲突的行为时，他承认被举报了。但他表示因为有保密义务不能讲是在何种情形下被举报的。
- 你们要是输了之后被强行要求支付诉讼费怎么办?
- 如果输了的话，对我们全家，包括我们五岁的女儿，都等于是判了死刑。我们没有一百万，我们现在双双是失业人员。在审判结果出来之后30天内就要支付诉讼费，否则执法机构就会介入。他们会变卖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我们所有的家具。我们就完蛋了。
- 我认为这一切非常不道德。他们有着无限的资源，而他们的资源全来源于我们纳税人的钱。但他们选择挥霍这笔钱来毁灭我和我的人生。
- 你尝试联系其他媒体了吗?
- 有过，我给SVT写过信，但从未收到过回复。
但是确实有一个电视团队跟踪报道了这次庭审。SVT的电视节目《法庭》现场报道了这位明星律师的工作。根据Bernt的讲述，节目组对自己的故事一点兴趣都没。
“我对这个社会感到恐惧。”
很多知情人士都指出哥特兰省医疗部长Maria Dalemar是开除Bernt且坚持上诉状告他的幕后推手。当Samhällsnytt报通过电话联系到她时，她解释说，上诉到劳工法庭是为了证明Bernt被开除的原因是他泄露了病人隐私，他是因为犯错被开除，而不是像哥特兰法庭的判决中说的那样普通被辞退。另外，她认为，拨乱反正是一件重要的事。
- 普通的被辞退和因犯错被开除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他泄露隐私的行为是对医护人员保密责任的严重亵渎，因此才被开除。
- 但你知道这对于Bernt和他的家庭来讲会造成什么后果吗?
- 我对此不做评价。Dalemar直接挂断了电话。
根据哥特兰省政府的工资行政部的信息，Dalemar的工资是每月10万5千瑞典克朗。之前她被瑞典广播揭露她的户口并非被注册在哥特兰省，而是在另一个省。但是瑞典广播没揭露的是，她户口注册地Lidköping的税率要比哥特兰省低1.3%。这样她就可以将自己的收入最大化，付最少的税。
Samhällsnytt报还联系了Bernt已经不在牙科诊所工作的前领导Mats Kvarnberg。
- 这一切真是太糟糕，太遗憾了。他在电话中如此说。
- 你的意思是哥特兰省政府应该对Bernt的事情选择其他处理方法吗?
- 对这个问题我无法发表看法。但如果Bernt在（给移民局）发邮件之前来告诉了我的话，我一定可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 所以他就该怪自己吗?
- 这件事确实怪不得别人。
当我问Bernt经历此事后，是否对社会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时，他沉默了一阵。之后他再讲话时，我几乎听不见他说什么。
-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们过着有安全感的生活。我以为我是会受到保护的，社会在我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会保护我。但没人愿意帮助我，没人… 我现在对这个社会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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