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历史根据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好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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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深刻理解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1、坚持唯物史观:以更加开阔的历史视野,在科学分析现实矛盾的基础上把握和引领时代潮流,形成了源于新的实践创造的新的理论飞跃。
2、基于“两个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关系,为科学解答“世界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3、立足“两个大局”:成功破解了消除贫困、国家制度定型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相协调、长期执政而不陷入贪腐三大世界性难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奠定了坚实的现实根据。
4、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坚持前提下的发展、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历史根据
不把观念当作现实,不把价值诉求当作客观真理,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作为观念文化的全部思想成果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不同的社会存在状况决定了不同的思想文化成果;而思想文化成果的不同类型,则具有不同的价值和评价标准。美好愿望植根于人类努力“向善”的人性诉求和道德实践,往往通过文学作品、宗教故事、神话传说以及哲学思想来表现,如《诗经》中描绘的“大同”。美好愿望虽然也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但由于其超越了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只能作为价值诉求,不可能成为科学理论,不具有实践的指导意义。
不把“历史预言”、合理猜想和科学理论混为一谈,是唯物史观的又一要求。天才猜测往往出现在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已经显现但还不成熟的时期,因而是对不成熟的社会矛盾的不成熟理论回应,如空想社会主义。天才猜测虽然也有一定的客观历史根据,但没有充分的实践条件,常常表现为天才大脑的“杰作”,不具有历史必然性。恩格斯指出:“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揭示历史必然性的科学理论形成,唯物史观提出了以下基本原则:
第二,历史规律不是想象的、随意的,而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是人们必须顺应的时代潮流,因此历史必然性本质上是客观必然性。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历史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人们的感受更是千差万别。什么是浩浩荡荡的潮流,什么是不可抗拒的趋势?唯物史观的绝对要求是:“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这种基于辩证综合的“事实总和”,不是个别的“实例”,更不是单纯的主观感受,而是历史大势的客观根据。恩格斯把共产主义革命的客观根据,奠立在社会化生产力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形成这一“事实的整体”上,指出:“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科学理论的创新,就是要在科学分析现实矛盾的基础上努力把握和引领时代潮流。
当代世界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关口,可谓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和平发展、开放融通、合作共赢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固守旧的发展理念、模式和格局的势力不断掀起逆流逆风,力图抗拒时代潮流。叠加突如其来、持久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进入了“动荡变革期”。与此同时,我国进入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两个时期”的历史重叠,表明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历史大转变的关口:强劲的时代潮流和不可预料、难以把控的风险日增同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与逆风逆水的逆流并存。处在这样的历史交汇点,世界呈现出相互激荡、风云变幻的多面性,容易产生“向何处去”的困惑。“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这是有别于以往任何时候的历史新阶段,对基于这一历史阶段发出的时代之问的科学回答,必然催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世界的转型变革首先是引领经济全球化力量的转变。“经济全球化是我们谋划发展所要面对的时代潮流。”处在十字路口的当代世界的重要聚焦点,就是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全球化所表现出来的“双刃剑”效应。“双刃剑”证明了长期以来放任资本逐利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必然引发各种社会冲突;固守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的资本垄断逻辑已经千疮百孔。新的引领力量、新的发展理念,是今天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将他国的发展视为本国的机遇,将本国的发展转化为他国的机遇,在互利合作中实现共赢,破解了当代世界发展的诸多难题。正因为如此,中国在自身不断发展壮大中,对于世界的影响力、感召力也不断增强,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中逐步从跟跑者变为诸多领域的领跑者,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以合作共赢、命运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取代资本任性逐利的一己之私、零和博弈,是经济全球化在今天发生的最为根本性的变化。
世界的转型过渡还表现在现代化新道路的开拓。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汇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是历史的必然。但长期以来,西方敌对意识形态制造的“神话”,就是把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吹成“普世模式”,鼓吹现代化即西方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表明,发展中国家在今天必须走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全面创新之路,以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为鉴,以历史潮流为据,以造福本国和世界人民为宗旨。中国的现代化,打破了“国强必霸”的逻辑和后发展国家必然沦为西方附庸的怪圈,走的是一条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在积极融入世界发展中保持自身独立性,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点的、区别于当今任何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从以资本逐利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以两极分化为动力到以共同发展为激励,以牺牲生态为代价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牺牲独立自主、依附式发展到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中国家要走出适合本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创新道路。
对三大历史趋势的准确把握,表明今天世界历史发展出现了“新拐点”,已经不是主观愿望,而是日渐成熟的客观现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此揭示了“世界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的新内涵,剖析了其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为科学解答这一时代课题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两个大局的“同步交织”,从现实基础上奠定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历史方位,决定了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性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自身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事物,才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对现代无产阶级世界历史使命的论证,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只要认识了自己,就认识了世界;只要实现了自身,就实现了改造世界。他指出:“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这个原则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不仅是对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具体阐发,对资本主义灭亡规律的深刻揭示,而且是对认识历史客观规律的现实基础的确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解决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过程中,成功破解了三大世界性难题。这就是:成功破解消除贫困这一世界性难题,破解国家制度定型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相协调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难题,破解长期执政而不陷入贪腐的世界执政党难题,并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创新成果。它不仅彰显了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精神的普遍意义,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奠定了坚实的现实根据。
首先,破解消除贫困这一世界性难题,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贫困问题不仅长期伴随着人类历史,更是当代世界的重大全球性问题;贫困问题不仅在广大不发达国家存在,也在发达国家广泛存在。因此,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现象,真正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我国于2021年顺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其次,破解了国家治理这一世界社会主义的难题,形成了在完善国家制度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社会主义国家都诞生于战火中,其制度建设一开始都具有战时体制的特点。而在长期和平建设的条件下、尤其是在全面开放的条件下,如何克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脱节,是世界社会主义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第一,缺乏坚定性,理论不彻底、清晰,导致政治上不清醒、坚定。遇到实践发展对制度设计提出的新挑战,要么怀疑甚至丢弃理论,要么回避挑战固守理论,因而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上难有真正的突破。第二,缺乏创新性,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等重大政治理念长期停留在批判功能上,没能解决这些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可操作性,以落实到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中。第三,缺乏自觉性,没有抓住如何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一关键性问题,真正把坚持党的领导和党的自我革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的核心。
最后,破解了保持执政党长期执政而不陷入腐败这一世界性执政难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拒腐倡廉理论。国家权力是阶级社会形成的、自发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公共权力。公权私用,脱离人民是其惯性,故有“权力导致腐败”之说。因此,如何保持长期执政而不腐败是困扰各国执政党的一大难题。西方国家只能靠制度上的“政党轮替”“权力制衡”应对,但治标不治本。
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和外部环境日益复杂的条件下,长期执政而不腐败,对中国共产党也是新的考验和难题。经过艰难探索和不懈努力,我们不仅取得了反腐败的压倒性胜利,而且基本上走出了一条有效拒腐保廉的路——把这一难题纳入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作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和自我革命的抓手,把握党风廉政建设规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在不敢腐方面,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在不能腐方面,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而不想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败理论特有的,是对腐败问题的治本之道。我们坚信以权谋私必将同私有制一道,在人类历史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过程中被消灭。因此,我们坚信科学信仰的力量,坚信对于我们,人民的信任和赞誉将压倒权力的诱惑,坚信广大共产党员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三大世界性难题的破解及其相应理论成果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奠定了厚重的现实根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一贯原则,把学风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作为第一位重要的问题,强调坚持前提下的发展,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将其概括为“守正创新”。由此出发,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同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关系:一是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二是“源”与“流”、“根”与“树”的关系。
就第二重关系而言,虽然马克思主义必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其基本理论仍然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根和源,仍然具有跨越具体时代的普遍指导意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创性成果,本质上依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握和引领时代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发展。我们无论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开辟了多高的思想境界,都不能忘记这个本源,更不能丢弃这个根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
历史充分证明:“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通过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奠定了认识和把握世界及其客观规律的科学基础;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的揭示,剖析了社会历史冲突的根源、客观趋势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条件及其历史使命;通过剩余价值规律的揭示,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内在根据;通过原始社会解体和私有制起源研究,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总结,揭示了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达到消灭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的现实道路。这些基本原理,是我们今天还必须努力坚持的科学真理。
毛泽东同志指出,学风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学风是否端正,不仅关系到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评价,更关系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这一根本,是检验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试金石。中国共产党由衷地认识到:“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这是全党高度团结统一的思想保证。
(作者:侯惠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相关链接:
侯惠勤:《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2021年版)》修订说明和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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