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申晓晶：毛主席早期意识形态管理权思想探赜
编者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具有根本性和战略性意义。回顾毛泽东早期的意识形态管理权思想，考察其基本内容和生成逻辑，旨在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权建构提供基本思路。在指导思想上，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抵御各种错误腐朽思潮侵蚀；在阵地管理上，应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抓好队伍建设；在管理运行上，应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回应现实的能力。
当前学术界对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对其意识形态管理权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回顾毛泽东早期的意识形态管理权思想，考察其意识形态管理权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生成逻辑，对加快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权系统性构建，捍卫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早期的意识形态管理权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得以孕育和发展的。在湖南长沙求学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期间，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成长迅速，政治意识逐步确立。在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实践中，他意识到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紧密相连，一方面勇于揭露批判封建意识形态思想，另一方面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努力寻找新思想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挽救民族危机。此时，毛泽东开始接触、了解并最终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这对于其意识形态管理权思想的形成发展具有奠基作用。
（一）革命报刊是服务革命事业的重要武器
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宣传的影响，毛泽东体会到革命报刊在“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1]96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报刊是服务革命事业的重要武器。1919年，他参加了蔡元培创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对其意识形态管理权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1919年4月回到湖南，毛泽东主编了《湘江评论》并亲自撰写多篇文章，他的文章充满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激情，反映了革命的现实和人民的呼声，促使了党的主张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湘江评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革命报刊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并于1925年12月创办刊物《政治周报》，他亲自任总编辑。此时毛泽东提出了办报是“为了革命”的论点，孕育了办好报刊就是抓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阵地建设的思想。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毛泽东开篇就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2]143-144此后两年，《政治周报》大力宣传反帝反军阀等革命思想，有力地反击了买办阶级主办的香港《工商日报》、上海《新闻报》等报纸的反革命宣传，“使民众认识了本党及本党之目的，一变从前怀疑本党的态度”[3]7，取得了良好的对外宣传效果。
（二）规范宣传工作，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
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期间，毛泽东重点抓了宣传工作体制建设，为国民党铺设了最初的宣传工作体制架构。他提议国民党设立“宣传委员会”，讨论全国宣传事项，颁布宣传工作大纲，有针对性地制订宣传和编纂计划，及时适应最新的革命形势，为北伐战争作宣传和动员。在他的建议下，国民党中央设立了由宣传部管理的“上海交通局”，作为中央与各地联系的部门，保障了宣传系统的顺畅运转。这些举措引领和改造了革命舆论，提升了工作执行力，推动了革命运动的有效开展。1926年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宣传报告》，总结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现状，指出存在的缺点：“（一）党报不健全。（二）对各重要事件的宣传指导不敏捷，而且多未能尽量去做。（三）指挥系统完全缺乏，上级与下级党部的宣传部间完全失去联络，成了人自为战的局面，许多宣传负责人因此放弃职务。（四）检察纠正之职务，完全旷废。（五）宣传材料之充分搜集，及供给于下级党部，完全未办。（六）有计划的党内教育，几乎没有做。（七）偏于市民，缺于通民；偏于文字，缺于图画。以上均是以前本党宣传工作中最大的缺点，以后应一一改正之。”[3]11-12为此，毛泽东建立了“检阅会议”制度，规范了宣传审查程序，统一审核国民党的对外宣传资料，推动了审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同时他强调宣传监督的重要性，强化革命纪律，使得个人言论宣传自由服从政党的需要和民族解放的需要。正因为毛泽东加强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当时大革命的宣传工作迅速走上正轨，原本是一潭死水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立即活跃起来。
（三）坚持问题导向，培养农民阶级的革命政治意识
在毛泽东1926年5月离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之后，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和领导农民运动之中。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阐述了中国社会各阶级所持有的政治态度及其产生的经济根源。他鲜明地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4]9随后，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又从政治宣传教育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角度，阐释了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他深刻指出了“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4]39，地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大肆宣传封建宗法观念来巩固其文化政权，严重抑制了农民的思想和行动的发展。被土地所束缚的农民想要争取自身解放并塑造属于自身的文化，就要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农民运动，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进而加强自身的革命政治意识。他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2]182农民要学会运用政治、经济斗争等手段在“政治上打击地主”，把农民从封建枷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解决其赖以生存的土地问题和其他经济问题。他强调在农民中普及政治宣传，注重加强全社会的革命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占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地位，引导和培育全社会的革命政治意识，实现最广大民众的愿望，进而赢得民心。毛泽东提出的培养农民群众革命政治意识的观点，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主动权凝聚了强大的群众力量。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毛泽东早期意识形态管理权思想回应时代需求，面向中国现实，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下，与中国早期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一）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加剧，引发近代中国社会思潮震荡
“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5]任何理论要转化为真理都必须经过实践的考验。在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互碰撞融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早期的意识形态管理权思想就是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革命性现实诉求中萌芽和发展的。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鸦片战争前夕，以“三纲”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儒学一直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里典范性的官方意识形态。毛泽东鲜明地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6]鸦片战争失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剧烈动荡和中西文化冲突引发了中国社会思潮的震荡，进而开始了意识形态的渐变过程。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奴化思想、封建专制文化和迷信思想，变革落后的旧的意识形态，建立先进的新的意识形态，成为近代中国意识形态革命的首要任务。基于救亡图存这一民族立场，“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7]，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8]13。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在革命斗争中彰显出强大爱国精神和反抗意识，传播了西方技术和民主思潮，为此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各自的阶级局限性，他们始终没有完成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也始终未能突破封建思想意识的禁锢。基于各自的阶级立场，他们提出不同的价值诉求，并由此在近代社会上形成不同的社会思潮，使得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从早年开始就投身“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斗争中。在读书求知和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意识到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统一的政治意识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没有依靠和发动群众，最终导致革命任务无法完成。“无论是农民、小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没有能力指导近代中国走出痛苦的深渊，因此也都无法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领导权。”[9]只有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和建立统一的政治意识，中国才能彻底摆脱奴役、剥削和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早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认为人民的政治意识觉醒与进步报刊的宣传启蒙鼓动作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始终将宣传教育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以报刊为阵地宣传新思潮，宣传革命思想和先进政治理念，全力唤起民众的觉醒，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在一次又一次的经验总结与实践之下，毛泽东早期的意识形态管理权思想得以形成并发展。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促使青年毛泽东不断深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受到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的追捧、学习和宣传。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1920年，在给好友罗章龙的书信中，毛泽东疾呼：“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2]70如何带来新的空气呢？他强调：“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2]70因为，“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2]70。基于中国革命的现实，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义”对革命运动具有旗帜功能，它能为革命运动指明前进的方向，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为之奋斗。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0]178被统治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之前，不仅要武装夺取政权，还要开展意识形态批判，从而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不仅要争取政治统治，还要将本阶级的思想、观念灌输到被统治阶级的头脑中，渗入他们的心田。列宁也认为，争取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科学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夺取领导权。无产阶级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教育和意识形态灌输工作，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并“灌输给工人”，培养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治意识。同时，列宁强调新闻出版、文化组织和电影等是重要的宣传教育阵地，对革命事业意义重大。党报“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11]447。“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11]441毛泽东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阶级性的思想并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4]283。同时，毛泽东还发展了列宁关于意识形态管理权的观点，认为推动中国革命首要的政治工作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为人民所掌握，进而转化为人民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和实际行动。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对意识形态管理权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指出培育农民革命政治意识的重要性，体现了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力量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德化思想和知行观为毛泽东意识形态管理权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儒家民本思想把“国以民本”作为治国安邦之道，告诫统治者要实施仁政，爱护百姓，顺从民意，赢得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从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毛泽东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从小就对民本思想有所感悟。从他早年求学时的听课笔记《讲录堂》中可看出，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就已开始关注民众的重要作用，认为唯有顺应民心才是治国的关键。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与创新，他大胆明确地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2]41“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12]这些话语立场鲜明、态度坚决。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角度出发，先是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1]37后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4]39。他强调要立足于农民所思、所想和所需，在满足农民大众利益需求的基础上确立政党意识形态管理权的地位。
中华传统德化思想强调道德教育在政治统治中的重要作用。区别于其他政党，中国共产党善于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因此，毛泽东主张既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党的思想，也要利用政治宣传去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4]35“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4]40政治宣传的普及，使得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管理权和主动权，使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为党的发展壮大、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提供思想保障。正是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近代中国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才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原动力。此后毛泽东提出了“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的精辟论断，成为党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宝贵经验。
中华传统知行观中“知行合一”的思想以及近代湖湘文化注重经世致用的传统，也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毛泽东是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开展分析，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关键所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4]3依据中国革命现实，他批判性地揭示了党内错误倾向的思想根源——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通过吸收中华传统知行观中的积极因素，他提出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路线，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其意识形态管理权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科学的认识论基础。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继承和发扬意识形态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13]。毛泽东意识形态管理权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产物，为中国革命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障。尽管它产生、形成于近代中国革命初期，但是毛泽东早期意识形态管理权思想的内容丰富、实践性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启示作用。立足于新时代，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和弘扬毛泽东早期意识形态管理权思想的精神价值，并以此推动意识形态管理权系统性构建。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14]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15]这是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毛泽东时刻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时期革新思想的斗争武器，置于各项革命事业的重要指导地位，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引领作用，对于革命斗争中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想倾向，他都坚持使用马克思主义展开批判，进行斗争。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0]420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体现了意识形态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违背了这个客观规律，一切与之相关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当前，中国面临多种风险挑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给人类社会前进带来新的考验，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客观原因造成的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势必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甚至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社会上的动荡甚至国家分裂。在国际上，世界局势正在经历深刻演变，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文化多样性深入发展，各种社会思潮交织激荡。西方国家不断调整意识形态渗透战略，更新渗透路径，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巧加包装，披上所谓“价值中立”“普世价值”的外衣，其渗透方式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如不及时对错误思潮进行斗争，势必会弱化我国在经济、政治尤其是思想领域的主流话语权，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因此，我们要立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以极端重要工作的视角分析和把握意识形态安全。当然，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需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应对现实问题，克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就需要坚持用科学理论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夯实主流意识形态的群众根基。最为重要的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指导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
（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阵地建设和管理
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建设和管理的重要性怎样？如何建设和管理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这些都是意识形态管理权理论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也是毛泽东早期意识形态管理权理论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早年把积极创办报刊作为革命斗争的舆论阵地，从而服务革命需要，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国民党建立了最初的意识形态工作体制，是其早期意识形态管理权思想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运用的具体体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6]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管理权，需要增强系统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从制度、平台、队伍建设等各方面入手，强化管理。一是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旗帜鲜明地把党管媒体、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要求落实到意识形态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原则，完善影视、报刊、网络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使各类阵地始终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强阵地，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当“战士”、不当“绅士”，做到守住红色地带，坚决管控黑色地带，大张旗鼓地争取灰色地带。二是使用好新媒体平台，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17]“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8]42要做好顶层设计，成立国家级管理决策部门，提升意识形态机构和平台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意识形态管理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网络新媒体的建设和运用中日益凸显。在继续发挥传统媒体优势的同时，建设网上传播阵地，充分利用新媒体弘扬主旋律。适应分众化特点，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宣传、热点引导延伸到各大新媒体平台。三是抓好人才队伍建设，为意识形态管理提供智力支撑。管理队伍是新时代坚持做好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关键所在。目前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队伍建设存在许多现实问题，成为制约意识形态工作有效开展的瓶颈。例如，队伍专业性不强、培训制度不健全、激励机制尚未形成等。这需要从健全领导班子、重视培训和教育、整合社会管理资源等方面着手解决问题，使每一位管理者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鉴别、引领、管理意识形态的问题。
（三）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回应现实的能力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0]11民情民生是筑牢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石。毛泽东特别重视“民众联合力量”，强调要立足于人民群众所思、所想和所需，在满足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基础上确立政党意识形态管理权的地位。这是毛泽东早期意识形态管理权思想中一贯遵循和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并伴随革命形势不断变化发展，从而深化认识。此后，群众观点成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时期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出发点，极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号召力，为党的革命事业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管理意识形态的最终目标就是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需要我们加强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性，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回应现实的能力。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也累积了一些复杂的矛盾和棘手问题，诸如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这些问题没有可供参考的现成答案，没有可供借鉴的以往经验，需要我们党拿出决心魄力和务实举措，逐一解决。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管理权，一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意识形态工作管理者时刻要把代表和实现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工作首位，将意识形态领域的治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相结合，强化“管理就是服务”理念，及时关注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文化需求的新特点、新变化，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积极正面地回应社会关切，主动解答人民困惑。二要采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工作方法。1920年，受湖南省通俗教育馆馆长何叔衡的邀请，青年毛泽东帮助《湖南通俗报》进行改革，他提出：“《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2]63这给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者以重要启示：要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基本路线。做到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实际工作改进方式方法，建立双向互动管理模式，采取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策略，优化意识形态内外管理资源的动态配置，保证管理决策更加民主和科学。三要敢于接受监督，坚持群众路线，广开渠道接受群众的监督，敢于同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作斗争。在意识形态管理工作中要严于律己，强化自我约束的能力，正确使用管理职权，真正做到权力的行使与群众利益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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