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晋：21世纪初欧美左翼学者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及其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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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既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进一步深化和推进，也是对理想社会建构逻辑及其应然状态的探索。如果缺少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会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单纯停留在批判层面，而鲜有革新的目标选择，就很容易出现一种误判，认为资本主义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认为，之所以有许多曾经的社会主义者最终选择背弃马克思主义，促使“他们最终下定决心，还是因为看不到除了资本主义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法国学者安德列·高兹曾说：“放弃以社会主义为参照意味着我们将同时放弃超越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视为理所当然、不可超越。”可见，对左翼学者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一方面要给予积极的肯定，他们是推进社会主义思潮的丰富发展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要对其研究的具体内容和观点给予客观审慎的评价。

 1.欧美左翼学者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探讨的历史变迁

 欧美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探讨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历史背景下有不同的侧重点。他们的关注点伴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各自发展进程上、在彼此交往中的不同表现会相应调整。所以，欧美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关问题的探讨，可以折射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进程、阶段性特点。自20世纪20年代伊始，随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建设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彰显出制度性优势，使得欧美左翼学者更多地关注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条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探究的问题多集中在转变的方式与路径：是走暴力革命的道路还是和平转型的道路，是激进地变革还是渐进式地推进，是仿效苏联道路还是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新路；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存在怎样的弊端，其他国家应如何避免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关注到社会主义的一般性特征，又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性给予了众多关注，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转向社会主义时不能简单地效仿苏联，应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遇到了重大挫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重大冲击。在这一背景下，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注点也随之发生变化，例如，苏联为什么会解体？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源何在？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的真实彰显吗？后苏联时代将会怎样？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应在苏联模式中借鉴哪些经验？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又经历了较为快速的发展，在不同制度竞争中取得绝对优势，促使左翼学者以不断发展的理论和已有的以及可预期的实践来证明“隧道尽头是社会主义的复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不会因这一历史性倒退而改变方向，恰恰证明历史螺旋式前进的发展路径。概括地说，在社会主义整体处于低潮时期，左翼学者关注较多的是社会主义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进入21世纪不久，资本主义就经历了一场严重危机，这场危机表面上看是次贷危机引起，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监管不严等多方面原因所致，但究其本原是资本主义自身矛盾使然，资本主义难以克服的周期性矛盾在继续发挥作用。资本主义此次危机也绝非仅对其经济领域产生影响，而是一场波及民主政治、价值观等各领域的系统性危机。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和发展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并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40多年的发展，迈入了新时代，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流砥柱。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发展中得以彰显，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呈现鲜明对比。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重新进行深入探讨，他们的关注点多集中在：资本主义还可以继续维系下去吗？资本主义将何去何从？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资本主义如何应对系统性危机？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是什么？未来的社会形态将以何种具体方式得以呈现？相关书籍不断出现，如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汇集五位左翼学者观点的《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萨米尔·阿明的《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莱斯利·斯克莱尔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替代方案》、山村耕造的《过剩：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大卫·哈维的《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等。

 2.危机重重的资本主义

 欧美左翼学者对理想社会的构建多是建立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基础之上的，以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理想社会恰恰是在克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化解资本主义危机基础上日渐形成和发展的。为此，研究资本主义危机是为理想社会开辟路径的前提。特别是在2008年资本主义危机发生之后，欧美左翼学者对危机的原因、性质、辐射范畴，以及化解危机的方式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众多左翼学者身处资本主义国家，亲历了危机全过程，因此他们对危机的评判更加鲜活、感触也更为深刻、认识也更具参考价值。

 欧美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可以概括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因审视的不同维度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主张。第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危机是系统性危机，是波及资本主义各方面各领域的整体性危机。要想走出困境，需要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性变革。如美国学者威廉·I罗宾逊认为，此次危机可能导致资本主义体制（system）的终结，“就21世纪资本主义危机来讲，其规模、在世界范围的影响、生态退化和社会退化的程度，以及所运用的暴力手段的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日裔美籍学者山村耕造认为，资本主义面临着“系统性危机”（systemcrisis）的困境，必须进行刮骨疗毒式的系统性变革，而“唯有通过这种‘箱外’（outsidethebox）操作,才能摆脱消费饱和的现状，使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获得足够的税收收入以保证社会投资、维系民主权利的有效发挥，以及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资本主义危机更多地体现为局部危机，特别强调经济领域的危机，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走到尽头，需要唤回凯恩斯主义或者以其他新的方式代替新自由主义。如大卫·科茨就明确表示，导致危机发生的根源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自由主义形式的制度安排”。托马斯·I帕利在2009年出版的著作《美国模式气数已尽：金融危机与大萧条的宏观经济原因》中指出：支配美国经济过去25年的宏观经济制度安排是造成这次危机的关键因素。而这一宏观经济恰恰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要摆脱危机，必须针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彻底的变革。两种观点各有侧重，需要综合考量才能对资本主义危机有一个较为全面的判断。二是对资本主义危机在各方面的表现进行了微观层面的概述，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危机五种不同类型的评判。其一是生产方式危机，认为资本主义生存空间的极限日益凸显；其二是民主危机，少数人统治与治理无效率并存；其三是价值观危机，自由平等神话走向终结；其四是生态危机，这是资本逐利本性的必然结果，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在根本上被破坏；其五是体系危机，资本主义出现结构性崩溃的趋势。

 3.关于社会主义核心内容的深入探讨

 面对资本主义所表现出的重重危机，加之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优势，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乘风破浪，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就，欧美左翼学者对以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理想社会构建也给予了更多关注，对未来社会的探讨更显丰富。纵然关于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主张，如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女权社会主义等，但仍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聚焦性特点，对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有着较为统一的认识。

 21世纪初，伴随资本主义自身出现的新情况，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新变化，欧美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欧美左翼学者审视社会主义时的国际视野更为突出。如印度学者范达娜·希瓦提出了地球民主（earth democracy）的概念，认为人类如果希望能够在地球上找到家园般的感觉，就必须努力构建地球民主。“地球民主的基础是创造能够保护地球生命并为所有人提供基本需求和经济安全的生存经济。它是建立在包容性的生活民主基础之上的。”“地球民主运动蕴含着超越经济三重危机的承诺，即经济不公正、不平等的危机，生态不可持续的危机，以及民主的衰退和恐怖主义上升的危机。”

 哈佛大学教授尤查·本科勒所提出的“共同对等生产”模式对未来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他认为这一模式有助于促进全球正义的实现。全球正义应该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够利用已有的物质条件创造人类更繁荣的未来。而医疗条件和充足的营养保证是两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共同对等生产”模式可以很好地实现相关科学知识以及必要的营养物资和医疗物资在贫困地区的生产与自由分配。至于如何实现公平的全球秩序，加拿大学者凯·尼尔森认为，唯有以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代替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才能解决全球范围内财富分配不均、公平正义失衡等问题。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公平正义的实现必须建立在不同国家彼此合作协商的基础之上，而非某一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的秩序态势，为此，在资本主义秩序范畴内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

 就变革主体而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产阶级的“自为状态”与工人阶级的“自在状态”形成鲜明反差。为凝聚全球范围内变革主体的力量，有学者提出“普遍人权”的概念，试图通过所谓普遍的人权以凝聚工人内部的不同力量，弥合工人内部的差异，以期实现全球范围内工人的彼此认同和联合。威廉·I罗宾逊认为，生产模式不断由世界经济向全球经济转型，为此对阶级的考量必须跨越国界，审视全球资产阶级和全球工人阶级的客观形成，从经济全球化角度来揭示阶级重构问题。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经济全球化不同于世界化，是较世界化而言更为深层次的内容，是从贸易领域全球化向生产领域全球化的转换和升级。

 在对资本主义弊端及其阶级力量进行全球视角分析的前提下，改变资本主义全球化代之以新的方案是左翼学者的一种普遍声音。英国学者莱斯利·斯克莱尔认为，“人权全球化”将取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而成为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经济上的跨国实践的特有制度形式是各种类型的生产者—消费者合作社（P-CCs）”，政治上“将是自己管治自己的生产者—消费者合作社社区”，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将为广泛多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实践和价值提供空间，这些实践和价值积极鼓励普遍人权和生态可持续性”。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提出超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路径为构建第五国际。阿明认为，以自由主义为原则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维护少数人的利益，两极分化是其必然趋势。无论就不同的群体来看，还是就国际社会而言，两极分化都在加剧。两极分化的程度具有实质性的加深，变化的不过是形式而已，旧的对立让位于新的对立。因此，资本主义并非“不可超越的终极前景”。应该本着相对包容的态度，参照第一国际构建的原则，构建第五国际，“第五国际不能只面向政党，还应该面向人民大众的所有抵抗斗争和运动，并确保他们自愿参与建构共同战略并享有决策自由”。

 欧美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的界定逐渐由多元化向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回归，强调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公平正义、团结合作等之间的必然联系。西蒙弗雷泽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迈克尔·A.莱博维茨对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进行了畅想，例如，他认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不是人们出卖自己劳动力的社会，也不是受制于人，从而为其他人的利益而非人类的真实需要而工作的社会；它也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通过分化工人和团体以实现降低工人工资并增加工人劳动强度，进而加大剥削力度的社会”。

 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哲学系教授戴维·施韦卡特也曾从“社会主义不是……”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及制度性特征进行了概述。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反宗教的”“社会主义不是反对自由和个体差异的”“社会主义不是反对民主的”“社会主义也不反对因对国家作出不同的贡献而产生的差异”。社会主义所反对的是“‘因钱生钱’所导致的巨大的不平等”，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的是对金钱价值的肯定，而非对人的价值、对劳动的价值的肯定。“社会主义并非全盘用合作代替竞争”，而是将二者置于一种平衡状态中，既有很好的合作，同时又不乏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方式等一系列创新，反对那种在工人内部制造的竞次竞争以及为争夺资金、单纯以消费为导向的竞争等。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进行了梳理，包括四个主要的方面，即“有意义的工作”“代际间的合作与互助”“参与式的自治权”“生态可持续性”。因为只有获得了有意义的工作，工人才能够在工作的体验中加深对自身的认同，认可自身所创造的价值以及对社会的贡献。和谐的社会需要代与代之间彼此的照顾与呵护，这种合作与互助是人的成长发展所不可缺失的。参与式自治权更多地体现在对那些关涉到民众自身利益的决策，应赋予利益相关人以决策权，而非只是结果的承担者。

 3.关于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力量，重新强调阶级主体及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

 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是搭建现实世界与未来理想社会的桥梁。对于主体力量的探讨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领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劳资关系、工人阶级生产生活状况的改变使曾经清晰的阶级对抗变得模糊，更具隐蔽性。曾经明确的变革主体——工人阶级自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人阶级意识明显弱化，尽管在一些方面也表现出阶级意识复苏的迹象，但弱化的趋势并没有真正得以扭转。为此，很多学者试图在阶级之外或工人阶级之外寻找变革主体。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欧美左翼学者对社会变革主体力量的判断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注重变革力量的集体化倾向日益明显。对社会主义主体的再认识，表现出一种集体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左翼学者认为变革社会的主体必须能够采取集体行动，凝聚集体力量。德国学者阿尔布莱希特·冯·卢克就认为，“只有认识到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才能使个人有所成就，才能争得成功的真正前景”。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认为，资本已然跨越生产领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作为反抗主体的工人阶级应该让位于比工人阶级范围更广泛的“大众”主体。工人阶级这一概念具有排外性，不能包括日渐趋同的整体，为此大众将代替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主体。英国学者大卫·哈维认为，应极力促成传统工人运动与新社会运动的结合，二者的结合潜藏着变革社会的力量源泉。实现联合的前提是正视分歧、化解分歧，资本显然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开始谋篇布局，然而工人运动与新社会运动却更多地局限于地区范围内，且因多样化的要求与实用主义的导向使他们彼此间的分歧远大于认同。为此，再造共同关注点、再造共同目标，逐渐使非常突出的资本剥夺性积累成为传统左翼运动与新社会运动共同关注的主要矛盾、共同斗争的目标，从而在两者之间搭建连接的纽带，这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

 其次，重新强调阶级性以及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众多因工人阶级自身发生变化而“告别工人阶级”的学者试图在工人阶级或阶级之外寻找社会变革力量，他们的共同点在于试图超越或放弃阶级分析以寻找变革力量，但其结果往往得不偿失。因未能如愿找到变革社会的主体，所以其激进理论与方案不得不重归书房。离开阶级分析方法，离开工人阶级来探讨社会主义的变革终会陷入天方夜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证明，特别是在21世纪初资本主义危机发生之后，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主体的认识逐渐向阶级范畴回归、重新强调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

 伊格尔顿认为，“阶级问题谈论的是你在某一特定生产模式中所处的位置”，与依据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审美、职业等将工人阶级划分为不同的阶层与群体有着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由工业资本主义向后工业资本主义、消费主义资本主义、后现代资本主义等的转变，改变的只是资本主义的形式，其财产关系以及雇佣关系的性质并没有发生质的转变。以雇佣形式的变化、表象的不同代之以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变迁，从而否定工人阶级的存在或者冠之以工人阶级的消解是经不住推敲的。内华达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伯奇·伯贝罗格鲁认为，资本主义终将成为过去，对于未来社会又将走向何方“这一问题的答案无疑要到那些受持续地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影响最严重的人们当中去寻找，即全球工人阶级以及世界范围内其他受剥削、受压迫的同盟者，他们意识到自身所处的窘境，也有能力组织起来担负起改变历史和社会的领导责任。未来我们将见证这一切的发生”。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利奥·帕尼奇认为，工人阶级较从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趋多样化，为此克服其内部差异，促进彼此联合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此外，在分析方法方面特别强调阶级分析方法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恢复阶级分析方法，才能真正理解这些问题；而且只有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才能使劳工形成一种新的阶级策略，以代替旧有的具有局限性的阶级政治”

 4.对未来社会的认识，突出对经济平等与正义的强调和回归

 欧美左翼学者对未来社会的认识逐渐转向经济平等与正义，强调经济领域的平等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这同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分配严重不均，收入分配失衡直接相关。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对资本主义世界财富分配状况进行了纵向的梳理，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经济不平等、非正义等问题以无可辩驳的数据彰显出来。

 左翼学者对经济平等与正义的关注一方面着眼于国内外不同阶级或阶层之间收入及财富分配不均的现状，另一方面则着眼于国际范围内引发不平等非正义的原因。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社会学教授约翰·哈蒙德认为，“社会主义应是包括公平、自由、公正和团结等普遍价值得以践行的社会”。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拉迪卡·德赛认为，虽然第三世界有所发展，但实际上仍然受一些西方国家的间接剥削，一些占据优势的国家仍然把世界秩序视为主导与非主导的关系。她提出，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去挑战这种残余的殖民模式，谋求新的国际秩序。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大卫·莱恩认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实现了较为平等的收入。他说，在苏联，消除贫困是其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在1932年到1986年期间，收入差距很小，东欧国家情况也同样如此。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资本主义新的危机爆发这段时间，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几乎都居于主流地位。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骤然扩大，甚至已经超过了1929年那场资本主义世界严重危机爆发之前的状况。面对这般棘手的现状该如何改变？法国学者热拉尔·迪梅尼尔和多米尼克·莱维主张，要重新整合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改变金融对生产服务的侵蚀，重新让金融业为生产服务。此外，社会主义应该合理搭建生产能力与人们生活质量之间的对应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关系是缺失的，因为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为了资本积累，而非为改善人民的生活，为此，加拿大学者艾伦·梅克森斯·伍德认为，“社会主义方案将会把消灭生产能力和生活质量之间的这种不一致作为主要的目标之一”。

 5.对社会变革方式的研究，更加突出社会运动本身带来的推动效应

 欧美左翼学者在探讨社会变革方式方面，客观审视和平方式与阶级斗争方式两种变革社会的路径。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欧美左翼学者提出了两种不同观点，一种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转变。他们认为，变革社会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社会制度得以维系的方式，如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过渡，新社会也将呈现出对民主、和平的珍视；如通过暴力的方式实现过渡，新社会将崇尚暴力，也将在暴力支持下维系社会秩序，进而导致专制现象出现。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发生促使社会转变的因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的权利在日益受到限制。例如，劳工保护法案的通过、最低工资法案的通过、工人组建工会权利的广泛认可、环境保护法案的通过等等，一系列的法案将资本主义严密地“监管”起来，从而形成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大环境。另一种反对观点则认为，过早地放弃暴力革命方式是非常不理智的，因为上述观点过高地估计了各类法案对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的约束职能，过低地估量了资产阶级应对各种法案、抵制各种法案、由守转攻的能力和潜力。美国学者理查德·施密特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自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上台执政以来的事实证实：“资产阶级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愿错过任何一个反击各种限制、并尽可能扩大自身权利的机会。资产阶级对工会组织的肆意打压，对环境政策的野蛮破坏，对穷人以及普通工人的严重打压表明，尽管民主的进程有时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资本家阶级的力量，但是资产阶级会倾其全力进行持续的阶级斗争以给予反击。”

 又如阿根廷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阿蒂略·阿尔贝托·博龙认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究竟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更多地取决于现实中人们的斗争，而非社会学者概念化的研究或是控制中心发布的指令。”约翰·哈蒙德力图在社会运动与实现社会主义的奋斗进程中建立彼此的关系，认为前者在实现后者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应当对目前普遍存在的社会运动给予足够重视，这里的社会运动并不是一种单一的集体活动，而是“一种活动的集合体，它蕴含着一种主动的参与、一种集体意识的培育和联合组织的构建，并且塑造着他们所生活其中的社会的文化”。具体说，社会运动从四个方面对社会主义的实现提供积极支撑，一是缔造一种权利获得感（empowerment），即便是那些认为他们的力量微不足道的人们，在参与社会运动的过程中也坚信他们的行动是为了他们所共同许下的诺言。二是象征一种对未来的预想（prefiguration），在集体参与的社会运动中预示着一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会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三是文化转型（cultural shift），即通过社会运动促使人们对某些事物的认知、观念发生变化，从而形成对社会主义社会某一方面较为成熟的构思，例如环境运动、民主运动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便是如此。四是政治影响（policy impact），即社会行动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产生影响，进而推动社会公正的实现。

 欧美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的探讨既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同时又存在着亟待克服的局限。

 1.欧美左翼理论探索的积极意义

 （1）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现象及其本质的揭示与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积极的引导力量。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揭示了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必要，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彰显了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可能。左翼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探讨，使资本主义的矛盾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并将其与未来可能的状态衔接起来。左翼学者一方面描述了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和新变化，这就必然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新的审视。另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也在逐渐改变人们思考的方式，使民众逐渐认识到，似乎并不必然在资本主义范畴内寻找改变现状的方式，或许在制度之外，又或许只能在制度之外。这一推进革新的探讨多少带有马克思“解放理论”的色彩，即既提供了对现状的描述，同时也为超越现状提供了新思考新方案。毕竟推进社会革新首先要让人们更多了解现实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而分析导致系列矛盾的原因，揭示其本质，但这仅仅迈出了革新社会的第一步，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改变现状以及将其改造成一个怎样的理想社会。

 （2）欧美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的探讨日趋细化，也更为强调微观层面的内容，丰富了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未来理想社会大多是作框架式的勾勒和宏观趋势的判断，这一方面与他们当时所面临亟待解决的任务有关，即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批判，对资本主义矛盾予以彻底揭露，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必然历史趋势作出客观、严谨推理，而至于资本主义之后应该具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经典作家探讨的重点。伊格尔顿认为：“对马克思来说，乌托邦主义描绘出的社会蓝图分散了人们对现实生活中政治任务的注意力。那些投入畅想美好未来中的精力，如果用在政治斗争中将会更有成效。”“马克思认为，重要的不是对于理想未来的美好憧憬，而是解决那些会阻碍这种理想实现的现实矛盾。”另一方面，也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成熟程度有关，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没有跳出其固有矛盾，没有摆脱资本主义周期性发生危机的规律，反而使这一矛盾更为凸显，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未来命运的预测。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有了快速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经历了由弱小到强大，由思潮、思想、理念转向社会主义制度，由高潮转向低潮，进而迎来新的崛起，由社会主义重心始于西欧转向东欧、再到中国，加之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不断丰富和发展，所有这些都为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和发展提供了19世纪所难以企及的宝贵经验和证明，为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的微观勾勒提供了众多具有说服力的生动实践和现实材料。

 （3）欧美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的探讨是建立在对当前资本主义深刻批判基础之上的。通过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或局部危机的不同观测点，对社会主义进行理论构建，使社会主义较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更为突出地彰显出来，有助于深刻理解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任何一场变革都需要立足于现实的出发点，而非理想中的“纯洁无瑕”的出发点，历史进程中的变革更是如此。如果缺少对现实资本主义发展新特点、新趋势的准确判断，以幻想和想象代替现实，最终只能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欧美左翼学者注重对资本主义最新状况的跟踪研究，对资本主义危机进行系统梳理，清晰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危机中的弊端。相应地，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势必需要解决这些难题，在各个方面提出不同的方案和选择，切实回答为什么社会主义可以避免这些危机以及如何避免这些危机等问题，直视资本主义现实并为超越现实提供理论支撑、创造积极条件。

 2.欧美左翼理论探索的局限

（1）欧美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的探讨时而以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自居，但实际上却抽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核心的内容，导致某种程度的倒退。安东尼奥·奈格里认为，在帝国时代非物质劳动已经代替物质劳动占据主体地位，为此，曾经的以从事物质生产劳动为主要内容的革命主体的优势也逐渐地让渡给非物质生产者。这一判断应该说有其积极意义，因为他看到了生产领域中发生的变化及其复杂性特征，再度将劳动视为寻找革命主体力量的出发点，试图循着非物质劳动代替物质劳动占据主体地位这一线索揭示革命力量的转换，而非单纯地从上层建筑等意识形态的内容寻找主体力量。就这一点而言，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相比较，奈格里的分析无疑是对劳动的一种回归。因此，非物质劳动的提出有其进步意义。然而，这看似对马克思劳动观点的发展，实际上却是对马克思关于生产与劳动内容的歪曲，简单地把马克思所讲的劳动等同于物质劳动。将原本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中所蕴含的东西剥离出来，再以重新发现的名义将其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此外，奈格里以帝国超越帝国主义，本身也存在着对列宁所提出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曲解。在寻找社会变革主体方面，奈格里主张以“大众”代替工人阶级。而“大众”的特征在于主观上保持对创造新社会的期待和对现有统治秩序的反抗，且超越阶级领域的非物质劳动生产者。其中的内容抽离了社会变革主体的真正价值，使其在遇到同资产阶级相抵抗的具体问题时陷入抽象、模糊和泛化的境地，最终导致主体的缺失。

 恩格斯曾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缺少了阶级分析方法，缺少了对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等的关注，理论的说服力和可行性难免受限。

 （2）理论的深度及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仍显不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都是围绕具体的实践而展开理论研究的，理论服务于实践，经过实践的检验进而推动、指导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等都是在书斋外进行活动的，他们能够把握社会主义运动最真实的情况，了解工人阶级最切实的变化。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的一生，是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的一生。恩格斯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马克思毕生的使命就是为人民解放而奋斗。为了改变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马克思义无反顾投身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始终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弗兰茨·梅林曾说：“马克思之所以无比伟大，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地结合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同样无疑的是，在他身上，作为战士的一面是永远胜过作为思想家的一面的。”同样，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恩格斯没有深入英国工人阶级这一群体，了解工人的生产、生活、意识状况，也不可能完成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如果没有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出一条适合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也不可能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注入最鲜明的底色。如果哈里·布雷弗曼没有十余载在工厂生活的经历，也不可能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从劳动过程的角度对工人阶级的最新变化、分化情况、心理状态等进行深入研究和客观剖析。遗憾的是，随着西方进入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在美苏争霸最终以苏联解体而告终的宏大背景下，多数左翼学者日益退回到书斋中去了，而再次转向书斋之外，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之后。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左翼学者逐渐从书斋走向对社会运动的关注，但是仅仅是起步，还存在着严重的理论和实践结合不足的问题。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左翼学者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求异胜过求同，对普遍原则的认定缺少共通的认知，致使在具体指导实践的进程中缺少说服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又如，左翼学者对现象层面的关注超越了对本质理论的探究，对细节的关注超越了对整体的宏观判断。以21世纪发生的资本主义危机为例，对危机发生后所出现的新现象，如民众反抗意识的增强等，欧美左翼学者给予了较多关注，特别是对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集体行动及其在世界范围的广泛影响进行了较多评析，而对于导致集体抗议的根本原因为何，以及这一抗议行为为什么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的进程又起着怎样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又凸显了哪些不足等问题，虽有部分左翼学者进行了探讨，但其理论深度仍有待加强。许多学者在分析“占领”运动最终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原因时，将其归纳为民众缺乏有力的指导、缺乏具体明确的行动目标等，但是究竟谁来担负起领导力量、如何拟定符合民众普遍要求的行动纲领，对此缺乏具有推动意义的论述。马克思曾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越发活跃、规模越发庞大的群众运动蕴含了怎样的变革社会要求，这仍亟待左翼学者作出深刻分析。

 通过对欧美左翼学者社会主义观的探讨可以看出，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的研究随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自身发展出现新情况、新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所彰显的活力和影响力而不断变化。通过对左翼学者社会主义观的研究可以反映出不同社会制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两种制度在发展中的比较优势，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也更趋丰富和饱满。但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真正转变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还任重道远，唯有深入考察无产阶级完成解放事业所需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伟大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才能自信地认为，在推进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中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习近平指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总的看，21世纪初欧美左翼学者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观点新见解，是我们深入研究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资源，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当代欧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新情况新变化，有助于把握这些发展变化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与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关系。一方面，他们关于社会主义新探索的积极见解，我们要挖掘其启示性内容，加以吸收借鉴。另一方面，他们在探索中的方法和理论局限，也要加以认真辨别，在比较中更加坚持科学的立场和方法。关键问题是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服务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参考文献：

（作者：童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1期）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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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宁 张晓明：马克思主义与北美左翼新战略—2018年纽约左翼论坛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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