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近期，《外语与外语教学》2022年第6期刊发了刘海涛教授的《关于语言规划学科的几点思考》，文章从语言规划的根本属性、学科基础、知识源泉和普遍价值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作者近些年对语言规划学科的若干思考。新时代的语言规划研究，有必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采用数智时代的新方法，让语言助力社会发展。文章较长，读者需耐心阅读。
语言规划是研究人类有意识改变语言的结构与功能的学科。尽管语言规划作为一个学科只有60多年的历史，但人类有意识影响语言演化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文字和书写系统出现时期。由于研究者知识背景以及关注点的不同，人们对于语言规划作为一个学科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对于一个处在不断发展中的学科而言，这种差异是正常的，需要考虑的是“求同存异”的问题，这样就有可能将其转换为学科发展的动力。如何“求同”，目前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好在本文讨论的是语言规划作为一个语言学分支学科的问题，因此，这个“同”还是可以把握的。35年前，我从国际语问题研究走进语言规划领域。这些年来，我研读过多种语言的语言规划文献，发表过一些研究心得，从2003年起也一直担任语言规划领域的国际主要刊物《语言问题与语言规划》（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的编委会成员，并且已经在高校开设了十几轮语言规划课程。这些教研经历，使我常常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思考语言规划的一些基本问题。本文是我对数智时代语言规划作为一个语言学分支学科的粗浅思考，主要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以便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关注。一般认为，术语“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首次出现于Haugen（1959），该文讨论的是挪威书面语标准化过程中的二选一问题。但事实上，Bodmer（1944）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语言万花筒》（The
Loom of Language）—书中已经多次使用了language planning这个词语。有趣的是，Bodmer在书中使用language
planning的语境，这一部分的标题为“世界语言问题”，所含三个章节的子标题分别为“语言的弊端”“语言规划的先驱”和“为了创造一个新秩序的语言规划”。连起来看，人类不仅可以通过有意识的活动消除语言的弊端、解决世界语言问题，而且这样的活动也有益于构建一个更美好的新秩序。由这两个用例不难看出，语言规划是一个问题驱动的语言学分支学科。这句话里有两个关键词：问题驱动和语言学。
问题驱动是语言规划作为一个学科的根本。为什么要规划语言？因为语言的使用者认为语言满足不了人和社会的需要，因此想调节它、改进它、优化它，使其成为一个更有效、更完美的工具。这里说的工具不仅是指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也包括与人类社会有关的语言的其他功能，如，文化的容器、身份的象征、知识的载体和国家的资源等（刘海涛 2021）。这些功能可以理解为广义的工具，只有认识到语言的工具性，我们才能对其进行评价、调整和改变。但语言为何满足不了人的需要？因为人不仅是生物人、语言人，更是社会人，而社会是变化的，为了让语言能更快地适应社会变化，特别是在社会变化比较快的时期，人类有意识地对语言进行调节和干预，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当然，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语言的这些工具性功能的重要性也会不一样，这就需要有意识地根据社会的变化适时调整语言功能的优先级，合理规划人、语言、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语言规划可以有多种研究角度和研究取向，但其得以存在的学科基础和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与语言状况不匹配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会受到时空因素的制约，但语言规划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根基不宜动摇。在此基础上，为更好地解决这些关乎人与社会的语言问题，语言规划不仅要顺势而为，也要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语言规划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价值。鉴于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语言规划常常规划的是语言的社会功能，因此也被称之为“关于语言功能的学问”（李宇明 2022）。语言的社会功能有时是自然衍生的，但在现代社会，很多情况下是人为干预的结果。历史上，绝大多数语言也都或多或少被人为干预过。例如，为使一种语言成为国家共同语，成为区域共同语，就需要有意识地对这种语言做些本体标准化、提升社会地位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教育机构来推广语言的使用。有人说，规划语言，就是规划社会。这句话不仅展现了语言规划的重要性，更是提醒我们，语言规划是一件困难的事。就全球语言规划和治理而言，当在某个领域已经存在一种国际共同语时，想让其他语言变成共同语相对而言比较困难。如果大家都在使用A语言作为国际共同语，现在要把语言B提升到A的地位，这不是想变就能变、说变就能变的，而要脚踏实地去规划，去通过教育机构实施。这一点，柴门霍夫在1887年出版的题为《国际语》的第一本世界语书封面上有一句话说得很透彻：要想让一种语言要成为国际语，仅这么称呼它是不够的（Заменгоф 1887）。当我们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时，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逻辑，就会发现有关语言的事情大多很难办，涉及的因素太多。换言之，语言的事情不能操之过急，需要按照语言系统的运作规律办，而语言规律的探求历来都是语言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根本。这样，我们就又回到“语言学”这个关键词了。
2. 语言规划的学科基础——语言规律
显然，语言规划需要解决的是语言或与语言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也是其能作为一个语言学分支学科的根由。语言规划对语言学学科很重要，对现实语言问题的解决，对调整人、语言、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很重要。这可能也是当下语言规划能成为中国最热的语言学研究领域之一的原因。但语言学是探索语言结构和演化规律的学科，从探索规律的角度重新审视语言规划，其价值何在？难道语言规划真的像很多学者所说的，只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甚至只能算是一些与语言有关的工作，在发现规律和创新知识方面没有多大贡献？我们认为，语言规划不仅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即使从探求语言规律的学术角度看，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在人的有意识作用和影响下，语言演化的规律会如何变化，进而使我们对语言的起源与演化有更深入的认识。从学理的角度来讲，如果把人类有意识对语言的影响理解为语言的人造性，那么，对于人造性的研究可能就是语言学规划学科与其他语言学分支学科之间的最大区别所在。尽管Schuchardt（1904）在一百多年前就明确指出，人造语与自然语言中均含有人造成分，二者在这方面只是程度上的区别。遗憾的是，至今国内外对于语言人造性的严肃研究仍不多见。
由此，语言规划学者不能只满足于做一些与语言有关的工作，而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中的人造性（刘海涛 1996），寻求人为干预之后语言演化的规律与模式。只有在掌握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语言政策，才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语言更有效地助力社会发展。否则，语言规划研究就有可能变成Tauli（1968：5）说的那样，大多只是停留在表面工作，或者说在谈感想，这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在知识的发现方面更是贡献寥寥。因此，我们需要基于大量的真实案例，运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语言规划。只有这样，语言规划中的“语言”两个字才真正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而这正是语言规划作为语言学分支学科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语言是在交流中、在与其他人的互动过程中演变的，这也是最常见的语言演化路径。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阶段，人的参与成为加速语言演进的必要条件。所谓人的参与，实际上就是人类有意识地影响语言发展的活动。对此，Tauli（1968：27）在第一本关于语言规划的导论书中，将语言规划定义为：“调节和改善现有语言，或者创造新的区域性、全国性和国际性语言的活动。语言规划理论是系统研究语言规划的目标、原则、方法和策略的学科。”按照这个定义，语言规划差不多成了国际语（或语际语）创制的学科，而国际语问题也是全球语言规划和治理的核心议题。这可能也是有学者将国际语语言学定义为“人类有意识干预语言的科学”的原因（Pennacchietti
2011），而这一定义几乎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对语言规划学科的定义。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国际交流日益密切，国际合作必然面临国际语的选择问题，也必然会涉及有意识的语言规划活动（王亚蓝、刘海涛 2021）。为实现全球治理的目标，加快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国际共同语问题又凸显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使用了一个“又”字，原因是伴随着一百多年前人类“第一次全球化”的兴起，国际语问题曾经盛极一时，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公众人物的关注(Grimm
1860/1976；Jacob
1946；Shenton
et al. 1931)。沈骑（2021）对全球语言治理研究范式变迁的研究表明语言规划（治理）不仅要与时俱进，也需要因时而异。很多时候，只有当我们从历史和多学科的角度了解一个学科时，才有可能发现学科的关联性及其价值所在，这对语言规划领域显然也是适用的。
正如前文所述，问题导向是语言规划的根本属性，但作为一个学科，即使是应用性的学科，也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支撑，那语言规划的学科基础是什么呢？大约在100年前，现代术语学的奠基人维斯特（Eugen
Wüster）提出了与语言规划相关的两个基本问题：人可以影响语言发展吗？人应该有意识地去影响语言的发展吗？事实上，维斯特提出的问题早在20世纪初就引起了职业语言学家的关注，并开始探索。例如，库尔德内（2012：390）在阐释语言与人的关系时，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语言不是一个封闭的有机体，也不是不可触及的偶像，语言是工具和活动。人不仅有权利，而且这是他的社会责任，根据使用目的和需要改善自己的工具，甚至用其他更好的工具替换现有的工具。”
上述引文体现出一种朴素的语言工具观，这与语言规划的基本理念是相符的。按照库尔德内的看法，语言规划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人“可以影响”或者“应该有意识影响”语言发展的问题，而是强调人有责任和义务去改进语言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如果有意识的对语言进行改变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是必要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什么呢？对此，Wüster（1923）认为，语言就是语言使用，鲜活的语言使用也是语言演化过程中最具权力的立法者，即语言演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应是语言使用。既然如此，那人们又该如何影响语言呢？他的回答是有原则的影响，也就是我们多次强调的——语言规划要顺势而为。这个“势”就是维斯特说的原则，即语言的结构与演化规律，而语言学正是“研究语言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学科”（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1601）。这样，语言规律就成了语言规划的基础，语言规划当然就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语言学家也就成为这个学科建设与发展中难以替代的人。难以替代的原因在于，从理论上看，语言学家应该是最懂语言规律的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规律应该来自语言的实际使用，而不是来自语言学家在大脑中培育的句子。因为“如果语言来自言语活动，是集体的产物，任何脱离使用者的过于抽象的形式方法，都可能难以发现人类语言系统真正的运作规律，从而无法被需要规律的领域使用，这也许就是语言学家在数智时代失语的根本原因之一”（刘海涛2022）。对于语言规划学科而言，可能不是失语的问题，而是有太多脱离语言规律的感想感言了。事实上，在语言规划研究的历史上，也早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语言使用规律与语言规划之间的关系。例如，考察Tauli（1968）所引文献和主题词，我们不仅能看到那个时代主要语言学家的名字和研究，以及世界语、基础英语、伊多语、英特格罗沙语、英特林瓜语、无屈折拉丁语、诺维亚语、西方语等人造成分多于自然语言的计划语言，还有基于语言规律提出的语言规划三原则，即明晰性、经济性和美学原则，甚至提到了赫尔丹（Gustav
Herdan）的两本计量语言学著作，而计量语言学本身不仅是一个数据驱动的语言学分支学科，而且也一直以发现语言系统运作规律为己任（刘海涛 2017）。由此，为使语言规划回到一个正常的语言学分支学科的发展轨道上来，可能还需要回到“语言是一个系统”的说法上来。3. 语言规划的知识源泉——有意驱动
语言是一个系统，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由人驱动的复杂适应系统（Liu
2014）。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人，这个系统运转不起来。运转不了，也就更谈不上寻求或发现它的运作规律。但人驱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语言完全当作一种脱离人的、抽象的形式或符号系统，并对其进行各种眼花缭乱的数学运算和变换，而是指应该在建模过程中时刻遵循一些规则和原则，这些规则和原则也理应与人本身密切相关，与人的交互、流动、接触密切相关。作为语言的使用者和语言系统运作的动力源，人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具有共性，但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如果说生物学意义的共性决定了语言的普遍性，这些差异则造就了语言的多样性（刘海涛、林燕妮 2018）。即，语言不仅是与人共演的，也是与语言使用者所处的社会共演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不同时空的语言系统进行深入观察，我们就有可能把握语言系统运行的部分规律。这些源自语言使用的规律既反映了语言的普遍性，也受到人类社会多样性的影响，是平衡了两种力量的人驱语言系统的规则或模式，对语言系统的顺畅运行和有效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如果语言是一个系统，那么，我们还需要从系统的角度考虑语言的多种功能之间的平衡与相互影响关系，即上文提到的交流工具、文化容器、身份象征、知识载体、国家资源等功能，要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特点去关注人为调节一种语言功能后，其他功能有可能导致的系统稳定性问题。换言之，语言规划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变量过程，而是一个与具体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多变量过程，而且导致语言变量改变的因素很可能来自非语言变量（刘海涛 2006）。这就要求语言规划的研究者和参与者不仅需要了解非语言变量和语言变量对于语言演化的作用，也需搞清楚语言系统的自我调节和演化能力，顺势而为，做符合语言规律的调节、规划、治理，避免好心办坏事，成为语言系统正常运作的干扰源。回到“语言是一个人驱复杂适应系统”的说法，有必要把其中的“人驱”进一步区分为“无意识地驱”和“有意识地驱”。“无意识地驱”可能是人类出于本能的活动，这种驱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形成语言系统运作规律的基础。但正如索绪尔（1980：35）所言，“在任何人的脑子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它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完全存在。”语言是一种集体的产物，一个由千百万个个体交互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交互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出现在不同时空的真实社会与交际场景之中。这也是库珀（2021）提到的核心观点，即，语言规划和社会变迁是密切相关的，社会的变化产生语言规划的需求。换言之，语言演变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密切（菅志翔、马戎 2021)，语言规划活动大多是由社会变迁引起的。当社会一切都井然有序，社会也没有变革的需求时，规划者说要对语言进行改变，结果很可能是谁也不想听、谁也不会听，即使想改也很难改。一方面，社会平稳时期没有提出变革的理由，另一方面，社会平稳时期的改变也比较困难。从这点来看，语言规划实际上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因为当前对社会变迁的理解并不透彻，还远远没有一种成熟的社会变革理论，可以用来完整解释社会变革中特定的主体，在选择或避免实现某些目标时的动因以及实施后所造成的影响。可见，要构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语言规划理论，必须要考虑社会变革因素；反之，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社会变革理论，也就很难有一个好的语言规划理论。因此，我们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更深入地了解社会变革及其背后的驱动力，从多维角度探究社会、语言、人之间的关系与规律。尽管这个事很难，但相比过去，蓬勃兴起的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和数字人文的诸多研究方法为挖掘人类的大规模行为模式带来了曙光。对于身处数智时代的语言规划研究者而言，这是挑战，更是机遇，因为人类在无意识下驱动语言系统产生的规律，有助于制定更好的可用来指导人类有意识驱动语言系统的规则与政策，助推语言系统的高效运作，使语言进一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无意识地驱”是人类使用语言的常态，“有意识地驱”，或者更精确地说——有意识地指导别人去驱，则是人类追求更高效、更完美的语言系统的努力，也是语言规划的最终理想。90多年前，瞿秋白（1989：342）就曾提出类似的想法，“根据言语文字现在已经有的发展趋势，把无意的不自觉的过程变成有意的自觉的革命”。当然，将语言视为一种“有意识地驱”的事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可以把语言看作是一个人驱动态系统和具有多种功能的工具。正出于此，我们才可以改进、完善、优化它，让它更高效、更完美，但这样做的前提是要明确什么才是完美、高效的语言。这可能需要一些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能体现人类语言系统运作规律的指标，在这些指标的基础上来评价和调节人类语言，进而在有意识优化语言的过程中，实现100年前爱沙尼亚语言改革的先驱Johannes
Aavik（1924）提出的语言规划三原则，即简洁、优美和精细，将语言改革的曲线无限画下去。这样一来，相关规律的发现与指标的寻求，自然成为语言规划学科的主要任务之一。为更好地实现发现规律、按照规律办事的目标，我们不仅需要在语言规划研究中采用科学的方法，也需要与时俱进地尽可能采用数智时代的新方法、新范式。所有这些均有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助推语言的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当然，在做好服务的同时，也不能忘了一个学科在知识创新方面的作用与责任。
4. 语言规划的普遍价值——理论模式
语言规划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差不多也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尽管语言规划面对的问题很复杂，既涉及大家熟悉的对普遍性规律的探求，也包括相对比较陌生的对语言人造性的研究，但在总结不同时空下语言规划实践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在半个多世纪里也提出了不少语言规划的分析模式和框架，比较典型的有：Tauli（1968）的“评价理论”、Haugen（1966）的“四格模型”、Haarmann（1990）的“声望规划与生态架构”、Ager（2001）的“7i模型”、卡普兰和巴尔道夫（2019）的“目标框架与生态模型”、库珀（2021）的“八问方案”、中国学者提出的“语言生活”理念（郭熙、祝晓宏 2016）等。其中一些模式经过时间检验，已经成为语言规划学科的核心组成部分。人们常说，进入一个学科，就需要了解学科的发展历史，掌握它的基本方法和已有的理论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前进，否则就会长期停留在感悟与记事的阶段，不仅无助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会损害学科的声誉。常有人说，语言学是文科，怎么老是拿这些条条框框来限制我们？为什么要把天马行空、无穷无尽的想象力束缚到这些所谓“理论”的盒子里？但多年的教学研究实践让我认识到，做学术，建学科，最好能有个框架，有个模式。首先，绝大多数学术研究的目的都是想发现一些普遍模式与原则，即使人文学科也不例外。《人文学的历史》（任博德2017）—书中译本的副标题是“被遗忘的科学”，尽管这个副标题原本是荷兰语版的正标题（De
Vergeten Wetenschappen: Een Geschiedenis van de Humaniora），但也可以说明人文学科与科学的区别可能只是研究对象的不同，目的都是对“模式与规律的探求”，这也正好是英文版的副标题（The
Search for Principles and Patterns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不可否认的是，框架肯定会有约束，但它能让我们研究普遍性时有章可循，进而发现人类行为的模式，而模式是构成人类知识体系最重要的东西，这可能也是任博德的新书标题叫做《模式的世界：知识的全球史》的原因（Bod
2019）。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理论框架有助于在研究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与模式，语言规划作为一门学科也概莫能外。
当然，世上没有完美的框架。比如一个语言规划的分析框架有5个维度，按照这5点来分析100个语言规划和政策的案例，会有什么发现？有时候，5点可能还存在些问题，需要6点或者7点，又或者只需要3点或者4点。框架的价值就体现在这里。如果维度不够，我们可以在现有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扩充，从5点发展到7点。那么，增加的这两点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在其他地方能否发现包括这两点在内的案例？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比较研究或者发现普遍性规律的研究都很难进行。尽管这些框架可能不一定都好用，也不一定都很完善，但有了这样的一个框架，就可以对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社会、不同人口流动模式的语言规划行为进行比较，也就有可能发现人类有意识干预他人语言行为的规律与模式。这也正是我们所强调的，即使在语言规划这样看似不需要理论的学科，仍需重视理论构建的原因所在。综合以上这些看起来有些凌乱的话语，我们可以提取出语言规划学科的一些关键词：语言、规划、政策、问题、人造性、人驱、有意识、语言规律、流动性、助推、服务、工具、人类、社会、国家、系统、模式、高效、干预、治理、科学、数据、理论、学科建设、语言学等等。显然这些关键词带有明显的个人特征，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和全面，但语言规划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弱化或忽视语言本身的地位，不能在这门学科中将语言学和语言学家边缘化，更不能忘记这个学科的根本是问题驱动，也不能忘记知识创新的学科基本属性。150年前，人类进入第一个全球化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个国际计划语言离开创造者的书桌并且开始社会化（Blanke
1985），开创了人类有意识影响语言发展的新篇章，引起了许多职业语言学家对语言人工性问题的关注，催生了国际语语言学这一旨在研究国际共同辅助语形成规律的学科（Meysmans
1911；Schubert
1989），萌发了人类关于全球语言治理的思考和实践。所有这些，为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这个术语以及研究方向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实践基础。150年后的今天，如何与时俱进，直面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由于人口流动性以及各种新的交流方式造成的语言超级多样性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构建公平、公正、合理、有效、安全的国际语言新秩序，是摆在语言学家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采用数智时代特有的新方法，让语言助力社会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是语言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创造语言，就是创造世界”（Stria
2016），治理语言，就是治理世界。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世界需要语言规划学科，语言规划学科大有可为，前提是我们应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对这一学科进行反思和不断改进。引用信息：刘海涛. (2022). 关于语言规划学科的几点思考. 外语与外语教学(06), 1-8+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