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本文是刘海涛教授为庆祝商务印书馆建馆125周年而作，载《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五年（1897-2022）：我与商务印书馆》，第733-739页。文章初始以微信推文形式写成，包含部分图片和链接，纸本出版时做了删节。本次推送为原稿全文，以飨读者，红色字体为删节部分。 在当代中国，只要上过学的人，可能都与商务印书馆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也许他们已不记得“商务印书馆”这个名字，但一定不会忘了《新华字典》对他们的帮助。作为一个从事语言学教研的人，我与商务的联系当然不止是一本《新华字典》。40年前，我还是一名在读的工科生，开始对外语学习和语言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读了很多商务出的书，比如在1898年出版的商务第一本学术专著《马氏文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商务开启了我的“语智”（语言研究的智能），我是商务“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宗旨的受益者。我的语言学之路是从研习世界语开始的。据不完全统计，商务建馆125年来，出过的与世界语的相关图书有：《世界语高等新读本》（1922）、《世界语高等文典》（1922）、《世界语初级读本》（1923）、《国际语运动》（1925）、《世界语概论》（1926）、《世界语史》（1930）、《万国语通论》（1933）、《世界语初级讲座》（1958）、《世界语新词典》（1959）、《注释世界语文选》（第一辑，1959）、《世界语学概论》（1992）、《世界共通语史》（1999）。我在这里列出这些，是想说明即便这么小众的领域，商务出的书也涵盖了它的方方面面，既有理论，也有历史，还有教材和词典，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旁边摆着1982年11月8日买的《世界语新词典》，那是我的第一本世界语词典，就是这本词典和《世界语初级讲座》把我带进了世界语的世界，并在2016年当选为只有40位成员的国际世界语研究院的院士。说到世界语，我们不得不提及胡愈之先生。1931年，愈之先生从欧洲途经苏联回国，在当地世界语者的帮助下，他在莫斯科参观访问了一个星期，回国后写了《莫斯科印象记》，风靡一时。在这本书的扉页，他用世界语写道：Al moskvaj gekamaradoj, kiuj volonte gastigis,
helpadis, gvidadis min dum mia vizito de la ĉefurbo de tutmonda proletaro, mi
dediĉas tiun ĉi libreton. （我将这本小书献给莫斯科的同志们，他们在我访问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首都期间，自愿接待、帮助和引导过我。）次年，应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之邀，胡愈之开始正式担任《东方杂志》的主编。其实早在1915年，愈之先生就开始在《东方杂志》任助理编辑，之后负责《东方杂志》，他的成长与这段工作经历有密切的关系。1922年，愈之先生在《东方杂志》发表的题为《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的文章，对我的启发极大。按照我新近在《中国外语》发表的《国家安全视域下的语言问题》一文的看法，愈之先生在100年前勾勒的国际语的理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是一种符合国家语言安全观的国际语理念。学了一段时间的世界语后，我开始对人类有意识干预语言的活动产生了兴趣，于是进入了语言规划领域。共同语的形成与演进是语言规划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共同语的形成与词典、语法的标准化密切相关。在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形成与推广过程中，商务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不仅体现在《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规范字（词）典上，也体现在范文的出版与推广上。在《中国外语》的那篇文章中，我也特别提到了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该文1912 年由胡适首译为汉语白话文，1920 年收入商务印书馆的语文课本《白话文范》（第二册）， 2017年以前一直都是我国中学语文教科书的保留篇目，成为教科书编写史上不多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