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语研究之路

2016年2月17日，

世界语研究院传来振奋人心的大喜讯~

       刘海涛教授当选为国际世界语研究院院士，这是国际上世界语研究者的最高荣誉。

   世界语研究的大牛🐮

      是怎样炼成的呢？

要多吃草，吃优质草的

同时，还要尽可能多到

其他草原逛游逛游，既

要享受丰富绿色的草，

也要分享吃草经验，多

交流吃草的乐趣，别整

天为了那点草而吵架。

                        —— 小编

我是1979年考入西安一所大学学习自动化专业的。这是一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一个全国人民意气风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年代。这一年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开工，经媒体热炒，“自动化”专业成为当年最红火的专业。受“不学ABC，照样闹革命”的影响，我在中学学的英语，还没毕业，就还给老师了。进入大学后，发现会外语的同学要比我们这些只能说点中国话的人要受人瞩目的多，于是感觉应该尽快赶上。但雄心易树，壮志难酬，因为我的英语入学成绩只有8分（百分制）。怎么办？按照当时的说法“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想既然我的智商不比别人低多少，别人能学会的自己也一定能学会。于是便开始苦学外语，由于受学习条件所限和急于求成，学习的重点是外语的阅读能力。目标一定，接下来就是严格执行了，几个月后我的外语阅读水平直线上升，从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开始，我基本上就是通过阅读国外的专业教材来学习我的专业知识了。这种明显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我的自信心，于是开始琢磨是否也可以学点别的语言，首先进入视野的是德语，然后是法语和俄语。

这样，到了1981年底，除英语外，我基本具备了三、四种外语的基本知识，其中有些已经可以阅读文学作品和专业资料。这段时间，我也开始思索这样的问题：一是世上的语言太多，一个人是没办法学完的，有没有这样一种语言，学会它就可以走遍天下；二是能不能发明一种装置自动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这样我们也就不用费劲去学什么外语了。对第一个问题思考的结果是我找到了世界语，对第二个问题的兴趣使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机器翻译。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个问题会伴我一生，成了我终身研究的目标，即：国际语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也使我从语言学习者变成了语言学研究者。按照有些学者的说法：“学语言是给个人增加新知识，研究语言学是给全人类增加新知识。”^[1] 而我能进入语言学研究领域，与世界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算起来，从1981年到今年也正好是25年了。我很高兴，我的学术研究生命刚好和北京世界语协会同岁。借此机会，我就回顾一下这25年来，我所走过的世界语和国际语学研究之路。

在1981年底，要想学习世界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几乎没有什么学习资料。记得我最早对世界语结构的理解，靠的是1981年《外国语》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我至今还保留着从这篇文章中摘录出来的两页资料，它见证了我学习世界语采用的是一种和许多人不一样的方法，是从语言学刊物的文章开始的，这是否预示着我将走的是一条世界语的学术之路。我的第一本世界语书是《柴门霍夫演讲集》（汉世对照版）。在1982年的下半年，我有了《世界语新词典》，并订阅了《中国报道》杂志。这一年，我甚至在西安外文书店买到了“Plena Ilustrita Vortaro de Esperanto”，7.8元的定价，相当于我半个月的生活费，但是我毫不犹豫地买了。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是我最成功的一笔投资。

八十年代的投资

1983年大学毕业后，我去了青海新建一家大型企业，从事计算机应用工作。期间，和世界语的联系主要是《世界》和《中国报道》两本杂志。1986年的UK我没有参加，因为正在美国学习。1986年，也是我和国外世界语开始通信交流之年。1987年，我们新建的工厂开始投产，我也有了更多的时间用在世界语上了。这一年《世界》(8-10期)上刊载了周流溪先生关于国际语和国际语学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但给出了国际语学的定义，而且在国内首次系统介绍了当时的国际语学研究情况和世界语学的成果。这篇文章使我对世界语以及国际语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我认识的一位波兰笔友，给我寄来了一本波兰语的“第一书”，为了读懂前言部分，我从省图书馆借了一本波世词典，硬是把这一重要的世界语经典读了个大概。于是，带着周流溪先生的文章加上这本我读的一知半解的“第一书”，我踏上了艰难的国际语语言学研究之路，开始了没有尽头的学术之旅。

1988年上半年，我学术生活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德国学者Detlev Blanke博士，他给我寄来了今天已成为经典的《国际计划语言》(Internationale Plansprachen)等书籍。这标志着我的国际语之旅真正启航了，同时也意味着我在国际语学研究上有了一位站在学术前沿的学者作为导师了^[2]。

1988年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我和荷兰的BSO公司建立了联系，BSO公司当时正在进行一个用世界语作为机器翻译的媒介语的大型项目。这种通过世界语进行的联系不但丰富了我的计算语言学知识，而且也将我引到另一个有趣的研究领域－依存语法。后来，我选取依存语法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论题，与他们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对于当时工作在BSO公司的Dan Maxwell, Klaus Schubert和Toon Witkam等同事一直是心存感念的。这一年，我从我的匈牙利笔友Zsolt Váradi寄给我的一本世界语杂志上，看到一则由苏联学者Дуличенко 编著的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ые языки (国际辅助语)一书即将在爱沙尼亚出版的消息，很是激动。原因在于，这本书收录了900多种国际语的方案，可以说是国际语研究者的必备资料。这样我开始在UEA的年鉴中寻找爱沙尼亚的世界语者，开始了和爱沙尼亚著名世界语者Jaan Ojalo多年的通信，1991年初，我终于在第一时间收到了这本期待已久的著作。在此期间，Ojalo先生给我寄来了许多俄语的国际语学文献^[3]，如著名的Interlinguistica Tartuensis (塔尔图国际语学)等，这对于我完整地了解国外国际学研究成果和状况是非常有帮助的。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ые языки (国际辅助语)

1989年，Dan Maxwell向我寄赠了刚出版的Interlinguistics: Aspects of the Science of Planned Languages 一书。此书由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出版社出版，它不但进一步扩大了我的视野，也为我树立了努力的方向。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就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应该发表在像这本书这样的高质量文集中，出现在“塔尔图国际语学”中。

有了这些国际语学的基本资料和文献之后，接着是消化这些用不同的语言写成的东西。1992 年，我30岁，一个我预定的应该写点什么的年份。虽然，我在1992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不是关于国际语学的，而是关于机器翻译的，但那只是一个发表策略问题，并不意味着我对国际语学的忽视。

1993年，我在《情报科学》上发表了《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媒介语问题》一文，探讨了计算语言学(自然语言处理)和媒介语(自动翻译中语言之间差别的对应体)的关系，将媒介语纳入国际语学的研究范畴；提出了媒介语的重要性(经济性、工具性)，从媒介语的类型分析中揭示其应满足的条件 (规则性、精确性、表达力)，讨论了世界语作为媒介语的优势。次年又在同一刊物发表了《跨语言计算机网络中语言通讯障碍及解决办法》一文，进一步从国际语言通讯的角度对媒介语进行深入探讨。文章认为，多语现象给人们带来的不便在计算机网络出现后变得更加突出；解决这个问题要有理想的计算机网络语言通讯结构，而其关键又在于机器翻译特别是媒介语机译系统(即通讯者只用母语，而把排除语言障碍的任务都交给机器去完成)。文章介绍了DLT的技术，肯定了其先进性，但又认为按照目前的技术水平，要完全实现DLT会非常复杂，短期内难以见效，因而还可以研究一种人、机分工合作而发挥各自长处的简单易做的系统；后者需要有一种通用语法，而这通用语法(仍以世界语语法为基础)可参照汉字(曾为东方通用文字系统)的表意功能来制定。“通用语法”是一种通用的辅助符号系统，加在民族语言文本上来显式标注其语符的语义范畴和语符间的关系(这是对语言进行分析，可由计算机或人来做)；做了这一步，就剩下符号之间的转换(查词典)的工作，那可以交给计算机去完成。

这两篇文章开始了我将国际语学和计算语言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路子。一般认为，计划语言学中所研究的语言方案大都是为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语言障碍而创造的，但计算语言学中的人造语言首先针对的却是计算机。乍看起来，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因为人与计算机有着很大的差别，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多于差异。我们的立足点是：1、国际语学和计算语言学都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二者均涉及语言创造的问题；2、人类跨语交流障碍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自然且古老的人际语言交流障碍；其二是人为形成，但具现代特征的人机交流障碍。就其本质而言，计算语言学和国际语学都是为了解决语际交流问题而诞生的，只不过一种是利用人脑本身解决人际问题，另一种是借助于电脑和人脑来克服人机问题而已。计算语言学的实质是通过计算机来“仿真”人类的语言能力，这种仿真只是手段，其目的仍然是帮助人们解决涉及语言处理的问题，特别是人机交流问题；3、计划语言是国际语学的研究核心，它是一种被专门创造出来简化和优化国际语言交流的工具。一般而言，它的目标使用者为全世界有跨语交流需要的人群，这就要求计划语言要比民族语更易学易用，而规则性一般被认为是用来实现易学易用目标的主要手段，同时规则性也非常有利于计算机处理；4、就两种学科涉及的人造语言的作用来说，它们同是一种知识和信息的表达与传递工具。5、就目前的人类的技术和认知水平而言，只能是构建一种“人机智能综合体”的计算语言学应用，即任何“灵智”的计算语言学应用均需要人工参与，这需要计算语言学的研究者们应该同时考虑机器和人的需要，这一要求无疑加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6、计算机处理人类语言的过程非常类似于人类创造、使用计划语言的过程。为此有学者说，计算语言学只是一种精确化的国际语学，这有一些道理，但也有些极端。我们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谁包容谁的关系，而是一种基本目的相同的紧密关系。虽然，为了达到目标，它们使用的手段有较大的差异。但是一个共同的目标，让它们走到了一起。因此把这两个学科联系在一起研究，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新发现。此后我又在国内外的学术刊物上多次发表了有关这两个领域结合的研究。

1995年左右，为了更进步研究国际语问题，我又学了Ido、Interlingua、Glosa等半计划语言。1995年，我在《现代外语》发表了《国际语学和计划语言》一文，这可能是国内语言学类核心刊物第一次发表的国际语学理论研究。文章在讨论人类多语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较全面地探讨了国际语学、计划语言、世界语学的概况，说明了国际语学研究的科学价值。文章讨论了国际语学和计划语言的名称和定义，指出国际语学是从多种角度研究语言障碍问题的一种学问，它力图引入一种新的、最优的语言通讯方式，其研究重点之一就是计划语言。在讨论世界语学的一节，我指出：世界语已经成活并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形成了比较成熟稳定的使用标准。世界语是唯一的可供人们从全方位研究计划语言现象的系统。

次年，我在《外国语》上发表的《计划语言和语言规划关系初探》提出，民族语言虽然是长期发展的结果，但不是独立于人类社会的自然有机体，人类有意识地改革语言的事例比比皆是，有时这种参与在语言发展过程中还是十分必要的。语言是可以计划的。语言规划学和国际语学的定义和研究范畴极其相似，它分为语言政策学和语言构造学。计划语言研究对语言规划很有意义。研究计划语言构建的语言学方面，能为语言规划中的语言构造部分提供有益的经验；而研究计划语言的社会化过程，又能为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参考。这篇文章，也标志着我开始进入语言规划领域。至此，我的四个主要研究领域已基本形成：国际语学，计算语言学，依存语法和语言规划。不难看出，对我而言，世界语在连接这四个领域时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发表在《外国语》97年第6期的《基于公理化方法的语际语言学探索》一文指出世界语的显性句法标记和独特的词法结构都利于语言处理。文章从“练习集”里探究世界语的语义系统，认为它建立了世界语语义模型的框架，提供了一种基于类比语义学原理的语义体系(通过词所处的上下文和句法结构，人们可得出有关该词的语义信息)；这种类比语义机制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今天计算语言学应用中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处理机制。在语言发展的稳定性方面，世界语语言社团具有的不可动摇“基础”的决定，说明了明文规定的强制性的原则对于计划语言的健康发展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这大概也说明了公理化的原则对计划语言的构建和发展是普适的。

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能对我用汉语发表的国际语学相关文章做更多的介绍了。有兴趣的话，可以访问我的网页http://lingviko.net/iklht.htm。

虽然此前我也在国外一些杂志发表过几篇有关国际语学的东西，但这些大多只能算是应景而作，难登大雅之堂。第一篇在国外专业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是在LPLP(语言问题和语言规划)1998年第一期上用英文发表的《中国的国际语学研究》。此文的目的是综述国际语学在中国的发展概况，原创的思想较少。全文分"早期的开始"、"越来越多的承认"、"新的路向"和"问题与挑战"4个部分。文章认为国际语学在中国尚处于幼年阶段，研究者很少、资料缺乏、经济大潮对学术环境的不利影响，都制约着学科的发展。这篇文章首次向国外的同行们通报了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发展状况和问题，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1999年，我又在同一本刊物上用世界语发表了“国际语学的发展路向”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分析了大量国际语学的文献后，提出了国际语学研究具有社会学路向和语言学路向。文章得到一些国外学者的好评。同年，在德国出版的“人文控制论”杂志上，我接连发表了“应用国际语学”和“语言的计算”两篇文章，主要讨论了国际语学和计算语言学的关系等问题。2001年，时逢Detlev Blanke博士六十大寿，我和德国Sabine Fiedler博士合编了Studoj Pri Interlingvistiko/Studien Zur Interlinguistik (国际语学研究)一书为这位国际语学领域的著名学者贺寿。全书共736页，收有19个国家学者用德语、英语、世界语写成的文章43篇。这本书收集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际语学研究一线学者们的新作，基本反映了国际语学研究的现状。这本书目前已成为国际语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我自己在这本书里的文章题为“国际语学的信息科学特征”，全面综述了国际语学和信息处理的关系，荷兰学者Wim Jansen评价此文论述透彻，所用材料新颖，参考文献包括了欧洲主要语言、世界语和汉语。

Studoj Pri Interlingvistiko / Studien Zur Interlinguistik (国际语学研究) 

2001年，我也在Klaus Schubert编著的Planned Languages: From Concept to Reality (计划语言：从概念到现实)一书中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本国际语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里，我用英文发表了自己至今为止篇幅最长（56页），也是这本书中篇幅最长的一篇文章。文章是关于计划语言和克里奥尔、皮钦语言比较的。一般认为，克里奥尔、皮钦语言是一种诞生于特殊的语际交流场景的、简化了的自然语言。为了简化跨语交流问题，某些人有意识地创造了计划语言，其结构也比正常的人类语言简单。皮钦/克里奥尔和计划语言的共同特征是：二者的出现均有其特殊目的，并且语言的存在和进一步发展也有赖于某些特殊的条件。我从社会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比较研究了计划语言和接触语言的异同。文章的主题集中于从语言发展（进化）的视角来研究和比较这些语言的特点。研究始于语言的诞生，路经他们的发展，然后归于他们的生存环境。毕竟这些语言也是语言，所以本文用较大的篇幅研究了词序和词汇问题。为了寻找二者的共同基础，我们跟踪了一个术语在计划语言的诞生和克里奥尔中得以成长的历程。除此之外，文中也讨论了国际语学和克里奥尔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Klaus Schubert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就对这篇文章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按照某些国外学者的说法，此文可能是目前这一领域研究最全面和透彻文章。文章也得到了一些国际语学领域之外学者的引用。前两天（2006-10-16），我还接到日本国际语学学者Usui Hiroyuki的邮件，说他们打算将此文作为今年12月份社会语言学学习小组的阅读材料。

             Planned Languages: 

         From Concept to Reality

        (计划语言：从概念到现实) 

2002年，出于对语言学研究的热爱，我放弃了已有的不算太差的待遇和地位，来到中国传媒大学成了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这一年，是我的不惑之年。这次职业上的转变，使我有机会成了北京世界语协会的一员。由于新变换了职业，有许多东西得从头再来，但我还是抽时间参加了协会组织的一些活动。从2003年开始，我在每年年末举行的首都社科前沿论坛“世界语”分论坛上，都进行了学术讲演，希望通过这些努力来引起同行们对于世界语学和国际语学的关注。

2004年，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北京举行，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大会。会议期间，我在国际世协主席Renato Corsetti主持的战略论坛上做了“Sciencon por la praktiko, praktikon por la scienco: Ĉu ŝanco enkonduki Esperanton en ĉinajn lernejojn?”的报告；帮助国际世协副主席Humphrey Tonkin 组织了世界语学会议，并在会上做了“柴门霍夫的语言学概念”的学术报告；协助国际世协副主席李种永组织了新渡户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国际关系中的语言平等－中国的作用”的报告，会后又编辑了本研讨会的学术文集交由国际世协出版。通过与国际世协这些高层领导人的接触和合作，我深深体会到他们对于世界语学术研究的重视。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是，Corsetti先生从意大利给我带来满满一旅行箱的书刊。

2005年，我在复刊后的“塔尔图国际语学”发表了“什么是欧洲语言学？”一文。至此，我在15年前定下的在一些刊载国际语学文章的著名书刊上发表论文的目标，全部完成了。

近年来，随着欧洲联盟的不断扩大和全球化的持续发展，语言多样性等问题日益引起了社会语言学家的关注。作为一名对语言规划问题感兴趣的学者，我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一些研究。我注意到许多计划语言的创制者，开始特别强调语言的中立性等问题。但是这些人一般又对国际语学的历史和现状知之甚少，为此我用英语写了一篇题为“国际语的中立性”的文章，此文最近发表于韩国的一本学术刊物上。文章不但提出了应该区分语言的交际中立性和语言中立性，而且也对中立的计划语言是否会出现“去中立化”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此文可能是世界上第一篇专门论述语言中立性的文章，希望能够有助于人们理解语言的中立性。

我所做的这些工作应该说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些研究还是的到了国外同行的认可，目前我是以下三种国际性学术刊物的编委会成员：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 (语言问题和语言规划，荷兰), Esperanto Studies –Esperantologio (世界语学研究，瑞典), Die Grundlagenstudien aus Kybernetik und Geisteswissenschaft (人文控制论，德国)。

上面我们只是回忆了我把世界语和国际语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研究历程。我当然不会忘记二十多年来，世界语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带给我的种种益处，我不会忘记我读世界语版“卡里瓦拉”时的激动，我更不会忘记在我的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Detlev Blanke博士寄给我德语版的Karl Bühler的名著“语言理论”(1934年)、Christer Kiselman教授寄给我的Marcus的“代数语言学”(1967年)、Sabine Fiedler 博士寄给我的Kunze 用德语写的“依存语法”(1975年)，如果没有世界语，我认识不了这些朋友，如果没有世界语，我的博士论文会有更多的缺憾。对于一种语言，这难道还不够吗？还需要再说什么吗？

25年，弹指一挥间。我从一个只懂几百个英语单词的讨厌学习外语的人，变成了一个用几种语言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语言学文章的大学教授。这其中，世界语的作用是清晰可见、无法替代的。对于我而言，世界语不仅仅是一种人造物，它是一种活生生的人类语言，它不但是我的一种研究对象，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种交流工具。没错，它是一种语言，一种值得我们从各个角度去研究的语言。任何以语言研究为职业的人，没有理由忽略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语言学试验。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奇迹。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认识到它的价值，使用它，研究它，快快加入人类的“希望之旅^[4]”，你会发现实现了你的希望也就是实现了整个人类的希望。

注：正文的文字部分是刘海涛教授于2006年为北京市世界语协会成立25周年的活动“我与世界语”所写的一篇征文。

[1] 徐烈炯 （1988）生成语法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2页。

[2] Blanke博士和我的这种学术师承关系，在国际世界语界，很多人都清楚。如现任国际世协主席Renato Corsetti 在2004-08-09写给我的讨论我在2004 UK期间Strategia Forumo的演讲的一份邮件中，提到此邮件抄送Blanke博士的理由时说“Detlev, vi ricevas kopion, ĉar vi estas la spirita patro de Liu Haitao, kaj vi rajtas patre fieri pri li.”在和Detlev Blanke 交往的近20年间，他对我的帮助太多太多了，无法在此一一列举。毫不夸张的说，在国际语学研究方面，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和鼓励，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3] 前苏联的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有一个国际语学的研究小组，有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研究国际语学的人不能不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成果。

[4] 世界语的名字Esperanto，本意为“怀有希望的人”。

刘海涛教授的人物简介链接：

http://mypage.zju.edu.cn/lht/

刘海涛教授的个人网站链接：

http://lingviko.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