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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11月份以来，我参加了好几个会议，先是ARNOVA，然后回母校浙大去参加了coproduction的workshop，接着是在DC的ASPA年会（2019年ASPA侧记（附美女照片和博士劝退指南，慎点，因为都会让你心寒，比你美还比你努力怎么办）），再来就是这次跑到芝加哥，参加MPSA年会。对我自己来说，算是行程密集，见到不少新老朋友。

然后就有同学问，那你怎么决定要不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呢？你是以什么标准来要不要去参加这个会议呢？

其实首要原因当然很简单也很尴尬，就是有没有钱。有人会说我不差钱，所以我所有的会议都去参加行不行？你家里有矿，我当然拦不住你。但就我个人来说，即便是不差钱。我也不会去参加所有的会议。

我自己去参加会议的话，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原因。今天早上想了一下，一个会议，如果能满足三个重要的条件，我可能就会去。第一个是有presentation；第二个是有想见的人；第三个是有合作者可推进研究。

第一个当然是你要去讲一篇present，一个自己的研究，然后你要大致确定这个研究会吸引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如果相当确定，你就应该去。

第二个原因是你有想见的人。因为公共管理吧 （公管简明史）说好听是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对吧？说的难听一点，那不就是大杂烩嘛？而且各个分支其实交叉很少。比如我吧，怎么又是非营利donation，又是coproduction（我打算翻译成“合供”，因为联产很容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连在一起，其实意义不同），又是representation，嗯，其实是一件事。草蛇灰线，等我写完下一篇论文，你们会看到我的伏笔的。

当然因为所谓跨学科，我们自己有一些朋友是在其他传统学科里面工作的，我有很多经济学家朋友，有很多政治学家朋友，也有很多社会学家朋友。他们一般不会参加公管的会议（是的，我们被无情鄙视了，得想个办法鄙视回去），所以如果我想要见到他们，就去参加会议，可以当面聊一聊，几十分钟，一个小时，感觉会很好。

第三个原因呢，当然是与合作者见面推进研究（包括发掘潜在合作者），或者是觉得你学术上的疑问，那个会议上有人可以帮你解答，然后你正好知道就是这人就在那个会议上，这样去开会的话，你可能就比较有针对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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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对我而言，去不去参加一个会议，基本上就是以上三个重要的原因了。围绕上述三个原因，我会给自己定下几个小小的会议目标，我觉得这样可能能够让会议更有成效一点。第一个目标，是通过自己的这个presentation，要让那些自己觉得在这个特定领域内有贡献的学者，能够知道你的工作，对你的工作感兴趣，当然如果能够进一步获得认可自然就最好不过了。

第二个会议目标呢，就是跟自己想见的人聊会儿天。这个倒不一定非要围绕自己的研究兴趣，一直在谈什么研究问题，之类的。因为是朋友嘛，所以你可能聊聊近况啊，家庭啊，反正各个方面都可以，因为知根知底，所以随心所欲。

最后一个参会目标呢，那当然是跟自己的合作者或者潜在合作者进一步建立联系了。虽然说技术手段的进步，时空间隔不像以前那样遥远漫长，当然再也不可能产生“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了。但和合作者见面聊聊天感觉也很好，而且如果顺带可以解决合作里的出现的问题，以及对研究有推进的话，那就是锦上添花了。

我在《与人谈、与己谈、大家谈》那个文章里讲过参加会议怎么做networking的事。当然就这个networking来讲，你可能有几个想认识的人，例如你尊敬的学者之类的。我通常没有很强烈的这种需求，除非这个人是我第一个目标里锁定的人。

我给自己定下的networking的目标就是认识一个这样的学者。或者你之前就已经认识了，但这一次你还想就是进一步跟他建立关系，这个时候我就会认认真真想一想，要不要发一个邮件请他一起喝一个咖啡，或者吃个饭。认识不到也没有关系，毕竟我们nobody，大牛都比较忙，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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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这个时间，芝加哥的Palmer酒店里，政治学家的密度急剧上升。大堂里声音不仔细听，和我们在菜市场听到的差不多，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年会来了。看门的大爷已经见怪不怪了，对我说，do you know p-value? 我想说咋的，大于0.05还不让进了。

芝加哥是我熟悉的地方，因为CC在西北大学念过书。我不太喜欢芝加哥的一个地方，当然是风之城，风太大，就算是春天也依旧很冷。CC毕业那一年我来参加她的毕业典礼，春天已经把自己打扮得过分花枝招展了，芝加哥依然刮着寒风，我不得不从CC的同学那里借了一件很厚的外套。当然我现在伟谷grand valley，是在密歇根湖的另一边。就天气来讲，情况似乎也没有好多少。怎么讲，我们上周来飘雪来着。

我决定来参加MPSA这个会议，主要也是因为以上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是因为Ken Meier。我们这个领域引用过2万次的学者也不是太多的。

今年是Ken第4次组织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的workshop，我是首次来参加这个workshop。之前我和我的导师们合作了几篇文章，算是比较早在这个领域用实验办法来研究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对coproduction的影响。

这次报告的论文是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除了数量代表性之外，次序代表性的影响。也就是说我认为光有diversity不够，还需要有inclusion，比如说打破天花板把女性推到领导位置上，可能会对合供产生更积极的影响。可能是因为议题比较集中的关系，所以大家都对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的背景有了解，无需多做介绍，直接切入正题，然后收到很好的反馈，这是我喜欢的workshop。我的报告也收到很好的反响。得到认可自然是令人欣慰的事。

几年前我在Rutgers遇到Ken的时候，我就问过他，怎么能培养出这么多productive的博士生？他当时的回答是，是因为那些productive的博士生来找到了他。但晚上我参加了第十六次Meierpalooza之后，我有点明白了一个学术大家庭是如何长出来的。

先是老师教出第一代学生，学生慢慢在学界发展，逐渐变成了学界的中坚力量。然后学生再带自己的学生，来network。当第一代学生也已经成为学界中坚力量的时候，就会讲自己在各个学校担任领导角色啊，未来有招聘机会啊，以及自己有快要毕业的学生啊，就是一个推销学生的机会，等等。然后正好也有另外一些中坚力量就会讲，我们可能明年有招聘的这个机会，欢迎大家投。师门的影响力就是这样慢慢扩散出去了。

在这样的一个晚宴中，大家相互交流几件事，你不一定被所有人认识，但会有几个人认识你就好了。尽管这个活动人也不少，但大体来讲，你有一个独立的机会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然后分享自己过去一年的最大成就，和一个你记忆中印象深刻的Ken story。最后是压轴大奖，Ken会颁出年度Meier大奖，不晓得还有什么特殊招待。反正今年要恭喜朱凌老师荣获大奖。

我很喜欢这个活动，如果有幸能够再被邀请的话，我会继续参加这个活动。

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因为我知道在我写博士论文（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帮助过我的政治学家刘含章和徐轶青也会来参加会议。是跟两位聊聊天，向他们汇报一下我的“进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目标。虽然我年长这两位很多，但是在求知的道路上，他们是先进。

在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有好些问题，我都是从轶青那里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所以他也算是我committee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智力支持。轶青的工作做的非常好，所以他最近被Stanford university挖走了。

含章现在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做博士后。在我的博士论文里我用了一种实验方法，叫做conjoint experiment。含章正好用过这个办法研究中国官员的选拔问题，所以她教会我很多细节，没有她还真是写不了自己的论文。

所以两位真的都是我的“老师”。还好很幸运，希望没让两位“老师”失望。

来参加这个会议的最后一个收获是见到了Rutgers的很多老朋友。我跟其中的一位老朋友有合作，我们对这个合作项目有一点疑问。我们分析了一些初步结果，但对这个结果和数据处理有些疑惑，但好就好在这一项研究是基于前人的基础上，而这个前人Asmus Olsen正好是我在Rutgers认识的，又正好在会场，所以就揪住他问了一些细节的问题，得到了我们自认为很满意的答案。

反正我用一杯咖啡就把他收买了。大会外面开的那些小会，其实才是我的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