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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动态】隋福民：“互联网+农业”还是“农业+互联网” ——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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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亟需升级了。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农产品的质量上不去，我们在市场上难以购买到质优价廉的农产品。农产品的质量不佳，主要是因为小农户缺乏提质增效的内在动力，因此在生产过程中会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以及各种化学品，比如灭草剂、膨大剂、生长素等之类的不利于人体健康的东西。尽管政府有监管体系，但由于监督成本较高，实际上效果并不明显。这也不是说小农户“心地歹毒”，主要是缺乏“激励相容”机制。二是农业生产引发的环境污染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有研究表明，我国的化肥使用量占世界的35%，相当于美国印度的总和。农药的使用也有这样的趋势。农药利用率仅仅为35%，比发达国家低10-20个百分点。那些多余的成分最终都进入到土壤和水体中，引起了环境的污染。党和政府以及学界、企业界人士都认识到了农业产业升级的重要性，而且试图通过一些政策设计来改变当下的这种局面。 中央每年的“1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方面的，也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措施，比如鼓励家庭农场、对规模经济进行补贴，鼓励高科技的农业产业园区，对农村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补贴，等等。这些措施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改造生产端，并以此为手段推动农产品质量的改善。然而，实际上，这些措施的效果是有待商榷的。我们不否认确实生产出了一些优质农产品，但远没有达到价廉。与此同时，国家也认识到了流通端的重要，因此，也希望通过渠道的改造和升级来反向带动农业生产端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出现以后，人们都认为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春天马上就要到了。 在目前关于农业的话语体系中，我们经常提及“互联网+”。“互联网+”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倡导的，希望藉此来推动中国各个产业的升级和发展，包括农业。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只要互联网进入到农业领域，农业很快就会改变形态，很快就会完成一个“羽化成蝶”的过程。当然，在这样的表述中，我们也会习惯性地犯两方面的错误：第一，把农业生产简单化，甚至是等同于工业一样；第二，忽略了谁是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真正主体，谁最有积极性和内在的激励，谁应该受益。我们认为，如果让这样的认知偏差不断延展，“互联网+农业”的原初目的实际上是难以达到的，即农业产业升级最终不会成功，最多只是“碎了一地”而已。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我们认可互联网对于农业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的模式设计上，我们不同意目前各种机制所诉说的美好。我们甚至认为“互联网+农业”的思路是有问题的，主张推广“农业+互联网”的认知理念。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升级过程中，把广大小农户当家做主的诉求和愿望体现出来，才能让他们有内在的激励去改变现状，农业的特殊性、复杂性也才能受到重视。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大业也才能完成。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使命才可以完成。否则，依然是改变不了什么，风来风去，有些人飞了，但农业仍自顾自地“独来独往”。
“互联网+农业”的模式创新和演进
本文所言的“互联网+农业”，其含义指的是以互联网电商为主体来整合农业资源的模式。互联网时代，出现了很多平台型企业，这些企业可以有效地降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成本，从而改变了原有的交易场景，或者说可以把线下的交易场景平移到网络上。由于互联网平台不受时空限制，因此，理论上其可以成为一个无限扩展的巨大市场。平台具有双边或者多边网络效应，容易形成产业的集聚效应也是它的最主要特色。 平台具有天然的改善流通之作用。因此，它让很多线下的商店生存艰难，也让传统的工业品流通方式发生了转变。在传统的习惯性的市场体系下，农产品的流通是建构在层层市场网络之上，即产地经销商从农户手里采购农产品，这种采购或是在乡村市场上，或是在农户家里甚至是田间地头完成的，然后运输到更大的市场或者集散中心，由这一中心辐射到销售地的市场网络，最后通过超市或者其他基层市场来传递到消费者手中。互联网电商看到了渠道改变的好处，因此，也试图通过工业品电商平台的方式来覆盖农产品。流通体系不是孤立的，是与生产经营紧密相连的，互联网电商也想通过流通体系的重构来让农业生产体系发生改变，也就是升级。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几代互联网人的探索，农业行业出现了很多新业态和新模式，但从改造农业生产体系上进行观察，应该说都不是很成功。 “互联网+农业”这种模式在互联网发展如火如荼的时候已经开始。2003年，淘宝网进入快速发展期后，高端有机农场与互联网相结合的初期模式便开始盛行。通过互联网让有机农场与分散的高端消费需求实现信息匹配对接，通过物流送货上门解决线下配送。这样一种设计既符合当时的国家政策导向，也符合资本涉足农业的需求。从大的时代背景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关注。一些人群有了对高端农产品的需求，但传统农业的格局很难自然形成可靠的高品质农产品生产，尤其是小农户生产在大家的眼里都是唯利是图，不可能生产出优质农产品。通过建立生产基地的办法来保障优质农产品的供给，然后利用互联网寻找到潜在的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者，同时再通过通过物流配送实现农产品的上门。这种模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覆盖的客户一定是“小众”的，因为高端生产基地的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比如要新建生产设施，要培训技术与生产人员，要严格控制生产过程，这些投入最终都要分摊在产品成本中。“质优价不廉”的模式在市场中不具有扩展性。 而资本追逐利润是没有边界的。于是高端有机农场加互联网的模式逐渐被抛弃。与此同时，人们发现，实际上，由于中国气候地理条件的多样性，在传统小农户那里也有很多优质农产品。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利用这些生产端的能力，何必要自建生产端呢。于是，资本开始了新的模式探索，即生鲜电商模式。国家也认为这种模式值得肯定和推广，并要假以“补贴”援手。很多生鲜电商闻到了巨额补贴的香味，于是纷纷加入到模式创新行列中。在实践中，具体有三种：一种是C2C模式，即通过与比较好的生产园区或特色种植基地签约，从而获得可靠的产品来源；然后通过社区生鲜柜把产品配送到消费者手中。配送有的是园区或者种植基地完成，有的是电商自己完成。一种是B2B模式。这种模式利用了互联网信息沟通成本低的优势，缩短了农产品的中间流通环节。传统的农产品渠道，存在着众多的中间商环节，于是很多利润被中间商瓜分。如果借助互联网的去中间化优势，缩短供应链，直接对接终端的集团消费群体（比如餐饮企业），那么传统中间商的利润就会被互联网进入者截获。再一种是B2C模式。这个模式是在近几年开始逐步兴起的。多数为传统社区连锁门店模式的互联网升级。通过社交软件强化与终端消费者的粘度，进而提高门店的营收能力。2016年，马云提出“新零售”概念后，大家蜂拥开始关注社区开店后，这个方式更是得到了快速发展。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相关技术的发展，自媒体社交电商开始风起云涌，比如拼多多等。这些电商也开始试水农产品。与此同时，线下的物流体系建设也越来越成熟。这些成熟的物流体系，尤其是冷链物流体系也为农产品的线上线下融合提供了支撑。主要有两大类模式的创新，一种是农村电商模式，一种是社交电商模式。农村电商的从业人员很多都是农产品经纪人团队，也有部分的农户以及合作社经营者。他们利用各大视频平台，比如，抖音、快手等，在网络上发布短视频信息。这种模式的产品一般都是由产地直供，主打特色或优价，产品品类主要是一些借助于包装可以经得住长距离运输的产品。销售对象主要以家庭客户为主，当然也会做产品批发但是比较少。产品的配送主要以快递物流为主。这种模式丰富了产品销售渠道，有助于扭转农产品“酒香巷子深”的困境。目前，这些短视频已经发展成为直播带货，而为了在直播中带更多的农产品，衍生出了专门打造网红的MCN等机构。社交电商的模式满足了一部分喜欢送货上门的人的需求。于是乎，“微选”、“京东拼购节”、“淘宝特价版”、“云品仓”、易购拼团等等小程序纷至沓来，都想在农产品的流通模式改造上获得利润或者至少是流量。在互联网平台时代，流量就意味着价值和财富。应该说，生鲜电商经过几年的发展后已面临瓶颈，社交电商的产生和兴起又为农产品的流通开启了另外一扇窗。通过社交进行裂变式传播的获客路径，可以让社交电商得以用低成本把流量下沉到三四线的小城镇，覆盖了更广阔的消费群体，这为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提供了新途径。总之，自2017年起，以拼多多、抖音、快手为主要平台，以社交裂变、直播、短视频为主要展现方式的改造农产品流通模式的创新蒸蒸日上，并且他们还不断表达着“电商兴农”的信心和决心。 自马云提出“新零售”概念以来，线上和线下的融合问题以及物流体系如何建造、社区门店如何打造客户粘性、增强覆盖率和复购率等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农产品方面也是如此。其中，最为突出的为前置仓模式。从城市配送中心仓直接配送到客户家庭，距离太远，成本太高。而单个社区的线上消费量又不足以支持配送车辆直接送达，怎么办，只好在一个相对较大的服务半径里开设前置仓。这样可以克服成本太高和覆盖面太小的问题。于是定位于半径3公里，半小时配送到家的前置仓电商模式新鲜出炉。阿里的“盒马鲜生”本质上就是一种前置仓模式。前置仓模式虽然有了实践案例，但总体上还处在不断探索中。 通过以上的历史追溯，不难发现，“互联网+农业”的模式创新不断涌现。确实，他们在改造传统的农产品流通模式上有巨大的贡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过高估计他们对农业产业升级的贡献。很多政府官员带头搞直播带货，认为这样就可以助农，这样就可以改造传统农业，比如，山东就有官员认为这是“潍坊模式”的升级版。很多学者也乐观地认为，这些新模式和新业态对于农业产业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很多媒体也在不断吹嘘这些创新模式对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扶农助农等方面的巨大优越性。然而，我们认为，这种模式也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不要让资本的逐利性来破坏中国农业产业的大格局和大使命。“互联网+农业”模式的局限性
第一，主要改变的还是流通模式，对产业升级改造带动不够。改变中国目前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对于全产业链的升级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一直认为，改造传统的市场网络体系对于农业产业发展价值非常大。因为在目前主流的市场网络体系下，中间商获得了巨大的差价，消费者购买农产品支付了较高的价格，但实际上给生产端小农户的并不高，也就是说，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出来进入到市场时价格并不高。由于中国农产品数量总体上是供大于求的状态，与此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矛盾。由于分散种植和分散决策，这种结构性矛盾往往就演变成农产品价格的“过山车”，即一旦供给不足，价格则快速上涨，而一旦供大于求，价格则迅速滑落。在这种价格剧烈波动中，作为生产者的小农户往往是最受伤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谈判的筹码。以蔬菜种植为例。到了可以收割的时节，不管价格如何，都必须要卖出，蔬菜不能储存，或者说储存的成本非常高且价值不大。因此，售卖时节只能随行就市。中间商根据总体的供求状况，向下传递价格，他们虽然也会因为价格波动生意受到影响，但总体上，他们的资本不承担风险，包括市场风险，以及农业种植过程中的自然风险。由于生产端和消费端中间存在着商人，因此，信息是严重不对称的。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常说的小农户和大市场的矛盾难以解决。而中国的生产者在一段时间里都是小农户为主体，即2亿左右的家庭。这种局面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在这样一种局面下，我们认为，改变农产品的流通体系势在必行，而且是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关键。然而，目前的这种互联网改造由于他们缺乏农业基因，对农业并不熟悉，且没有长久的感情。作为资本方，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一种新的模式赚更多的钱而已，他们自身也并不愿意深度介入到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从之前我们的回溯可以发现，他们整合广大小农户的热情并不高，顶多是自建生产基地，后期自建基地的热情都没有了，他们只是想跟一些固定的生产基地签约，甚至是想尽可能地挑选农户生产中还不错的农产品，比如那些有地域特色的相对优质农产品。但这种对细分市场的强调和追求与中国宏观的整体的农业产业升级无关。 第二，这种模式最终只能让电商“增收”，小农户也会某一个特定时期受益，但电商不可能把主要利润留给生产者。我们以最近非常火的直播带货来说明这个问题。直播带货是三农达人或者是官员、企业家、以及相关网红在网络上通过直播的方式来售卖农产品的过程。与传统的市场网络熟人关系相比，这种直播的方式面对的市场更大，销售也更为直接。很多人借助于这些直播能全面地、更直观地了解到农产品的特性，进而产生购买欲望。流量大、粉丝多的大号、或者能够更好地解答用户疑问、能够与客户进行更好沟通的达人、背书能力更强的官员、企业家等，都能让农产品有一个快速大量的销售。但这种背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农产品是否好取决于质量，而质量取决于生产过程，然而，这些知识做直播的人并不知道，消费者也并不确知，只是因为喜欢做直播的人或者一时冲动进行了购买。这种模式实际上不能持久。 在直播带货机制中，由于去中间化，小农户的农产品也能卖上比传统市场网络更高的价格。比如，寿光的彩椒在当地售卖可能只卖到5元一斤，在网络直播上可以卖到8元一斤。当然，直播农产品的价格需要比消费者在市场网络上购买的要低一些，否则，消费者是没有必要在直播上购买的。作为一种新型的渠道，小农户在这方面是受益的，尤其是对那些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卖不出去的农产品来说，通过直播售卖出去，总比烂在地里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直播的这种定价也是受制于农产品供求市场大环境的，如果该品类的农产品严重供大于求，直播带货的能力也会大打折扣。而且，有些农产品是不合适做直播的，比如西红柿、黄瓜等之类生鲜农产品，因为直播之后，物流公司的快递员需要去选货，打包，运输，周期比较长。很多农产品在到达消费者手里时品质已经发生变化。退货、补货的情况也比较多。最后这些损失都需要由农户承担。其他的互联网电商平台最终都是同样的利益分配格局。去中间化确实能够创造出一些额外利润，但在“渠道为王”的时代，生产端的小农户不可能获得主要利润。电商作为一个企业，不会搞慈善，不论是大的电商，还是小的电商，他们都会是利润的主要受益者。近一段时期，淘宝发布村播计划的2.0版，计划联合山东、河南、浙江、江苏、湖北、广西、海南、重庆、陕西、江西、河北、云南、广东、山西、辽宁、福建等16个省区市的商务和农业部门，在2020年共同孵化出20万新农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直播带货。作为一种与传统市场网络渠道相竞争的新模式，其价值当然是存在的，就是改变了传统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和格局，但从利益分配机制上看，主要的受益者绝不是小农户，而是电商。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对于一些农业滞销品来说，对于扶贫来说，这种渠道的丰富确实能够让一部分农户受益，但不可能改变目前小农户没有内在激励的利益分配格局。而且，目前可以看到的收益可能随着新直播电商的不断涌入而逐渐消散。成为直播达人的门槛是不高的，很多人都会通过拍摄农业、农村、农民相关的生活、生产等内容上传平台来获得人们的关注，从而让自己有百万级、数百万级的粉丝群。平台也会根据内容和需要培植一些三农达人。这些人在拥有了一定的粉丝数量后，就可以通过直播的形式销售农产品或者是开微店的方式售卖农产品。但是由于进入的门槛较低，最后的结果就是粉丝数量越来越被稀释，直播的流量成本越来越高，为了获得利润，电商就会压榨生产端。小农户最终可以获得的利润会变得越来越稀薄，最后与传统的市场网络达到一个均衡点。为什么我们倡导“农业+互联网”？
上文列举了“互联网+农业”模式的两点局限性。这也是我们要提出“农业+互联网”模式的根本理由。中国的农业产业升级还是要首先立足农业自身，然后借助于互联网进一步优化出我们自己的特色，即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日韩的特色。但我们绝不可以不顾农业自身的特点而去单纯地生硬地把农产品嫁接到互联网平台上，因为如果这样，农业产业升级难以完成，互联网风潮过后，留给农业的、留给农民的、留给农村的，仍是一地鸡毛而已。 我们一直认为，生产者的内在激励与其可能获得的利润有关。改革开放之初，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设计，农民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主要是因为这种制度变迁规定：“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都是自己的”。农户有了剩余索取权，加上自己的生产经营自主决策权，他们有了足够强的内在激励来组织自己的生产。正是有了内在的激励，他们“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别人锄一遍地，他们锄两遍，地里边的草比生产队时期要干净多了。他们对生产要素的驾驭能力也是较强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所言，农户就是精明的企业家，他们会算计最后一个铜板。他们不是没有理性计算能力，相反，他们能把他们手里的资源运用到极致。农业发展主要是现代要素，比如化肥、种子等进入到农业农村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也让农业发生了“绿色革命”。农户开始大量使用化肥，同时购买杂交种子，等等。这些行为的组合结果就是让中国的农业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甚至完全超出了中央领导人的预期。中国工业化以来一直解决不了的粮食问题一举解决，粮食再也不是“捉襟见肘”了，而是大大富余了，无论是作为原材料还是作为消费者的口粮，都足够了。中国农业发生的这种转变，根本的原因在于小农户有了内在的激励。党中央的制度赋能让他们觉得投入劳动、投入现代要素是有价值的。 但在互联网时代，农户的“赋能”渠道被阻塞了。由于多年来的欠账，农业农村的投入是不足的，已有的一些投入还存在着巨大的浪费。我们对小农户的关心和爱护也是不够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很多人从骨子里就认为，小农户是与现代农业格格不入的。他们愚昧、懒惰、没有现代知识，不懂得高科技。这是多么痛彻心扉的“领悟”呀。也正由于此，我们一直提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谓新型主体，最后都演变成截获国家补贴的工商业者或者是农村中的所谓“能人”。这些钱最终也没有在农业上落地生根，而是成为被套取的对象。最后，辗转流出农业，流入到其他更加热门，或者说利润更高的行业。我们在农业投入上一直愿意强调社会资本，强调市场力量，但是社会资本为什么要来农业农村呀，农业真的是像很多人所鼓吹包装的那样是一篇蓝海吗？其实农业本身并不是，农产品脚下的土壤或许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确实能够让每一个人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斯密也说了，这样做也没有什么错，放逐了自己就造福了社会。但农业作为一个正外部性较强的产业，作为一个投资时间长、利润比较低的产业，真的只需要市场之手吗？我们认为，过分强调社会资本，国家不投入，过分强调市场之手，政府不作为，这是不利于中国的农业产业升级的。 小农户赚不到钱，尤其是在农业上赚不到，他们怎么可能有动力对农业去作出改变或者说升级。我们提出的“农业+互联网”模式也要利用互联网平台做到去中间化，但去中间化的利润会回流到农户手里，而不是新时代的新“中间商”，即电商。这种机制并非不能做到。小农户一旦获得了大部分利润，那么农业产值就可以增加了，他的积极性就增加了。由于平台能够起到沟通交流、增强信任等一系列的作用，以前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用体系不完备的状况就会改变。一旦消费者和生产者“面对面”，消费者和生产者就可以走出之前的“纳什均衡”陷阱，[1]加上农业生产端对改变质量方面的技术的引进和采用，以及现代生产要素对小农户的支持，最终会让质优价相对廉的农产品出现。这就完成了农业产业升级。 小农户是有能力作出改变的。而且，对于中国来说，农业产业升级的主体为小农户也毋庸赘言。第一，小农户数量众多，这是一个不容幻想和更改的历史事实。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完全离开农业农村进入到城市中，因为工业产品的市场也不是无穷无尽的。第二，发挥小农户的作用，是中国的一个历史传统。历史上，我们形成了一些自己的优势，这些优势在新时代需要肯定和发挥，而不是抛弃。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古国，农业文明在世界上有着辉煌灿烂的成就，靠的就是小农户的创造。比如，兼业传统，他们通过兼业能够让农户家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意思是说，他们能够借助于市场来补充自己的家庭收入，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之时，他们就通过商品化生产、通过兼业来提高自己的利润；社会动荡、战争连绵、经济衰退之时，他们就退回到自己的田园，通过耕读传家，来完成自己家庭人口的代际赓续。在互联网时代，他们也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灵活性作出适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适应性改变。 农业产业升级要做什么？从本质上说，就是提高农产品的标准。比如，将现有的普通农产品标准提高到绿色标准、有机标准。实际上，在国外的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比如说日本，他们在生产过程中也会采用农药，才会使用化肥、也通过科技手段来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但是他们不会过量使用现代生产要素。原因是什么？其实不是政府监管严厉，而是他们的农户有内在激励不去过量使用这些东西。如果过量使用，他们的农产品的价格和信誉就会受到影响。他们的农产品都是可以溯源的，可以知道这是哪一个农户生产的。价格不利或者信誉不好会影响到他们的收入。他们是通过合作社来对接消费者需求的。合作社也不是用所谓的龙头企业包装的，而是真正的合作社。合作社的成员负责与消费端，比如商超、菜市场网络的对接，中间是成本加成定价，即加价的部分仅仅覆盖流通中需要的费用，而不是过度加价。合作社的成员就是农户自己。因此，农户能够在整个生产流通体系中获得最大的收入。他们现在也有互联网开始介入到这种传统模式中，但主要的模式还是目前这种。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农业生产是农户完成的，农户改善产品质量，提高产品的标准化过程是可以通过制度设计给予他们内在激励的。简而言之，就是把农业产业升级的利润留给农户。这是农业升级需要做的产业链上的最基础的工作。小农户最懂农业，最有农业知识，也习惯性不会拈轻怕重，也不在乎“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他们的利益诉求非常简单，自己生于斯长于斯，脚下的这片土地养育了自己，自己也要通过劳动回报这片土地。对于他们来说，农业不仅仅是生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生活。 在此我们还想再一次说明农业与工业的区别。尽管这种区别在多年以前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过。比如说张培刚，他就曾经强调，农业是“生长”的产业，农产品的需求不像工业品那样，它们是收入弹性较低的，即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人们不会选择更多的农产品进行消费，吃饱吃好就是一个边界。[2]而工业品不同，为了方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很多工业品可以“无中生有”。工业品也容易存放，不像农产品，对时间的要求很高。农业生产需要“不违农时”，需要气候、光照、土壤、水等各方面条件的高度配合。由于农业对于大自然来说，是敞口的，因此，还需要应对各种人们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包括冰雹、旱灾等，以及不可预测的其他灾害，比如说虫灾等。因此，千万不能小看了农业。曾几何时，我们很多城里人或者说是小有成就的工商业者，以为农业很简单，具有较好的规模经济，但绝大部分人都折戟沉沙，能够维持也是因为有国家的补贴，如果补贴终止，则立马“烟消云散”。 也再一次强调一下小农户的力量。欧美国家的大农场模式尽管看起来很美，但是也有学者经过研究发现，世界的农业也面临着“再小农化”的过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曾经作为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种现象。[3]世界也远远不是“农民的终结”，农业产业工人并不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普遍选择。————
[1]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倾向于购买价格便宜的农产品，因为他没有办法区分哪些是优质农产品，哪些不是，他只能凭借经验来直观判断；生产者由于生产优质农产品也卖不上高价，因为，在市场上没有办法进行区分，因此他就没有动力去生产好的农产品，只能通过增加产量来获得更多的利润。其结果就是消费者买便宜的质量次的农产品，生产者卖便宜的质量较差的农产品。生产者增加现代要素投入来开足马力生产，结果就是农业对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这就是“纳什均衡”。对于双方都不是最优的选择，但又无力改变。
[2]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0-69页。
[3]（荷）扬·杜威·范德普勒格：《新小农阶级：帝国和全球化时代为了自主性和可持续性的斗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5-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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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单的设想和评论
我们强调“农业+互联网”模式的意义就在于在“互联网+农业”的高光时刻，在人人都在谈论直播带货的兴奋时刻，提醒大家注意农业自身的价值和农民，尤其是小农户对于现代农业发展，对于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意义。 中国农业产业升级意义重大。即便是全球化比较顺畅的时刻，我们也不要忘了农业生产对于一个国家的根本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直都是很清醒的。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碗里主要装的应该是中国的粮食。其实，不光是谷物，我们要保证一定的自给率，蔬菜、水果、水产、肉、蛋、奶这些农产品也要保证一定的自给率，否则，就谈不上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目前的逆全球化进程就证明了农业生产不能完全依赖于自由贸易，尽管从经济理论上来说自由贸易很美。全球疫情的发展变化也说明了农业安全的重要性。安全不仅是数量上的，也是质量上的。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质量上的要求越来越重要。我们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已经到了那种可以吃点好的的时刻。消费升级的要求也需要我们重视农业产业的升级。 农业产业升级要有正确的战略，要知道我们农业产业难以升级的痛点在哪里，需要知道我们应该怎样进行制度变迁或组织机制设计，才能够让生产的主体有动力去做升级的事情。这种动力不能来源于监管，不能来源于说教，甚至不能来源于所谓的“示范园区”，而是需要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利益，需要我们党和政府转换思想和认知，需要我们的学界转换思路，否则，小农户是失声的，他们没有话语权，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被动地适应。但作为一个大国来说，作为一个走向复兴的民族来说，不能听之任之，不能让资本一遍一遍地在农业、农民、农村上“薅羊毛”。 我们不反对规模经济，不反对大农场模式，只是中国未到此时。有很多人到国外参观时，看到人家的农场，就艳羡地认为这就是中国农业应该有的样子。实际上，这犯了一个认知错误，即错把结果当成手段。也许再过几十年，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的进一步推进，非农就业的机会不断增多，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农村没有那么多的人，农业领域的就业人口也逐年减少，就像日本等发达国家一样。自然而然地，规模经济在中国就出现了。小农户自然而然地就转变成了家庭农场，甚至是大农场，但这需要历史耐性。但农业产业升级不能等，而且我们恰逢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那就是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看到互联网平台对于农业产业改造的力量，这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但是如果忽略农业自身的特性，在模式创新上忽略了小农户的参与和互动，让小农户仅仅成为配角，我们认为，这种创新对于农业来说还不到位，也完不成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历史任务，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和先进诉求。我们再次呼吁，让“农业+互联网”成为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根本战略选择。参考文献
[1]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荷）扬·杜威·范德普勒格：《新小农阶级：帝国和全球化时代为了自主性和可持续性的斗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3]阿里研究院：《平台经济》，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4]（美）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5]隋福民：《完整认识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6]（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7]隋福民：《小农户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前线》2019年第7期。
(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智库动态】隋福民：以平台为抓手，促进中国农业产业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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