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埃博拉、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再到肆虐了整整一年的新冠病毒。20世纪的一个20年，伴随着传染病一波接一波的袭击。

关于全球瘟疫，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这些瘟疫都没有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坏消息是，过去的可能只是序幕。

未来的传染病会越来越多吗？

全球防范工作监测委员会（the Global Preparedness Monitoring Board, GPMB），它由世界银行集团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召集，主要目的是防范和减轻全球突发卫生事件带来的影响。

2019年，全球防范工作监测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年度报告，名为《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

这张地图里，红色标注的是新出现的病毒。蓝色，是重新出现的病毒。黑色，是被人类故意释放的病毒。

新兴的及卷土重来的疫病全球图示

是不是多得吓你一跳？别担心，未来还会更多。

各界专家学者已经形成了共识：未来传染病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这是肯定的，确定的，毋庸置疑的。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是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不断增多。

许多病毒存在了上百年甚至上万年，与作为自然宿主的野生动物相安无事，直到人类闯入、侵占野生动物的生存领地。

吃野味是其一，不用多说，警钟早就响过了许多次。埃博拉病毒就是来自西非原住民吃黑猩猩，31人感染，21人死亡。

我们在之前视频中科普过“怎样才能消灭艾滋病？”，从前有一种说法，艾滋病传给人类，是因为非洲当地人和猿类近亲发生了不可描述的关系。这个说法听起来又恶心又刺激，很符合一些人对非洲土著原始野蛮的想象。不过更可能的原因，是当地人捕食这些野生动物作为蛋白质来源，通过血液传播感染了病毒。

其二是人类不断侵吞森林、雨林及其他未曾被开发的土地。

热带雨林是全世界最深的物种储备池之一，同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病毒储备池。如果不是人类入侵热带雨林，艾滋病、埃博拉不会出现在人群中。

科学家估测，每十个已知的致病性病毒中，有六个可能来自野生动物；每四个新出现的致病性病毒中，有三个来自野生动物。

1999年，马来西亚第一次出现了尼帕病毒。这种人畜共患病毒的病例死亡率估计在40%到75%。当时的传染链是这样的：由于土地紧缺，当地农民把猪场建在了蝙蝠栖息地附近。果蝠吃芒果，残渣落到了猪圈里；猪吃了芒果残渣；人接触了猪。

2018年印度南部爆发了尼帕病毒感染，病毒迅速破坏宿主大脑，导致十多人死亡，死亡率超过70%。这个事件被拍成了电影《尼帕病毒》，IMBD评分7.9，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二是很多人一直在嘲笑的气候变暖。

气候变暖带来的影响是综合而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蚊子，这是地球上杀死人类最多的动物，仅次于人类自己。

疟疾、登革热等传染病都是通过蚊子进行传播的，每年，全球有70万人死于蚊子传播的疾病。蚊子喜欢温暖潮湿多雨的环境，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一直是蚊子的温床。

2015年，寨卡卡病毒出现在巴西和中美洲，据估计感染了150万人。寨卡病毒主要通过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传播，而这两种蚊子比较怕冷，因此限制了病毒传播到温度较低的地区。

随着全球气温不断攀升，适合蚊子生存繁殖的土壤不断扩大。有研究人员根据目前全球变暖的趋势测算发现，到2050年，全球大约50%的人口都将在这两种蚊子的“势力范围”之内。

同时，蚊子在更温暖的水域里孵化出来更小的后代；为了繁衍，小个儿的后代进食会更加频繁。这意味着在更温暖的气候下蚊子叮人也更多，传播疾病的可能性也更高。蚊子杀人的数字，将会爆炸增长。

最后一个导致传染病更加频繁发生的原因，也是经常在科幻电影里出现的桥段，是人为制造病毒无意或有意的释放。

三是人为制造和释放病毒。

没错，我们的科技已经发达到了这个程度。让我们为人类文明的邪恶结晶鼓掌。

事实上，早在2002年，科研人员就能在实验室里人工合成出脊髓灰质炎病毒等高传染性病毒。

人造病毒的无意释放大多来自于实验室事故。2019年，位于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国家病毒研究中心发生爆炸。这个中心有全世界最大、最危险的病毒库。库里的病毒样本包括天花、炭疽、埃博拉等等。虽然当局宣称这次发生爆炸的房间内没有存放危险的病原体。可是……下一次呢？

至于有意针对某一地区或特定人群释放的病毒，生化武器、生化危机、反人类罪行，随便你怎么称呼，反正人类不止干过一次了。

总的来说，由于人口、物品在全球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也越来越广，未来，我们确实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传染病威胁。

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时代可以被称为“通过细菌和病毒将世界统一起来”的时代。因为在交通如此发达的当下，一种致病细菌或病毒，可以在36个小时之内被带到全球任何一个角落。而我们却无法预测病毒会在何时、何地向人类发起进攻。

那么人类准备得怎么样了呢？

一句话总结，那就是好消息不断。

2018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进行了一场全球大流行病的建模演习。在这场演习中，名为“Clade X”的病毒出现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和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Clade X是一种传染性中度、致命性中度的人传人病毒，主要通过咳嗽和喷嚏传播。被感染者会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

这个模型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专家根据人类一次次与传染病抗争的经验、在充足数据和资料基础上构建出来的。这个Clade X是一种编辑过的尼帕病毒。尼帕病毒，还记得吗？刚才提到过，蝙蝠-芒果-猪-人。

面对疫情，德国反应迅速，隔离病人、观察密切接触者。但委内瑞拉反应迟缓，导致病毒迅速向全球蔓延。

美国第一起感染病例来自于一位外国交流学生。决策者面对一系列难题：要不要关闭学校、禁止大型集会？要不要设置隔离区、发布旅行禁令？要不要对效率低下的委内瑞拉政府提供帮助？该提供怎样的帮助？

是不是听上去很耳熟？

回顾一下从2月份到现在的种种场景，就知道问题设置的有多真实。

根据决策者的决定，模型一步步往下进行。

最终推演出的结果，疫情全球大爆发，一年之内，Clade X导致全球1500万人丧生。数字很惊人，可要知道，这个模型中的决策者并不是毫无经验的菜鸟，他们都曾在美国政府机要部门、智库及其他重要的组织机构任职，而Clade X只是传染性中度、致命性中度的病毒。

根据全球防范工作监测委员会的数据，如果是一种传染性高、致命性也高的病毒开始了全球大爆发，那至少会导致5000 万到8000万人死亡。

面对危险，我们能怎么办？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专家根据Clade X的推演情况，为决策者提出了几项建议，包括加快疫苗研发速度、全球合作、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制定应急预案等等。

看起来面面俱到了，至少对这个地球上最发达的那些国家来说，好像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这次新冠全球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疫病流行面前，人类最大的软肋可能并不是医学、防疫技术和制度，而是政治和人性。

为了政治利益，迎合反智浪潮、挑动人群对立，无视专业预警、制造种族仇恨，用偏见代替科学的防控方案，用谣言攻击专业的医学建议……

这些在科学之外的问题，让人类对病毒的防控措施千疮百孔。

在认真研究了埃博拉病毒之后，《血疫》的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顿这样形容病毒：“你越是琢磨高危病毒，就越会觉得它们不像寄生生物，而越来越像猎食者。猎食者的特征之一就是会无声无息地潜行，有时候会埋伏很长时间，而后突然暴起袭击。”

新冠疫情尚未结束，新的全球瘟疫，我们不知道何时到来。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面临过的挑战，我们要战胜的可能不仅仅是细菌或病毒，还有充满弱点的人类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