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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阎明复：在秦城监狱的日子
写在前面：阎明复先生7月3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2岁。
阎明复先生曾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度过了七年半噩梦般的人生。文革后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长。
2015年，阎明复先生出版95万字的回忆录，本文是其中的一部分。
1967年11月17日夜，我这个被“公审”“逮捕”的“苏修特务”，坐在两名军人的中间，一路漆黑，弄不清楚黑色轿车开向哪里……走了很久，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在夜灯的照明下，看到马路北侧有一大排平房，当中有一个紧闭的大门，外表看上去同农村地区的政府大院没什么两样。押送我的军人把我带进一间平房，交给了那里的军人，他们就走了。
值班的军人叫我把衣服脱光，换上他们发的白色粗布的衬衣衬裤、黑色的棉袄棉裤。裤子没有裤带，只在上端缝了两根短短的窄布条，用以系扎裤子，棉裤根本扎不紧，走路时要用手提着。值班的军人叫我把鞋袜都脱下来，用一种探测棒反复伸到鞋里，可能是想找到微型收发报机吧。
接着，一名军人带着我走过庭院，来到一座设有电网的高墙院子，高大的铁门紧闭着，旁边的哨兵接过通行证，打开了小门，放我们进去。高墙院子里有几座院落，每个院子都有大墙围着，从一个小门进去，就是关押犯人的楼房了。
在楼里，押送我的军人把我交给了管理员。管理员领着我走过很长的过道，其一侧是灰墙，一侧是一间一间的牢房。走到一间牢房的门口，他用钥匙打开了门上的锁，打开外面的铁门，接着又打开里面的木门，让我进去，对我说，你的代号是“67124”，在这里不允许叫外面的名字，只叫代号。他还接着宣布了其他几条纪律：一、不许大声说话、唱歌；二、不许在墙上乱画；三、按哨声起床和就寝，有事报告；四、不准和任何人交谈。他发给我两个搪瓷饭碗、一个搪瓷缸、一把勺子、洗脸手巾、牙刷、牙粉和手纸。他说，每次开饭的时候发开水。说完他就走了，先关上木门，后关上铁门，最后听见了上锁的声音。
这是一间不算太小的囚室，长方形，横向有十多步，竖向有五六步。门对面的墙上有两扇关得严严实实的长条铁窗，距地面有一人多高。铁窗下面摆着一张矮矮的木床，上面叠着一床薄薄的旧棉被和棉褥。门的左侧墙角有带小门的厕所，装有冲水的坐式便桶，墙上有“窥孔”，犯人上厕所时哨兵从走廊可以观察。厕所旁边的墙上装有自来水的洗脸池。牢房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装有两层防护罩的电灯。每天傍晚时灯就亮了，可能是一百瓦，就寝哨吹响后，灯光就调弱，可能是四十瓦，保证哨兵夜间能看清犯人的一举一动。哨兵若有什么怀疑，可随时将大灯打开。
我正在观察，突然听到门上传来声音催我睡觉。我抬头一看，原来门的上方有一正方形的小门，此时小门打开了，只能看见哨兵的脸。我赶快脱下棉衣，钻进被窝。这时才发现，好像室内没暖气，被褥又太薄，又没枕头，当晚冻得我彻夜未眠。
次日清晨，我听见哨声立即起床——我始终没搞清楚几点钟起床，可能是六时或六时半，也可能是七时。过了一会儿，走廊里传来小车的车轮声。小车很快到我门前停了下来，突然看见木门下端的小门打开了，管理员说，开饭了，把饭碗、水杯拿出来。于是，我连忙把两个碗和水杯放在小门外面，管理员用大勺舀了一勺稀饭放在一只碗里，另一只碗里则放了一个窝窝头和一点咸菜，又用大勺舀了开水倒在水杯里，说一天就三杯开水，省着点儿喝。
我把饭碗和水杯拿进来后，小门就关上了。昨夜彻夜未眠，早饭后困劲上来了，就和衣躺在床上，没等合眼，木门上端的小门打开了，哨兵厉声地说，白天不准睡觉！我立刻爬了起来，坐在床上。
阎宝航一家
“秦城人”的特征
我们的牢房是一幢“U”字形的三层建筑物，东、西、北侧各有五间囚室，由走廊相连，北侧牢房走廊的两端有铁门与楼内的管理区相通，其中有若干间审讯室和看守人员办公室。在牢房中，犯人是在看守、管理员的眼皮底下被“牢规”管制的。
天天同犯人打交道的是管理员、看守。我不知道他们应怎样称呼。
所谓的看守，也就是士兵或哨兵。我们的牢门外是一道长长的走廊，一个士兵看三到五名囚犯。他们在走廊里巡视，从每间囚室门上的窥孔监视犯人，发现有违规时，如白天卧床、大声说话，等等，当即纠正，或报告管理员处理。每天起床哨一响，就得迅速地爬起来，谁起来得慢或起不来，他们就来干涉。
阎宝航一家
白天不能躺在床上休息，只要一躺下，士兵就会命令你站起来。睡觉时如果不面向门，他们也会立刻踢门。晚上睡着了，不慎翻身脸向墙，那可不得了了，只听见哨兵用大皮靴使劲踢铁门，直到把人吵醒，再翻过身来，或身体正卧或朝向铁门。哨兵一定要随时看到犯人的面孔，以免发生意外。成年累月地单侧睡眠，不少犯人的脸的一侧都变形了，成了“秦城人”的一个特征。
他们不能随意开门进入囚室。这些士兵很少有熟面孔，常常换新的。
管理员是不常换的，通常少言寡语。管理员做的事情，据我看到的，则是处理犯人的日常生活事务，如放风、洗澡、发饭、发报、押送犯人去审讯室、去门诊室、去探访室（如有亲属来探监），等等。犯人有事都要向他们讲。同他们讲话要先说“报告”。管理员有权打开囚室的门，进入囚室，对犯人进行管制。在囚室里殴打、虐待犯人都出于他们之手。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毛泽东会见南共代表团团长維塞林諾夫，阎明复第一次给毛泽东当翻译
秦城的伙食
入狱后的大半年，的确尝到了“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以用量少质差概括我的伙食。一碗稀饭、一个小窝头，就是一顿早饭；中饭或晚饭，有时是两个小窝头或一碗糙米饭和半碗菜。我们吃的菜可能是劳改农场供应的。每年春天差不多都是菠菜下来了就吃菠菜，一吃就连续吃上个二十多天，然后就是小白菜、萝卜，等等。这些蔬菜看来根本不涮洗就放到大锅煮一下，盛到碗里上面是菜叶，下面是泥汤，菜里夹着蚂蚁、苍蝇是司空见惯的事。
最难熬的是星期天和节假日，一天只给两顿饭，而且早上一大早就送来早饭，大都是两个窝头，下午两三点钟就开中饭，也是两个窝头。这样要熬到第二天早上才有饭吃，这十五六个小时真是饿得心里发慌。而遇到五一、十一节日连续放两天假时，更是难上加难。
1968年夏天以后，伙食有明显改善。我获释后了解到，当时有几位老同志在狱中死去，周总理闻讯后特地到秦城视察，指示要认真改善审查对象的生活。于是，每个星期菜里也出现一两小块肉，或菜汤里有一点点儿的油花。这已是了不起的改善。
而每次过春节，伙食大改善，不是吃大肉包子就是吃炸大油饼，我们要几个，管理员给几个，而且还来回地打开每个囚室的小门问，还要不要……记得一次，我吃过十多个包子、八九个大油饼，吃完以后，胃胀得难受。
毛泽东与阎明复等工作人员合影
囚徒生活
独牢中孤独漫长的七年半（前六年不许探监）是一天天熬过去的。每天的生活是机械的：看报、读书、吃饭、睡觉、自言自语、唱歌、转圈散步，还有隔三岔五的放风，以及每月一次的洗澡，理发、剪指甲……
入狱一个多月后，就允许我看《人民日报》了。每天上午，管理员把当天的报纸发给我，第二天发报时收走前一天的。当时，每三个犯人看一份报纸，第一天管理员发给我当天的报，第二天发报的同时要收回前一天的报纸，再发给邻室的犯人，第三天再把这份报发给第三位犯人。
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能得到报纸。我记得，有一次管理员给我右边囚室的犯人发了报，接着他又对这位难友说，发错了，发错了，你现在没有资格看报，快退给我！这位难友可能与外界隔离已久，好不容易得到一张报纸，哪里肯退给管理员。管理员只好打开囚室的门，走进去把报纸抢了回来。这样我才明白，让我看报，显然是我的问题基本查清了。
阎明复（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毛主席翻译
入狱初期，发给我的书籍有限，只发了《毛泽东选集》，我反复通读了两三遍，有些文章还能背诵。可以说，狱中精读毛选，对我1976年参加《毛泽东选集》五卷的翻译工作时领会精神、查找出处都有极大好处。后来监狱图书室的藏书，包括《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鲁迅全集》等等，以及家属探监时送来的大量书籍，无论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还是王亚南译的艰涩难读的《资本论》，甚至中学几何、小学生英语自学读本，只要我到手的书，一律通读。
读书之余，为了休息眼睛，打发时间，我常常在囚室里一边散步一边小声地唱歌。先从中国歌唱起，从《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唱起，把我学过的革命歌曲都唱遍了，又唱起孩提时代学的童歌，什么《采菱歌》呀、《小放牛》呀，唱完了童歌又唱起了抗战歌曲，什么《松花江上》呀、《游击队之歌》呀，最后又唱起了《何日君再来》之类的情歌。唱着中国歌曲熬过了大半年，接着又哼起了学生时代学的苏联歌曲。
唱歌之外，我还常常在牢内散步时自己跟自己说话，小声地用俄文自言自语；有时还大段大段地背诵《毛泽东选集》的文章……既可以避免因长期不讲话而失声，又能多一种度日的“游戏”。
不知不觉地，打发了漫长的狱中岁月。
单人独浴
“文革”初始，公安系统受到极大冲击，军队进行接管，秦城监狱也不例外，原来的管理制度也被破坏了。比如说，我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放风，整天憋在囚室里。幸亏是冬天，牢房又大，没感到空气污浊。头几个月一直没理发，头发长得长长的，这倒也能忍受。最难受的是头几个月无法剪手指甲和脚趾甲，指甲不仅长得老长老长的，而且向肉里长，我只好用牙齿来咬断手指甲。当然，更谈不上洗澡了。
直到第二年春天，对犯人的生活管理才走上正轨。每个月管理员给犯人剪一次头。剪头的时候，管理员叫犯人到走廊里，坐在凳子上，披一块布，就动手推起来了。当然剃成光头，而且是快速的，咔嚓咔嚓几下就完工，推子钝有时免不了连推带拔。剪指甲当然也是每月一次，管理员打开囚室的门，走进来，说剪指甲啦，然后递给犯人一把剪指甲刀，让犯人自己剪，他站在一旁严肃地监视，一言不发，直到剪完，把剪指甲刀收回，退出囚室。
大概是1967年年底或1968年春节前后，开始安排犯人洗澡。因为是隔离性的监狱，每个犯人住独牢，不能让彼此有任何接触，所以不论是洗澡、放风或提审，都要严守犯人彼此不见面的监规。浴室就在这座楼内的北边，有五间淋浴间排成一排，每间有门，对面的墙只砌了一半，大概到洗澡的人的腰部。每次洗澡，在囚室外面的走廊里有一个管理员，在第一个拐角处有第二个管理员，以此类推，只要有拐角就有人看守，直到浴室。
洗澡时，第一个犯人在走廊里走过拐角，才让第二名犯人走出囚室，沿走廊走到拐角，等第一个犯人走过第二个拐角，才让第二个犯人转弯走到第二个走廊，此时才让第三个犯人走出囚室，走到走廊的拐角处，以此类推。在浴室，第一个犯人走进最里面的淋浴间，管理员从外面把门闩上，才让第二个犯人走进浴室，进到倒数第二个淋浴间，如此类推……从第一名犯人走进淋浴室起，就有一个管理员在只砌了一半的墙外走来走去地监视。洗完了押送回囚室的顺序也是如此，只不过是倒过来。洗浴的时间大概不到十分钟，动作慢了，管理员就会大声催促，快一点儿，快一点儿……习惯了以后，每次听到要洗澡了，我事先在囚室里就解开衣扣，用手搓掉身上的泥垢，到澡堂用热水冲几下就万事大吉了。
放风也差不多是在1968年的春天开始的。
“U”字牢房，中间就是放风场，由长方形的格子间组成，东西两侧各十间。每个格子间都是露天的，有个小门，进去三面是墙，放风就是在格子间里“坐井观天”。
放风场上面有一“天桥”，哨兵在上面来回巡视，监视每个格子间里犯人的动静。犯人从囚室到放风场的押送办法，同前面提到的洗澡的办法相同，只不过多一些拐角、多一些哨兵罢了。
放风的时间大概是四十分钟。一开始是隔三岔五，1973年以后，放风的时间多了，一周至少有一两次。每次放风，都走进不同的格子间，地上总是有扫帚扫过的痕迹，后来才猜到，这是防范犯人们在地上留下什么暗号，在前一批犯人走出后，哨兵们赶快扫一遍。
父子同狱
在牢房里，与我同在的唯一大个儿的动物是蜘蛛。
我常常坐在床上仔细观望这些长着长短不一的毛茸茸的腿、鼓鼓囊囊的肚子、畸形脑袋的黑灰色的小动物，默默地看着它们如何在屋顶墙角编织网罗食物的大网。当小虫被网粘住而拼命挣扎时，它们又怎样迅速地扑上去，用黏黏的蛛丝把猎物缠得严严实实，把针尖似的嘴插进它的躯干，从容地吸干它的汁液。有时，我在想，多亏这些蜘蛛吞噬小虫，否则自己肯定会遭到更多蚊虫的叮咬。
1968年四五月，我偶尔听到十分熟悉的咳嗽声，像我父亲的声音。但转念一想，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一来，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不是当权派，更不是走资派。二来，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谁能想到，这位对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人竟然也被关进秦城监狱，竟然也成了我的难友！父子同狱，中间只相隔二十三个人：父亲的代号是67100，而我的代号是67124。
“文革”后才知道，就在我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后过了没几天，备受折磨的他老人家就含冤离开了我们。
与世隔绝的监狱，也是特殊人群聚集的特殊空间。在独牢中我看不见他们，只能从时隐时现、断断续续飘来的各种声音中来辨别“谁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为难友的命运惋叹。那冥冥中传来的老父亲痛感至心的切肤之声，多少年过去了，还在心里、还在耳边，还在那些艰辛苦涩的日子里……
不久后一天，我突然发现从门底下的缝隙中钻出来一只蜘蛛，径直朝着我的床爬来，我马上联想到，是不是老父亲出了什么事，它来预示什么？我默默地说，蜘蛛呀，你如果想告诉我什么的话，我知道了，你就转身走吧，我不会伤害你。说也奇怪，它果然向左边的墙壁爬去，爬上墙后却掉进了墙边的洗脸池里，怎么也爬不出来。我连忙走过去，用手纸把它拨拉出来。之后，它又慢慢地爬向门口，从门缝里钻了出去。
后来，一连几天我一直心神不宁，为父亲的安危而担忧，又为自己的迷信想法而自嘲。
“文革”后，我爱人吴克良对我讲述了当时家里发生的事……
9月下旬的一天，她下班后，到父亲家去看望老人们。当时家里的亲人都已知道我被隔离。父亲单独同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父亲说：“最近，我感到情况不太好。我可能会出什么问题。万一发生什么事，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在总理领导下做了一系列对党有益的事。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前一个多礼拜，我获得了有关进攻时间的准确情报，报告了恩来同志，他当即电告延安，毛主席立即转告斯大林，从而使苏军及早进入一级战备。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对提供的准确情报表示感谢。1944年末，我获得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全部驻军分布、各种防御工事的详细资料，及时地交给恩来同志转给了苏联，保证苏军顺利地粉碎了日军的抵抗，解放了东北。”父亲深情地说：“总理了解我。如果出什么事，你们去找总理！”
为了便于说明随后发生的事件，扼要地介绍一下父亲的几位老战友，一位是高崇民高大爷，另一位是王化一王大叔。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父亲、高大爷、王大叔同其他一大批东北的仁人志士都是张学良将军的主要幕僚和助手，他们为抗日救亡、为推动张将军“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高大爷曾担任过民盟中央领导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大叔于六十年代病逝。王大叔有一个从小养成的习惯，天天写日记，日积月累，从未间断。到王大叔逝世前已写就上百本日记，成为近现代史上极珍贵的史料。“文革”爆发后，王大叔的后人把他的日记委托给高大爷保管。高大爷阅读完王大叔的日记，又把日记交给了我父亲。本来，无论是高大爷或是我父亲，都是王大叔的挚友，受王大叔后人之托，都可以保管他的日记。
可是，王化一日记在我父亲家保存这件事，不知怎样被大姐阎明诗的长子曹峥岩探听到了。曹峥岩小名叫大胖子，极受姥姥、姥爷的宠爱。“文革”一开始，曹峥岩也成了红卫兵，到全国各地串联，一直跑到新疆，造了王恩茂的反。1967年9月底回到北京，到家里看望过姥爷和姥姥。曹峥岩向姥爷索要这部日记，姥爷当然不肯交给他，说他和高老已商议好，准备征得王老家属同意后，把这部无价的史料交给组织。曹峥岩假装同意姥爷的安排。但等姥爷外出时，带着他的红卫兵从姥爷家抢走了王化一日记，他自己也再没回过姥爷的家。
我父亲回家后得知曹峥岩的作为十分愤怒，连忙打电话给高崇老，商量报告组织，追回这部日记。
1967年11月7日傍晚，父亲一家正准备吃晚饭。突然门铃大响，闯进来一群人，红卫兵打扮，声称要把父亲带走。父亲质问他们是什么人，有无逮捕证。他们说，我们是红卫兵，最高指示就是证，快跟我们走，少啰唆！母亲赶紧把皮大衣送到父亲手中，父亲低声地对母亲说：“赶快报告周总理。”这句话竟成了两位六十年来患难与共的革命伴侣永别的遗言！
“文革”后，在中央给父亲的平反结论中，证实了父亲被蒙冤逮捕的事件：1967年11日7日，阎宝航同志被“专案组”加以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投入秦城监狱……
我与父亲阎宝航就此开始了生离死别的不归之途。
至于王化一日记，“文革”后，残存的部分已由中组部出面退还给了王叔的家人。
辛酸和耻辱，以及饥寒交迫、饥饿难挨的日子，而这些不过是这场牢狱之灾的一角而已。
七年多来，我不记得监禁期间的审讯一共有多少次，头一两年多一些，后来几乎没有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审讯。
入狱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8日上午，不知道几点钟，囚室门开了，管理员走进来说：“提审，跟我走。”
从囚室出来，沿着走廊向左走，过了一个铁门向右转，又是一个长长的走廊，一边是墙，一边是一间一间的房间。在其中的一间的门口，管理员叫我停下来，他打开门，对屋里的人说了些什么，然后叫我进去。这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门的左边有一长条桌，上面铺着白色桌布，后面坐着几个军人。在室内另一侧，正对着桌子大约二三米，放了一个椭圆形的礅子，看上去是瓷的，后来听说，是实心的，灌了铅，怕犯人拿来砸审讯的人。
专案组读罢语录，又讲了一大篇话，大概都是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套话，我早已忘记。只记得他们叫我交代同彭真以及同杨尚昆的关系。
这对我来讲简直是轻而易举、驾轻就熟的事啦。中办“文革”开始，还在中南海的时候就讲起，一直讲到“学习班”，材料写了一篇又一篇。于是我就滔滔不绝地“交代”。讲到中午了，专案组宣布暂停。管理员带我回囚室吃饭，吃完饭，又把我带回审讯室。我又接着“交代”，直到天色已黑。
冬天日短夜长，大概快五点了，我也饿了。于是我说：我交代完了。专案组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怎么，完啦？我说：是呀，完啦！专案组说，怎么完了呢？你最主要的还没有交代呢！我倒是真惊讶地问道，有什么最主要的还没交代呢？专案组神气十足地说：“你‘里通苏修’还没交代！”我听了哈哈地笑了两声说：“我‘里通苏修’？毛主席还表扬我是反修英雄呢！”
其实，毛主席从来也没说过我是反修英雄。毛主席说过：“小阎不怕外国人！”说的是毛主席同赫鲁晓夫“吵架”时，我当翻译不怯场，理直气壮。专案组竟一口咬定说我“里通苏修”。我气极了，就未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毛主席表扬我是反修英雄。”专案组当然不知道毛主席是否讲过这类话，更不敢否定，毛主席讲过的话谁敢否定！于是，他们说：毛主席表扬过的人多着呢。我说：那好，你们就查吧，纯粹是……本来想说白白浪费时间，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应该说，我的这个专案组从一开始就没大声地训斥过人，没有搞过“逼、供、讯”。从这个时刻起，那种忐忑不安的思绪一扫而光，完全消失了。我从来没有“里通苏修”，多年来，我努力地跟着毛主席在反苏修斗争中当好翻译，水平高低任人评说，但我不是特务！毛主席的教导“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成了我的“定心丸”。
这样，第一场审讯就结束了。回到囚室后，心情平静下来，反而开始感到“饥寒交迫”了。
我的特嫌问题似乎“无文章”可做了，但针对被打倒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莫须有的“揭发”接踵而来。各式各样的专案组都到秦城来提审，企图从我这里找到“突破口”，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审讯并没有停止。
审查陆定一的专案组的组长（不知道他是不是组长，姑且称之）蛮不讲理，胡搅蛮缠，毫不懂政策，看样子不过是个芝麻大的军官，却装出一副大官的模样，真是令人恶心！
本来，审讯室的桌子上已给专案组摆上了茶杯，但这位组长来后，看也不看，从自己的皮包里掏出一个又长又大的玻璃瓶，用手绢擦了又擦，然后用眼睛仔细看了又看，再掏出一个信封，倒出几片茶叶，用水冲开，再品尝几口，才抬起头来，看我几眼，然后发问，你是阎明复吗？我说，是。他问，你是中办翻译组组长吗？我说，是。他问，你认识陆定一吗？我说，认识。他问，你给陆定一当过翻译吗？我说，没有。他说，陆定一当时是中央领导人，你怎么可能不给他当翻译。我说，没当就是没当，我们只为常委服务。他问，你给尤金当过翻译吗？我说，当过呀。他说，那陆定一同尤金谈话你一定当过翻译啦。我说，没有，毛主席接见尤金我当翻译。他说，不准你提伟大领袖！我说，你问我给尤金当过翻译没有，我才提到毛主席。他喊了起来：你没有资格提到伟大领袖，你再抵赖，拉出去枪毙！我说，枪毙我也没给陆定一当过翻译。他这样胡搅蛮缠地喊了半天，只能无奈地收摊了。
过了几天，我的专案组来了。我对他们讲了陆定一专案组提审的情况。他们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绝不能讲假话。要相信党的政策。
后来，陆定一专案组又来提审，还是老一套，“不交代就拉出去枪毙！”“坐一辈子牢！”等等。我只是一句话：我从来没给陆定一当过翻译，我不能讲假话。气得他们只好悻悻而去。
应该说，审讯的过程是考验人的良心、勇气、信念的过程。在审讯中顺着提审人的“诱供”，“讲假话”、“乱咬人”可能是恢复自由的一个机会。对于一个被关押在暗无天日的独牢里的“犯人”，没有比“马上恢复自由”的许诺更具有诱惑力了，但是要付出“讲假话”的代价以及由此而产生严重的后果，殃及的将不仅是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可能使更多人遭到诬陷！面对“检举揭发，立即释放”的诱惑，面对“不交代拉出去枪毙”的威胁，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讲假话”的念头。坚持不讲半句假话，在艰辛漫长的囚禁生涯中，倒使我心境豁然。
“四人帮”被打倒后，对专案办公室的人员进行了审查。组织上找我了解我接触过的专案组的表现。我说，审查我的专案组讲政策，实事求是。而最不讲政策的、胡搅蛮缠的就是审查陆定一的专案组。
若干年后，陆定一陆老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时，我去看望他老人家，谈到“文革”时期的专案组时，陆老气愤地说，这些家伙坏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