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

本期访谈的嘉宾是来自杜克大学博士五年级的李雅婷，她是我们环境政策项目的老朋友。2017年，她参与撰写了环保部政研中心-昆山杜克大学环境政策实验室的课题项目《中国环境政策费用效益分析方法的构建与应用》，并担任暑期提升营微观经济学老师，和iMEP第一批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已承诺在他们去本校学习的时候带他们吃吃喝喝，并相约明年五月在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一起合影留念。平时她还是我们iMEP项目在杜克校园的友情使者，以游击战的形式参与各种活动。今年她在杜克创立了致力于促进跨学科交流的以一带一路为议题的学生组织Riding the Belt and Road，获得近2万美元经费支持，目标之一就是增进杜克校园和昆山校园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的师生合作。

图为李雅婷与2017暑期提升营的同学们合影

Q1:

 你此次来昆山杜克校园开会，跟去年过来感受有何不同？

去年杜克能源研究中心、昆山杜克大学和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共同组织的能源大数据会议已经是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了。当时请到的嘉宾有院士级别的，讨论的问题也是非常的前沿，比如怎样用机器学习识别用电行为，从而帮助设计家庭节能的方案。

今年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与社会责任国际研讨会》则更为惊人，我觉得有三个主要亮点：

01

很难得的凑齐了学界、智库、政界、企业家、投资者和民间组织。这次讨论围绕绿色一带一路，我们需要来自每一个参与方的智慧，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如果讨论会不包括企业家、投资者和民间组织，最后我们为了推行绿色一带一路而制定的政策、做的研究、推动的项目很可能会在实施的时候遇到阻力，反而不利于绿色一带一路的推行。

政府官员的参与也至关重要，因为很多问题只有他们最了解情况，学者是解答不了的。国家发改委的孙雪珍处长从头听到尾，不仅做了精彩的报告，还在其他各方发言的时候认真做笔记，提问环节非常积极。实话实说，在我参加过的类似会议里，这是第一次政府官员没有做完自己报告立即就走人的。我很理解我们政府官员特别忙碌，但是如果我们要推进国际合作的话，他们能留下来参与讨论是才最有意义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西部开发司丝绸之路经济带协调推进处孙雪珍处长在台下积极发问

02

覆盖的议题角度很全面。虽然我在杜克环境学院被深深植入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有一个非常喜欢在吃鱼的时候拷问大厨“这鱼从哪片海来，是不是可持续养殖？”的海洋爱好者室友，但我本硕都在人民大学就读国际经济与贸易，对一带一路最初的兴趣是基于贸易和投资的经济逻辑。之前我最担忧的，就是会议讨论把环保和生态和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完全割裂开来。令我十分欣慰的是，这次会议经济、战略、环境等多个不同的角度都有涉猎而且多次讨论怎样更好地融合经济和环境生态方面的分析，更多精彩回顾请参考之前写的会议总结（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与社会责任国际研讨会总结）。另外，工作会议一共有五天，所以广度并没有牺牲深度，尤其是在提升空间数据建模对政策影响的分议题上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分议题研讨会现场

03

大家行动非常有效率。很多会都是大家开完以后各回各家，各找各的“债主”，很难形成实质性的成果。但10月15日-17日的分会就很不一样，首先我们花了大概一上午来探讨大家希望在这几天取得什么进展，让大家一下子就进入了工作的状态，而不是简单的讲讲PPT交流交流就结束了。10月17日下午，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牛们深入地探讨怎样合作，具体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等（细节暂时不便透露太多啦，敬请期待）。

我还知道一些参会者趁着来昆山开会的机会调研昆山的企业，比如太阳能公司等，丰富自己对企业转型的认识。还有不少外国友人晚上跑去阳澄湖边上吃大闸蟹，早上在生态公园散步，努力体验当地生活。由于开会之余我们从本校过来的同学还和iMEP同学一起吃饭，分享读博的体验以及找工作的经验等，我这次过来都没顾上吃大闸蟹，有点可惜。

部分参会嘉宾在昆山企业调研（右一为Erik）

Q2: 从美国回来一趟也很辛苦，为啥你还愿意来回折腾？

从美国回来一趟也很辛苦，为啥你还愿意来回折腾？

简单来说有两点，为了交朋友，也为了不被祖国“抛弃”。

首先是交朋友。昆山杜克大学的校园提供了很独特的平台，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去其他地方开会有两大区别， 一是自己会有在主场的感觉，这样和大牛们交流起来感觉特别有底气（哈哈），另外就是聚集的人广义上来讲都是中国的朋友，是真心愿意帮助中国在某些方面取得更大进展的人。我去年12月也去华盛顿参加了不少一带一路方面的会，那里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好的是听到很多批判的有助于反思的声音，但是有些批判不是建设性的，对于我们取得进步丝毫没有好处。DKU开会请的大牛们都是我们教授们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他们愿意从世界各地应邀而来，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来，不是过来找茬的。

李雅婷和Duke来的学生学者们在旁听10月13日的中亚丝绸之路经济带研讨会

其次是不被祖国“抛弃”。我14年秋天开始在美国读博，每年都会回来几次，因为中国现在发展的速度实在太快，每隔半年要是不回来一次，就会感觉自己特别脱节，可能出去打车点餐付款都会吃力。太多机遇在中国，挑战也在中国。机遇我不愿意错过，挑战我也不愿意错过，因为挑战正是我们可以贡献力量的地方。比如国内的空气污染问题、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确实都是巨大的挑战，而我们学环境政策不就是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么？杜克大学本校是非常多元的，但是如果要聚焦到中国问题，在本校就离“案例现场”太远了，所以时不时需要回来跟国内一线的学者们讨论，每次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Q3: 

你提到了扩大朋友圈，这个说法最近在一带一路的话题里也频繁出现，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法，而且一下子把我们所谓的推进人与人之间的纽带给拉下神坛，变得很接地气。我一直很关心非洲的能源可及性问题，去年也是杜克大学全球能源可及性学生组织的主席之一。中国在非洲投了很多钱，也做了很多实事，对非洲人民用上电提供了切实的一些帮助。虽然建水电厂非常有争议，但我们还生产了市面上大部分的光伏设备，而现在很多非洲乡村的电力解决方案都是基于分布式太阳能的。很多时候我非常困惑，为什么国内民众觉得国家把钱浪费在帮助别人上而非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对方还往往不领情，国际上其他国家对我们的看法也是喜忧参半？

其实最后都归结到信任和文化上面。我们企业出去的时候，如果是带着长远的和当地人做朋友的态度去的，那往往可以试图努力克服文化上的一些障碍，而且也有不少非洲人见到我们中国人很热情觉得我们确实是诚心诚意想要做买卖。很多我们走出去的企业利润率非常低（5%以下），甚至说是在国内成本上涨、关税增加的外部环境下被迫走出去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竭尽所能地和当地的人们打成一片，扩大企业的朋友圈。

很多文化交流是符合企业商业逻辑的。比如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有个中国企业在非洲某个国家建居民楼，用的完全就是国内的公寓设计，结果大家不愿意去住，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当地人需要很大的厨房，他们做饭的方式有点像我们北方农村的灶。如果在设计阶段，该企业能稍微去当地做一点调研，跟当地的民间组织、居民聊聊天，类似的“设计不符合需求”的问题完全是可以避免的，而且企业还可以因此实现更高的收益。

图为10月14日商界代表参与社会责任投资的企业家视角专题讨论

在个人层面，很多国外友人真的对中国不够了解。我本科去丹麦交换过一学期、硕士在欧盟大使馆跟很多欧洲朋友一起实习工作、博士期间利用美国地理位置的便利去了加拿大、墨西哥、古巴、哥斯达黎加等等，在美国国内我去过大约30个城市。相比之下，很多美国人都没有来过中国，来过的也往往只去过几个著名城市，对中国的理解有很大偏差。通过昆山杜克大学的平台，我们可以有机会带更多的美国人来中国。我们目前有杜克教授来DKU教书一年，或者几个月几周，也有硕士生博士生过来交换一学期。另外，iMEP项目招的学生本身也是国际化的，今年新开始的本科项目更是有很多国际学生。我觉得让更多的人来中国学习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有意义，因为很多的误解都是因为不够了解。

Q4：

去年和今年你都带了一些美国同学一起过来，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很有意义，很多同学过来以后对中国能有更客观的看法，能更全面地看待我们的社会。我还记得上次跟我们项目的Justin一起从昆山坐高铁去北京，他一方面惊叹于我们高铁的先进，另一方面也观察到了沿线地区有的村庄看起来还是很不发达。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更希望下次带他们去我家乡甘肃武威看看，只来过中国东部的人我觉得不能算是来过中国哈哈。文化上，有很有趣的事情，比如我们爬完司马台长城以后在古北水镇吃饭，麻辣鸡脆骨的味道他很喜欢，但吃到一半抱怨说“如果这没有骨头就更好了”，差点没把我们气死。

Erik和雅婷在参与分会场讨论

今年来的Erik很厉害。他之前在中国生活过两年，我加了他微信以后，忽然看到屏幕上一排汉字，非常吃惊。当然这也不是第一次看到外国人的中文这么好了，iMEP的Kathinka Furst教授也是一口熟练的中文，还可以用中文在朋友圈更新自己的动态。最近我看到她为了准备和挪威国王王后在上海的见面真是操碎了心。在杜克校园工作的iMEP项目协调员Tatiana Sherman （唐娜）也是可以和我轻轻松松用中文聊上半个小时。我是一个相对乐观的人，看到周边这些慢慢开始了解中国的国际友人，我相信未来跨文化合作会越来越好。

偷偷分享一下Erik的中文感想：

同行的二年级PhD Seth Morgan也分享了他的收获

“It was a privilege to be able to attend the series of symposia concerning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hosted by Duke Kunshan University. I learned an immense amount in a short amount of time from the participants, who ca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order to share their expertise on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key highlight for me was discussion about the data needed to understand infrastructure's impact on biodiversity and forest cover. New spatial data sources come with incredible opportunities, and the scientists gathered at the Developing Spatial Solutions to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Workshop were extremely knowledgeable and engages with utilizing this data to its fullest extent. This workshop has helped me prepare a number of research ideas which I hope to pursue once I return to Duke University in North Carol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