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普为何沉睡：《瑞普·凡·温克尔》中的政治焦虑
编者按
内容提要 华盛顿·欧文在《瑞普·凡·温克尔》中留下了一个亟待合理解释的问题，即瑞普为何沉睡？本文认为，瑞普的沉睡反映出当时美利坚意欲摆脱英国影响的国民心态以及由此而催生的建构民族史的需求，而瑞普借助沉睡得以保留并增强的“荷兰记忆”恰恰成了民族史赖以书写的来源；同时，藉由瑞普苏醒的契机，欧文又勾连起“红胡子大帝”传说，以此内嵌了美利坚民族神话及其隐藏的政治焦虑；此外瑞普的沉睡也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欧洲定居者对印第安人的规训，揭示了围绕美洲所有权而产生的挥之不去的历史阴霾，并投射出作者在民族利益和种族正义之间的矛盾心态。
作者简介
金烁锋，女，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博士研究生，发表本文时为沈阳师范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十九世纪美国文学。
收录在1819版《见闻札记》中的《瑞普·凡·温克尔》[1]堪称华盛顿·欧文最受读者喜爱的短篇小说之一，其中令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情节莫过于主人公瑞普“20年的沉睡”：在卡斯基尔山中，瑞普遇见了哈德逊船长和他的水手们，在享用了后者提供的琼浆之后，他一觉睡去，醒来后却发现20年时光已逝，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两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围绕《瑞普·凡·温克尔》不断展开讨论，但鲜有论者针对“瑞普为何沉睡”这一问题本身给予充分探讨。[2] 瑞普的故事被公认为是由德国民间传说《牧羊人彼得·克劳斯》改编而来，在这个传说中，牧羊人彼得为寻找丢失的羊进入山洞，在里面睡了一觉，醒后回家却发现时光已过去了20年之久。[3] 人们因此认为，有关瑞普沉睡的描述并非原创，不过是欧文从德国民间传说那里移植过来的而已。然而，《瑞普·凡·温克尔》中的这个经典情节是否仅仅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复制品？是否可能是“瑞普”选择了“彼得”，而非“彼得”成就了“瑞普”？换言之，欧文之所以选择以牧羊人彼得的故事作为小说故事的底本，原因是否正在于前者含有沉睡这一桥段？事实上，当《见闻札记》最初于英国出版后，欧文的确曾面临过剽窃的指责。面对英国评论界的责难，欧文在三年后出版的《布雷斯布里奇庄园；或，幽默家》中予以了回应：他指出，在当时，人们几乎把所有古老的鬼怪故事都搜了个遍，瑞普故事的来源也不例外，这些神话传说为文学写作提供了素材，它们正是作者赖以创作的“公平基础”。[4] 欧文的回应暗示作者在创作中享有对故事来源的选择权，正是每一代作者在文学创作中不断发掘并挪用既有的叙事原型，才使得原初的神话传说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换言之，欧文之所以选择牧羊人彼得的“沉睡叙事”，是因为该叙事符合他的某种创作想象，而不是他要对这个德国传说进行简单的重写。因此，探讨欧文为何选择让瑞普沉睡，以及瑞普沉睡背后隐藏着何种意识形态话语就显得十分必要；而当读者重新回到沉睡问题之际，则需要考虑另一种可能，即如果瑞普要尽力脱离社会历史前进的浪潮，为何他选择沉睡而非其他途径？瑞普的沉睡是否仅仅充当了一种逃离社会规约或主流意识形态的手段？看似被去势的睡眠本身是否还携带了某种政治隐喻？读者能否在瑞普的沉睡书写中发现某种隐性写作机制？
欧文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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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普祖先带回的荷兰记忆
在小说中，欧文借瑞普的沉睡勾连起了纽约早期移民史，刻画出美利坚国家历史中的荷兰记忆。对于瑞普何以进入睡眠，故事做了如此交代：正当瑞普结束打猎准备下山回家之际，忽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瑞普·凡·温克尔，瑞普·凡·温克尔”（see“Rip”：43）。呼唤声来自一位穿着古代荷兰装束的老人，这位老者令人联想到纽约的前身——新阿姆斯特丹——的早期荷兰移民，而瑞普的祖上正是他们中的一员。在荷兰先人的召唤下，瑞普来到山谷中哈德逊船长和他的荷兰水手玩九柱球的地方，喝下他们的酒后即陷入了长达20年的睡眠。在文学修辞语境中，尚未苏醒的睡眠往往是死亡的象征。欧文将睡眠这一隐喻挪移到瑞普的故事中并非偶然之举，而是在有意识地利用睡眠与死亡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在英国游览威斯敏斯特教堂墓地时，就曾将坟墓上的肖像想象为处于“死亡的睡眠”（sleep of death）[5]中。美国学者迈克尔·T.吉尔默指出，死亡贯穿了《见闻札记》里的多篇作品，诸如《寡妇和她的儿子》（“The Widow and Her Son”）、《乡下的葬礼》（“Rural Funeral”）、《伦敦古董》（“The London Antique”）和《村子里的骄傲》（“The Pride of the Village”）等小说都将墓地视为安息所，属于文学中的“墓园派”。[6] 瑞普的故事也不例外；事实上，主人公的名字就在暗示坟墓：在西方的殡葬习俗中，瑞普名字的英文拼写“RIP”通常是刻在墓碑上的简短碑铭，源自拉丁文“Requiescat in Peace”的缩写，意为“愿死者安息”。可见，瑞普喝下荷兰祖先幽灵们带来的美酒后所陷入的漫长沉睡，表征的正是一种象征性死亡状态。此间，瑞普经历了其国民身份的转变，即入睡前还是英国臣民的瑞普醒来后变成了美利坚公民。瑞普的睡眠/死亡由此携带了特殊的政治寓意，表明其旧有的政治身份在此期间死去，苏醒/重生后的他获得了新的政治身份——美利坚人。瑞普的这一奇特经历拟写了美利坚民众在独立革命前后民族身份的转换历程，而荷兰祖先的回归则为叙事注入了荷兰意识。小说反向书写了荷兰和英国这两位纽约“前主人”的恩怨[7]：原本是英国殖民者占领了荷兰定居地，而在故事中，荷兰祖先却成为英国臣民的送葬者，当瑞普喝下荷兰人的酒进入沉睡时，其英国人身份也就此被埋葬。小说安排哈德逊船长和荷兰水手们的幽灵重归纽约，见证瑞普与旧身份的告别，或许正是为了凸显荷兰移民史与美国历史之间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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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式建筑与纽约前身：新阿姆斯特丹
欧文带有荷兰意识的书写与纽约在独立战争后急于摆脱英国的影响不无关系。鉴于纽约港具有重要的商业和军事战略地位，英国始终保持着与纽约的紧密联系。在独立战争时期，纽约是英军司令部所在地；在大陆会议中，纽约是唯一一个对殖民地独立投弃票权的地方。[8] 因此，当独立战争结束、前英属殖民地定居者无人再声称自己是英国人之际，纽约人的身份危机就显得更加紧迫，正如长眠醒来的瑞普不得不面临身份缺失的考验。当瑞普重归家乡，声称自己是“国王忠实的臣民”时，立刻遭到了村民们的责备和排斥（see“Rip”：49）。然而，瑞普遭遇的身份危机又何尝不是纽约人乃至前英属殖民地定居者在国家独立后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当满脸困惑的瑞普一会儿被闹哄哄的村民质问是“联邦党还是共和党”，一会儿又被叫作“亲英分子”、“奸细”、“流亡分子”（see“Rip”：49）时，瑞普的身份困惑不也正是美利坚民众的困惑？村民们盲目无知地为个人身份打上政治标签的行为，恰好反映出美利坚民众当时薄弱的国家意识和身份认同意识。在讨论故事中的这一情节时，美国学者霍华德·霍维茨指出，美国独立后民众日益陷入派系斗争，只看重私利，这一局面对联邦的稳定统一构成了威胁，后者也正是欧文的焦虑之所在。[9] 由此可见，欧文藉瑞普的遭遇提出了他所关心的问题：后革命时代的美国应该如何塑造自己的国家身份，从而巩固自身并将自身凝聚为一个新生的联邦国家？欧文借小说对此的回答是，地方历史中的集体记忆将对国族身份的重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瑞普醒来后回到家乡
亨廷顿认为，美国人这一身份观念的建构始于十八世纪上半叶，彼时北美各殖民地和各州定居者开始形成“美利坚人”（Americans）这一共同身份，但也同时保留着别的身份——主要是各自所在州县的身份。建国后，随着与英国、法国的持续战争，“美国人”作为定居者共有的身份逐渐得到加强；但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独立，民众失去英国人身份，他们的地方观念凸显出来，州公民身份的分量也随之加重。[10] 一位美国人可能意味着康涅狄格的扬基佬，或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甚至是历经独立战争、退役后选择留在新大陆的黑森（Hessian）老兵[11]等等。换言之，每一位美国人的身份皆是多层次的，同胞之间在身份认同上既相同又相异，而在“美国人”这个共同的国家身份背后则是个体的地域身份。鉴于欧文“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人物”[12]，正身处国民身份认同经由地方意识转向国家意识的过渡阶段，因此瑞普的故事也投射了欧文自身对国族身份构建的思考。
作为纽约人的欧文在创作中带有强烈的地域意识[13]，这或许是因为纽约地区的荷兰记忆可以补偿美利坚过于“年幼”而造成的集体记忆匮乏，从而给予尚处身份过渡期的民众以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稳固的归属感。因此，瑞普在荷兰祖先的庇佑下进入沉睡，安然度过战争的洗劫，并在回到村中后成为受村民们尊敬的“编年史家”（see “Rip”：52）。这一情节与其说是助其清除创伤，不如说是令其增强记忆[14]。欧文在瑞普的故事中以预见性的姿态将睡眠与记忆相联结，在以睡眠的方式保留记忆的同时，也借助虚构叙事这一形式建构地方记忆。小说对记忆的这一双重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沉睡叙事所蕴藏的潜台词，即国民身份认同的构建要从共同的记忆中寻找可能，而强化美国人身份认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凭借地方移民史的考古与丰富的想象创造集体记忆。
由此看来，通过移民的地方记忆而筑造起的美利坚集体记忆会以聚合的方式呈现为记忆拼图的形态，而如何弥合记忆拼块间的裂隙以达到一种统一和谐的民族身份认同则是欧文在创作中的聚焦点，这在瑞普的故事中就转化为荷兰祖先的记忆如何作为地方记忆与美国人身份建构相勾连这一具体问题。欧文以其特有的浪漫主义方式对此进行了处理，即通过召唤出哈德逊河谷的幽灵，将移民祖先所隐喻的地方记忆熔铸在美国集体记忆中，进而确立美利坚民族身份神话。针对美国文学中的幽灵书写，朱迪丝·理查森指出，不同的美国人自建国初期起就都明白一件事，即鬼魂的出没对于美利坚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15] 从文学书写与历史同构的视角可见，美利坚自我意识的萌生适逢浪漫主义文学勃兴的时代，因此其民族文学自打诞生起就呈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哥特气质”，而“幽灵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形式具有反常的吸引力，它能够从阴影中编织出历史感，并表达和消除一个建立在殖民主义掠夺基础上的主要由陌生人组成的国家所固有的社会焦虑”[16]。的确，从马萨诸塞州的霍桑到弗吉尼亚州的爱伦·坡，再到居于南北之间的欧文；从《红字》中尾随而至的复仇者奇灵渥斯的狰狞面孔，到厄舍屋地下室里诈尸还魂者的恐怖呻吟，再到纽约睡谷中无头骑士留下的马蹄印记——正是早期美国文学中挥之不去的那些幽灵鬼魂们将联邦各地域中的地方记忆与美国人的共同身份认同“编织”在了一起。
《瑞普·凡·温克尔》正文开篇就首先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地域背景：“凡是在哈德逊河上游航行过的人，必定记得卡斯基尔山。”（“Rip”：38）哈德逊河与卡斯基尔山形成的河谷地带最初是荷兰移民的定居地，堪称移民国家拓荒形象的地理象征；同时，这里也一直是美国幽灵的出没之所，这使得它成为美国历史与文化中的一个关键地标。在讨论哈德逊河幽灵出没的缘由时，莫德·怀尔德·古德温（Maud Wilder Goodwin）从文化地理学视角进行了分析，指出“荷兰移民来自处于低洼平原的小国，那里风景尽收眼底，没有留下任何神秘的空间。当他们来到这片位于悬崖峭壁之间的地区后，发现雷电响彻耳边，茂密森林挡住了视线，野蛮人躲在灌木丛中，种种环境变化使他们产生了巨大的惊奇感，想象在幽暗腹地深处聚集着精灵、地精、恶魔和超人的身影”[17]。理查森进而总结道，哈德逊河谷地区的自然、历史和文化元素相交织后催生了一种从本土延伸出来的神秘力量：当地有着滋生恐怖幽灵想象的地貌以及不断变化且为种种争议所困扰的历史，同时还并存着一系列不同的文化，它们涵盖了从北美土著的精神信仰到大西洋两岸的浪漫主义美学，凡此种种都能激发人们关于此地“闹鬼”的丰富联想。[18]
从卡斯基尔山看哈德逊河
正如爱默生认为美利坚精神的法则在于大自然教会美国人“崇敬灵魂”[19]，欧文也通过对荷兰祖先地域的鬼魅化而将荷兰记忆置于美国文化记忆的基底之上：他让瑞普在此地被荷兰祖先的幽灵催眠，苏醒后直接变身为美国人。这一情节戏仿了美国民族身份的起源，即美利坚生来就是民主共和国的“成年人样态”，而由于缺乏“孩童期”的成长经历，美国人身份就成为一种基于鬼神传说、历史叙事与逸闻趣谈的杂糅建构。在此建构过程中，作为先驱者的欧文采用幽灵故事赋予荷兰人以“美国本土或至少是归化了的地方精神的特权，使他们成为历史记忆的核心”[20]，于是瑞普祖先的地方记忆就通过幽灵这个媒介关联起了美利坚民族身份的建构。因此，欧文的作品中到处游荡着荷兰幽灵，从《见闻札记》中的《瑞普·凡·温克尔》和《睡谷的传说》，到《布雷斯布里奇庄园；或，幽默家》中的《道尔夫·海利格》，再到《旅人述异》（Tales of a Traveller）中的“掘金者”系列故事，这些欧文在旅欧期间所创作和出版的作品都凝聚了荷兰先民的传说，荷兰祖先由此超越其原始的地域与文化边界，成为美国民族文学最具代表性作品的灵感来源。可见，十九世纪初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幽灵书写巧妙地弥合了美利坚地方记忆碎片中的裂隙，不仅为美国人自己，也向大洋彼岸的旧世界读者呈现出一个别样的美利坚民族形象。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幽灵化的荷兰记忆也面临着被染上虚无色彩和衰败失落形象的危险，幸而欧文并未忽视对其进行合法化与权威化处理：他在先于《见闻札记》十年出版的《纽约外史》中，凭借想象的方式将纽约荷兰移民的集体记忆书写成纽约历史。彼时，美国各个州县的地方历史协会都在兢兢业业地执行搜集历史的工作：1809年，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展出了1791年以来的大量历史文件和手工制品；自诩“扬基佬”的新英格兰协会刚刚举办了清教徒在普利茅斯登陆的185周年庆典；南方的弗吉尼亚和特拉华的历史读本也即将出版。然而，相较于各州的辉煌过去，纽约似乎黯然失色。纽约历史协会除了宣称哈德逊船长发现曼哈顿200周年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供展出的历史成就，坐落在纽约市政厅的协会办公室内空空荡荡。[21] 幸而欧文的《纽约外史》于当年出版。这部假托荷兰裔史学家迪特里希·尼克博克（Diedrich Knickerbocker）发表的“历史著作”一经问世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被献给纽约历史协会并广受赞誉。[22] 这则轶闻也从侧面反映出纽约民众对历史的强烈渴望。正如其冗长的书名《一部讲述从世界初始到荷兰王朝结束的纽约历史》（A History of New-York,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to the End of the Dutch Dynasty，本文据已有中译本称为《纽约外史》）所暗示的那样，欧文的这部著作将纽约历史的开端回溯至最早一批荷兰移民定居北美之际，通过搜集整理荷兰定居时期有关纽约的传说轶事，将地方记忆构筑在历史文本的隐喻之上，由此使之获得了合法与权威的地位。
《纽约外史》封面
在《纽约外史》中，欧文为自己特别打造了一位代言人迪特里希·尼克博克先生。这是一位小个子老绅士，一个身无分文的单身汉，总穿着黑色的旧外套，戴着同样破旧的三角帽。他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钻研故纸堆，在里面寻找记载早期荷兰移民美洲经历的只言片语，把它们加以整理后撰写出来，《瑞普·凡·温克尔》就是其中的一篇。从《纽约外史》到《瑞普·凡·温克尔》，欧文将纽约人的共同过去转化成独一无二的记忆。虽然瑞普在祖先幽灵出没之地入眠并改变了自己的身份，但他并没有切断与过去的联系；相反，睡眠成为瑞普建构并强化记忆的契机：“瑞普常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来到杜利特尔先生旅馆的新客人听。起初，大家发现他每次讲起来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这无疑是因为他才从睡梦中醒来不久的缘故。到了最后，这段故事才讲得和我刚才讲的完全一样，而附近一带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没有谁背不出来。”（“Rip”：53）。瑞普不断讲述并修正故事直到大家都能准确传诵，这一经验映射着集体记忆的生产过程，代表着欧文自己对美利坚历史与荷兰早期移民关联的精心书写。这或许证明，欧文相信纽约历史的根基孕育在荷兰传统之中，这种传统指引着纽约人乃至美国人为自己的身份寻根，从而构成了书写美利坚国家历史不可或缺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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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普、红胡子皇帝与华盛顿
瑞普的故事彰显了纽约人的地域身份，强调了地方集体记忆对美利坚民族属性的基奠作用，但也暴露出独立后的美国缺乏国民共同历史记忆的现实。松散的联邦制管辖和复杂的移民人口结构依旧对美利坚国民身份的界定构成障碍，党同伐异的派系争斗也暗中威胁着这个新生的联邦国家[23]。瑞普醒来后回到村中所见到的喧嚣忙碌场景与他入睡前宁静平和的荷兰田园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对比折射出欧文对独立战争后威胁国家的党派纷争以及民众利己行为的忧虑和不满。因此，在故事的《尾注》中，欧文写道：“前述故事是一点点德国迷信使尼克博克先生产生联想后的产物，那则德国迷信故事讲的是红胡子皇帝腓特烈和屈夫霍伊瑟山。”（“Rip”：53）在此，欧文特别指出，尼克博克先生所写的这个故事的灵感是红胡子皇帝的传说，这一声明为瑞普故事的牧羊人彼得原型增加了一个来源，即红胡子皇帝巴巴罗萨（Barbarossa），关于他的传说是一个带有未来指向的政治神话。然而，瑞普的沉睡与巴巴罗萨有何关联？
红胡子“巴巴罗萨”
在历史上，红胡子皇帝指的是被称为“巴巴罗萨”的德意志国王（1152—1190）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巴巴罗萨”意为“红胡子”，这个名字来自腓特烈一世攻打罗马时期敌人对他的称谓，因为他有一把又红又浓密的大胡子。据说，这位皇帝中了魔法，在位于今日德国中部图林根州的哈尔茨山脉的屈夫霍伊瑟山洞里长眠。传说中他坐在象牙椅上，将头枕在身前的石桌上沉睡，当他的胡子长到桌子周长的三倍时，就会醒来并率领战士抗击外敌，“还德国昔日的荣耀”。[24] 通过历代文人作家的书写，巴巴罗萨的传说逐渐衍变成德意志的民族神话，在十九世纪初的德国，人们把它看成重建帝国的承诺。[25] 1817年，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还曾出版叙事诗《老年的巴巴罗萨》（Der Alte Barbarossa）。[26] 该诗发表一年后欧文兄弟在欧洲的生意宣告破产，欧文借此机会从令他困扰的商业事务中脱身出来，远离社交，努力学习德语，并勤奋写作以缓解家族的财政危机。[27]
无论欧文当时是否读过吕克特的《老年的巴巴罗萨》，他都早已熟知红胡子皇帝的神话，并对这位皇帝崇敬有加。早在1807年他为《大杂烩》杂志撰写讽刺文章时，就曾特别提及这位德意志民族领袖的名字。[28] 逗留欧洲期间，欧文还曾和友人结伴去往哈尔茨山脉旅行，专程游览了传说中这位君主的沉睡之地，并称自己从此地众多的传说中获取了丰富的故事素材。[29] 在瑞普的故事中，欧文将巴巴罗萨的神话视为尼克博克先生灵感的来源。就欧文个人而言，这个传说也许寄托了他自己在事业受挫之际东山再起的雄心壮志；而就美利坚民族来说，这或许表达了作者对伟大领袖和帝国的企盼。彼时，美国政府正面临着极大的政治考验：随着联邦党在十九世纪初日趋衰落，共和党呈上升趋势，打破了联邦党一党独大的状态；1812年的战争则彻底改变了国内的政治格局，共和党在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中赢得了民心，获取了政治上的优势，但也将美国拖进党派斗争的泥潭中，国家因此面临着分裂的危险。与此同时，杰斐逊等党魁所领导的共和党在执政期间奉行扩张政策，令美国变为一个繁忙喧嚣、永不停歇的国家，从国家到民众都终日沉迷于谋取私利的自我扩张中。[30] 在目睹当时的国家政治状况后，欧文曾在《大杂烩》杂志中发表一系列文章，讽刺自杰斐逊执政以来弥散在美国社会中的庸俗拜金风气。[31] 瑞普的故事也同样反映出欧文对现实的这种不满情绪，这种不满令他迫切期待一个理想的领袖来掌控美国这个迅速膨胀而纷乱忙碌的国家。因此，他或许将自己的期望投射到了红胡子皇帝这一形象上。
巴巴罗萨是抗击入侵者的民族英雄，是国家强大统一的象征，醒来的巴巴罗萨则预示着民族的再度崛起。然而，这一政治神话形象并没有被简单地迁移到瑞普身上，因为醒来的瑞普丝毫没有表现出王者归来的征兆。当他一觉醒来，扛着锈迹斑斑的猎枪，拖着老迈的身体，步履蹒跚地摸索回村子之时，除了一把凌乱的长胡子，身上别无任何巴巴罗萨的影子。更糟糕的是，瑞普在无意间成了独立战争的逃兵：当美国人民浴血奋战、争取独立之际，他却隐遁到世外桃源中一睡不醒，偏偏错过了这段最能够彰显美利坚民族身份的历史场景。总之，瑞普在独立战争期间的沉睡只能加深他与红胡子大帝之间的鸿沟，让读者很难将他们两人联系到一起；但如果将作品放回其创作发行的时代背景，就不难发现作者的写作意图。
1815年欧文前往英国后，逐渐坚定了以写作谋生的决心，甚至为此拒绝了兄长威廉为他在美国海军部谋取的公职，也谢绝了作家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举荐的编辑职务。在十九世纪初美国版权法尚未健全的情况下，作家很难凭写作挣得足够养家糊口的收入[32]，职业作家因此尤为鲜见，更不用说要在遍地知名作家文人的英国文学界树立声誉了。为了在英国文坛崭露头角，欧文付出了大量心血。尽管如此，《见闻札记》仍在投稿之初便遭到英国出版商约翰·默里（John Murrey）的婉拒，后经斯科特协助，欧文才得以自费出版该书。如前所述，此时欧文兄弟刚刚经历破产，欧文冒险承担了较大的销售压力，因此需要迎合读者以确保作品在英国图书市场的推广。如果故事安排瑞普在荷兰祖先的点拨下王者归来，投身革命，将英王乔治三世赶出美洲，难保不会勾起英国出版界及读者对北美独立战争的屈辱回忆而抵制这位来自大英帝国昔日殖民地的作家。[33] 某种程度上，欧文安排他的主人公瑞普在革命前沉睡过去，完美错过腥风血雨的独立战争，也是为了以温和的方式避开独立战争书写，规避突出描写国家争端可能使自己面临的商业和政治风险。当瑞普回到村中被询问身份时，他惊恐地叫道：“我是个安分守己的穷人，我是本地人，是国王的忠实臣民，愿上帝保佑他！”（“Rip”：49）读到这一幕的英国读者应该不会责怪他的无知；或许除了对瑞普的言行感到滑稽可笑，他们可能更多地会对瑞普表示同情，并追忆起大不列颠北大西洋帝国的昔日辉煌。然而，如果我们因此认定欧文令瑞普沉睡仅仅是为了取悦英国读者，并俨然成了唯利是图地贩卖怀旧制品的文学商贩，那么我们也曲解了他的良苦用心。
欧文时代的美国文学尚处于摇篮之中，民族文学的独立意识正处在萌发之际。欧文的写作从读者出发，需考虑旧世界读者对新世界文学接受的基础，这种基础寄存在英美两国共同的文化认同中。欧文在文化记忆中汲取创作灵感，凭自己的才华为读者写作，将欧洲的传说进行美国式改写，并获得了英国乃至欧洲读者的接受，令美国的民族文学在大西洋两岸获得了同样的认可。更重要的是，虽然在欧文创作的故事中并非没有王者归来的神话，但通过比较可知，巴巴罗萨神话与牧羊人彼得传说的一个重要不同正在于沉睡前后的不同：彼得醒来后，回到村中面对的是旧世界和往日的生活；巴巴罗萨苏醒后，将带领同胞打败入侵者，重建一个新国家，这又与瑞普醒来所面对的经历巨变之后的新世界暗中契合。就此而言，欧文在瑞普的苏醒上做了文章，即在红胡子皇帝巴巴罗萨神话这一显性文本之下埋藏了一个美国神话的隐性文本，以抒发作者自身的政治情怀与民族意识，那就是华盛顿将军带领美国民众抗击英国殖民者，取得了独立革命的胜利。如果将瑞普的苏醒放入这一历史语境中，我们就能发现一个作者精心设计的巧合：即1789这一年份[34]，当瑞普在纽约城外山间醒来时，乔治·华盛顿在纽约城内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而彼时的纽约恰好是联邦的临时首都。这意味着美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领袖，这位领袖将带领这个国家的人民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因此，在苏醒过来的瑞普背后矗立的是华盛顿总统的身影。从某种意义上说，乔治·华盛顿就是美利坚的巴巴罗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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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在纽约宣誓就任总统
作家个人的童年经历也可以佐证上述推论：欧文一出生，富有爱国情怀的父母就为他取名“华盛顿”，以此向独立革命的领袖表达敬意。在乔治·华盛顿重返纽约就任总统后不久，某天，欧文家的女仆带着小欧文在街上遇见了总统本人，女仆鼓起勇气对这位伟人说：“大人，这孩子与您同名。”华盛顿听了便将手放在与他同名的未来作家头上，在众人的注目下为欧文赐福。[35] 那一年，欧文六岁，他的记忆中被植入了归来王者华盛顿总统的身影。长大后的作家在其作品的隐性叙事中，将瑞普、红胡子皇帝与华盛顿总统的形象重叠起来，记忆中的烙印融入了笔下的故事。不仅如此，欧文有生之年撰写的最后一部作品就是五卷本《乔治·华盛顿传》（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在这部长达百万余字的传记中，欧文以质朴平和的语言刻画了一个平静而又伟大的灵魂。他充满深情地写道：
上帝所以要授给他［乔治·华盛顿］各种必需的卓越品质，是为了让他完成一项崇高的使命——领导一次伟大的革命，以便开创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纪元，创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政府……在一切纷争之中，在一切党派纠纷的风暴之中，他生前的言传和身教对我们至今仍有慈父般的号召力。他的名字人人尊敬，已经成为同胞情谊的共同纽带——我们联邦的旗帜。[36]
华盛顿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党派身份的总统，他是欧文心目中的理想政治领袖，以其反对结党营私、分裂国家的坚定态度成为欧文笔下国家统一和美利坚联邦巨大凝聚力的象征。在关于瑞普由沉睡转向苏醒的书写中，欧文将红胡子皇帝的传说借由醒来的瑞普链接到乔治·华盛顿的形象之上，既避免伤害英国读者的政治情感，又秘密书写出美利坚民族自己的民族神话。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由于欧文担心美国人有能力铸就共和国、却没有能力驾驭共和国，他对国家政治前景的焦虑就使得华盛顿与巴巴罗萨之间呈现出一种有距离的类比关系，这种距离来自二者所代表的利益阶层与政治体制的差异：华盛顿是共和体制下的资产阶级代表，而巴巴罗萨则是封建帝王的权力化身。华盛顿与巴巴罗萨间的意象断裂折射的正是欧文在新兴政体诞生之际所表达的政治担忧，因为在瑞普苏醒的几乎同一时刻不仅有华盛顿的就任，还有大洋彼岸那场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激进、最深刻的民主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这场动摇了整个欧洲封建统治根基的革命并没能很好地保存革命成果，以致最后走向了自由民主的对立面，为拿破仑的独裁铺平了道路。反观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欧文曾在《纽约外史》中这样写道：“美国成功的革命又引起法国血腥的革命，继而产生颇有势力的拿破仑，他导致了法国的专制统治，让全世界陷入一片混乱！”（《纽》：349）显然，法国暴力革命的历史经验令欧文意识到了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间的厮杀搏斗所可能带来的风险与代价。于是，巴巴罗萨与华盛顿之间的政治张力就构成一种转喻，即美国如何在避免总统沦为封建帝王的前提下，又不失君主政体所具备的强大对外力量，这对于新生联邦来说既是艰巨的考验，却也是必须逾越的障碍。当瑞普的沉睡最终为1789年大革命的疾风骤雨所惊扰，欧文意欲唤醒的不仅是美利坚的巴巴罗萨，还有民众对新生的美国围绕潜在的政体矛盾（共和与专制）所应表现出的政治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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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印第安人的瑞普
欧文以红胡子皇帝的神话为读者提供了解答瑞普沉睡之谜的线索后，故事的正文就此结束。然而，令读者感到有些意外的是，作家在故事正文后又添缀上了一段与故事看似无关的《附言》，并称其来自尼克博克先生的旅行备忘录。在《附言》中，作者讲述了一段印第安神话，指出卡斯基尔山是一个充满寓言的地区，这里的妖精女王可以随意让好运或厄运降临山谷。那些大神或者妖精居住在卡斯基尔山最荒凉的幽深处，捉弄在此处迷路的印第安猎人，甚至有猎手在这儿丢掉了性命，因此卡斯基尔山始终让印第安人感到虔诚的敬畏（see“Rip”：54-55）。从内容上看，这段文字讲述的是印第安神话，与前文没有直接关联；从来源上看，它出自故事之外的其他文本，与正文关系极为松散。然而，作者为何要添加这段看似突兀的文字？它与沉睡又具有何种关系？事实上，这段附言或许蕴含着特殊的政治寓意，其目的在于将瑞普的沉睡与印第安人在美国的境遇勾连起来，以探讨后革命时代联邦政府奉行的印第安种族政策对国家将产生的影响。欧文以附言的形式将这段关于印第安神话的文字放置于正文之外，使得这段文字本身进入了文本意义的边缘地带，而这一边缘性实则隐喻了瑞普在美国社会中的边缘性：瑞普天生是个乐天派，他无忧无虑，不为生计所烦扰，“宁可只有一个便士而挨饿，也不愿为获得一个英镑而工作”（“Rip”：40）。这种不事劳作的性格恰恰与十九世纪初美国盛行的工作道德相悖，那时的美国人重视农业，勤奋工作并追逐个人利益，将懒惰视为罪过。虽然厌恶劳作导致瑞普成为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但这种与白人社会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观念却使瑞普和印第安人之间存在极大的相似性。在当时的白人看来，印第安男性总是“打猎、作战或者无所事事”，让他们克服对劳动的厌恶特别困难。[37] 瑞普在小说中的很多性格特点都与公认的印第安人性格类似：瑞普从不耕作自己的田地，这种行为符合白人认为印第安人对农业一无所知的印象；瑞普喜爱在山林中游荡，这点颇像印第安人流浪汉般的生活；瑞普从不拒绝邻居们向他寻求帮助的请求，即使最难做的苦差事也欣然应允，这种乐于帮助邻里的态度也类似于印第安部落集体生活中族人的相处方式。由此可见，在刻画瑞普的人物形象时，欧文特别为他的个性中融入了印第安人的特质，而瑞普游离在白人主流价值观之外的情形便是此种特质的外化。在《附言》中，欧文一反常态地用略带贬义的“红人”（red men）（“Rip”：54）指代印第安人[38]，似乎是刻意地在二元对立的种族语境下暗示瑞普是“白人”与“红人”的矛盾统一体。因此，瑞普的边缘化无疑间接指向印第安人在美洲大陆被边缘化的现实境遇，瑞普的沉睡也由此衍生出印第安人的沉睡之意。
然而，印第安人为何要沉睡？睡眠之于印第安人具有何种政治寓意？从美国历史来看，独立革命结束后，美国政府对待印第安人的政策发生了改变，印第安人由战时的潜在盟友和战争伙伴变成被征服的对象。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并不是美国公民，也不受联邦政府保护。华盛顿政府成立后，宣布放弃以武力夺取印第安人土地的策略，代之以和平购买方式，并试图将印第安人居住地纳为联邦的行政州。[39] 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该政策太过理想化，但它仍然奠定了之后的美国政府在印第安问题上的基本策略。在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执政之后，联邦政府仍然采取和平购买土地政策，杰斐逊所推动的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又将美国领土向西部扩充了一倍，此后美国政府加快了西进运动的步伐，也进一步加剧了对印第安人的掠夺和伤害。欧文一直十分关注印第安人的境遇，对他们抱有深切的同情。在同收录于《见闻札记》的《印第安人性格的特点》一文中，欧文高度赞扬了印第安人坚忍淳朴的性格，哀叹他们被战争剥夺了土地，又遭到狭隘的欧洲作家的诋毁。[40] 但事实上，托恩版《欧文作品全集》的编辑曾指出，《见闻札记》中的《印第安人性格的特点》一文是做过大量删节的“去政治版”。[41] 这篇文章最初刊载于1814年的《文摘杂志》（Analectic Magazine）[42]上，欧文时任此刊编辑。该文刊发之时适逢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即1812年美英战争）鏖战正酣之际，欧文在文章中严厉谴责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将军在1814年对英军阵营中的克里克印第安人所实施的种族灭绝式屠杀行径。[43] 然而，当欧文将这篇文章收录到《见闻札记》中时，他删去了这部分批评性文字。欧文的这种去政治化处理恰恰反映了其矛盾的政治心理。从文章已删除和保留的部分来看，欧文一方面不赞同美国政府入侵印第安人的领地和生活，另一方面又赞同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采取文明教化的政策，赞同以家长式手段管理印第安人，缓解边疆地区的紧张局势。他在文中写道：“美国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努力改善印第安人的处境，并向他们介绍文明艺术、世俗及宗教知识。为了保护他们免受白人商人的欺诈，不允许个人向他们购买土地，未经政府明确批准，任何人不得从他们手中收受土地作为礼物。这些预防措施得到了严格执行。”[44] 在欧文看来，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采取的文化与宗教教化政策及商业保护措施有益于这个种族的发展。可见，虽然欧文对印第安人抱有深切的同情，但他的人道主义世界观中仍然存在着等级秩序，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影响下[45]，他认为白种人的文明程度和宗教信仰优于印第安人，并坚信通过对印第安人推行教化政策，白种人可以为印第安人带去福祉。
从瑞普的故事不难看出，欧文在国家利益和对印第安人的公正待遇间感到了矛盾，这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始终隐现于叙事中。因此，文本在《附言》中出现了裂变，读者可以在其中听到另一个声音，它透露出作者的焦虑：白人声称享有美洲的所有权[46]，但这种主张是十分脆弱的。如《附言》所述，如果有人惹怒了卡斯基尔山中的妖精，就必定会有“灾难降临”（“Rip”：54），这无疑是对入侵印第安人领土的白人发出的警示。事实上，《见闻札记》共收录了两篇涉及印第安主题的文章，除《印第安人性格的特点》外，还有一篇题为《波肯诺基特的菲利普》的人物志。菲利普也被英国殖民者称为“菲利普王”，他的印第安名为梅塔莫西特（Metacomet）。菲利普是伟大的印第安领袖和战士，他领导的反抗殖民者战争发生在十七世纪晚期，是历史上北美印第安人对欧洲殖民者发动的最大战争。欧文在这篇文章中为菲利普王撰写了一部简短的生平，概述了他勇敢顽强地抗击北美白人殖民者的经历。[47]《见闻札记》的目录中，菲利普王的故事很有些耐人寻味地排列在《印第安人性格的特点》之后，似乎既可以被当作歌颂印第安精神的例证，又可被视为某种随之而来的警示。
如果从上述历史语境回到瑞普的故事，读者也许就会对瑞普进入“武装沉睡”的情节更为敏感：睡眠中的瑞普始终有猎枪相伴身侧，犹如一位游荡在荒野中把武器视为自己最忠诚伙伴的印第安猎手；而当他苏醒后，第一时间寻找的也是这支猎枪（see“Rip”:46）。实际上，猎枪在欧文的笔下所指涉的正是印第安人武装力量，他曾在《印第安人性格的特点》中写道，由于“印第安人永远生活在敌对和风险的状态中……因此他们总是准备战斗，武器不离手”[48]。当瑞普扛着生锈的猎枪回到村中被村民们质问身份后，他不禁哀叹道：“他们把我的枪换了，于是一切都变了，我也变了，我说不出我的名字，或者我到底是谁！”（“Rip”：50）这句看似莫名其妙的话所影射的应当是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实施的所谓文明教化政策，最终旨在让这个种族解除武装，以消解其对联邦构成的战争隐患。“武装沉睡”这一意象反复出现在欧文的作品中，例如，堪称“西班牙版《见闻札记》”的《阿兰布拉宫》一书便收录了题为《曼科总督与士兵》的故事。在该故事中，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国王博阿布迪尔和他的士兵被魔法困住，在格拉纳达的群山中环抱兵器与战马沉睡；摩尔人相信，当魔咒被解除后，博阿布迪尔将率军队冲下山，打败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重新夺回阿兰布拉宫的宝座，并恢复伊斯兰教的统治。[49] 从“武装沉睡”这一互文性描写可见，伊斯兰教徒之于天主教徒，恰恰可以对应印第安人之于白人。反观历史中欧文所身处的时代可知，对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新生美利坚合众国来说，在英国殖民者的统治刚刚被推翻而联邦的根基尚未牢固之际，来自外部的最大威胁当属印第安人。虽然这股游荡在边疆地带、未经规训且躁动不安的势力暂时屈从于美利坚文明秩序，但它却是美利坚民族既要包容又要警惕的对象，因为它始终蕴含着醒来/回归并颠覆当下政权的可能。
作为第二次独立战争的见证者，欧文目睹了印第安人蕴含的颠覆力量，也为卷入战争的印第安人所付出的血泪代价所扼腕。幸而身为作家的欧文享有书写的特权，能够以文学书写的方式来调和种族间的冲突矛盾。故此，读者看到《附言》/印第安人被流放至文本/国家的边缘位置，而瑞普则陷入沉睡状态。沉睡使瑞普远离独立战争（也可说是第二次独立战争，因为第一次独立战争也可指涉第二次独立战争）的战场，让他至少可以在战争中保持一种中立态度。但当瑞普一觉醒来后，他却无法像苏醒后的巴巴罗萨那样再度青春焕发，而是变成了头发胡子花白的老人，因为作者需要他衰老到无法再次回到广袤的山野间游荡狩猎，他潜意识中离家/去国的叛逆性也随之被抹去，却也由此得以留在村中并进入主流社会。睡眠者在沉睡中被去势，这无疑是一种印第安民族被规训的隐喻。然而，尽管瑞普受到了规训，读者却不应据此片面地指责欧文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因为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无法脱离他的时代而遗世独立。欧文始终能够以冷静的态度唤起大众对印第安人的尊敬，勇于批评美国历史学家对印第安人带有歧视和偏见的描述，为菲利普王书写人物传略，在作品中为印第安人保留他们的民族神话，告诫美国人要敬畏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神灵，这些毋庸置疑是为美利坚日益膨胀的扩张主义注入的一支镇静剂。尽管瑞普醒来后成了青春不复的老人，欧文却赋予他另一种记忆上的成功，即老年的瑞普可以凭借回忆在新世界中获得特权地位，因为“社会通过赋予老人保存过去痕迹的功能……用以进行回忆”[50]。因此，瑞普带回的故事令村民们深信不疑，他成了村中令人尊敬的长者，一位民间编年史家，日复一日地为村人讲述旧时的故事，凭借自己生动鲜活的记忆获得权威。像他的创造者欧文那样，瑞普最终成为一名讲故事的人，他将故事变成历史，在后革命时代实践着“新兴理想和旧观念之间的嫁接”[51]。
两个多世纪以来，瑞普故事中的沉睡书写一直被视为作家企图远离时代的表征，并因而催生了一种约定俗成的阅读范式，即沉睡是实现怀旧目的的条件：通过对比瑞普入睡前后的不同世界，作家意图追忆过去时光、抒发恋古情怀。这种阅读范式使人们对瑞普沉睡的解读始终被圈定在非政治的阐释框架内。然而，如果读者将沉睡本身视为作者要实现的目的，并进入历史语境中去寻找触发沉睡之缘由，就会洞察到欧文隐藏于字里行间的政治焦虑：他对民族记忆的建构，对党派纷争的担忧以及对印第安问题的关注都以秘密写作的方式实现了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作为一位来自昔日殖民地的作家，欧文在曾经的宗主国进行文学创作和出版活动，需要谨慎地避开政治上的敏感话题，尤其是创作《瑞普·凡·温克尔》时，1812年的美英战争才刚刚结束不过三年光景，大西洋两岸仍然或多或少残留着某种民族敌对情绪，欧文显然不愿令他的英国读者回忆起战争创伤而有损阅读体验或引发抵触情绪，因此在表层叙事上尽力呈现给读者以更多的审美愉悦而非政治思考。然而，作为一位具有爱国情怀的作家，欧文在为祖国的日渐强盛而备感自豪欣慰之余，也会反思美利坚民族为崛起所背负的代价，会担忧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因此，他在写作中以隐性文本的形式再度将瑞普故事政治化，借由欧洲的古老传说撰写出美利坚的政治寓言，使得瑞普故事的显性文本和隐性文本在去政治化与政治化的张力间达到新的平衡，并为他的理想读者构建起政治思索的空间。由此可见，欧文从未远离过他的时代，他始终凭借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实践着一位伟大作家的民族使命。
[1]See Washington Irving，“Rip Van Winkle”，in Washington Irving，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Gent.，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 Inc，1961，pp.37-55.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Rip”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据笔者的不完全调查，探讨过瑞普沉睡缘由的论文主要有两篇。美国学者朱迪斯·费特利指出，《瑞普·凡·温克尔》颠覆了富兰克林所倡导的“勤奋工作才能成功”的信条。富兰克林在其自传中呼吁美国民众早睡早起，以获得健康、财富和智慧，而瑞普却对睡眠“有着无尽的渴望”，以致长睡不醒，由此投射出欧文对彼时美国主流价值观的讽刺和背离（see Judith Fetterley，“Feminist Revaluation of American Fiction”，in Sheila Fitzgerald，ed.， Short Story Criticism：Excerpts from Criticism of the Works of Short Fiction Writers，Detroit：Gale Research Inc.，1989，p.263）。尽管费特利留意到欧文对早期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追逐财富的功利心态之批判，却并未走出前人对欧文“逃避主义叙事”批评的老路，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前人关于欧文写作与“时代错位”（see William Hazlitt，“Elia and Geoffrey Crayon”，in Geoffrey Keynes，ed.，Selected Essays of William Hazlitt 1778-1830，London：The Nonesuch Press，1942，p.775）或欧文“离政治很远”（see Van Wyck Brooks，The World of Washington Irving，Philadelphia：Blakiston，1944，p.206）的评论，也因此过于狭隘地理解了“睡眠”的寓意，从而忽略了其丰富的政治内涵。意大利学者亚历山德罗·波泰利则将瑞普的睡眠视为一种心理修复机制，指出独立战争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意味着一种社会心理创伤，而长眠可以驱除记忆创伤，使人远离战争苦痛（see Alessandro Portelli，“The Buried King and the Memory of the Future：From Washington Irving to Bruce Springsteen”，in Memory Studies，13.3 ［2020］，p.269）。虽然波泰利从心理学视角考察睡眠功能的社会隐喻具有新意，但该评论实践也受到了来自当代认知心理学研究本身的质疑。德国心理学家奥拉夫·拉尔及其同事通过实验证明，与睡眠清除记忆的传统假设相反，睡眠后的回忆率甚至比清醒时要更高，记忆因睡眠而被强化（see Olaf Lahl et al.，“Effect of Sleep on Memory for Task-Irrelevant Stimuli”，in Sleep and Biological Rhythms，5 ［2007］，pp.149-152）。不仅如此，早在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就指出，创伤性经历会在睡梦中不停地对患者施加压力，使其饱受回忆之苦（详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超越唯乐原则》，收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0页）。可见，以长眠消除美国人记忆伤痛的解释还有待商榷。因此，无论藉睡眠是逃避工作，还是为心灵“疗伤”，都无法合理解答“瑞普为何沉睡”这一问题。
[3]See Otmar，“Peter Klaus，the Goatherd”，in Thomas Roscoe，ed.，The German Novelists：Tales Selected from Ancient and Modern Authors，London：Henry Colburn，1826，pp.55-60.虽然欧文并没有在瑞普的故事中提及《牧羊人彼得·克劳斯》，但鉴于彼得的传说在情节上与瑞普故事极为“相似”，因此该传说一直被公认为是《瑞普·凡·温克尔》的原初底本。亨利·A.波希曼曾详细考证过《见闻札记》中所选用的德国民间故事来源，指出早在1826年，作家托马斯·罗斯科就在其编辑整理的德国民间故事集中为“牧羊人彼得”篇添加脚注并提出《瑞普·凡·温克尔》是由此传说改编而来，而这种说法也逐渐传播开来并得到后世评论者的认可。波希曼本人也比较了这两个故事并得出相同的结论，即《牧羊人彼得·克劳斯》是瑞普故事的正宗来源（see Henry A.Pochmann，“Irving’s German Sources in ‘The Sketch Book’”，in Studies in Philology，27.3 ［Jul.，1930］，pp.477-498）。在威廉·罗斯·贝内特编撰的《贝内特读者百科全书》中，“彼得·克劳斯”这一词条同样指出“彼得”是瑞普的“原型”（see “Peter Klause”, in William Rose Benet，Benet’s Reader’s Encyclopedia，New York：Harper & Row，1987，p.534）。可见，时至今日，瑞普故事的源头一直和“牧羊人彼得”联系在一起。
[4]See Geoffrey Crayon, Gent. (Washington Irving), “The Historian”, in Geoffrey Crayon，Gent.，Bracebridge Hall；or，The Humorists，vol.Ⅱ，London：John Murray，1822，p.230.
[5]See Washington Irving，“Westminster Abbey”，in Washington Irving，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Gent.，p.173.
[6]See Michael T.Gilmore，“The Literature of the Revolutionary and Early National Periods”，in Sacvan Bercovitch，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Vol.I：1590-182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670.
[7]历史上，纽约的前身是新阿姆斯特丹，162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先在此建立了定居点。在英国远征军入侵后，新阿姆斯特丹于1664年被更名为纽约。
[8]详见莎拉·M.亨利《纽约：一个伟大城市的故事》，王树良、张玉花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8年，第13页。
[9]See Howard Horwitz，“‘Rip Van Winkle’ and Legendary National Memory”，in Western Humanities Review，58.2 （Fall， 2004），p.36.
[10]详见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4、81页。
[11]黑森兵（Hessian）也称黑森雇佣兵，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担任英国军队的辅助军（auxiliaries），其名源自他们位于德国中部的家乡黑森领地。虽然黑森兵团在当时和历史上都被称为雇佣军（mercenaries），但在黑森法律中他们被定义为辅助军，即是由黑森政府雇佣给外国政府的士兵。他们通常在黑森政府保持中立的战争中服役，并作为一个整体在外国军队中出现，有自己的旗帜、军官和制服。在独立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共招募了18970名黑森兵赴北美作战，约占英国陆军的三分之一左右。战争结束后，535名黑森士兵阵亡，1309人受伤，2628人被俘，另有4983人因其他原因死亡；此外，有10492名士兵返回祖国，190人选择留在北美定居（see Rodney Atwood, The Hessians: Mercenaries from Hessen-Kassel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22-33,pp.254-257）。欧文在《睡谷的传说》中刻画的无头骑士就是到北美参加独立战争的黑森兵，他在战斗中被炸飞了头，自此后一直骑马奔跑在睡谷山林中寻找自己失落的头颅（see Washington Irving, “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 in Washington Irving, 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 Gent., pp. 329-360）。
[12]Haskell Springer，“Washington Irving and the Knickerbocker Group”，in Emory Elliott，ed.，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229.
[13]See Haskell Springer，“Washington Irving and the Knickerbocker Group”，p.229.作为纽约人，欧文尤其善于发掘纽约当地的历史、传说、轶闻或印第安神话，并将之作为创作题材。早在1802—1803年，未满20岁的欧文就在其兄所创办的《纪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上化名“乔纳森·欧德斯泰尔”（Jonathan Oldstyle）撰写书信体文章，评论讽刺纽约当地的风俗时尚。1807年，欧文在为《大杂烩》（Salmagundi）杂志撰写评论文章时延续了这一风格，并以纽约为原型虚构了一个名为“哥谭”（Gotham，意为“愚人村”）的小镇，讲述镇上男男女女的各种奇闻逸事，以幽默和讽刺的文笔来刻画哥谭镇这个怪诞的地方，纽约也自此获得了“哥谭”的绰号。不仅如此，欧文年少时生活的地方有很多荷兰移民后裔，他从身边的荷兰裔友人或邻里处搜集到了许多纽约荷兰先民的传说轶事作为创作素材。1809年出版的《纽约外史》讲述的就是荷兰人的移民史。此外，《见闻札记》中最受欢迎的两则短篇小说《瑞普·凡·温克尔》和《睡谷的传说》均以纽约为背景并结合民间传说，讲述美国独立革命前后同荷兰人相关的故事。欧文在《见闻札记》出版后发表的多篇短篇小说或随笔，如《道尔夫·海利格》（“Dolph Heyliger”）、“掘金者”系列故事（“The Money Diggers”）、《睡谷》（“Sleepy Hollow”）、《沃佛特栖息地纪事》（“Wolfert’s Roost”）、《布鲁克：荷兰人的天堂》（“Broek: Or the Dutch Paradise”）等，都生动地描绘了纽约的地方生活与奇闻趣事，充分体现出欧文创作中强烈的地域意识。
[14]有趣的是，当代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发现，睡眠具有增强人类记忆的功能。如前注所述，德国认知心理学家拉尔及其同事已通过实验对此予以证明。比利时认知神经学家安娜贝尔·达索及其团队的研究则进一步显示，睡眠有助于巩固准确的陈述性记忆，同时也可能促进这种记忆扭曲（see Annabelle Darsaud et al.，“Does Sleep Promote False Memories?”，in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23.1 ［2010］，pp.26-41）。因此，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来看，瑞普的沉睡具有“加固”并“创造”其“荷兰记忆”的作用，欧文的写作与当代认知科学在此产生了“有机关联”。
[15]See Judith Richardson，“The Ghosting of the Hudson Valley Dutch”，in Joyce D.Goodfriend et al., eds.，Going Dutch：The Dutch Presence in America 1609-2009，Leidon and Boston：Brill，2008，p.87.
[16]Judith Richardson，“The Ghosting of the Hudson Valley Dutch”，p.87.
[17]Qtd. in Judith Richardson，Possessions: The History and Uses of Haunting in the Hudson Valle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0.
[18]See Judith Richardson, Possessions: The History and Uses of Haunting in the Hudson Valley, p.11.
[19]详见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美国哲人》，王斑译，收入董衡巽编选《美国十九世纪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4页。
[20]Judith Richardson，“The Ghosting of the Hudson Valley Dutch”，p.107.
[21]纽约缺乏历史见证物的主要原因在于独立战争的影响。1776年的纽约大火是发生于独立战争期间的一个重要事件，这场大火几乎将整座城市焚毁。火灾恰好发生在威廉·豪将军抵达纽约曼哈顿英军司令部四天后，大火烧毁了曼哈顿南部的500所房屋以及纽约的多处著名建筑，大批有关纽约发展史的手稿、信件和书籍等也都在这场大火中被烧毁殆尽（see Elizabeth L.Bradley，Knickerbocker：The Myth behind New York，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9，pp.3-14）。
[22]详见华盛顿·欧文《纽约外史》，刘荣跃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2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纽》”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3]杰斐逊在其唯一一部长篇专著《弗吉尼亚笔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中表达了他对人口异质性结构的担忧，认为大量的外来移民带来了各自输出国政府的原则，难以与本土民众形成认同，可能会干扰美国政府的管理（详见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20-221页）。党派斗争对联邦统一的威胁更是领导者在美国独立初期关注的焦点，也令早期联邦领导者们深为反感。在1787年11月23日的《纽约邮报》中，麦迪逊特别撰文警告公众党争的危害，指出联邦政府还不够稳定，敌对党派的冲突不顾公共利益，导致决定措施颁布得过于频繁，缺乏公正的准则，这种不安定、不公正以及国民会议中的混乱状态是引发政府腐败的诱因，也是自由民主的敌人（详见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45页）。华盛顿在其1796年的告别演说中也叮嘱政府和人民提高警惕，提防各党派或组织借他们野心勃勃的计划颠覆人民政权，篡夺政府的统治权（详见乔治·华盛顿《华盛顿选集》，聂崇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95-310页）。
[24]详见李伯杰《屈夫霍伊瑟山洞里的巴巴罗萨》，载《读书》2011年第12期，第81页。
[25]详见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李维、范鸿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7页。
[26]在吕克特创作这首诗歌时，“德意志刚刚成功地从拿破仑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但对吕克特来说，革新的希望仍未实现。他用诗歌表达了对维也纳会议结果，以及对会议拒绝德意志政治统一的强烈不满”（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第37页）。
[27]See Pierre M.Irving，Life and Letters of Washington Irving，vol.I，New York：G.P.Putnam,1863, pp.394-396.
[28]See Washington Irving，“No. XVI. - Thursday， October 15， 1807.”， in Washington Irving, Salmagundi or The Whim-Whams and Opinions of Launcelot Langstaff，Esq. and Others，New York：G. P. Putnam’s Sons， 1860， p.326.
[29]See Pierre M.Irving，Life and Letters of Washington Irving，vol.IX，New York：G.P.Putnam，1863，pp.371-372.
[30]杰斐逊任内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购买了路易斯安那，此举将美国领土扩大了一倍，并终结了法国在北美的势力影响。1800年联邦政府曾颁布《土地法》（Land Act），鼓励私人购买联邦政府的土地；此后，在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推动下，美国掀起了西部土地投机浪潮。同时，十九世纪上半叶交通和通讯设施的改善也为西部地区吸引了大批来此寻求财富和机会的拓荒者和移民。1790—1840年，约450万人跨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其中大部分人是在1812—1815年英美战争结束后迁往西部的，因为战争的结束增强了人们对土地的渴望（详见埃里克·方纳《美国历史：理想与现实》［上册］，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15页）。然而，西部经济的迅速崛起也滋长了个人主义和对财富的无限追求，人们竞相追逐个人利益，以赌徒心态参与到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欧文未曾直接撰写专题文章评论这种社会状况，但却在《密西西比泡沫》一文中回溯了1719年发生在法国股票市场上的投机风波。这场投机活动发生在股票和债券市场，将大量法国中下阶层民众卷入其中，最终经济繁荣的泡沫彻底破灭，导致法国经济严重衰退，民生遭受重创。欧文在文中写道：“邪恶的重担落在了更有价值的社会阶层——诚实的商人和工匠——身上，他们受到引诱，离开了踏实的实业，进入华而不实的投机行列。成千上万曾经富足的优秀家庭因对政府过于信任而落入贫困。”（Washington Irving, “The Great Mississippi Bubble”, in Washington Irving, Wolfert’s Roost and Other Papers，New York：G. P. Putnam’s Sons, 1854，p.190）欧文撰写此文的目的或在于以历史教训来影射彼时美国社会中猖獗的土地投机活动，警告政府与民众避免因沉迷扩张、盲目逐利而造成灾难性后果。
[31]在《大杂烩》中，欧文塑造了穆斯塔法·拉卜达布·克里·汗（Mustapha Rub-A-Dub Keli Khan）船长这个人物，一位来自的黎波里（Tripoli）的伊斯兰教徒，他在杰斐逊总统执政期间被囚于美国。借助船长在信中描述的他眼中的异教徒世界，欧文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了隐喻式刻画，以幽默而不失辛辣的笔触批评当时盛行的空话连篇和浮夸浪费风气。在一系列写给友人的信中，克里·汗船长指出节约是这个民族的口号，可他却困惑地发现，在轰轰烈烈的阅兵仪式中荣耀华丽的军官与衣衫褴褛的士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see Washington Irving, “No. II.-Saturday, April 4, 1807.”, in Washington Irving, Salmagundi or The Whim-Whams and Opinions of Launcelot Langstaff, Esq. and Others, pp.135-144）。此外，克里·汗船长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通过沉溺欢宴来表达对伟人的敬意，在各种纪念日或辩论得胜的宴会上狂吃豪饮，铺张浪费，“为国家利益醉成烂泥”（see Washington Irving, “No. XVI.-Thursday, October 15, 1807.”, in Washington Irving, Salmagundi or The Whim-Whams and Opinions of Launcelot Langstaff, Esq. and Others, pp.324-333）。同样，在评论异教徒女性时，克里·汗船长也暗示她们过于虚荣，追求奢靡享乐（see Washington Irving, “No. XIX.- Thursday, Dec. 31, 1807.”, in Washington Irving, Salmagundi or The Whim-Whams and Opinions of Launcelot Langstaff, Esq. and Others, pp.369-379）。
[32]1790年5月3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部《国家版权法》（National Copyright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给予身为美国公民或居民的作者、其继承人和受让人14年的书籍、地图和图表版权，如果作者在首次保护期期满时仍然在世，可再延长14年（see Andrew J. Eaton, “The American Movement for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1837-60”, in The Library Quarterly：Information, Community, Policy, 15.2 ［Apr., 1945］, pp.95-122）。值得注意的是，该法仅保护美国公民或居民在有限时间内对其作品和发明享有专有权，并不限制美国国内翻印或出版外国作者在国外出版的书籍作品。“这种狭隘、粗野地排除对外国作品的版权保护，允许窃取外国作品的法律规定，在美国版权法史上，从1790年到1891年，整整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樊宇《从“文学的巴巴里海岸”到版权国际保护的急先锋——美国版权政策的历史变迁》，载《电子知识产权》2018年第12期，第20页）欧文的创作期从1802持续至1859年，长达半个多世纪，正处于美国版权法尚未健全的时代。在此期间，美国的文学艺术建设刚刚起步，远远落后于欧洲，而新生的国家又因渴望提升国民整体文化素质而督促大众阅读，汲取欧洲先进知识，因此对盗版行为实行宽松的鼓励政策，这就导致美国文化市场上充斥着大量廉价的欧洲盗版书籍，严重压低了本土作家的作品定价。不仅如此，十九世纪初的美国以农业为主，积极推进土地扩张，整个社会在总体上并不关注职业作家群体，写作往往被认为是绅士的业余爱好，因此缺乏职业吸引力。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美国本土作家的写作收入，妨碍美国早期职业作家群体的形成，因此，在欧文的时代（尤其是其创作初期），鲜少有完全依靠文字谋生的全职作家。
[33]欧文在1848年版《见闻札记》修订版（此版仅在美国本土发行）的序言中提到，英国出版界对美国作品的苛刻态度曾令他望而生畏（see Washington Irving，“Preface to the Revised Edition”，in Washington Irving，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Gent.，p.vii）。另外，在《英国作家论美国》一文中，欧文也遗憾地指出，英国文人和美国文人之间存在着日益增长的敌对情绪，这导致英国批评家对美国文人的作品更为严厉（see Washington Irving，“English Writers on America”，in Washington Irving，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Gent.，pp.56-64）。
[34]小说并没有明确给出瑞普入睡或苏醒的时间，但欧文却给出了暗示：瑞普醒来回到村庄后，在一片吵闹喧哗声中被村民质问为什么在“选举”的时候扛着枪，以及他是“联邦党”还是“共和党”，这一场景暗示瑞普是在1788—1789年美国首届总统大选之际醒来的。此外，瑞普看到乔治三世的画像被华盛顿将军的画像所取代，这一情节暗示此时华盛顿已成为美国的新领袖，即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首任总统，这一时间正是1789年。美国学者凡·怀克·布鲁克斯曾提到，瑞普是在“1769年入睡的”（Van Wyck Brooks，The World of Washington Irving，p.50）。由此可以推算，经过20年的沉睡，瑞普显然应是在1789年醒来的。
[35]See Pierre M.Irving，Life and Letters of Washington Irving，vol.I，p.27.
[36]华盛顿·欧文《华盛顿全传》，李瑞林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第758页。
[37]See Gordon S. Wood，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Vintage Books，1993，p.358.
[38]在《见闻札记》中，欧文只在此处使用了“red men”这个词。而在该书收录的其他文章中，欧文均使用“Indian”这个中性称谓指代印第安人。
[39]See Leonard J.Sadosky，“U.S.Indian Policy：Congress and the Executive，1775-1803”，in Paul Finkelman et al.，eds.，Encyclopedia of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and Law，Washington D.C.：CQ Press，2009，pp.7-11.
[40]See Washington Irving，“Traits of Indian Character”，in Washington Irving，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Gent.，pp.272-282.
[41]阿帕伯与霍夫曼指出，欧文此举是为了远离与1820年无“直接关联”的事件，以爱国的美国人而非美国的批评者形象出现，由此避免作品可能激发的公众道德愤怒（see Christopher Apap and Tracy Hoffman, “Prospects for the Study of Washington Irving”, in Resources for American Literary Study, 35.1 ［2012］, p.5）。
[42]原名《评论精萃》（Select Reviews），欧文于1812年底担任此刊编辑职务，同期这本刊物更名为《文摘杂志》。
[43]See Christopher Apap and Tracy Hoffman，“Prospects for the Study of Washington Irving”，p.5.
[44]Washington Irving，“Traits of Indian Character”，p.273.
[45]美国是在启蒙思想的孕育下建国的，启蒙思想在其建国初期为其公众所普遍信奉。孟德斯鸠就认为，应该按照人们的出身、财富、荣誉等划分阶层，以获得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避免不同阶层混杂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同时，他也鼓励人们通过劳动过上富足的生活（详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59、214页）。在欧文的时代，印第安人被归于穷人阶层，也被普遍认为是因为不事劳作而过着艰苦生活的野蛮人。因此，联邦政府“有责任”向印第安人传播知识技术，以助其改善生活境况，摆脱“蒙昧”。
[46]在经历了几代人的建构后，白人声称享有美洲所有权的言论帮助美国政府制定出了旨在证明剥夺和征服美洲土著人具有正当性的法律，其中最基本的是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律界定，其标志是1823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的“约翰逊诉麦金托什案”（Johnson v. M’Intosh）。在该民事案件中，原告约翰逊和被告麦金托什同时宣称对一块土地享有所有权，前者是从印第安人手中购买获得的，后者则是从美国政府手中购买获得的。1823年2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宣判原告败诉，原因是印第安人不拥有土地，因此无权售卖（see Lindsay G. Robertson, Conquest by Law: How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Dispossessed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ir Lan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ix-x）。该案件判决结果标志着美洲土地所有权学说的基础在美国被正式奠定。事实上，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欧洲殖民者就不断著书立说为其侵占美洲的殖民行径背书。欧文曾在《纽约外史》中征引了欧洲基督教神父、文学家、历史学家等关于白人享有美洲统治权的五花八门且相互矛盾的论述（详见《纽》：17-29），指出欧洲人自行建构起了一套发现逻辑，即“获得某个地方的所有权最初的权利根源，就是发现。因为，所有人对于任何从未被占有的地方都有平等权利，所以任何国家发现了某个无人居住之地并将其占领，都被认为享有充分的所有权，并因此享有绝对无疑的统治权”（《纽》：30）。因此，为证明美洲无人居住，欧洲文化精英将这里的土著居民称为“两脚行走的那类动物”，否认他们是人类这个事实，认为他们“仅仅是食人族和可憎的怪物”（《纽》：31），以此声称欧洲人（白人）才是最先发现美洲并因此拥有美洲所有权的人类。
[47]See Washington Irving，“Philip of Pokanoket”，in Washington Irving，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Gent.，pp.283-299.
[48]Washington Irving，“Traits of Indian Character”，p.297.
[49]See Washington Irving，“Governor and the Soldier”，in Washington Irving，The Alhambra，London：Macmillan and Co.，Ltd，1896，pp.359-376.
[50]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5页。
[51]See Michael T.Gilmore，“The Literature of the Revolutionary and Early National Periods”，p.670.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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