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身处的现状就是，特权的消散伴随着歇斯底里地哭天喊地，然后人们失去对于彼此相处的信心，相互理解也变得不再确定，甚至对自己的欲求都感到无力。

在平台上，人们很容易注意到这种社交互动层面的不确定感，它同样是由孕育了线上社交关系的技术所造就的。对与他人直接接触，人们有种习得性的恐惧。因果循环正在加速贝兰特所说的文化不确定性。社交媒体是罪魁祸首吗？或者我们应该强调社交媒体只是社会的镜子？当两者难分彼此时，我们的行动能力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对如何共存失去了信心，这对线上人际网络将有什么长期影响？在持续不确定的阶段，我们又将以何构建社区？最后，瑟瑞森沉思到，我们为什么“私底下仍然依赖于那些我们(真诚地)批判为有害、无聊、破败的东西？直面可能的失望，纵使麻痹感也带来慰藉。

对公共与集体来说会怎样呢？如乔迪·迪恩（Jodi Dean）所指出的，个体的崛起伴随着创造变革所需的组织力量(organizational power)的下降，自我的无限扩张损害了我们组织有效抵抗的可能性。有很多——

社交媒体，大学校园，非盈利组织以及社会介入活动里的那些模凌两可的，混乱的当代左派呼吁保护个体身份，警惕对个体身份的可疑威胁：这种危险意味着将对个体身份维护的努力挪用到对某种集体性的构建中。

在社交媒体时代，“奥勃洛摩夫困境”无关乎选择，尤其对那些无法承受陷入深渊的人来说。优雅的界面设计逼我们做出虚假的选择：参与、点击、同意、回应，要是我们有能力达成真正的行动和决定就好了。我们所经历的悲伤，就是没那么多荒诞性的“在线存在主义”。如果罗伯特·普法勒（Robert Pfaller）的“相互被动性”真的能在编码中被实现（而不是成为另一个奥地利派思想），我们就能沉湎于一种永恒的漠然中了。但在人机交互的层面则没什么被动性可言，我们那信息流一般的自我意识一路席卷而来，沉迷于自我创造。作为这个时代的社会学常量，Facebook就是一种无法承受的虚无之轻。在这个尘世的大泡泡里，我们几乎没有其他选择，没有属于你的多重宇宙。而囚于数字的单一世界里，你幻想出的世界则要多少有多少。在社交媒体上，要达到超脱的禅境从本体论上来说就是不可能的。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潜水过，我们的存在总是能被注意到，所以谈不上什么窥视的享受。互动就是我们悲惨的存在，不仅如此，我们还不断被要求升级、录入信息，并对我们的网约车司机进行排名。

博尔哈·莫亚（Borja Moya）曾警告，不要把身份和生活寄居于社交网络上。莫亚在旅行时注意到，很多旅人都是独行侠，并表现出抑郁的征兆。

莫亚以游戏作为隐喻说（如德州扑克？），假设你是一位玩家：“你力图证明自己比别人更强（手牌更好），即使你的内心感到抑郁（无自信）—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其他对手如何看待你（表现得是否握有好牌）。”莫亚用一种忏悔的方式承认：与现实（reality）保持绝对的同步是痛苦的。

面对现实大概是人人都可能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之一。这就是那些网络平台有机可乘的原因。其实呢，人们不想把自己的真实状况看得太透彻，真的不想。相比之下，游戏于一些特定的情境并获得一些短期满足就容易多了。

社交媒体是西方白人穷中产维持自身体面的重要工具。在此介绍一下西比尔·普兰提斯（Sybil Prentice ，@nightcoregirl）的写作，关于“一个完全由’共享经济’和网络平台构成的未来，在那里，各种有偿劳动被降格为服务业（service-industry)的无尽嵌套（原文mise-en-abyme是戏剧术语，简化意为故事中的故事）”。6 她揭露了时尚和美妆品牌们的软肋，在这里，真实与虚构的差别无足轻重。我们都被鼓励模糊真实和虚假之间的界限。她在“精致的贫穷”中过着一种“公主般的生活”：

不要把“精致贫穷”的概念和“伪布尔乔亚”搞混了，因为……我是富养长大的，只不过财富有时候也会波动罢了。我家最有钱的时候，我爸是某个我不便透露的银行的副总。“伪布尔乔亚”是类似于Michael Kors这种牌子，或是因为自从1996年起就没再翻修所以降为三星级酒店的希尔顿，又或者穿红底高跟鞋但不是Louboutins牌的。贫民窟男神女神是更好的例子。医生诊断我有躁郁症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得保持这种生活方式。人家就是先天残酷，后天奢华(Luxurious by nurture, cutthroat by nature)。

如果你想用手机联系她，她只会用WhatsApp交流，

其结果就是“网忧”（“net blues”）—— 一种“相信数字时代承诺的人[包括我自己和我在艺术工业协会(Ars Industrialis)的朋友]7所遭受的幻灭”。这种情况导致洞察力越来越难以维持以及理论化能力的日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我们接纳了外部存储的、数据化驱动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理解（Verstand）已经自动化，成为了委托给算法的分析能力”。

这就是把“客观记忆”外包的过程，或斯蒂格勒所说的“第三存留”（tertiary retention）。19世纪时，传统工匠因逐渐沦为工厂里的工人而失去了手艺，而在以后，各类职业都会经历这一过程：“外在化”将摧毁所有知识。斯蒂格勒认为，这并非无关紧要的假设，而是致命的发展趋势。关键节点是他关于“药”（pharmakon）的想法：数字化既是良药也是毒药，它会带来新的认识或引发新的认识论，斯蒂格勒称之为“数字研究”——这也是我试图做贡献的领域，并坚信它将开启一个新纪元。

如何让资源枯竭得以扭转？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即如何创造“自动化群落”或“人工群体”的替代品。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可以承担照护的任务？这便是我们当下就要面对的“组织网络”问题。我们如何才能摆脱属于个体的悲惨命运，克服作为主体的单子那难以抑制的自我防御机制？如何才能冲出身份的囚困，创造出真正属于21世纪的共生/存机制？

网飞（Netflix）很懂用户的可怜心态：疲于决策。“观众不仅被平台上的各类节目所包围，而且平台本身就太多了，选择困难正向人们袭来。”秃鹫网（New York Vulture）博客评论道。兜兜转转，我们又回到了有很多选择，但（高质量的）内容很少的状态，就像早在1992年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唱的那样矛盾：

他来给我装有线电视，我们共度了一夜，我和我的宝贝。我们换了一轮又一轮频道，直到黎明时分。57个频道，但什么也没有。

在疫情封锁期间，网飞发现用户准备回到以前的状态了。“不知道该观看什么，那就自己选择播放点什么吧。”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推荐膨胀”。尽管内容还在不断增加，尽管有2500名工程师一直在优化网飞的算法，但趋势仍在轮回。下一代的探索工具会不会通过什么新鲜有趣的设计来改变这种极度疲惫的状态？网飞认为会的，并将一种辩证的浏览方法作为一种全新的体验推出，实际上还是对过去已有的“个性化播放算法认为你会喜欢的东西”的老调重弹而已，只是品牌不同。网飞就是当今互联网进入停滞状态的鲜活例证。媒介本身变得无聊了。

在德国媒体理论宇宙中浏览片刻便能得到几种基本参考，这也显示出今天的技术想象力是多么有限。比如，我们可能会再次回到我在约三十年前读到的德国媒体理论家哈特穆特·温克勒（Hartmut Winkler）在《频道切换》（Switching-Zapping）一书中所写到的情况中。心神不定和真正的消遣感是不同的，且前者是后者的障碍。尽管人们也会想要关机或干脆沉浸于娱乐中，但无法专注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这会进一步把你推向大数据。最初，人们常把网飞和“倾情大放送”这种形式联系在一起，然而，就连这种过度狂热的内容消耗也开始变得没意思，用户退回到了面无表情刷内容的简单层面。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和杰里·曼德尔（Jerry Mander）将分心（distraction）贬损为衰败的标志，而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却将其视为日常工作压力下的一种补偿机制。按着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说法，我们可以把不断刷着屏幕的人当成“考官”——愉快地忙碌着的人。

重要的是不要陷入网飞等文化产业机构为自己设的文化悲观主义陷阱中。这次我们站在那些会中途弃剧且毫无愧疚感的“不良用户”那边。我们与内容共舞——只要它还在。不再需要将“倾情大放送”全部看完，我们只要粗略地浏览频道（像冲浪那样），我们就像以前操控电视遥控器一样控制着点击和滑动，我们从平台运行文件和广告中逃离，比给定的剧情先走一步，毕竟是我们是互动型观众，我们负责自己创造意义。这就是媒体自主权。

随机切换是对讲故事和预设教化的报复，它破坏了对作品思想、叙事深度和观众思考深度的要求标准。而其实，从电影诞生之初的创作尝试，到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乔伊斯（James Joyce），一直存在一种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深入作品”（并强调这一过程才是“真文化”）的反抗，这些主张者支持多种声音和多种解读。对本雅明来说，分心不是缺陷，而完全是一种欣赏和理解艺术作品的正当方法。本着科拉考尔的精神，我们需要进一步培养一种数字观看时代所需的数字感知力，并超越行为的边界。我们要拒绝平台的预测尝试，并再次将媒介领域重塑为一个由超感官好奇心驱动的可能性空间。

硅谷曾是过去几十年里的龙头老大，而如今它的引领地位正在下滑。如凯文·芒格（Kevin Munger）所说，“帕洛阿托共识”（ Palo Alto consensus）正在一步步变得不再理所当然。“应阻止正斧对线上盐论自游的限制” 曾被广泛认同，而如今人们不再那么坚信。“‘白人国族主义如何好以及疫苗如何坏’……每个人似乎都低估了人们对这类信息的需求。”芒格注意到了多样性的匮乏。如果正斧之前做到了“提供基本的网络技术并允许本地竞争，社交网络将会呈现出比今天更加多样的面貌和文化敏感性。”可国家一直掌握责权，积极策划着公民能看什么。芒格讽刺地建议他们应该“把信息技术整合进现有的制度结构中，而不是在‘自由的信息流总能产生积极的结果’的幻想中破坏这种信息技术的潜在可能。”

据说，千禧一代在无数建议和指南的包围中陷入了永恒的“社交”囚笼。无数的提示告诉他们要停止: 同时处理多任务或刷头条刷得上头，以及强迫性地进食安抚食物。其中一条建议是加入“真人的队伍”，并冲破“比较(compare)”的致命诱惑：

你应该审视自己的关注列表，也就是说，如果谁发了什么东西让你感到嫉妒，你就应该删了他。如果你发现你开始跟某些特定的朋友比较，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屏蔽他们。

另一方面，Z世代被认为应该是愤世嫉俗的，因为跟前几代人相比，他们学会了抱有更少的期望。根据约书亚·西塔雷拉（Joshua Citarella）的说法，他们将讽刺作为一种文化策略。西塔雷拉对此提出了网络文化的唯物主义解读：“为什么年轻人的道德倾向是偏右的？在青年文化的保守性之下是新自由资本主义承诺的破灭。”对西塔雷拉来说，Tik Tok喷子的存在就是对日渐令人失望的美国式生活的反动。他解释说：“当美好的未来难以想象时，返冻正志就得以盛行。”此刻，反击很重要。

左翼反叙事YouTube 主播如Chaun, ContraPoints, Zero Books等，还有Twitch上的Destiny 和Hasan Piker，都在这场争夺年轻人心智之战的前线。

按照乔安娜·拉米罗（Joana Ramiro）的说法，“真正意义上的亲近，真实的人际关系，正在成为后千禧一代的诅咒。我们的社区意识，正在被简化成一种“通用版”，并通过屏幕和高清扬声器进行着管理。”在亲密感和爱意上的缺失正由ASMR所填补，即“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

它指的是由一系列听觉刺激——尤其是类似轻声耳语、铅笔写在纸上的声音或梳头的声音等在极安静的环境里能清晰听到的小噪音——所引发的所谓愉悦感，或者不如说，刺挠感。

充满丧失感的用户还能做什么呢？“请放心，资本主义系统那有点变态的创造力会提供的，”拉米罗写道，“色情网站上健康无害的纯爱视频以及ASMR视频博主只是关于’「亲密感的商品化」以及「此种商品正被我们饥渴的灵魂所消费」’的两个例子而已。”

从萨拉·弗埃尔（Sarah Frier）为Instagram所著的传记《无滤镜》中我们了解到，这家公司在初创阶段在意的是创意、设计、体验，乃至诚意。它希望品牌们呈现其诚恳、真实，它不反对人们卖东西，但希望大家以一种不要把商业动机写在脸上的方式来操作。久而久之，用户们就与平台所倡导的自我推广文化看齐了。

青少年们透露，他们会管理自己的关注列表以给人留下好印象，他们也会留意自己的回关比例，一般不想让关注量超过粉丝量。他们希望每张照片的点赞数最好能超过11，这样就不会显示每个点赞者的名字而是会显示一个数字。在把自拍发布到Instagram上之前，他们会先发在小群里听听朋友们的意见。他们会精心策划布局自己的页面，年龄稍长的用户一般会永久保留自己发布的内容，而更年轻的人则会定期删除所有内容或换一个新账号来塑造新的形象。如果他们想展示真实的自己，他们会注册“小号”或“马甲”（finsta），在这里他们只跟最好的朋友分享那些未经编辑的照片和自己的所思所想。

在《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中，德勒兹（Gilles Deleuze）写道，我们需要谴责把我们与生活分开的价值观。

在德勒兹的解读中，“斯宾诺莎的分析延展得十分深远，以至于在有关仇恨和安全感的话题中，他也能找到有关悲伤的种子，以证明这些情绪实则是悲伤的奴隶。”智能手机和各种应用程序是否奴役了我们、使我们远离了真实生活，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我们没有在生活，而是活在生活的假象里，只想着如何避免死亡，我们的整个人生就是一场对死亡的顶礼膜拜。”在德勒兹和斯宾诺莎之后，我们可以说，Facebook需要精神崩溃的人，就像精神崩溃的人需要Facebook一样。斯宾诺莎的解决方案是：“只有快乐是值得的。快乐长存，并会将我们引至行动和行动所带来的幸福。而悲伤的能量则总是指向无力。这一分析明确无疑，但我们很少会听到德勒兹派的人提出反对意见。可悲的是，在这一话题下，肯定学说的存在限制了政治主动性。

电视剧《黑镜》（Black Mirror）的其中一集《碎片》（Smithereens）讲了一个关于有意识的算法操纵导致对碎片化内容上瘾的故事：网约车司机克里斯（Christ）因为在开车时被手机上刷到的狗狗图片分了心，导致女友在车祸中丧生。这件事让他无法释怀，但在负疚自杀前，他绑架了一名“碎片”软件公司的员工并在和“碎片”的CEO 比利·鲍尔（Billy Bauer）的对话中将这个悲剧告诉了他。根据Bustle网的说法，“‘碎片’是Facebook和Twitter的简单结合，比利则是Facebook的CEO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Twitter的CEO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的替身。”在这一集的结尾，故事留下了一点希望，或者说是思考空间：比利·鲍尔承认，即便是他这个网络“上帝”，也被他的员工和股东们对无脑内容的喜好摆布着。“听说你把这玩意设计得很让人上瘾，这样人们就无法将视线移开了。好，你做到了。”

然后就是比利·鲍尔这个看上去“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的CEO的忏悔时间了。在内华达州沙漠里的一处冥想灵修所，他用卫星电话对网约车司机说：“我对你女朋友的事感到很难过，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一开始做这个软件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但是这一切慢慢的变味儿了，你明白么。他们说：

比利，你得不断优化，你得保持用户黏性，得让人上瘾，直到就像吸食可卡因，就跟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一样。我们把所有的出路都堵死了，有一个部门，他们的全部工作就是把软件往让人上瘾的方向上微调，他们有快感绩效要求，我也没办法阻止。我其实就是……这个公司的门面而已，我发誓，等回去之后我要马上从“碎片”辞职，我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