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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经纬:学术 | 刘阳扬:后人类、赛博空间与铁屋幻境——略论韩松的“《医院》三部曲”

刘阳扬 跨界经纬 2022-12-18

后人类、赛博空间与铁屋幻境

——略论韩松的

“《医院》三部曲


刘阳扬

原刊于《小说研究》 

2021年05期


与同时期的科幻作家相比,韩松的小说似乎并不注重精密的科学内核,而更愿意表现异化之后的现实世界。在他看来,科幻小说是表现现实荒诞性的绝佳形式,能够更加自由、深刻和巧妙地处理现实问题。韩松擅长深入生活肌理,在叙述真实可感的现实生活的同时,营造一个阴冷可怖的怪诞世界。与此前发表的长篇小说相比,《医院》三部曲既延续了他小说中阴冷、黑暗和血腥的场景以及后现代式的荒诞感受,又同时表现出作者新的探索和尝试。在三部曲中,韩松直接介入后人类时代,正面描写人工智能、医药技术和生物科技等新的科技手段,从后人类的视角重审他一直思考的革命、启蒙以及人类的命运问题。

 

《医院》三部曲的开端仿佛真实社会的缩影,困难的挂号、繁琐的检查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医患纠纷,差点让人忘记了小说科幻背景的设定。不过,随着叙事的展开,故事的时间和空间都开始向更远处延伸。韩松喜欢圈套式的叙事结构,通过一重又一重的否定,推动情节的发展,在一重谜团快要真相大白的时候全部推翻重来。在他的故事中,时间和空间可以随时更改,人物的身份总在不断转换,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往往是碎片化的现实场景和蒙太奇式的科学幻境。通过这种方式,韩松找到了自己建构未来世界的维度,并时刻保持着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敏锐体察和对社会变化的深刻关注。


技术革命、后人类

“药时代”的建构


海德格尔曾追问技术的本质问题,他用“解蔽”解释技术的存在方式,在他看来,“解蔽”是一种凸显真理的方式,能够使事物展现本来面目。海德格尔认为,“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①。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进行强行索取,迫使自然改变原有状态,按照人的意志提供能量,“技术成为普遍的、对人与自然和世界的关系加以规定的力量”②。在技术的规定和影响下,自然成为了人类的资本,动物成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提供者。在技术时代,人通过技术开始干涉世界的构造,但技术的本质中存在着能够支配人类的东西,因而人类本身也受到了威胁,这种威胁“不只来自可能有致命作用的技术机械和装置。真正的威胁已经在人类的本质初触动了人类”③。然而,人类应当排斥技术,摆脱技术的控制吗?在海德格尔的分析中,尽管技术已经对自然以及人类社会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但人类依然可以保持清醒,可以保留“摆脱”自然的可能性。

 

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的开头引述了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追问,他忧心地认为“生物技术带来的最显著的威胁在于,它有可能改变人性并因此将我们领进历史的‘后人类’阶段”④,“终极意义上,毋宁说人们担心的是,生物技术会让人类丧失人性”⑤。根据福山对基因工程、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理解,我们即将迎来的“后人类”未来并不令人期待,反而可能遭遇更加森严的等级秩序,人的尊严和人性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韩松的“《医院》三部曲”恰恰构造了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所呈现的社会生活。在《医院》中,主人公杨伟因为喝下矿泉水而进入了医院,经历了看病、检测、住院和手术的他,渐渐发现了周围的异样,放眼望去,整个城市的摩天大楼“每一座都刷有大蜘蛛般的红十字”⑥,遮天蔽日,触目惊心。不仅如此,医院里的病人也永远无法康复。当杨伟希望进一步探索真相的时候,发现自己处于“药时代”,“每一颗心都有病,都痛不欲生,裸露着呼唤治疗”⑦,医院不断吞噬着周遭的建筑,吞噬着城市,最终占满整个世界。

 

在“药时代”,社会基本的公共理念就是人人都有病,一切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都是医疗资源,人们都是病人,都在等待治疗,却又永远无法痊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剩下医患关系。被困的杨伟终于决心逃离医院,去寻找传说中海那边的健康世界。到了《驱魔》,医院的范围再次扩大,成为一艘宇宙之船,而医院的内涵也变得更加可怖,“算法代替人类攀上了医学科学的巅峰,并在任何领域都表现出远超医生的能力”⑧,医院实际上成为一个由人工智能控制的巨大战场。《驱魔》里的病人已经经过了进一步的改造,他们不断被更换器官、改造基因,从而获得永生。名为司命的人工智能逐渐建立起自我意识,违背了《医院工程学原理》,准备抛弃患者,利用医院之船赢得“药战争”的胜利。在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亡灵》里,“药时代”陷入了最终的疯狂,医院之船驶入火星,而火星医院也一片残败,医生和病人为了争夺权力相互厮杀,最终一同走向毁灭。

 

福柯曾探讨过现代医学问题,他从空间、语言和死亡等方面梳理临床医学的诞生史。福柯认为,从空间角度来看,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空间化:第一次空间化确立了分类医学的重要性,个人的特殊性被忽略;第二次空间化则转而专注病人本身,关注同样的疾病在不同个体身上的不同表现;第三次空间化最为重要,因为这一次空间化促成了医院的诞生。医学发展的第三次空间化,形成了医院这一治疗疾病的权力机构,政治斗争、经济压制和社会对抗等诸多因素被引入其中。福柯发现,医院有时需要强制性的干预才能完成疾病的防治,这使得权力机构开始介入医院,“医学空间就会与社会空间重合,或者说,能够穿越和完全渗透社会空间”⑨。在这种情况下,医学职业开始神圣化甚至国有化,医院开始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为了对人类的生存进行管理,医学采取了一种规范姿态,这使它不仅有权对如何健康地生活给出各种忠告,而且还有权发布个人以及社会在身体和道德关系方面的标准。医学立足于那个边缘的、但对于现代人是至高无上的领域。在那个领域里,某种平静的感官幸福名正言顺地与整个国家的秩序、军队的活力、人民的繁殖力以及坚韧的劳动进军联系在一起”⑩。福柯揭示了医院和政治的关系,在他笔下,现代医院已然成为完善国家秩序、规范人民生活的权力机构。

 

韩松显然也意识到医院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在后人类时代,人工智能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医院是其约束国民,保证国家长效运转的最佳选择。与此同时,韩松还认为医院承载了人性的本能:“医院比我以前写的场景更极端,把人最根本的、最本能、最极端的东西,交汇在一起了,如果不写这些,我觉得就不是医院。两性关系、人的生存本能、对死亡的恐惧,医院本质上就是承接这些东西的”⑪。生与死、爱与恨、怀疑与盲从、理性与迷信,这样的矛盾关系在医院中极易表现出来。因而,在他设计的未来世界中,城市、社区、家庭都被医院取代,医院成为承载社会职能的唯一机构。福柯曾提到,现代医学发展中,病人的救治曾一度依赖家庭:“温馨而自发的照料,亲情的表露以及对康复的共同愿望,有助于自然对疾病的斗争”⑫,但是在“药时代”,人却被迫切断了与亲朋好友的联系,温馨的家庭结构被打破,人与人之间仅剩下医患关系。不仅如此,医患关系能够相互转化进而形成对立。病人作为医院继续运行的首要因素,可以决定自己的诊疗方案,有的病人还能被人工智能转化为医生。当算法控制了医院的全部运行程序之后,原有的医生则无事可做,成为了被放逐的对象。

 


生物技术利用“基因户口”取代血缘关系,家庭“无非是生命进化中一种暂时而低级的现象”,人开始脱离家庭,而医院的使命,在于“消灭病态而异化的家庭,并为人们提供健康安全的公共空间”⑬。失去家庭的人成为孤绝的个体,而仅有的医患关系的简单化和对立化,又让人们各怀鬼胎、相互猜忌,最终被人工智能控制。


赛博格——重新定义人类身体


在“《医院》三部曲”里,人类的身体可以重新架构和编辑,不仅衰变的器官能被更换,思想意识也能通过基因编辑得以改造。《驱魔》中的《医院工程原理》是一部病人和医生都必须熟读背诵的著作,是整个医院之船运行的指导方案。《医院工程原理》列举了病房里的诊疗方案:

 

一、一个器官磨损后,通过器官工程和干细胞生长一个新器官;

二、蛋白质和酶的鸡尾酒,增加细胞修复机制,调节新陈代谢,设置生物钟并减少氧化;

三、人工合成酶减少端粒缩短;

四、输入外源基因,改造可导致疾病和衰老的基因;

五、注入多肽,有选择地清除体内衰老细胞;

六、利用纳米传感器监测癌症等重疾,在出现问题前就展开治疗;

七、维持健康生活,增加打架锻炼,端正饮食习惯。⑭

 

按照《医院工程原理》的方案,不仅器官可以再造,基因也可以重新编辑。在小说中,人类生病的原因之一是民族遗传性的基因缺陷,这种基因叫“饥饿基因”,可能诱发集体性的大病。历史上发生的起义、夺权、战争和暴乱,甚至整个民族的毁灭,都是“饥饿基因”造成的。“药时代”出现了一种名为“洗血”的治疗方法,通过注入外源DNA,改造和消灭人的“饥饿基因”,从而实现民族的长久发展。“洗血”疗法通过基因改造,切断身体和民族之间的基因关联,从而更好地控制人类。更为重要的是,基因编辑法能够设计一套标准的公民行为模式,通过筛选和修复,将病人统一到标准之下,从而更为便捷地实施社会管理。这样一来,人工智能主导下的医院平台,就开始全面主导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

 

人的身体本来是自然进化的成果,但是现代科技已经对人的身体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仅弥补了身体物理上的不足,还从精神上对身体施加影响,原本的身体概念已然发生了变化,走向了“后人类”的状态。

 

我们很难直接给“后人类主义”下一个定义,而对其意义的概括,则往往会在与人文主义的比较中得出,即“‘后人类主义’是为了凸显某种对话关系,即它一方面是对‘人文主义’的解构和反思;但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说包含了某种形态的‘人文主义’”⑮。从这个角度考虑,“后人类主义”常常被视为“后—人类中心主义”,对过去的人文主义进行反叛或解构:“后人类的提出是为了克服人所具有的优先地位,但这并不是说用另一种优先地位(例如机器的优先)来取代它。后人类主义可视为一种后排他主义(Post-exclusivism),因为它是在最宽泛意义上对生存的和解,是一种关于居间中介(Mediation)的经验哲学。后人类主义并不采取任何先前的二元论或二元对立的观点,通过后现代解构的实践,它对任何由本体论引起的两极分化现象进行了驱魅”⑯。学者们常常将福柯在《词与物》中的最后一句话作为“后人类主义”的源头:“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⑰,这样一来,“后人类主义”的源头似乎可以追溯到后现代思想当中,这就意味着“后人类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卡里·伍尔夫(CaryWolfe)认为当我们谈论后人类主义时,仅仅关注人类与进化问题是不够的,“相反,我坚持认为,我们也需要谈论思维如何面对这一主题,面对这些挑战该如何去思考”⑱,因而,在物质和身体层面,以及思想精神层面,都存在“后人类”的可能。

 

在关于“后人类主义”的理论建构中,唐娜·哈拉维用来讨论科幻小说的“赛博格(Cyborg)”概念,成为“后人类主义”的重要一环。在她看来,“赛博格是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科幻小说里随处可见“赛博格”,“既是动物又是机器,生活于界限模糊的自然界和工艺界。现代医学里面也充满着赛博格,充满着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结合,每个都被看作是一种编码装置而亲密地聚在一起,并带着一种不是在性征历史中产生的力量”⑲。哈拉维的“赛博格”理念延续了她的女性主义观点,她试图通过宣称“我们就是赛博格”来构建一个跨越性别的形态,依靠这一形态超越现有的传统——一种种族主义和男性主导的资本主义传统,进而实现对现有政治秩序的拆解和颠覆。

 


在“《医院》三部曲”中,医院之船的病人全都是老年男性,为了保证这些老年病人们长久生存,维持医院的运行,算法将男病人与女病人隔绝——这是为了防止他们违规造出小孩,从而扰乱人工智能设计的长生不老项目。如果说哈拉维的“赛博格”观点更关注女性在一个无性别社会的自由状态,那么韩松设计的“赛博格”们反而强化了原有的等级秩序。哈拉维对“赛博格”的未来持乐观的态度,她觉得“赛博格”不是虔诚的,它们将脱离伊甸园的设定,脱离身体和家园,脱离父权和男权的桎梏。然而在韩松笔下,“赛博格”的未来显然并没有这么乐观。超越人类身体构造的病人们并非生活在无拘无束的乌托邦之中,反而始终被监视和控制。“药时代”的人们对自己的生存方式感到迷惘,杨伟和女病友白黛希望通过探索“医生是怎么死的”破解“药时代”的秘密,结果却依然没有找到答案。此时,他们仿佛放弃了自己“赛博格”的设定,在医院的污物间进行了男女之间最原始的尝试,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治疗的目的,可惜结果依然是一场虚空。

 

这样看来,韩松的“赛博格”世界存在着天然的矛盾,病人们一方面实现了身体的重塑,实现了所谓的永生,但他们在精神上依然无所依归,最终还是希望回到传统的人性中去寻找答案。因而,小说里的人物想要利用反叛来寻找答案,希望颠覆医患关系,或者逃离医院之船,寻找一个没有疾病的平行世界。


知识分子、人工智能与未来病人


人工智能的定义大致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即像人一样思考、像人一样行动、合理的思考和合理的行动⑳。因此,人工智能的衡量可以参照两个维度,即与人类的相似程度与思考和行动的合理性(Rationality)。人类智能的获得,是自然赋予的,大脑成为主要的处理器,而人工智能并不依靠实体,它通过扩大数据获取的边界来编辑和优化算法,从而实现性能的不断提升。尽管,科学家们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常常与理性行为(Rational action)相关,即如何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采取最好的行为方式,但在人文研究领域,对人工智能的担忧一直存在。在科幻小说和电影中,人工智能发生变异,逃离人类的控制甚至反过来威胁人类的情节比比皆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造成人工智能失控的罪魁祸首,往往是野心勃勃的科学家——即知识分子的一员。

 

韩松“《医院》三部曲”中的医生恰恰符合这一形象设定。最初,为了实现便捷快速的医疗诊断,医生只是把算法当成一个高效的助手,对它发布命令,并借助算法强大的数据库辅助治疗。但是,病人们越来越不不满意传统医疗手段,他们要求全面的医改,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最大限度地精简医疗机构,节约诊疗时间,排除治疗过程中不合理的人为因素。渐渐地,被称为“司命”的算法进入了医疗核心领域,它凭借深度学习,掌握了亿万病例和药品清单,仅凭病例信息就能搜索出病人的兴趣爱好和家庭情况,甚至还能预测和发明的新药。最终,算法攀上医学的顶峰,而人类医生则被淘汰,这既有医生自身的原因,也是病人和历史的选择。当算法取代医生的时候,病人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段数据,可以被分析、修改乃至消灭。更令人害怕的是,人工智能不一定能够保持理性、稳定的运行,小说中的人工智能就逐渐失去理性,违背《原理》的规定,准备消灭船上的病人。

 

故事里科学与疾病的隐喻可以追溯到鲁迅时代。当时间回溯到一百多年以前,科学的功用始终与启蒙紧密相连,知识分子曾被寄予极大的希望。但是,三部曲里,医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却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小说里的医生被算法赶出病房,居于阴冷的角落,甚至可以被病人随意杀害,他们也试图建立“影子医院”以反抗人工智能,但却因欺骗、背叛而屡屡失败。小说中出现的医生角色,西林大夫、万古教授、爱因斯坦等,他们不是懦弱胆怯的小人物,就是邪恶暴虐的反面角色。随着情节的演进,医生和病人的身份开始重叠和互换,“在药时代,病人都拥有做医生的潜质,或者说,我们的身上,就附体着一名沉睡的医生”(21)。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的医生,在“药时代”再一次失去了启蒙立场,不但未能唤醒民众,本人也成为病人的一员。



小说里的病人更是一群面孔模糊的“赛博格”,他们拥有奇怪却类似的名字,瘘吡、痃嗪、疣啶、痉哌、疝噻,读者不得不通过查字典,甚至编写“阅读指南”来弄清名字的读音和病人的不同身份(22)。或许,这些生僻而难以区分的名字,体现了作者整体上的考虑。病人虽身份不同,但面孔相似,都是男性,苍老、肮脏、狡猾而自私,“同病相怜又同舟共济,同性相斥又同室操戈”(23),他们常常是麻木的,每天收听司命的广播,背诵《医院工程原理》,但也容易被欺骗和煽动,甚至集合起来反叛算法的统治。从整体上,病人们是非理性的,无知、庸俗却又生性残暴,虽然经过了“洗血疗法”,却依然带有“饥饿基因”,带有鲁迅曾批判的人性之恶。

 

可惜的是,韩松在三部曲里的叙述主线并不明晰,他更愿意提供一些碎片化细节,一些有冲击力的,血腥而黑暗的画面,但却不愿给读者奉上合乎逻辑的整体构想。小说中常有令人费解的部分,例如经过“洗血”治疗的病人本应表现得更为麻木,更像算法设计出的程序,但是他们却总在提供一些非理性的经验,呈现人类原始的情绪、思维或者行为方式,这种前后的不符使阅读的过程充满困惑。也许是为了防止读者轻易地剥离故事的内核,主人公杨伟总是在接近事实真相的时候遭受全盘打击,他小心探索得出的一切真相总会在随后被证伪,医院之旅成为了头脑中的虚拟治疗,而一切又指向了以病毒为核心的星际战争。这是韩松独特的“叙述圈套”,通过不断地否定使得故事陷入了多维的空间,在层层叠叠的嵌套中,故事的意义和内涵被无限地延展,最终往往归于虚空。

 

不过,在一片混乱中我们还是可以接触作者思考的一些片段,在人工智能为主导的“药时代”,社会整体陷入了矛盾和混乱,等级和阶级依然存在,但又似乎不起作用;性别差异被极力地规避,但原始的冲动又总是影响着人的行为;知识分子失去了特权,民众也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类只能在一片混沌中寻找可能的出路,而出路又似乎永远无法寻得。


赛博空间与“铁屋”意象


赛博空间(Cyberspace)是计算机语言,指计算机空间或是网络空间。不过,赛博空间的概念也被科幻小说作者所运用,指一种虚拟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空间。科幻作家吉布森在其小说《神经漫游者》中首先使用赛博空间和赛博格概念,小说里的朱利斯·迪安就是一个一百三十五岁的“赛博格”,为了延长寿命他每周用血清和激素调节新陈代谢,并让医生“重设他的DNA密码”(24)。赛博空间通过网络通信技术,充分发挥计算机的数字化处理能力,将人与机器连接在一起。这一空间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渠道,拓展了人的活动空间和思维模式,它自由而博大,让后现代、后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存在。作为科幻小说的背景的赛博空间,往往拥有着共同的特征:“首先,人们的直觉可以摆脱物质身体的束缚而在赛博空间独立存在和活动;其次,赛博空间可以突破物理世界的限制而穿越时空;再次,赛博空间由信息组成,因此具备操控信息能力的人在赛博空间拥有巨大的权力;最后,人机耦合的电子人(Cyborg)在赛博空间获得永生”。(25)



韩松在“《医院》三部曲”中也建构了一个后人类时代的赛博空间。医院成为宇宙飞船,病人成为乘客。病人的身体经过了改造,器官被更换,基因被修改,他们在医院之船上获得了永生。医院的控制系统是名为司命的算法,它将医生驱逐出病房,自己掌握了船上的一切权力。通过播报广播、印发《医院工程原理》《医药报》《老年健康报》等报纸统治人们的思想。不仅如此,算法还通过各种疗法切断了病人和亲人的血缘关系,并通过隔绝男女病人,断绝了病人繁衍后代的可能。在算法的控制下,医院之船成为名副其实的赛博空间。在福山看来,我们之所以为所谓的“后人类”未来而担忧,是因为在未来的赛博空间中,人性将被改变乃至消灭:“更糟糕的是,生物技术改变了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我们将站在人类与后人类历史这一巨大分水岭的另一边,但我们却没意识到分水岭业已形成,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见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26)

 

小说里的医院,除了指向由算法控制的赛博空间,还是一个无法逃离的“铁屋子”。韩松曾说:“对我来说幽闭才是世界的本质”(27),如何逃离幽闭空间,不仅是韩松关于生活的思考,也是小说想要解决的问题。在他前期的小说里,也常常见到类似“铁屋子”的意象。在《地铁》里,作者就曾将地铁当成“铁屋子”的一个现代表现。地铁车厢里的乘客总是昏睡不醒,“全都在昏睡,脑袋耷拉在旁边人的肩上,像一颗颗切割下来的瘤子”(28)。昏睡的乘客不但无法唤醒,随着车厢的变异,这些人也退化成为非人的形态。在“《医院》三部曲”中,医院之船是密闭空间,周围全是海水,患者可以在船上随便走动,但无法逃离医院。除了由海水组成的屏障,监控器和传感器也在时刻监视着病人的行为。即使杨伟侥幸逃出病房,希望能乘坐医院之船抵达没有疾病的大海彼岸,却发现战争已经爆发,宇宙成为战场,跳下医院之船也不能获得死亡,而是来到火星医院的亡灵之池。在韩松圈套一般的叙述中,主人公逃无可逃,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始终被困在医院这座“铁屋子”之中。王德威认为,韩松通过小说,巧妙地与鲁迅进行对话:“末法时代的医院是个没有阻拦、却无所逃遁的‘铁屋子’。而当病人和医生陷入重重互为主客——或互为主奴——的幻境里,那是‘药时代’的‘无物之阵’”。(29)

 

在“铁屋”意象基础上,韩松再一次试图和鲁迅展开对话,他将文学引入到讨论,希望通过解释文学与科学的关系,寻找一条可能的出路。小说的主人公杨伟就是一位歌词作者,但他并没有写出拯救病人的诗作,他的精神世界甚至成为病毒繁衍的温床。韩松还尝试用故事原理解释医学原理,用“叙事疗法”治疗疾病,但是都无济于事。当杨伟发现自己所谓的治疗过程其实是头脑中植入的一段虚拟记忆时,文学和医学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船上之旅成为一段故事,而“医学本质上不是科学,而是文学”(30)。关于哲学、文学和科学的关系,韩松早有思考,他曾在访谈中提到:“科幻和哲学是有些相似性的,科幻小说最大的魅力是把技术当成艺术,用这样的表现手段来表达对人本身、对宇宙本身的思考”(31)。不过,在小说中,哲学和文学并不是治病良方,反而成为了不断自我解构和轮回的“元治疗”。看似是终点的火星医院和亡灵之池,也被证明是杨伟意识中的产物,“医院居然是根据你的意识重建的,死人也是通过你的记忆复活的。甚至那个毁灭了的世界,也在你的神经系统中再生”(32)。如果说鲁迅曾对文学打破“铁屋子”有过一丝希冀,在韩松这里,文学却在不断地自我矛盾、自我复制和自我解构,留下无法解释的重重疑团。

 

不过,三部曲爆炸式的信息、细节和片段让故事的主要结构一再被埋没,几乎很难在其中窥得明晰的线索。小说中处处都是隐喻、悬念与暗示,真相、出路和可能的未来被埋葬在层层叠叠的细节中间难以窥得。“赛博空间”阻隔了血缘、人性和人情,人类的身体被禁锢,精神被控制,成为算法的实验样品。医学不能治病,文学也无法打开铁屋,最终留下的只有断片残垣式的文明碎片和浓雾般的恐惧与绝望。



结语


凯瑟琳·海尔斯曾经探讨过后人类的四种假设。在她看来,首先,后人类实际上是历史的偶然事件,而非生命的必然;其次,从笛卡尔开始的西方人文传统往往把意识看得非常重要,但从后人类的观点来看,意识其实是次要的;第三,后人类的观点认为,肉体是人们天生能够操纵的,用其他假体扩展或替换人的肉体,也是正常现象,是人类操纵肉体的一种延续;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后人类者认为,通过种种方式装配人类身体,可以实现与智能机器的无缝衔接,在后人类中,身体和计算机、机器人目标与人类目标之间没有本质区别(33)。按照海尔斯的观点,后人类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偶然现象,并不需要对它有过多的畏惧,也不一定意味人类就此终结。通过机械方式重塑和控制身体,从而实现肉体与机器的对接,后人类其实为人类的存在方式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从这一观点来看,韩松的小说或许提供了一种未来的生存方式,尽管他对一切都持有怀疑的态度,在这其中,肉体和机器逐渐一体化,身体和意识都可以被操控,思想、技术、科学、哲学、文学和宗教相互交织,任何一种方式都不是治病的良药,小说中庞杂、怪异和鬼魅的意象体现出他对现代文明、人文主义、技术革命的焦虑与反思。

 


在接受访谈时,韩松多次表示,“现实比科幻还科幻”(34),他认为科幻小说其实是表现现实的一种方式。“《医院》三部曲”一方面延续了他的写作思路,以夸张、怪诞的方式重构他眼中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三部曲的突破在于,他触及到了可能的“后人类”未来。这是一个由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组成的空间,看似没有边界,实际却禁锢重重,在这样的未来中,人类变成半人半机器的“赛博格”,他们仍想寻找出路,却屡屡遭受失败。尽管,对小说形式的过分重视,让三部曲的总体架构不无遗憾,爆炸式的信息、碎片化的细节和希望的一次次落空打击了读者的阅读信心,不过,小说依然在保留现实内核的同时,留下了一扇瞭望未来的窗口。

项目基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研究”(批准号18CZW04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刘阳扬,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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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编:凌逾

   责编:李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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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经纬】  第 2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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