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欧阳友权：数字媒介文学转型及其学术理路

数字媒介文学转型及其学术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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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友权

原文刊载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摘要: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数字媒介以不可逆转的发展势头引发了新世纪文学的历史性转型,并由此衍生出文艺学新的研究热点。面对持论者新的学术姿态,我们需要从学术理路上辨析转型期文学的理论形态、逻辑原点和价值本体问题,以揭开数字媒介文学的学理症结,廓清新媒介文学由学术资源向学理建构提升的思维路径。

关键词:数字媒介;文学转型;学术理路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8)05-0086-08

媒介是催动文学前行的技术引擎。新媒介对汉语文学的影响也许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数字媒介大规模挺进文坛，带来了文学创作、传播、欣赏和批评方式的改变，在与传统的纸媒书写印刷文学争夺读者市场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并支撑了有些落寞的中国文坛。于是，源于数字媒介的文学转型已经成为一个亟待廓清的学术理路，并可能成为我国文艺学前沿新的理论成长点。

数字媒介引发的文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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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介是指以现代数字通讯和数码存储与传输技术为基础的新型电子化媒介，主要有计算机、互联网、数码影像、手机通讯、电子播放等数字化设备设施。无论从覆盖的广度还是影响的深度讲，数字媒介都是当今最具彰显力和关注度的媒介现象。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8年1月17日发布的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07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1亿人，略低于美国的2.15亿，位于世界第二位。2007年一年网民增加了7300万人，每天增加20万人，年增长率达到53.3%。宽带网民数1.63亿人，手机网民数达到5040万人。预计我国网民数很快就将超过美国位于世界第一。我国联网的计算机达7800万台，网站数量已达150万个，比上年同期增加66万个，增长率达78.4%。域名总数达1193万个，其中CN域名数量已达到900万个，年增长率达到399.2%。[1]原国家信息产业部统计还显示，截至2007年11月底，我国的手机用户已超过5.39亿户，手机普及率已达每百人39.9部，较上年底增加7832.1万户，月均增加712万户，手机短信发送量到11月底达到5350.8亿条，仅2007年春节的手机短信发送量就达150多亿条，通讯公司狂赚人民币15个亿。[2]可见，互联网、手机等数字媒介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人生活中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通讯工具。

数字化媒介的文学发生，是信息技术革命带给文学的一次无以回避的生存选择，甚至是传统文学的一次“格式化”蜕变。因为它使整个传统文艺所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正在被掏空—当传统的物质媒介被数字媒介取代以后，由社会分工决定身份的文艺家将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主体，取而代之的将是超越日常身份而相互交往的网民；文学手段将不再是千百年来置身于木牍、竹简、布帛、纸张等相互分割的硬载体的“文本”，而是网络上彼此融通、声情并茂、随缘演化的超媒体；文学生成的主要方式将不再是目标明确的有意想象，而是随机性和计划性的新的结合；文学所奉献的对象将不再是从事仪式性、膜拜性静观与谛听的读者或听众，而是积极参与、恣心漫游的用户；文学内容的来源，将不仅是独立于文学活动并先于文学活动而存在的“客观生活”，而是和创作内容融为一体、主客观不可分割的“数字化生存”；创作环境的构成要素也将不仅仅是人和自然，或者人性化的虚拟空间，而且包括智能生物、高级机器人等由高科技创造的新型生物。[3]

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等数字媒介对艺术审美领域的渗透，已经开始重组人与数字世界的技术审美关系，以无纸写作的电子文本重构新的艺术存在方式，营造虚拟空间的技术诗性。文学作为被新媒介率先激活的审美资源，已全方位地介入新媒体之于艺术成规的转型和技术美学的书写。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手机一族”阵容的不断壮大，使得网络文学、手机小说、博客书写、电脑程序创作、赛博朋客小说、多媒体和超文本文学实验等纷纷在文坛浮现，与此相关，依托数码技术成长起来的新兴文学形态如摄影文学、影视文学、数码戏剧、网络播客等，也风生水起，渐成气候。注册域名的汉语文学网站和个人主页，以及网络原创作品，均以几何指数增长，一个网站一天的作品发布量就以百篇甚至千篇计。一次次网络文学、手机短信的评奖活动，使一批热门的新媒介之作从网上火到网下，带来了新媒介文学的出版热潮……一时间，数字媒介文学一片红火，使传统文学创作的疲惫之态相形见绌。笔者用oogle”搜索引擎查询了几个与数字媒介文学相关的关键词，得出的结果分列如下：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如古代的四大发明改变了人类的文明史一样，数字媒介的出现已经为文学艺术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性转型，这种转型正以不可逆转的发展势头冲击着文坛，让我们的文学处在挑战、选择与裂变之中。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人们惊奇地发现，数字媒介已经为文学延伸出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地平线—人类的文学在此前经历了蒙昧时代的“口头说唱文学”和农耕与工业文明时代的“书写印刷文学”之后，宿命般地走进了它的第三个历史嬗变期—数字媒介文学阶段。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媒介，从存在方式到表意体制，从知识谱系到观念形态，对传统的文学实施全方位“在线手术”，让正统的文学范式遭遇拆解和置换，导致文学不得不面对“数字化生存”的严峻现实—创作媒介由语言符号向数字符号转变，文本存在方式由“硬载体”向“软载体”转变，文学类型出现分化与重组，文学边界日渐模糊，并从物质、时间、空间三位一体上突破传统文学传播的藩篱，实现文学传播方式的革命。这似乎印证了一个多世纪之前福楼拜的那句名言：“艺术愈来愈科学化，而科学愈来愈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在山顶重逢。”[4]

新媒介文学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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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变革为汉语文学艺术转型演绎出历史的契机，也为文艺学研究创生出新的话题。纵观新世纪以来的数字媒介文学研究，理论聚焦多集中在网络文学、手机文学、摄影文学、影视文学等方面，研究的问题主要有：(1)数字媒介对文学艺术嬗变的影响（或存亡）研究；(2)科技与人文的关系研究，这主要是在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研究领域；(3)网络文学艺术研究，如网络文学的概念之争、特征把握、局限分析等；(4)图像文化转型带来的大众文化和文学本体研究。由于网络文学是数字媒介文学的主打形态，对网络文学的学理与问题研究成为数字媒介文艺转型研究的主要领域，研究成果也更为丰富。以网络文学研究为代表，由此引发的新世纪文学转型研究在多个理论维度上展开。

童庆炳

存亡之争。数字媒介与文学“联姻”以后，有人视新媒体为文学救星，也有人认为它将是文学的克星，或是文学走向末路的陷阱，由此引发了一场文学变革的存亡之争。首先提出文学“终结论”的是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2001年，米勒根据电子化和全球化时代文学形态的变化和文化研究转向的事实提出，在新的“电信时代”，文学可谓是“生不逢时”。他说：“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有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还有现在的激光唱盘、VCD和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由于这些科技产品的出现而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于是，他得出结论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5］米勒的观点在我国掀起了轩然大波。一种观点是与米勒商榷的，即针对所谓文学与文学研究“终结论”发言；另一种态度是应和米勒的观点，主张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原有的文学理论死了，现在的文艺学应该“拓展边界”和“扩容内涵”，实现“文化转向”，去研究时尚文化和美丽工业；或者认为文学终结源于技术媒介对文学性的掩盖—“现代科技从根本上更新了艺术活动的媒介、手段、效果以及生产、流通与接受的方式，从而导致了艺术家族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随着现代影像技术和音像技术的革命，文学在艺术家族中的媒介优势逐渐消失”[6]。在反对意见中，童庆炳先生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我读了米勒先生的文章，很不以为然。我当时读完他的论文的感觉是，也许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但过分夸大电子图像的影响，文学的终结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7]鲁枢元也认为：“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8]钱中文先生也认为：“面对网络时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图像艺术的普及，阅读方式的改变，出现了文学作品的阅读不断减弱的情况，这在国内外好像都是如此。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文学创作似乎并未中断与萎缩，文学创作的体裁不断在增加，早期就出现了电影文学，现在又有了电视文学、网络文学、摄影文学，甚至手机文学，市民口头创作、通俗歌词创作等，中国、外国各种文学颁奖活动此起彼伏，势头也似乎并未减弱。”[9]赖大仁分析了米勒近年来一系列有关文学终结和文学转向的文章，得出结论说，米勒的“终结论”并非就整个文学理论研究而言，而是特指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这里的逻辑关系在于：文学研究的终结，是根源于它的研究对象及传统文学形态的终结；而这种文学形态的终结则又根源于其生存的前提和共生因素的改变乃至丧失。”[10]我们从米勒的悖论中可以得到这样的领悟：无论文学还是文学研究，它是活着还是死去，并不一定由某些现实条件（如电信技术）所决定，也未必取决于我们一味乐观还是忧心忡忡，重要的是要有对文学与人的生存之永恒依存关系的深刻理解，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同时还有一种与时俱进、顺势变通的开放性态度。若此，就有可能使文学和文学研究绝处逢生，获得新的生机，开辟新的前景。

特征考辨。研究数字媒介下的文学转型，首先要考察新媒介文学不同的存在方式和各自不同的外在特征。在对网络文学特征把握中，有研究者用“自由、快捷、恣意”来概括网络文学的特点，认为“如果我们承认文学是一种自由，是人性的、游戏的、非功利的，那么网络文学正是在这点上将文学的大众性、游戏性、自由性还给了大众。它不需要纸面文学的那种精致、典雅、技巧、难度、成熟，而不成熟正是它对抗纸面文学之“过熟”的优点，如果网络文学也和纸面文学一样老气横秋，那它就不叫网络文学了。[11]另有作者从各自的视角总结出网络文学的基本特征，如有人总结为：（1)发表的自由性；(2)流通的撒播性；(3)本文的分延性；(4）阅读接受的互动性；(5)文本的多媒体化。[12]还有研究者用“作家身份网民化、创作方式交互化、文本载体数字化、流通方式网络化和欣赏方式的机读化”描述其外在特征，而用“存在方式”、“创作模式”和“价值理念”的变异来揭示其内在特征。[13]手机文学亦（称“短信文学”）被称作数字媒介时代的“文学零食”，2002年前后开始在我国兴起，2004年开始兴盛[14]，对它的理论探讨也同步展开。短信文本种类繁多,除大量实用信息外,有很多属于文学性的短信。这些短信意味深长,不仅能传递信息,还能表达情谊、沟通情感,折射出人们精神诉求和社会风尚，把人们的喜怒哀乐、机趣天真，表达得淋漓尽致。短信负载的文化含量使它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存在方式。对于手机短信文学的审美特征，研究者有多种概括，如“形制上的短小，内容上的平面，传播上的快捷”，亦即“短平快”构成了时下短信文学最为显著的特征(吴卫华)；“语言精炼含蓄、内蕴深厚、哲理性强”(李存)；“语言生动性、短小精巧性、民间世俗性、流通的便捷性”(杨泽文)；“短语性、速笑性和同感性”(王一川)；“灵动的情思和幽默的睿智”、“段子化的凝炼表达”、“无障碍的生产和传播”钟(虎妹)等。但手机文学的“文学”定位在于它是否能够应用文学手法和修辞技法使其获得文学审美功效，进而在确认其文学身份合法性的前提下谈论手机短信的文学新质。

图像化转型。数字媒介带来文学表意体制和审美形态趋向于视觉文化转型，“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成为新世纪文学转型研究的一个热点。视觉图像是在当代高新科技的基础上发生的人类划时代的媒介革命的表征，是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纪元的显著标志。这种转向以当代高新技术：电脑辅助设计、合成全息照相、飞行模拟器、电脑动画、数码摄影摄像、机器人图像识别、射线跟踪、文本图绘、运动控制、磁共振成像，以及多谱感应器等一系列先进科技手段为平台，在各种艺术如电影、电视、绘画、摄影、摄像、广告以及娱乐、游戏、日常生活中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新的视觉图像文明。视觉图像不仅是信息和大众化的媒介，它还有一种感官感受的直接性，这是印刷媒介望尘莫及的。[15]周宪在一系列视觉文化与图像转型的论文中，对媒介革命带来的文学表意变迁做了多维度研究，他认为，“读图时代”的到来形成了当代文化的图像优势，由此引发了一场不见硝烟的图像对文字的“战争”。图像霸权具体反映在当代文化的符号生产、流通和消费均呈现出一种图像中心的模式。“读图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图像主因型文化正取代传统的语言主因型文化。“读图”的流行隐含着一种新的图像拜物教，也意味着当代文化正在告别“语言学转向”而进入“图像转向”的新阶段。这不仅标志着文化的深刻变迁，也标志着传统文学的语言中心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论受到严峻挑战。[16]陈晓明据此提出：电子媒体对人类视觉和听觉的无止境再生产迎来了感性的彻底解放，图像造就了一个“能指的时代”，图像能指已经最大可能地脱离了所指及实在世界的关系，其表意体制里不再有所指的逻辑和实在的逻各斯。[17]张晶从价值论的角度对图像予以考量，认为图像是通过电子等高科技手段复制生产的虚拟性形象，它所构造的“生活世界”即“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世界，具有直观性、虚拟性和逼真性特征，但也因其历史感、深层意蕴匮乏而导致审美经验的浅表化和审美知觉的缺席，并可能出现审美过程中意义的弱化和审美判断的缺乏。[18]金惠敏不无忧患地诠释了图像增殖带来的文学危机，认为电子媒介的到来是个不争的事实，它的时代征候是图像增殖，这对以印刷媒介为基础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甚至是不可忽视的危机，具体表现为：一是重组了文学的审美构成，二是瓦解了文学赖以存在的深度主体。[19]杨乃乔对“图像时代”已经到来的说法持不同看法。他在《图像与叙事》[20]一文中说，图像时代的到来只是一小部分玩弄小叙事的小众知识分子的自言自说，是他们利用自己掌控的话语权对时代文化的强行命名，是虚拟的学术假象，或者是蛊惑人心的无稽之谈。事实上，无论图像与虚拟的视图理论怎样呈现，语言文字仍会一如既往地存在。赖大仁说，文学危机不在于大众媒介、图像传播以及图像对文字的挤压，真正的文学危机是“文学性”的危机，文学的拯救主要是“文学性”的拯救或文学精神的坚守，即一方面坚守文学的心灵诉求、人性关怀与精神超越性，另一方面则是策略性地将文学的精神向图像文化形态扩张，将文本阅读的方法理念与价值观引入一切文本的读解。[21]高建平提出，文学与图像是“共生关系”，无论文字表达还是图像呈现，它们背后的动力源都是社会生活实践，我们应该“回到真实的生活”，而不是制造一个幻觉的世界来诱使人们远离生活。[22]

局限剖析。早在2002年，就有研究者提出，仅仅依托媒体”突围，这样的文学“时尚意义大于审美意义、媒体革命多于艺术创新、传播方式胜于传播内容”，其所得到的将不是历史的尊重，而是历史合理性的悬置。因为数字化网络“有平民化的开放平台，却又存在价值评判的失衡失依”，“是自由涂鸦的圆梦空间，却容易失去创作的精致与深刻”，“有交互式共享乐园，但又存在审美承担的虚位”。[23]2003年《中华读书报》发表《网络文学：技术乎？艺术乎？》一文，引发了有关网络文学价值与局限的一场争论。[24]董学文在《科技进步与艺术发展矛盾关系断想》[25]一文中质疑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破除了宇宙自然与生命思维的许多神秘的同时，也大大压缩了人类想象的空间，摧毁了不少诗‘意栖居’的社会生态环境，严重冲淡了温馨和谐的人文情感。人们惊呼科技产业化时代艺术人文精神的丧失，惊呼现代科技对传统艺术精神和艺术魅力的瓦解，惊呼经典意义上的艺术价值受到越来越大的藐视。”文章认为，网络的出现，并不在本质上意味着传统文学面貌的根本改变，相反，网上的作品粗糙而没有文学味，不讲究作品的成活率，它那没有任何阻碍地发表通道已经滋生出高科技时代的写作焦虑，网络作者成名之迅速与流芳之短暂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种写作面临的是一种意义和价值虚无的危机。毛崇杰分析说，高科技手段的利用过度会使得艺术出现在科学主义遮蔽下丧失自身的危险，如“高科技对艺术作为消费品生产、保存、传播的便捷性，使艺术愈益趋向大众化与消费化，艺术在生产与消费的意义上改变了过去的经典性、传世性和永久性魅力而成为泡沫、快餐和一次性文化消费品，最后是文化垃圾、感官刺激、娱乐的商业性代替了诗‘意的思’、沉‘醉’和迷‘狂’。”[26]张皓则从文艺生态的角度提出，“技术之网的反生态倾向”会导致“文艺的生态危机”，网络技术为人类创造的新的生态环境与生存方式，将导致文学艺术的传统形式发生危机、文学艺术的定义发生危机，以及参与文学艺术的人自身的危机。[27]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对艺术的覆盖，还导致了网络文学在价值取向上的偏离：一是数字媒介对于文学性的技术化消解，从而造成文学的非艺术化趋向加剧；二是主体承担感的淡化导致文学作品的意义缺失；还有，数字媒介下文学经典引退形成的文学信仰消褪和地位下滑，也可看作是数字媒介对今日文学的一大负面影响。于是，文学的精神品格和价值承担、人类的道德律令和心智原则，终于让位于个体欲望的无限表达，在线写作的修辞美学让位于意义剥蚀的感觉狂欢，虚拟空间里失去约束的主体和得到解放的个体最终得到的只能是消费意识形态的文化表达。这导致许多网络作品拒绝深度、抹平厚重、淡化意义、逃避崇高，封堵了文学通往思想、历史、人生、终极意义、理性价值的路径，消弭了文学应该有的大气、沉雄、深刻、庄严、悲壮等艺术风格和史诗成分，抛开了文学创作者所应当担负的尊重历史、代言立心和艺术独创、张扬审美的责任。[28]

数字传媒时代文学转型的学理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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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介文学历史性地出场，以及人们对于这一文学转型的研讨与争鸣，不仅需要解决“存在者”是否存在和如何存在的问题，更需要从学理逻辑上解决其理论形态、逻辑原点和意义与价值问题，后者才能真正揭开数字媒介文学的学理症结，也是新世纪文学转型由学术资源向学理建构提升的必由路径。因为这次文学转型能否在人类艺术审美的表意链中，以自己的迹化形式镶嵌出文学史的一个历史节点，以媒介转型在文艺学场域中实现“范式转换”，对它的学理性价值分析将是解答新世纪文学转型的理论母题，也是对这种转型合法性的观念体认和理论阐释，而这样的研究一直是我国当前学术介入的薄弱环节。

首先是要廓清数字媒介文学的学理形态。以笔者所见，学理形态约束着文学转型的学科范式与理论构架，数字媒介文学的学理形态应该包括认识论结构和本体论结构两个相互影响的逻辑层面，前者将构成其文学理论形态的纵向结构，后者则构成其横向范式。从认识论的纵向结构上来解析数字媒介文学的逻辑层面，需要阐释这种文学的生态背景、文化皈依、人文蕴含、形态构成、主体视界、创作嬗变、接受范式、功能形式和发展前景等问题。通过对这些基础理论问题的形上分析，为处于转型中的数字媒介文学探询一个认识论的阐释框架。从本体论的横向结构来看，数字媒介文学的学理形态需要借鉴“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方法和“存在先于本质”的本体论追问模式，聚焦这种文学“如何存在”又“为何存在”的提问方式，选择从“存在方式”进入“存在本质”的思维路径，从现象学探索其存在方式，从价值论探索其存在本质，即由现象本体探询其价值本体，解答文学转型的存在形态和意义生成问题，完成数字媒介之于这种文学的艺术哲学命名。在存在方式的层面上，本体论的学理形态旨在找到其本体存在的显性结构，这一结构大抵包括这样几个相互依存的逻辑关联：(1)媒介赋型—数字化载体的技术生成；(2)比特叙事—数码文本的表达向度；(3)欲望修辞—交往主体的感觉撒播；(4)在线漫游—赛博空间的虚拟真实；(5)存在形态—触点延伸的无纸传播等。在这里，媒介赋型是载体，比特语言是文本叙事的工具，交往主体的欲望修辞是数字化写作的人本前提，在线性的虚拟真实构成赛博空间的书写内容，而电子化作品的存在范式则完成了从纸笔书写向数字化文本的艺术转换。这些要素间的有机融合与脉理渗透，就构成数字媒介文学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数字媒介文学的隐性结构是指它的价值模式，所揭橥的是其意义生成问题，对它的阐释须经由现象学走进阐释学和历史哲学，反思重建精神价值深度的必要与可能。这一隐性的价值结构大抵包括：(1)文学表意体制转换问题；(2)新媒介话语的审美逻辑问题；(3)转型文学的文学性建构问题；(4)文学转型与媒介文化变迁的“图-底”关系问题；(5)数字媒介文学的人文性意义酿造问题等。基于这种显性结构与隐性结构所形成的从存在方式到存在本质的有序递进、彼此交融，以及这种本体论形态与认识论形态之间的相互映衬又相互补充，由此形成理论逻辑一横一纵的思维构架，庶几可以成为数字媒介文学转型所要着力构建的基本学理形态。[29]在这方面，黄鸣奋运用谱系学方法梳理出网络文学的6大要素、3对矛盾和27个理论问题[30]，对廓清新媒介文学的学理形态是富有观念启迪的。

另外是要把握数字媒介下文学转型的逻辑原点。文学的逻辑原点是人的精神原点和人类社会文明元典预设的文学逻各斯的依存形态。数字媒介下的文学转型不仅置换了原有文学背景和知识谱系，还需要有文学原点的重新体认与调适，这主要包括：(1)文学是什么—虚拟世界的自由女神。数字媒介文学最核心的精神本性在于它的自由性，数字化媒介对自由精神的敞亮和践履，是文学得以走进新媒介的无意识宿命。“自由”是艺术与信息科技的黏合剂，数字媒介的自由本性为艺术审美的自由精神提供了又一个新奇别致的理想家园。(2)文学写什么—数字化生存的本真叙事。数字化创作主体精神的“在场”与身体的“缺席”，可以让每个匿名作者以最“无我”的方式袒露最“真我”的生命样态，打破个人角色的社会镜像化掣肘，促使文学走向自我心性的真实表达，让创作贴近数字化生存的感性现实，贴近鲜活的生命感悟，达成人性底色的纵情舒展。(3)文学怎么写—电子代码的形上学。电子代码书写让纸笔操作的“码字儿”苦役全部交给了机器指令，艺术被一种“机械性”运纸如飞的自动书写和无限复制所征服，艺术生产序列遭遇操作仿真的替代性重组，数码化成了文学生产的形而上原则。(4)文学干什么—虚拟世界的“波普”情结。传统的文学是精英艺术，追求“文以载道”、“有补于世”，乃至“畅神比德”、“立言立心”而成“不朽”，通过求真向善的审美化诉求来获得一种精神信仰，而数字媒介文学不是要救世济民而是表现自我，不企求终极关怀而注重抒发性情，不求崇高和宏大，只求兴之所至时痛快淋漓。于是，认同模式由社会性尺度转向自娱而娱人，价值取向由艺术真实向虚拟现实变迁，就成为文学向“波普”化写作转型的理由。当数字媒介使文学产生知识谱系和机制范式的双重转换并试图重建自己的文学原点的时候，对“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干什么”等“元命题”做出有效解答，将是对文学转型的学理建设的原创性贡献。

对数字媒介文学“文学性”的思考是新世纪文学转型需要正视的又一个理论关键，它事关文学的意义与价值本体。数字媒介语境中文学的文学性资源来自电子媒介与艺术话语合谋的间性文本。这种文本能否成为人类“诗意地安居大地”的有效言说和心灵谛听，要取决于它对于诗、思、言三种敞开方式的领悟和命名：在“诗”的层面上，要看其是否足以表征人类为文学预设的亘古衍承的审美原点；在“思”的层面上看其能否利用数字化传媒重塑文学的精神深度，光大人类之于文学的文化命意；而在“言”的层面上则要看它会否以技术媒介给出他者，又以符号能指说出自己，使艺术言说方式从澄明中回归文学的诗性家园。然而，相对于传统的书写印刷文学，栖居网络的文学消解了艺术的技术性与技术的艺术化的审美边界，更换了人们对文本诗性的认知与体验范式，用电子数码的“祛魅”方式褪去文学的原有韵味，重铸人与虚拟世界间的审美关系，用符号仿真的图文语像刷新这个时代对文学经典性的命意，因而数字媒介打造的文学可能是对传统文学诗意性的祛魅或解魅，而不是它的延伸。那种源于文字蕴藉性的细嚼慢咽、心灵内省和思想反刍，本是文学诗意审美的高峰体验，欣赏者对文字表征的间接形象思而得之、感而悟之、品而味之，是文学审美的核心因由，但在数字媒介文学中，图像与文字之间彼此兼容而又相互制衡的相反相成，却不断解构文字品味时的“澄怀味象”(宗炳)，“余味曲包，深文隐蔚”(刘勰)和“境生于象外”(刘禹锡)的想象性审美体验，消解文学诗意韵味的主体沉浸感和艺术意象的丰富想象性。文学的诗性特质被电子“仿像”的视觉冲击所挤压，文字的隽永美感让位于图文观赏的快感，艺术欣赏变成了感官满足和视像消费，文学应有的诗性就这样给“电子幽灵”吞噬了。不过，数字媒介在对传统文学性的解构中也在不断拓进电子诗意的“返魅”路径，它借助虚拟真实的艺术张力设定自己的文学性向度，试图以科学与诗的统一重铸新的审美境界，书写“赛博空间”的行为诗学，并最终以遮蔽传统又敞亮新生的超越性，打造互联网技术灵境中的数字化诗性。因而，电子诗意的文学性生成便成为一个解构与建构相统一的辩证过程，数字媒介对文学诗性的技术祛魅与艺术返魅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对这个过程的认知和把握，应该是数字媒介文学转型研究的一个学术生长点。

数字媒介文学在我国的出现大约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对它所带来的文学转型研究还很不充分，特别是缺少内质性和前瞻性学理思考。常见的研究如，(1)对之作技术研究而不是作艺术审美性研究；(2)对之作载体形式研究，而不是作价值形态研究；(3)对之作异同比较研究而不是把它当作独立存在的艺术审美现象做学理本体研究；(4)对之作大众文化的转向研究而不是从存在论上进行意义考量，等等。很少有人从网络虚拟现实关系变迁的维度，去考辨在这种技术操作、资本运作的背后，是什么样的交往方式、生存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人与现实审美关系和表意体制的深刻变化，引发并构成了新媒介文学转型的学术理路。面对数字化技术大树上生长的数字媒介文学转型，研究者必然要碰到两个难题：一是阐释框架的非预设性，即没有既定的理论范式可供效仿和参照；二是研究对象的非预成性，小荷初露的新媒介文学前景如何，尚难定格其文化表情，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理论本是“只在黄昏时飞翔的密涅瓦的猫头鹰”，现在却不得不在晨曦初露时便让它登台亮相。这时候，研究者需要奉行的研究原则应该是：其一，建设性学术立场而不是简单的评判性研究态度；其二，基础学理的致思维度而不是技术分析模式。前者可以使我们避开对数字媒介文学“好坏优劣”的简单评判而将其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后者则可以将多姿多彩的数字媒介文学现象作为有效的理论资源，为建构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开辟新的学术空间，这样不仅有利于新兴文学走向规范与健康，还将对推进数字媒介文学本身的基础学理建设有所裨益。

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之一,项目名称: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研究,批准号06BZW001。

作者简介

欧阳友权，1954年生,文学博士。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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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2008年1月17日CNNIC发布《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www.cnnic.cn/html/Dir/2008/01/17/4722.htm

[2]新华网北京2007年12月24日发布(记者冯晓芳):《我国手机用户达5.39亿》。

[3]参见黄鸣奋:《信息科技与艺术变革》,《文艺报》2000年4月13日。

[4]转引自米·贝京:《艺术与科学—问题·悖论·探索》,任光宣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131页。

[5][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6]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7]童庆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8]鲁枢元:《人类纪的文学使命:修补精神圈》,《深圳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9]钱中文:《“文艺学研究的核心价值问题”笔谈·正视中国文学理论的危机》,《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10]赖大仁:《文学研究:终结还是再生—米勒文学研究“终结论”解读》,《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

[11]葛红兵:《网络文学:新世纪文学新生的可能性》,《社会科学》2001年第8期。

[12]藤常伟、桂晓东:《“网络文学”的特点及现状》,《社会科学》2001年第8期。

[13]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挑战传统与更新观念》,《湘潭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14]2004年上半年,广东作家千夫长创作了国内第一部短信(连载)小说《城外》,并被北京华友世纪通讯有限公司以18万元的高价独家买断了“无线版权”。这部小说只有4200字,但保留了长篇的结构,分为60篇,每篇70个字。小说内容是写“围城外的风景”,即“两个相爱的人从围城内各自走出,在城外遭遇了一段道德和法律都不支持的合情不合理的激情”。《城外》的出现,打破了手机娱乐内容的局限性,大大拓宽了“拇指文化”的发展空间,将平民化写作由网络文学直接延伸到了手机短信领域。

[15]金元浦、陶东风:《视觉新景与文化焦虑—文化研究二人谈》,《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8月15日。

[16]周宪:《“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

[17]陈晓明:《超越与转向—2005年文学理论现状评析》,《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

[18]张晶:《图像的审美价值考察》,《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19]金惠敏:《图像增殖与文学的当前危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20]杨乃乔:《图像与叙事》,《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

[21]赖大仁:《图像化扩张与“文学性”坚守》,《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22]高建平:《文学与图像的对立与共生》,《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

[23]欧阳友权:《网络文学的媒体突围与表征悖论》,《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

[24]2003年2月19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技术乎?艺术乎?》一文,提出网络文学“以游戏冲动替代审美动机”、“以技术智慧替代艺术规律”、“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等非艺术化和非审美性问题。同年4月23日《中华读书报》发表张晖的文章《网络文学不是游戏文学》,对欧阳友权的文章提出批评。5月21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何志钧《网络文学:无法忽略的物质基因》一文,支持欧阳友权对网络文学局限性的判断。6月18日,《中华读书报》又发表了欧阳友权《哪里才是网络文学的“软肋”?》一文,对张晖的质疑作了回答,并进一步延伸了自己对网络文学局限性的看法。这一组讨论文章的观点被白烨以《网络文学论争》为题,发表于2004年2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大复印资料《现当代文学文摘卡》2003年第2期摘转了这组文章,后来,这次讨论被收入2003年中国文情报告》(白烨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和《观点—2003:文学》(吉瑾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产生了较大反响。

[25]载《文艺研究》2002年第1期。

[26]毛崇杰《科技腾飞与艺术终结—关于高科技与艺术的几个问题》,《文艺研究》2002年第1期。

[27]张皓:《技术之网的反生态倾向与文艺的生态危机》,《文艺研究》2002年第1期。

[28]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9]参见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本体论纲》,《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30]参见黄鸣奋:《比特挑战缪斯—网络与艺术》,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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