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徐诗颖：董启章的百年香港史新构
董启章的百年香港史新构
徐诗颖
原刊《文综》2021年第4期
HONGKONG
或许是地缘相近吧，平常也喜欢品读香港文学。可以这么说，不少作家在我心中已如亲人般熟悉。唯独有一位，到目前为止，仍让我感到“可望而不可即”。他，就是董启章。谈起董启章，不少中国内地读者是不太熟悉的，主要原因是他的作品并没有全部在内地出版，而且他本人也甚少在内地露面。然而，他的文学成就是令人惊叹的，尤其表现在城市史的书写。
对香港百年历史的重述，其中的“历史”不全指向历史学家的历史，而更多属于个体记忆叙述对主流历史叙述的“解构”和“重构”。由于香港的历史书写权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主流历史叙述似乎已经给香港历史做了定性，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香港作家希望立足非延续性史观，尝试通过笔下的香港书写追忆被遗忘已久的百年香港历史，通过“重构百年香港”来还原更完整的精神人文史，时空意识得以彰显。在这个混杂且多元的文化空间里，这些努力更多呈现出来的是“众声喧哗”的场面，并未能形成对本源认知的共识。然而，他们并没有放弃这条“寻根”之路，希望能为自己“从哪里来”找到更多的答案。
董启章就是其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十年磨一剑，他所缔造的宏大工程“自然史三部曲”，让我们看到了潜藏在现实世界背后更多的未知与可能，在三部曲中探索“实然、或然和应然”的三重世界。在我看来，这不仅使他获评2014年的“香港年度作家”，而且毫不夸张地说，也为他戴上“杰出华文作家”的皇冠奠定非常重要的基础。
纵观香港百年史的叙事，大多采用线性叙事结构，表现出相当浓重的“历史癖”。受到福柯“非连续性”史观的影响，董启章对香港历史的理解并非如此。在书写百年香港时，如果说大多数作家选择“向后看”的线性叙述模式，那么董启章的视野则受球状史观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一城一时一地，而是放眼寰宇，将香港放置在更大的宇宙空间进行多维度思考。更为特别的是，他还把视野推向未来百年的香港，回顾并反思过去的历史，实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跨界打通，从而开辟出实然、或然和应然的多声部交错空间叙事。这样一条错综复杂的叙述脉络暗示着董启章对香港过去的历史和未来作重新想象和指认，不断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赓续历史、重返原乡。其中，《地图集》（1997）、《繁胜录》（1998）以及《时间繁史·哑瓷之光》（2007）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董启章
FIRST
一
董启章的《地图集》写于1997年，是V城系列第一部。小说没有再现某个时期的风物人情，而是通过似是而非的地图学理论对V城历史展开另一向度的虚构。董启章如同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里面的马可·波罗，将城市看作一个虚构的产物来想象。面对书中涉及许多关于似是而非的地图学理论，又假借学者的语气写出不少历史和考古的知识，董启章只是一笑置之，认为V城实际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城市。“城市篇”里有《维多利亚之虚构一八八九》一文，就明确指出：“维多利亚城也可以说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城市。它是不断地于地图上用虚线勾画出来的，永远结合着现在时式、未来时式和过去时间的城市。如果你拿一八四○年代和一九九六年的维多利亚地图做比较，你必然会惊讶地发现，这个城市的虚构程度，可以媲美最天马行空的小说。而且，虚线还一直在发展，像个永远写不完的故事。”
同样地，V城历史也是被建构出来，并且对应着“城市”这个空间的特质。初版的《地图集》还有一个副标题，叫“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在叙事时间上采用“当代的考古学”的方法。小说分为四个板块叙述：理论篇、城市篇、街道篇、符号篇，分别由15、14、12、10个小板块组成。董启章在《后记 真诚的游戏》里谈过这点：“在九七年，我选择不去写它的当下，而写它的过去，但也同时写它的未来。从未来的角度，重塑过去；从过去的角度，投射未来。在过去与未来的任意编织中，我期待，一个更富可能性的现在，会慢慢浮现。只有一个富有可能性的当下，才是人能够真正存活的当下。”作者深知历史的“必然”，小说在这种必然性面前“无所作为”。即便如此，它也不应该放弃“想象”的空间。
小说钩沉1841年至1997年各种版本的地图，试图从香港殖民空间的变迁读出背后的权力问题，与福柯提出的考古学“要义”是相关的。《地图集》里的地图“既是实用的地图，也是权力的地图”。这些权力的地图揭示出一个考古学的问题：如何证实一个城市的存在？这就牵涉到香港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的存在问题。《东方半人马》一文里提到：“地图学者们提出各种数量、位置和密度分析，来说明维多利亚城并无东西两半截然分野的事实，力图把维多利亚城描绘为纠缠不清、难以分解的异类血缘混杂产物，又称杂种（hybrid）。”这种纠缠不清、难以分解的“混杂性”情形实则与地图这种由串谋与驳杂权力支配的空间想象有着极大的关联，也就是能指与所指存在不确定的对应关系。
由此可见，一个城市的历史、空间与殖民者的权力便得以关联在一起。董启章用地图空间叙事学来消融宏大历史的叙述话语，从而想象香港殖民史，建构属于自己记忆中的“香港”。他从香港立场出发，把香港这一边缘位置放入笔下的“中心”，用更贴近日常生活感受的方式，期待一个能有权利发声的“香港”出现，以求确认香港的文化身份。
SECOND
二
《繁胜录》的初版名叫《V城繁胜录》。董启章把香港视为“V城”，以此探索用多种方式来建构和呈现一座城市。《繁胜录》与《地图集》均属于V城系列，在“观看城市”的方法上可以构成互文性阅读。除了采用真假难辨的掌故史料以及虚实互渗的世情物貌外，二者都采用“考古学”的方法，将空间维度置入历史叙事作深入分析，从而钩沉香港回归前的历史，以此拆解西方殖民者有关香港想象的迷思。如果说《地图集》是站在当下的角度重塑历史，那么《繁胜录》则是站在未来的角度想象历史。作者将这种方法称为“未来的考古学”，将过去和现在的时间投影于未来，试图模糊三者之间的界限，将小说的叙事时间归于零（简称“时间零”），从而在渐趋形成的共同面上实现“想象香港”的可能，让有空间元素加入的历史叙事具有“双向度、可逆性和开放性”的特征。
《繁胜录》里，“我”和“大回归时期新生代”维多利亚、维真尼亚、维朗尼加、维纳斯、维奥娜、维慧安和维安娜作为“V城风物志修复工作合写者”于“大回归五十年”，尝试“于文献堆填区发掘出刘华生的稿件，经过重组和校正”，整理出“第三代的梦华录”，即是《V城繁胜录》。刘华生在“V城大回归时期”编撰“本地城市风物记录”《梦华录》，而《繁胜录》则为后起之作。此处的“未来”指的是《繁胜录》，“现在”指的是《梦华录》，而“过去”指的是“大回归”前的历史，也就是香港殖民史。因此，《繁胜录》里的每一篇目有三个声部的叙事互相对话，形成对历史的多种看法，共同组成多声部多维度空间的叙事结构，形成有别于西方殖民者的历史叙述。
除了运用“多声部”观看城市以外，《繁胜录》直接采用古代“城市笔记”体，以此建构多层次的城市景观。《繁胜录》与南宋《东京梦华录》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共同“让一座城市在符号的坚硬光芒中呈现”。
一方面，它借鉴了《东京梦华录》里的“梦华体”叙事结构。“梦华体”这一概念是内地学者伊永文研究《东京梦华录》后提出来的。《繁胜录》分为三卷，每卷由7个小节组成。“卷一”讲述的是城市地理及政治架构，“卷二”讲述的是城市的世俗生活，“卷三”讲述的是城市的节庆风俗。它仿照《东京梦华录》的实物记录，对各种细节的描述事无巨细，形成百科全书式的城市景观书写，以此追忆香港的百年殖民史。
另一方面，《东京梦华录》是孟元老为追述北宋都城汴梁的繁华盛世而作，而《繁胜录》则是董启章为香港的未来所写下的城市考古记录。董启章笔下的V城承接了孟元老笔下汴梁都会的想象。虽然二者就其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等各方面而言，相似度不大，但董启章看出了其中微妙的延续性。孟元老作为前朝遗老，流寓江左，用连锁叙事的方式回忆繁华旧都。董启章身处世纪末的繁盛香港同样如此，而且“九七”大限使得港人对未来深感不安，于是《繁盛录》所虚构的“香港”无不与一千年前的《东京梦华录》遥相呼应。不过《繁胜录》的叙述时间和叙述方式与《东京梦华录》有不一致之处。《东京梦华录》与《地图集》相似，作者是站在当下回忆过往，充满黍离之悲；而《繁胜录》则是将时间放在“大回归五十年”的香港（2047），预先为50年后七月第一天的香港做出预测。于是，“我”和另外一群V城风物志修复工作者迫切希望“孜孜探寻前代梦华之记录，谛听前人叙述中隐隐浮沉的自语”，如同孟元老因对行将失去的汴梁记忆充满焦虑而转向记忆书写。董启章借助“梦华体”，“把未来当成已然的事实，把过去变成未发生的可能”，重组过去，想象未来。时间与空间在此有着多重互动的可能，以此还原更为曲折复杂的香港历史。究其极，董启章要说香港就是这样一个搬演梦华的舞台。从香港到汴梁，千年华胥之梦有忧伤、有期待。时间“惘惘的威胁”如影随形，但是因为有了梦的可能，城市因此出现，历史继续发生。这正契合着香港流徙的空间特性，一个“无所谓航向过去或回归未来的、永恒现在的、永远过渡的通道之城”。
THIRD
三
要紧随董启章的步伐前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形成了阅读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来源于小说既有反映自然与科学的一面，又渗透着浓厚的哲思意识；既表达个人与香港的历史，也直指宇宙的历史。“自然史三部曲”意在向四部自然科学巨著致敬。其中，第二部《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展示了多重时态的可能世界，是一部充满可能性的小说。同时，它被看作“是一部未来史，也即是把未来当作可能的事件去体验，去想象的一种方式”。对于“未来史”一词是否成立的问题，董启章曾分析道：“‘过去’和‘未来’并不是以一个（纵使是变动不居的）‘现在’分隔开来的，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只有这样，‘未来史’一词才说得过去。”因此，如果说“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一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偏重于讲述过去百年的香港，那么到了后两部曲则把时间推向未来百年的香港。
《时间繁史•哑瓷之光》（上）
作者;董启章
《时间繁史•哑瓷之光》以“婴儿宇宙”作为核心来探寻多重历史的可能性，尤其关注“未来、救赎、小宇宙”的形成与影响。贯穿在这条主线之中，是以下影响着小说时空结构的12个“动力学”概念：光年\Light-year；大爆炸\The Big Bang；E=mc2；万有引力\Gravity；不确定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婴儿宇宙\Baby Universes；偏心圆/Eccentric Circles——溜冰场壁画（此为下册开头的总括部分）；广义相对论\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GUT——Grand Unification Theory\大一统理论；Sum over histories；Supernova\超新星；黑洞\Black Hole；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从哑瓷的科学热情，转化为独裁者的文学隐喻，种种物理学原理也成为了文学借鉴的方法，构成了不同的动力学联想。量子力学、相对论、黑洞理论等等，影响着小说的时空结构，而婴儿宇宙和sum over histories 的观念，为小说打开了可能性的通道。随着未来史将小说的时间无限延伸至整个21世纪，创设“婴儿宇宙”的空间想象将超越V城时空的局限，直面人类生存本身，乃至整个宇宙。因此，该小说“不只是一部V城史，也不只是一部城市史，而同时是人类文明史，宇宙史，自然史”。
那么到底什么是“婴儿宇宙”呢？这是一个难以言诠的问题。简而言之，它就是在一瞬间重现人生新的可能性。能与“婴儿宇宙”相遇，甚至是创造属于自己的“婴儿宇宙”，实为奇妙体验，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问题是我们能否抓住这一瞬间，并且全身心去实践它，让它圆满和实在，这就要看各人的造化了。
董启章在这部小说里创设核心词“婴儿宇宙”，把未来作为一种历史的可能性来想象、体验、珍重乃至反思。这似乎是一种悖论：既然是未来，又何来有记忆？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把时间当作线性和因果性来看待，而是一个环状球形，也就是大多数物理学家所认可霍金提出的“宇宙有限而没有边际”的球体时空观，指向的是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无边无际的宇宙，那么历史同样如此。它“并未被否定，只是，那不再是单一的历史，而是众多的，繁复的，交错的，分叉的，重叠的，对位的种种历史”。于是，在众多作家纷纷把目光聚焦于叙述过去百年的香港时，董启章将视野推向未来，试图将香港史的叙事纳入球状史观，打破西方殖民者叙述香港历史的定论，让多种历史同时并存，在无边无际的球体时空里运行，从而实践小说发出的疑问：为什么不能有一种共时的历史，空间化的历史，并行的相悖或不相悖的多种历史？这是否也属于普鲁斯特克服时间、超越时间、复得时间的“隐喻”范畴？
过多时间意义的加持让不少作家的历史叙事显得确定与唯一，以至于无法看清多重历史的真相，实现精神的返乡。毫无疑问，董启章成了他所命名的“婴儿宇宙”的秘语者，从“自我”的崩塌走向“无我”的大爱。那是任何事物的“道”之根源，诗之诞生地。若要听清这位秘语者的声音，我们需和他一样，逃离以自我为中心的狂妄，放下以现实作为唯一性的信仰。他让时间与空间在历史叙事的维度展开多种互动的可能，用更贴近日常生活感受的方式，构筑立体分层的历史叙事空间。
如果说，外地人对香港持有“文化沙漠”看法多是出于对这座城市没有深入了解之故，那么香港本地人呢？除了感到愤然或不在乎，似乎也有许多无奈与茫然，因为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说清“我城”。“我城”，一个文化包容力极强的地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曾在它上面造像，城市与文化生态的演变形成了结晶化，结果留下了一幅幅百花争妍的图画，不同文化的汇聚形成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文明形态。董启章曾对这个生长之地的景象用“一体两面”来概括，即那是一种繁荣的衰落，一种膨胀的崩坏，一种丰足的贫乏，那就是自己成长的年代，香港的一体两面。从当下香港的发展进程看，以审思殖民地经验而实现去殖民化仍任重而道远。这不得不令人慨叹港人在殖民时期留下的对地方历史经验一知半解的态度，使得有担当和情怀的作家董启章拾笔思考如何赓续历史并重返精神原乡的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香港文学中的‘香港书写’与岭南文化认同研究（1985—2017）”（项目编号：21CZW047）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徐诗颖，1988年生，广东广州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博士后，现任职于华南师范大学，主要研究方向：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粤港澳大湾区跨界文化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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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凌逾
责编：茹祖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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