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丨金敦：剑指中国当代文学的“豹变”时刻 ——评析著名批评家李建军重估当代文学的观点与视角
剑指中国当代文学的“豹变”时刻——评析著名批评家李建军重估当代文学的观点与视角
金敦
一、“豹变”前夜的沉思
面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是“文化垃圾”一说，在中国文学艺术界和文学评论界引起不小的轰动效应，那么，到底是优秀艺术作品还是“艺术垃圾”呢？一时间众说纷纭形不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到底处在世界文学的哪个层面？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如何界定当代文学成就？当代中国作家的创造力、艺术表现力以及哲思感染力是紧跟世界文学潮流与时俱进，还是故步自封整体萎缩抱团取暖呢？不正面回答这些紧迫的现实性疑问，就无法深入阐述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发展走向。
正当人们陷入深深思索中极力寻找答案时，可喜的一幕出现了，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建军在评论《陈忠实的蝶变》中追问他为何未完成文学上的“豹变”？顾名思义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流作品已抵达突破的临界点，如何用至臻至美的文学作品狠狠地惊醒世界文坛，引领一股中国文学的清流与清风，仅欠一个时间问题。突破这个临界点，颇有当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戏剧性，为获得这个世界性文学大奖，人们在呼唤与呐喊中消耗了几代人的创作力，可想而知文学创作是个极具个体创作色彩的艺术专业，同时，这个文学个体人想要并肩世界文学前沿，必定要吸收消化囊括民族的乃至世界的文化成果，才站在世界性的文学制高点上。
《陈忠实的蝶变》
李建军眼里的文学“豹变”指什么呢？他认为陈忠实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经典意义的作家，可这样一位创作成绩斐然的作家在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版后，为什么没有写出同样成功或更加成功的文学作品呢？身为文学批评家的李建军为解答这个疑问，或者说这是盘踞在中国作家面前的狮身人面怪兽“斯芬克斯”的谜一样问题，经过近二十年的深入研究与反思，通过大量的史实资料来分析论证，他精确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从作家的人格、思想和价值立场的角度看，当代作家普遍缺乏积极的动态人格，缺乏成熟的思想，缺乏稳定的价值立场。正是这样三个方面的缺乏，造成了当代文学写作的精神困境和严重局限。”这是李建军剖析著名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得出的结论，今后，中国作家的作品要想“豹变”，必须充分认识当代中国作家面临的文学创作中的困境和疑惑，突破长篇小说《白鹿原》创作上的局限和问题，才能谈得上“豹变”创造中国新文学的辉煌。
2019年夏天，李建军在深圳一个文学座谈中讲到“豹变”前的中国作家现实状态，他客观列举了陈忠实和《白鹿原》，说中国的当代作家“如果心怀非凡的文学理想，充满实现这文学理想的激情，那么陈忠实就会进入到情绪饱满的创作状态，在一个时间段内，他就具有反思的勇气和批判的锋芒，就会进入动态人格和批判型的人格状态。一旦结束这种非凡性质的写作，回到了日常生活的情景里，他的人格便重又回到了静态人格的水平，表现出对现实和生活的认同意识和妥协姿态。他接受了很多原本应该拒绝的外部干扰和社会指令，做了一些徒然费时劳力的无价值的事情。在文学写作方面，随着批判人格的萎缩和批判精神的弱化，他的现实主义写作的内在热情和突进力量也随之丧失。” 陈忠实代表了中国当代作家的基本人格，即属于认同型人格，而不是批判型人格。认同意味着丧失距离和接受一切。过度的认同意识会极大地瓦解一个作家的怀疑精神和认知能力。相反，批判则意味着距离，意味着对一切问题和现象都保持理性的质疑态度，甚至要保持一种‘驾之而东’的超越心态。然而，陈忠实却不是一个具有彻底批判精神和反思勇气的作家。他常常不由自主地接受可疑的批判，甚至会勉为其难地为他辩护。”
把陈忠实、路遥等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纳入世界文学坐标系衡量，会发现他们所写的作品有其社会局限性，他们的经历和受教育程度，使其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文化观念和思想观念，还没有彻底摆脱走出中国农耕文化的范畴。这样看来，中国作家的自由意识、批评勇气和创造能力，会受到极大的制约和压抑。所以，即便在日常生活情境里，一个人格成熟的作家，也要表现出冷静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而不能轻易加入群体性的狂欢之中。”然而，遗憾的是，接近于农民的生活观念和思想观念的陈忠实，事实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已经不自觉地或者说无奈地陷入一种消极的人格状态之中了，而要走出这种人格状态却绝非易事。所以说：“人格是影响作家写作的重要因素；人格最终制约着作家的写作；如果没有积极的批判型人格，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这也给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现实主义作品，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启示。
要想突破思想的局限，就要有真正的思想，至少应该具备四个条件：“批判性、现实性、重要性和建构性”。依照这个“四个条件”来解读陈忠实及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李建军认为“陈忠实本质上是一个朴实而又诚实的经验型作家，虽然有一定思想能力，但却很难说是一个思想家。” 世人之所以景仰托尔斯泰、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世界级文豪，是因为他们属于真正的思想家。对于读者来说，内心的一个重要的期待，就是读到作家提供的深刻独到的思想，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认识。因为这种认识，许多人都可以提供。
大作家本身就是一个思想家，那么，作家的思想标志在哪里呢？李建军引用了邢小利、邢之美在《陈忠实年谱》中的话说：“对一个思想家来说，思想这个东西，一是要深，要有穿透力，二是要高，要能俯瞰全景，把握全局，三是要有预见性或前瞻性，能够指引未来，还要成一定的体系，对世界、对人生、对时代、对历史，都有成一定体系的独到的理解、认识和阐发，才可能说是有思想或思想家。一点感悟一些生活体验，甚至一些听起来也不乏精警的看法，只能说是思想的火花，很难说就是什么思想，更不敢说就是什么思想家。”
作家思想的匮乏必然导致写作的碎片化和浮泛化，他进一步指出：“倘若今天的作家想写出超越《白鹿原》的作品，那么，他就应该在陈忠实止步的地方，向前迈进。他要有自己的批判性和建构性的思想，要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有深刻的理解，只有这样，他才能在更加开阔的精神视野里，创造出真正有思想价值、伦理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伟大作品。”这是他的陈忠实研究提供给当代中国作家的第二个深刻启示。
陈忠实
既然文学写作是一种表现价值诉求的创造活动，它离不开一定的价值立场。李建军认为，“缺乏‘倾向性’、‘价值立场’、‘形而上的信念’和‘永恒不变的价值’正是在中国作家中普遍的问题，也是我们的文学很难达到理想境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陈忠实和当代中国作家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有别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坚牢而可靠的价值立场。之所以未能在‘蝶变’之后实现文学精神上的‘豹变’，究其原因，盖在于此。”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游移的价值立场，终究无法支持他进行可持续的写作，而写作上的停滞和无所作为，几乎就是一件难以避免的结果。对价值立场与文学写作关系的深刻认知，是李建军的陈忠实研究提供给当代作家的第三个启示。
总之，李建军先生从认同与批判之间的游移、思想与经验之间的徘徊、价值与立场之间的折衷三个方面，深刻地分析了陈忠实的局限性，揭示了其最终未能实现文学“豹变”的原因之所在。虽然李建军的分析针对的是陈忠实这一个案，但他所得出的结论，却具有很大的普适性。对那些具有伟大文学抱负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讲，要想不断突破自我，要想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就必须克服陈忠实的局限，解决那些曾经困扰陈忠实的问题，帮助当代作家认识自身的局限走出困境，这是李建军对陈忠实研究带来的非凡意义。
二、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的影子关系
完成了《陈忠实的蝶变》后，李建军的文学研究方向180度大转向，投入对俄罗斯、前苏联的文学深度研究，并于2018年9月，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了《重估俄苏文学》（上、下卷）一书，在业内引起不小轰动效应。既然他能从研究陈忠实作品走出，又走入对俄、苏文学研究，那么，研究文学批评家李建军的评论走向，会解答他在国人不把俄、苏文学当成热点的当下，为什么要去重估俄、苏文学呢？
他在为中国当代文学追本溯源，以李建军的天资及后天资历来看，1963年出生于陕西富县的他，1986年从延安大学中文系提前一年毕业，并被破格录取到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班学习，获硕士学位；1996-199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学习，获博士学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编审。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小说理论研究及现当代小说评论。先后在各种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及评论文章百余篇，著有专著及论文集《宁静的丰收》、《小说的纪律》、《小说修辞研究》、《大文学与中国格调》、《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陈忠实的蝶变》、《重估俄苏文学》及编著数种。出版的作品有：《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文学的态度》、《文学因何而伟大》、《文学还能更好些吗》等。曾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文艺争鸣》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北京文学》文学评论奖；《上海文学》优秀论文奖、第三届《扬子江评论》奖，以及2002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凭借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李建军站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过去与未来交叉口上，指出俄、苏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破解当代文学的创作瓶颈和发展方向，很有必要回望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状况，就会浮现俄罗斯文学、前苏联文学的影子，所以，中国当代文学若忽略甚至回避俄苏文学的存在现实，是无法扬弃俄苏文学带来的影响，进而走出真正属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国当代文学之路。
依据李建军原发于《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五期的评论《为何要重估俄苏文学》，发现他为中国当代文学再次发掘出一段黄金时光，这就是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以至于谈中国当代文学势必绕不开俄苏文学，出现这种现象，到底是一件幸运还是惨不忍睹直面的事实呢？李建军没有正面给出答案，而是谈到20世纪是有理由被称为“影响的世纪”。因为，正是在这个世纪，人类以巨大的热情和创造力，推动了科技的发展和观念的进步；也正是在这个世纪里，地球成了“地球村”，世界各国的交往和关系空前密切，相互之间的影响也空前广泛和巨大。
他认为20世纪对中国影响巨大主要来自俄罗斯和日本，站在20世纪中叶的历史转捩点上看，日本是在过去时态的意义上影响了中国，俄国是在将来时态的意义上影响着中国。从影响的性质来看，日本所带来的，主要是战争性的破坏和灾难，而俄国所带来的，则是社会关系和制度层面的巨大变构，是道德意识和生活观念的根本改变。
中国最近一百年的许多事情，都需要到俄罗斯去追本溯源，去寻找理解的入口和阐释的线索。离开俄罗斯，中国自晚清以来的近现代历史，根本就无法说清楚；离开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很多问题，尤其是当代文学的起源问题和观念体系的形成，也根本无法说清楚。
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就是苏维埃俄罗斯文学投下的影子，就是它漾出的涟漪。没有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影响，鲁迅等人的文学观念，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样子。同样，没有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气质和基本模式，也不会是现在的这个风貌。
是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主要是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一影响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早在1920年3月，瞿秋白在为《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撰写的序言中就认为，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极一时之盛”，而俄国文学也已经“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169页）。事实上，在俄国文学传播的早期阶段，它的波及面仍然是局部的，并未对中国文学产生绝对性和整体性的影响。直到四十年代，经过强有力的组织和宣传，一种以“生活”和“改造”等核心概念为基础的文学观念体系、写作经验范式和文学规约模式，才建构了起来，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观念和经验，才被转化成了体制性的规约力量，并持久而有效地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中国作家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写作。
由于中苏交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当代文学与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正常联系和交流，中断了。然而，那些来自苏联的文学观念，诸如“生活源泉论”、“阶级意识论”、“人民伦理论”、“政治核心论”、“立场转变论”、“倾向选择论”、“内容优先论”、“本质真实论”、“斗争工具论”、“党性原则论”、“思想改造论”和“教育功能论”等等，仍然作为主宰性的文学意识形态，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规约着作家的意识和写作。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对20世纪40代至80年代间中国文学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大到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程度。直到今天，苏联文学时期的某些文学观念，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实践。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以不可阻遏的势头，取代了俄罗斯文学和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地位。那些取法现代主义的“先锋文学”，将固有的“现实主义文学”，排挤到了文学版图的边缘。“现实主义过时论”喧嚣一时。那些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和批评家，矜然宣布现实主义已成明日黄花。他们怀着厌弃的心理，像抛弃垃圾一样将现实主义文学弃置一旁。这显然是一种不成熟的文学意识和情绪化的过激反应。
然而，对那些具有成熟的文学意识和稳定的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来讲，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经验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特别值得珍惜，因为，它可以为处于解冻和复苏阶段的“新时期”文学提供丰富的经验资源。可以说，正是到了“新时期”，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经验和有价值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经验，才开始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积极的影响——从刘绍棠、张洁、王蒙、路遥、陈忠实、从维熙、蒋子龙、史铁生和张承志等人的充满诗意和道德热情的写作中，我们可以看见契诃夫、肖洛霍夫、艾特玛托夫、肖洛霍夫、亚·恰科夫斯基和尤里·纳吉宾等人的影子，看见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作家巨大的经验支持。
是的，整体上看，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根，是扎在俄罗斯文学的土壤上的，准确地说，是扎在苏维埃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土壤上的。中国新型文学的主要观念和理论资源，主要的制度性建构资源，几乎全都来自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就像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刘文飞教授在接受《乌鲁木齐晚报》专访时所说的那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文学完全借鉴、甚至模仿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甚至连创作方法、作家组织、文学奖项、文学杂志名称等等，都完全克隆过来。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文学实际上就是苏联文学的翻版，这句话恐怕并不十分过分。”（《文学专家：俄罗斯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时不在》，来源：中国新闻网2014年05月21日 11:15）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认识俄罗斯文学与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差异，有必要辩证地认识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必要客观地重估它们的价值。
笼统地说，俄罗斯文学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个是以十九世纪文学为代表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可以简称为“俄罗斯文学”），一个是十月革命之后形成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可以简称为“苏俄文学”）。“俄苏文学”就是对这两种文学的合称。之所以不以“俄国文学”统称之，是因为它们是两种不同气质和性质的文学，而本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分析它们之间的个性差异和复杂关系。因此，“俄苏文学”就是一个更妥洽的选择。
作为高度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文学，俄罗斯古典文学充满了人道主义热情，内蕴着热烈的宗教情感和沉重的苦难意识，真实地表达着作者个人的经验和民族的经验，显示着尖锐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激情，就像利哈乔夫所说的那样，“对现实的不满构成俄罗斯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 德•谢•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作为一种高度集体化和单一化的文学，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则充满了高昂的理想主义激情，服从一种绝对原则的制约，按照统一的价值标准来评价生活和表现生活，显示出一种彻底改造自我、改造生活和改造世界的雄伟抱负，表现出一种在俄罗斯古典文学中极为少见的激情饱满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倾向。它有时自信而傲慢，于文学前贤，多所凌忽——蔑视莎士比亚，傲视普希金、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斥之为“大众文化或争取自由的敌人”（ 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潘永强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文学不是“致富经”，不是“升官图”，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文学是启示录，是诊断书，是安魂曲。它当然也给人力量、希望和方向，但是，它所选择的方式，却是暗示和象征性的。很多时候，它正是通过否定的方式来表达肯定的意愿和思想。冈察洛夫之所以耐心而诗意地描写奥勃洛莫夫的怠惰，就是告诉读者，人不应该这样生活；契诃夫的主人公之所以“边喝茶边抱怨生活”，是因为他们还是有疼痛感的人，心中还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文学也像历史一样，要将目光集中在生活的残缺和问题上。文学固然是一种肯定性的精神现象，要表达对美的喜悦和陶醉，要表达爱、同情和怜悯等美好的情感，要赞美真诚、勇敢、正直和宽容等美好的德性。但是，文学也是一种精神病理学现象，所以，它的主题总是与人的孤独、苦闷、彷徨、焦虑、忧郁、悲伤、恐惧、绝望、死亡和拯救密切相关。它用爱的目光关注人类的痛苦和不幸，用充满人道情怀的诗性方式，表达对人类悲惨境遇和沉重生活的观察和思考。
作家必须直面社会和人生的问题，必须诚实而勇敢地描写痛苦和灾难。无奈和绝望，苦难和不幸，叹息和眼泪，这不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虚构出来的，而是他们对俄罗斯生活真实状况的如实描写和展示。
他们通过批判和抗议，来表达对弱者和不幸者的同情，来表现对自由生活和理想生活的向往。他们希望通过对不满和焦虑的表达，来改变人们的意识，来提供一种理想的人格图景和美好的生活图景。
正因为这样，俄罗斯文学才达到了极高的境界，才为人类贡献了伟大的文学财富。
俄罗斯，你这个驾着三套车的民族，跳着芭蕾舞的民族，喝着伏特加的民族，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气质和性格？你这个欢乐而忧郁的民族，优雅而恣纵的民族，敏感而鲁莽的民族，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情感和思想？你这个慵懒而停滞的民族，热情而冷酷的民族，自负而贪婪的民族，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目标和方向？这是俄罗斯作家曾经提出过的问题，也是俄罗斯哲学家试图回答的问题。
然而，要找到答案，并不容易。因为，俄罗斯是一个谜，一个巨大的谜团。俄罗斯文学始于普希金，然后是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后是契诃夫。虽然这条大河的河床变窄了，水量减少了，却仍在继续奔流。在那些优秀的苏维埃俄罗斯作家身上，例如，在高尔基、左琴科、扎米亚金、帕乌斯托夫斯基、索尔仁尼琴、肖洛霍夫、格罗斯曼、帕斯捷尔纳克、艾特玛托夫和布罗茨基等人的作品里，尤其是在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之子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里，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巨大魅力和巨大回响。
那些精神成熟的、有抱负的苏维埃俄罗斯作家，总是努力克服两种文学——俄罗斯文学与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间的对立，弥合它们之间的分裂，以便从伟大的古典文学那里寻求启示和经验支持。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种自觉的努力，没有对俄罗斯古典文学经验的吸纳，扎米亚金的《我们》、左琴科的讽刺小说、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格罗斯曼的《生存与命运》、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第一流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作品，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巨型人道主义叙事”，就不可能写得如此成熟，也不可能达到如此伟大的境界。
从普希金到曼德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从托尔斯泰到格罗斯曼和肖洛霍夫，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索尔仁尼琴和阿列克谢耶维奇，从契诃夫到左琴科和艾特玛托夫，俄罗斯文学业已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形成了一种伟大的经验。是的，俄罗斯文学的经验和标准，永远不会过时，值得人们珍惜。
那么，中国当代作家如何理解和吸纳俄罗斯文学的伟大经验？如何掌握包含在其中那些可靠的标准？李建军试图在这本书里给出答案。
不可能有标准答案，尤其是创造性的文学作品，由于中国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的渊源关系，仍然能从李建军先生的《为何要重估俄苏文学》里借鉴大量有价值的创作经验和规律性养分。以他专业批评家的高度，是不会无缘无故从写《陈忠实的蝶变》那儿，转向写这部《为何要重估俄苏文学》。究其原因，不外乎是鞭策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激情和创作劲头，迎头赶上甚至超越俄、苏文学的高峰，矗立起中国当代文学的丰碑。
三、“豹变”前后的中国文学走向与趋势
梳理了李建军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观点、视角和文学脉络后，可以清晰看到他对陈忠实的作品分析评论，是基于一种赏析后的遗憾，这一声叹息，表达了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焦灼与期盼，中国作家何时写出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特性高峰的世界文学作品，而不仅是表现民族惰性与丑陋，不仅是圈子文化里的力作。重估俄、苏文学影响力，还有重新认识世界文学发展方向，都让中国当代作家看到了自身优劣势，过去抱怨信息闭塞，现在埋怨社会环境不看重文学，其实是无稽之谈，南美“爆炸文学”崛起，他们各方面条件与当前中国相比，差距不是一般的大，既然他们的文学能走向世界，难道我们的文学还在蹒跚学步吗？当今中国急切期待有华夏印记的宏大作品媲美俄、苏文学的顶峰之作，比肩世界性文学力作，“豹变”何时降临中华大地之上，文学世界在翘首注目中国当代文学。
关于这个棘手的文学问题，是急不得、慌不得的猛火熬、慢火炖的综合艺术，它自有其独特的创作规律，当然，不排除灵性禀赋极高的天才人物横空出世，打破目前中国当代文学的寂静空间，引起世界文坛的一片惊鸿。对于这样可遇不可求的天才作品，还是不要抱有太高期望值，以免让一些貌似灵感一现的才俊男女迷失了双眼。所以，还是返回文学创作自身里面寻找它的走向与趋势。
实事求是的说，中国传统文学走到现代文学戛然而止，正如李建军先生所说，中国当代文学是“扎在苏维埃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土壤上”，文学作品主要以长篇小说为主，要突破的地方实在很多，既要摆脱俄、苏文学的影子，又得挑战世界文学最新力作，这可能加重当代作家的焦灼和压力，欲速则不达，有必要慢下脚步理顺中国当代作家的实际状况。
需要承认的是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部分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作家确实写出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巅峰之作，譬如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古船》、路遥的《人生》、王安忆的《小鲍庄》、余华的《活着》、贾平凹的《老生》等等，从年龄段上来分，他们该是中国当代文学上半部的文学大家，而当代文学的下半部由哪些元素或主题内容组成呢？寄希望哪些年代出生的作家呢？也许，这个使命由70后、80后、90后甚至更往后的作家来完成。因为俯瞰当今中国作家的思想与写作水平，及综合知识储备，中国当代作家还不完全具备国际城市化水准，相当一部分作家仍处在城乡一体化的融合地带。他们的小说在写乡村题材的时候，夹杂着对城市的朦胧描述和向往，在写城市题材时，没有完全脱离城乡思维模式，远远没有达到与国际化接壤的城市化水准。这个城市化文学不仅指城市文学，而是涵盖城市与农村，城市与远古，城市与外空，城市与未来等等人类国际化后的生存现象，由此演绎出来的种种问题，及生命困惑，文学只有沿着这条写作途径写下去，中国当代文学才能在下半部文学创作中，确立在世界文学的价值和地位。
当代文学要紧跟信息化社会发展而发展，那就是跨领域跨时代全覆盖，若说地球已经没有秘密而言，当遥感卫星把地球透视地下，当科学家把人类基因族谱弄得明明白白，文学作品还能创作什么呢？那么，当代文学也该把这些不是秘密的人类社会一网打尽，要高有思想山峰的高度，低有生活谷底的幽深，这样搭建起来的文学作品，才是世界需要的文学作品，没有这样的意识的作品，当代文学只会被人类社会边缘化再边缘化。因为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世界经典文学作品已经把人性的方方面面写透写的无地自容了，并随着信息化社会加速发展，现实中发生的故事已远超人们的想象力，作为虚构与非虚构的作家还能写什么，才能重新唤起人们的好奇重新让人们捧起书本，走进作家的小说世界里沉醉，这确实是一道难以解答的文学课题。
难道当代文学已走进死胡同吗？非也。
这就需要中国作家乃至全世界的作家要有一种意识，意识到再追寻前辈文学大师的足迹去创作，显然行不通了。单纯以作家的身份无法在世界各地畅通无阻，必须意识到多学科多领域跨行学者型作家的重要性，这样创作出来的小说才耐人寻味，读这样的小说一方面是语言美的享受，另一方面能满足行业猎奇的需要，富有悬念的故事，引人入胜的情节，关键是大量专业知识的形象解读，可快速提升阅读者的综合素质，帮助读者解决亟待处理的自身困惑和问题，更有超越时空概念的科幻小说，组成新人类的类型小说，这是小说吗？当然是虚构小说。可想而知，当代作家若没有这种跨界写作的意识，写下去的结果就是死路一条。
《为何要重估俄苏文学》确实让人们眼前一亮，但仔细品评之下，又会发现书之外不为人所知的地方。比如俄罗斯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的区别，农奴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优劣与差异，俄罗斯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比较，辩证思维方式的异同，社会伦理认知的深浅，体质和性格的落差，地理环境的冷暖反差，种种数据显示告诉人们，中国人强在聪慧技巧，俄罗斯人鲁莽有体力。俄罗斯作家充沛旺盛的体力，让他们的文学方面更擅长长篇大论的批判现实主义，而中国人的体质明显弱于俄罗斯人，但中国作家更擅长充满机锋的婉转巧辩的浪漫现实主义，体能与头脑的倒挂，让两个国家的作家在语言叙述、描写、雄辩等方面差异极大，他们之间是对立互补关系，而不应该出现当代文学的这种依附从属关系。
放大两国的文学历史，中国唐诗宋词在世界文学里独树一帜，可能还没有哪个国家的诗歌创作如此精彩纷呈，散文更是韵味悠长。当年，马可·波罗来中国写成的《马可波罗游记》时，俄罗斯文学又在哪里呢？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Collis)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于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的广泛复兴。可见中国文学的文脉是非常厚重强大，整体而言，中国文学作品枝繁叶茂的时间远超俄罗斯文学。但在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移植了俄、苏文学的主要观念和理论资源，但放远中国从古自今的文学轨迹演变，中国当代文学不会持久根扎依附俄罗斯文学这块土壤，历史的惯性仍会把中国当代文学拉回属于它自身发展轨道上，那就是诗意的中国文学，富有浪漫想象力的、充满东方睿智的浪漫现实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确立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荣耀与地位。
中国文学决不能妄自菲薄作品的苍白单薄，有理由说中国古典文学成就丝毫不逊于任何国家的文学水平，诗歌、散文甚至在某一历史时段登临世界文学巅峰，这一优良传统仍将在当代文学里得到很好的保留和延续。为什么世人对中国当代文学诟病其欠缺批判精神，没有发出震耳欲聋的思想呐喊，写不出眼花缭乱的魔幻色彩，写不出惊艳尘世的爱情故事，发掘不出人性善恶心理角落的精彩震颤，更在形式与内容方面手法陈旧，难道这是真实的中国当代文学吗？同样不是。因为，长篇小说才是文学世界的通行证，而中国白话长篇小说起步时间远远晚于欧美文学，中国人的长篇小说远不是国人强项，所以，中国当代文学显得有些苍白无力。相反，诗歌才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写诗门槛低，“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足以说明诗歌在中国的普及程度。这都不是理由，只有不断创作出激动人心的长篇小说才具有说服人的有力证据。
当代文学为什么要创作出震撼世界的长篇小说呢？因为世界文坛承认一个国家的文学地位，不是诗歌和散文，恰恰是长篇小说的厚重程度。哪怕西方文学界低看俄、苏文学作品，毕竟他们拥有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世界级文豪，以及后来的高尔基、左琴科、扎米亚金、帕乌斯托夫斯基、索尔仁尼琴、肖洛霍夫、格罗斯曼、帕斯捷尔纳克、艾特玛托夫和布罗茨基等人的作品，以及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之子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们的文学作品撑起了俄、苏文学的天空，他们用长篇小说不断拔高俄罗斯国家文学高峰，正是有了这些文学高峰，俄罗斯才能傲然俯瞰天下文学。
基于这样的共识，中国当代文学必须突破长篇小说的瓶颈，真正创作出并拥有几座文学山峰，支撑起中国文学的多维空间。惟有作品的辉煌，才有中国当代文学工作者扬眉吐气的时刻，“豹变”指日可待，当代文学雄立东方与欧美文学像两座山峰遥遥相对，而无愧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明长河......
注：本文前二部分主要是李建军老师的论点，第三部分是金敦老师的论述。
*文章由作者授权发表，感谢金敦老师对“跨界经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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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凌逾
责编：张紫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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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经纬】 第21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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