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钱虹：从“台港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 ——个学科的形成及其命名

从“台港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

——个学科的形成及其命名

钱虹

学术研究，2007年第1期

[摘要]对于台港澳地区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注与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起步，并在此后的研究实践中逐渐显示其作为一门新学科的特征。至21世纪初，这一新学科从草创到初步繁荣和成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20多年来，台港澳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从概念的出现、命名的变化到理论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相应地，这一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也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清晰明确。

[关键词]台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命名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131-05

台港澳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通常是指对于祖国大陆以外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以中文汉字书写、创作、出版为其主要特征的文学载体及其作家、作品所进行的研究和论述。这一前所未有的新的文学研究领域，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日益深入和频繁而开创的，并在此后的研究实践中逐渐显示其作为一门文学研究新学科的特征。这主要表现为：一、研究对象主要为祖国大陆以外的台港澳地区和世界各国以中文汉字的书写、创作与出版为语言媒介的文学载体以及华文作家、社团及其文学活动与历史；二、其学术研究的内涵与外延，有一个随着研究的展开和深入而呈现出从含混模糊向逐渐清晰明确的发展过程；三、就研究性质而言，它并非某国、某地区单一的文学研究，而是一种较为广泛的语种文学的研究，即汉语文学在祖国大陆以外如何传播、接受、扎根与坚守以及它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它不仅包括世界范围内华人华裔的中文创作，还包括华人华裔之外的人使用汉语进行的创作，如同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等并不局限于英、法、西班牙等国文学的研究一样，因此，它需要建立一种世界文学观念，从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出发来对其定位和研究。

一、“台港文学”

1979年3月出版的《上海文学》第3期，首次在祖国大陆刊登了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的小说《爱国奖券——台湾轶事》，并同期刊登了大陆学者张葆莘首次介绍这位用中文创作的非大陆作家的文章《聂华苓二三事》。①紧接着，同年4月出版的《花城》创刊号上，发表了堪称这一文学新领域研究的开拓之作《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作者为当时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的曾敏之。他在此文中以书信体形式向读者首先介绍了香港的两份纯文学刊物《海洋文艺》、《当代文艺》以及办纯文艺刊物在香港的“寂寞”。接着，在对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华文创作、刊物和出版状况所作的介绍中，主要突出了几份华文文学刊物及其编辑倾向，例如新加坡的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的《北斗文艺》、《新生》，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出版的《激风》月刊；马来西亚的华文刊物《赤道诗刊》、《大学文艺》等“反映了当代马来西亚文艺的动态”；泰国的《泰华月刊》，“它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创作，也发表旧的诗词作品”，其文艺思想，作者援引这份刊物的原话：“在观念上接受祖国的文学思潮所影响，但也把创作植根于客观生活现实”，号召侨居泰国的文艺作者要反映“泰国现实社会”。至于这些国家的华文创作，作者涉及并不多，仅提到新加坡作家谷雨的长篇小说和周颖南的杂文集自费出版的情况，而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则“见于方修写的《马华新文学简史》”。曾敏之一文虽然只是粗略地介绍了香港及新、马、泰地区的华文文学的一些情形，却无疑向被封闭了数十年之久的内地读者敞开了一扇瞭望香港和南洋文学世界的窗口，让人们知道了在大陆以外的另外一片虽然生存不易却丰富多彩的华文文学天地。

聂华苓

继《花城》同期首度刊载香港作家阮朗的小说《爱情的俯冲》，在目录页上特别注明“短篇·香港来稿”之后，从第3期始，开辟“香港文学作品选载”专栏。无独有偶，在同年7月问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代》创刊号上，专门开辟了“台湾省文学作品选载”栏目，首先发表的是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编者“按语”写道：“以后，本刊拟陆续刊登一些台湾省文学作品。”很快，《当代》第2期刊载了杨青矗的小说《低等人》，从第3期起又发表了聂华苓的《珊珊，你在哪儿?》、阮朗的《玛丽亚最后的一次旅行》等作品，并将此栏目改名为“台港文学作品选”。“台港文学”这一新概念从此进入了大陆的文学界。1980年第2期的《当代》“港台文学作品”一栏还发表了美籍华人作家於梨华的《雪地上的星星》等作品。从当时对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等人的介绍中不难发现，他们都被称作“台湾作家”，但实际上他们的身份却是“海外华人作家”；而在台湾，白先勇又成为当然的“中国作家”。[1]正是由于这些被祖国大陆文学界首先注意到的生活在另外一个文学空间的作家身份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从一开始的命名就常常发生缠绕和难解难分的粘着状态，但当时都被笼统地冠以“台港文学”。

二、“台港文学研究”

此后，随着台港作家和海外华人作家及其作品源源不断地在祖国大陆介绍、发表和出版，从1979-1983年5年中，“据不完全统计，有近70家刊物和十几个出版社分别发表了80来位台湾和海外华人作家的220余篇作品，内地对台湾文学的评述和介绍文章也达200多篇，出版的台湾文学专著近40种。”[2](P318)大陆的一些研究者，尤其是在高等学校中文专业执教的教师终于惊奇地发现，这是一片被隔绝、被禁锢了整整30年后人们既十分陌生又无比新鲜的文学处女地。这些同样是用方块汉字书写的作品，却呈现出与当时人们已经司空见惯的大陆文学完全不同的风情、面貌、语汇和格调。于是，得风气之先、地利之便的福建、广东及北京、上海等省市的一些研究者，很快就交出了有关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研究方面的第一批答卷，使这一研究领域不再呈现空白。虽然从今天看来这第一批答卷还是以一般介绍或夹叙夹议的粗浅入门之作为多，无论从资料准备还是研究方法以及论述语言等方面看，都显得比较仓促与陈旧，甚至不无陈词套语，但毕竟从无到有，在这片数十年来从未有人涉足的荒滩上迈出了虽然幼稚浅显却坚定执着的一串脚印。

台港文学研究初创阶段的另一个特点是，和这一领域的研究与作品的发表、出版几乎同时起步相仿佛，其作为一门新学科建立所必须的基础的教学及其教材的编撰也几乎与研究同时起步。1980年开始，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的中文系开设台湾小说和台湾文学方面的选修课程。此后，到80年代末，陆续开设与台湾香港文学相关课程的有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大、汕头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师大、新疆大学、辽宁大学、吉林大学等数十所高等院校。其中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等院校还招收了攻读台港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与此同时，一些相关的专门研究机构和研究会也于80年代先后建立，如北京大学的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台港文学研究室、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的台港文学研究会、复旦大学的台港文化研究所、暨南大学中文系的台港文学研究室、广东省社科院的台港文学研究室、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台湾文学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的台港文史研究中心以及福建省台湾香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江苏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等。

为了改变台港文学研究之初研究者各自埋头垦荒而缺少交流探讨的状况，1982年6月，由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下属的台湾香港文学研究会和暨南大学、华南师院、中山大学的中文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福建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福建人民出版社等联合发起的“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这可以看作是对台港文学研究这一新领域的最初成果和研究队伍的首次检阅与亮相。出席者有50余人，除了来自北京、上海、福建、广东、广西、四川、山东、湖北、吉林、甘肃等省(区)市的学者、编辑、作家和从事台港文学研究、教学的人员外，香港作家高旅、海辛、陶然、彦火、梅子及回国旅游省亲的旅美台湾诗人秦松也应邀与会，开创了从1982年首届到2004年举行的第13届“世界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每届必定邀请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学者与作家参加的先例，从而使这13届先后在全国各地召开的学术研讨会越来越带有广泛的“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色彩，并且这些大都事后经过选择而正式出版的数届研讨会论文集，也就成为研究界整体研究状况不断深入和扩展的一次次展示和检阅。

出席“首届台港文学学术研讨会”的代表深深感到，“台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港文学和她的母体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脐带血肉相连”，[3](P268)并认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一直没有得到我们应有的关注，至今出版的所有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几乎没有一部论及台湾作家和香港作家的作品，这当然是不正常的。可喜的是这种现象已经结束”，“可以说，对台湾文学的关注，是新时期现代和当代文学研究工作中一项有突破意义的进展”。[3](P2)“爱不爱国”这一尺度成为台港文学研究初创期对台港文学作品及其作家的判断标准和共识。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台湾香港文学的代表作家和作品、当前的状况以及未来的趋向，另外还探究了在大学文科开设台港文学专门课程的教材、教学问题。在这次研讨会上，也首次出现了学术争鸣，例如，如何看待台湾关于乡土文学的论争，如何正确评价某些作家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以及现实主义是否应该汲取别的创作方法的优点来丰富自己，香港有没有真正的文学批评等，与会者都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同时，台湾的乡土文学成为当时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关注和研究的重心所在。仅以提交首届“台港文学学术研讨会”的30余篇论文为例，有关论及台湾“乡土文学”和乡土作家的论文18篇，约占提交论文总数的一半；而“研究香港文学的论文仅占十分之一，探索的对象集中在刘以鬯和舒巷城二位著名作家身上”。[3](P263)对于研究初期点多面少，且偏重台湾乡土作家和离台赴美的海外华人作家的状况，台湾香港文学研究会会长曾敏之在题为《把台港文学研究推进一步》的研讨会总结发言中指出，“由于海峡的禁隔，大量的台湾文学资料还难以充分地进来，资料的不足，成了台湾文学研究工作者首当其冲的障碍。因此，我们目前的研究工作还比较难从整个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出发，对数十年来的台湾文学现象进行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这种情况，就使得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台湾文学研究者互相之间加强协作和交流，显得更加必要。”[3](P3)

1984年4月，“全国第二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大学举行，与会的中外学者扩大至近百人，提交的论文达51篇，其中论及台湾文学的有43篇。“从规模、声势到提交论文、研讨范围都胜过首届。……从内容上讲，这次更多的是专题研究和作家全貌的研究，注意总结带规律性的经验”。[4](P68)在这次讨论会上，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台湾文学研究室提交的《台湾文学研究综述》一文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初创时期研究正在逐渐深入的一些特点。首先，刊载、出版台湾文学作品趋于系统化。1981年之前因条件所限而出现的重复刊发和所发非台湾文学重要作品的现象有了明显改观。其次，研究工作逐步走向深入。一是加强了对专题或作家的研究。过去较多侧重于作家和作品的一般性介绍，近来呈现突破趋势，从面的简评转向点的研究，以总结台湾文学一些带规律性的特点。二是扩大了台湾文学研究的范围。从研究之初由于接触的方便而较多研究旅居海外华人作家，发展到1981年之后，一方面继续扩展海外华人作家研究范围，比较深入地探讨他们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台湾乡土文学这一流派的研究，既研究这一流派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趋势，也探讨属于这一流派的作家的创作道路和艺术风格。三是加强了对台湾青年作家的研究。四是开始关注台湾戏剧和电影。它原是研究工作的薄弱环节，近来已有研究者开始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再次，研究者的队伍不断扩大并且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当然，当时的研究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比如对台湾文学的现状研究较少，对作家及其作品还不能从文学史的角度深入加以探讨，对散文诗歌的研究也不够普遍，尤其对散文的研究……另外，对台湾戏剧、电影的研究虽已开始，但涉及面还比较窄”。[2](P319)

三、“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对外交流的增多和研究对象的扩展，祖国大陆学者逐渐意识到，“台港文学”似乎已经无法涵盖许多已加入了别国国籍的海外作家的中文创作以及由在异国他乡坚持用华语写作的华裔文学，因为他们的创作实际上本来应该属于所在国的族裔文学，但又确确实实是用汉语写作的华文文学，因此，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与关注，也就势在必行。1986年底，“第三届全国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在深圳大学召开。较之前两届，此时研究者已将研究的范围和目光扩展至海外华文文学。1989年4月，“第四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1991年7月，“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中山举行。这两届研讨会的召开，昭示着这一学科领域所涵盖的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版图的地域和疆界，自此在空间上比较完整地凸显出来。

进入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他国的华文作家及其作品在祖国大陆获得了出版的机会，甚至有的还成为颇为抢手的畅销书。身处侨乡的厦门鹭江出版社于90年代中期开始推出蔚为壮观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按作家的国别分为“新加坡卷”、“马来西亚卷”、“泰国卷”、“菲律宾卷”、“印度尼西亚卷”等等，集中展示5国数十位海外华文作家的代表作50种。与此同时，90年代中期以后，有多部大陆或海外学者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系列丛书分别由京、冀、沪等多家出版社出版。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发现，“台港澳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虽然都是祖国大陆以外以中文汉字的书写、出版为其特征的文学，但其实它们之间的属性并非一致。“台港澳”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祖国大陆以外的几个特殊的行政区域，它们虽然都有过成为日、英、葡等列强割占的殖民地的历史，但除了极个别特殊时期，如日据时代台湾的“皇民化运动”期间汉语出版物被禁止外，中文汉字，一直是这些地区的中国人主要使用和书写的母语，毫无疑问，“台港澳文学”理应属于“中国文学”的范畴。所以，“台港澳文学”与中国本土以外的“海外华文文学”不能也不应该构成并列关系。况且，80年代以后，“海外华文文学”在他国日益受到重视，获得蓬勃发展的机遇(如新加坡)，从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已分别在德国和新加坡召开了两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教授在“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上所作的总评中，指出“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发展，必然产生‘双重传统’(double tradition)的特性”，因此“我们必须建立起‘多元文学中心’(multiple literary centers)的观念，这样才能认识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重要性”。[5]1991年新加坡学者王润华教授在《从中国文学传统到海外本土文学传统》论文中也提出：“华文文学，本来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中国。可是自从华人移居海外，而且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与文学，自然会形成另一个华文文学中心；目前我们已承认有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心、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心的存在。这已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因此，我们今天需要从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来看世界华文文学，需承认世界上有不少的华文文学中心。我们不能再把新加坡华文文学看作‘边缘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支流文学’”。[6](P16)这一论点，在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上曾引起较大争议，并且此时已有台港和海外的学者认为，东南亚和北美地区将来会发展成为华文文学的另外两个新的中心之说。[6](P31)

随着海外华文文学家族人口日益庞大和蓬勃发展，国内有不少学者逐渐接受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有人赞同“多元格局说”，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已形成除中国以外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包括新、马、泰、菲、印尼、越南等)和“西方各国华文文学”(包括北美、欧洲、日本及其他各国等)两大“华文文学板块”；[6](P6)还有学者对此作了“一、二、三”的概括与划分：“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规模恢宏的新格局：一个中心、两个基地、三个发展中地区”。“一个中心”，指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以及行将回归祖国（此处指当时——笔者注）的香港、澳门，“中国是世界华文文学的发源地”，针对台港和海外学者的“另外两个中心说”，坚持“真正的‘中心’还是中国”；“两个基地”，指东南亚(包括东北亚的日本、朝鲜)和北美；“三个发展中地区”，是澳洲、欧洲、非洲。“70年代中期以来，……印支半岛的数十万华侨华人被迫投奔怒海，漂泊到澳洲、欧洲等地定居，他们中的文化人在新的土地上，继续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创建了华文文学事业。在非洲，华侨华人虽少，也有十万之众。……他们中有的人也在艰辛地从事华文文学工作。这些地区的华文文学，尚有一个发展过程。”[6](P31-32)

四、“世界华文文学”

“中心说”、“板块说”也好，“基地说”、“发展中地区说”也罢，这无疑意味着伴随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不断提升，华文文学理应像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一样，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种文学，并且已经显示出这种良好的发展趋势。于是，1993年8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这一新兴学科的范畴、内涵等等得到了基本确立，即以研究祖国大陆本土以外世界各国、各地区以中文汉字书写、创作、出版作为主要载体和特征的华文文学为主体。在这届研讨会上，开始酝酿成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1994年11月在云南玉溪召开的“第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正式宣告成立。

自此，从80年代初期的“台港文学”，发展到80年代中期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再到90年代中期的“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命名虽几经变迁但终于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和扩展，其内涵和外延得到了越来越清晰的廓定，即“世界华文文学是一种研究文学关系的学科……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学研究，但主要研究的不是中国文学本身。中国文学研究本身主要由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来承担。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主要是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传播和演变，研究各地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研究中国文学对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的影响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7](P4)当然，90年代后期不断有祖国学者提出，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发源地和汉语文学重镇的祖国大陆文学，理应成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必不可缺的研究对象，如何确立、整合中国大陆文学在这一学科中的地位、关系、影响及研究成果等，这正是摆在这一新兴学科面前亟待厘清的理论问题之一。但这一涉及到现行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众多二、三级学科研究范畴的理论争鸣，目前学术界仍在探讨之中。

不管怎么说，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出现，其主要的功绩就是‘发现’了在海外还存在着一个人数颇多的汉语写作群，还有这样一个汉语文学的被遗忘的角落。”[8]20多年来，这一学科领域的老、中、青几代研究者，以他们的学术成果和研究实绩，不仅使祖国大陆以外的台港澳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更加广泛、更为深刻地为中国的读者、文学界和学术界所认知，而且他们的共同努力也形成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独特的学术风貌，并使之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得到了初步确立。

[注释]

①一些学者有关台湾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的回顾文章中，皆将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作为大陆首发之作，如刘俊《台湾文学在大陆》(载《台湾研究集刊》，1999年第4期)，李安东《无边的挑战》(载《华文文学》，2002年第1期)，刘登翰《走向学术语境》(载《华文文学》，2002年第5期)等文。但笔者查阅当时的期刊发现，若以刊载时间的先后而排序，《上海文学》1979年第3期刊发聂华苓的小说《台湾轶事》，应为台湾文学作品在大陆的首发之作。

[参考文献]

[1]叶维廉主编.中国现代作家论[C].台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79.

[2]第二届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3]首届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4]王剑丛、汪景寿等编.台湾香港文学研究述论[C].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

[5]王润华等编.东南亚华文文学[M].新加坡：Coethe.InstitutSingapore&SingaporeAssociationWriters，1989.

[6]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

[7]许翼心、陈实.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世界华文文学[A].公仲主编.世界华文文学概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8]陈贤茂.海外华文文学史·后记[A].海外华文文学史[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钱虹，女，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先后获得文学士、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原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现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目前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教学委员会主任、上海市钱镠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和女性文学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

总编：凌逾

责编：黄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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