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朱寿桐：澳门文学的传统与文化格局

澳门文学的传统与文化格局

       摘要：澳门文学的基本格局中，侨寓文学因素一度占据着突出的位置，并形成了澳门文学的独特传统。离岸文学现象则说明澳门文学曾有侨寓外地的传统。澳门文学概念的正式形成是在1984年，这一概念形成以后，对澳门文学的文化格局建构起到了有效的唤起作用。澳门文学概念的讨论与学术辩证，也突出显示了澳门文学文化格局的独特性。

关键词：澳门文学；侨寓文学；文化格局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9）04－0152－07

澳门由并不起眼的村落发展为国家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其间经历过四百多年的岁月洗礼，经历过外族入侵的腥风血雨，经历过回归祖国的热烈狂欢，其所承载的历史，其所传输的故事，足以形成一种具有特别内涵和特别价值的文化，当然也足以孕育一种具有特别风貌与特别气质的文学。澳门文学现象应可追溯到宋元之际游历人士的古吟，若将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算作澳门文学的先声亦无不可；明清之际，迁客骚人、鸿儒诗僧常会于此，或吟哦纪事，或以诗会友，或结社唱酬，诸如汤显祖、吴历、屈大均等人关于澳门的不朽遗墨，都是澳门文学中引以为豪的古典成分。澳门长期以来华洋杂处，多民族混居，弹丸之地多语种并存，包括土生葡语在内的其他语种也有文学创作，其中最不容忽视的便是葡萄牙文学巨匠贾梅士曾在澳门创作其不朽之作《祖国颂》，这些也都可以算是澳门文学的特有成分。

不过澳门文学的命题正式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围绕着这一概念的探讨所参照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有人甚至提议应该将这样的澳门文学称为“澳门华文文学”。澳门文学的绝对主流应该是汉语写作，而且是新文学创作。应该更多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可统称为汉语新文学①）的历史和时代格局中审视澳门文学，认知澳门文学的质量与价值。

① 汉语新文学是试图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一体化的学术概念。参见朱寿桐:《汉语新文学通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一、“侨寓文学”与“文学侨寓”

在澳门这片历史悠久而地幅狭小的热土之上，虽然各个历史时期几乎皆有文人歌唱的记忆，但文学生存的空间毕竟有限，文学阅读、交流、运作的余地很小，加之历史和文化的独特背景，在传统生活方式之下显得相对封闭，对外交流途径不够宽阔。这都是不利于文学发生与发展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但澳门偏偏是一个远离烽烟、浓于文墨的地方，乾隆年间被清王朝任命为澳门第一任同知的印光任就是一位喜欢舞文弄墨的官员，他主导撰写的《澳门纪略》是第一部全面描写澳门的优秀作品，成为研究澳门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此外，“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澳门望厦普济禅院（俗称观音堂）的开山祖师大汕是一位富（有）民族思想的文学家。”［1］大汕法师和印光任这两位在澳门僧俗两界起文化开山作用的先贤，实际上也开通了澳门的文脉，开辟了澳门文学的疆域，同时也预设了澳门文学的生成形态：往往是由旅澳的外人最先在这里播撒下文学的种子，且在澳门的政界、宗教界并蒂开花。在澳门历史上形成较大影响的文人屈大均、吴历等，还有与澳门文脉结下不解之缘的汤显祖、贾梅士等①，都与澳门产生了这样的关系。这是一种隶属于澳门的“侨民文学”，在相当大的意义上仍可视为澳门文学的一种生成状态，而且也由此构成了澳门文学的一种生成特性。进入到新文学时期，这种“侨民文学”的传统现象在澳门同样在继续，有时甚至是辉煌的继续。“抗战胜利后，作家茅盾曾应柯麟医生的邀请，来澳小住。作家张天翼和于逢也因病在镜湖医院留医了半年。这期间，对文艺爱好者合作者作了不少有益的辅助。”［2］

（《澳门纪略》内页）

这种“侨寓文学”现象作为澳门文学的生成特性，在新文学时代仍然有精彩而持久的呈现。按照鲁迅对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G．Brandes）在其皇皇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提出的“侨寓文学”概念的理解，“侨寓文学”中的“侨寓”可以是作家自己，也可以是指作家写成的作品。鲁迅在论述“乡土文学”的时候曾经引用勃兰兑斯的上述论断，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由于“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而“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3］澳门写作者在离岸发表的文章则属于典型的“侨寓文学”，因为“侨寓”的恰恰是他们所写的文章。显然，澳门长时间的离岸文学属于澳门的“侨寓文学”，它仍然可以说是澳门文学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还是澳门文学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说“侨寓文学”“侨寓”的可以是文学家，也可以是文学本身，那么，闻一多那首脍炙人口的《七子之歌》可以视为一次文学对于澳门的“侨寓”。这是另一种澳门文学意义上的“侨寓文学”，是文学作品在想象意义上对澳门的“侨寓”。如果将想象的作品对澳门的“侨寓”算作澳门文学的当然内容，还不应该忘记现代小说家郁达夫。

郁达夫著名小说《过去》清晰地描写了一段澳门故事，这故事中包含着往事的忧伤，包含着20世纪20年代澳门市井的风情，还有对与世隔绝般的赌场的遥望。澳门的文化界始终没有关注郁达夫与澳门的关系，因为没有任何资料确证这位小说家来过澳门，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都没有类似记忆的痕迹。一般来说，郁达夫属于那种毫无保留地表露自己行动甚至心理的作家，如果不是在作品中，也会通过书信、日记体现自己的行踪。但1926年11月初的这段无可查考也无可确证的澳门之行却很例外，在他的文字中几乎找不到任何记载。这可能有他自身的隐情。细读《过去》，郁达夫却写出了一个当年澳门的鲜活图景。他对澳门（M港）的描写可谓具体而微：“碧油油的海湾”，“沿港的街上，有两列很大的榕树排列在那里”，“在榕树下的长椅上休息着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带有些舒服的态度”。这情形正是对当年澳门濒临海滨的马路——南湾大马路的非常精确的描写，南湾大马路也就是小说中的P街，因为其葡文标示为AvenidadaPraiaGrande。这里写出的澳门街市的成色、风貌、格调和神韵，那么具体生动，那么详尽真实。另外，作家描写的望海酒楼，以及望海酒楼旁边的外国酒店旅馆，包括酒楼周边的地理关系和建筑物位置等等，经查，都与那个时代的澳门地理完全吻合：“我们两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绕远了道，避开那条P街，一直到那条M港最热闹的长街的中心止，不敢并着步讲一句话。街上的灯火全都灿烂地在放寒冷的光，天风还是呜呜的吹着，街路树的叶子，息索息索很零乱的散落下来，我们两人走了半天，才走到望海酒楼的三楼上一间滨海的小室里坐下。”如此精准的描写，如此具体生动的路线图，如此吻合于澳门历史地理的情景再现，将当年的澳门市井生活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作品中。即便难以判断郁达夫是否来过澳门，但他通过作品关注澳门的历史事实，也为澳门文学的文化格局增添了新的因素。

       现代文豪郁达夫同古代文豪汤显祖一样，都不能被确证来过澳门，但从他们的作品中又都能够分析出他们到过澳门的种种迹象，都能推论出他们对澳门风物的亲目观察和亲身体验的条条线索。他们都是中国文学对于澳门的发现者，他们都以自己不朽的笔墨，以自己特别的“侨寓”文字，将澳门带进了中国文学和汉语新文学世界。

       澳门除了“侨寓文学”的传统，还有文学作品“侨寓”于外埠的“文学侨寓”的传统。这是指澳门离岸文学现象，它仍然属于澳门文学的范畴，只不过是澳门作家让他们的作品“侨寓”到香港等离岸地区而已。澳门文学作品之所以会“侨寓”到离岸地段，无非是澳门地方狭小，文学发表园地奇缺，文学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在香港等其他地方寻求发表的机会与空间。《澳门离岸文学拾遗》的编者这样描述澳门“侨寓”离岸的文学情形：“梯亚（原名程梓翔）创作不少独特新颖的小说，全部在香港发表。这批小说尚未结集，相信读过的澳门读者不多。李心言（原名李艳芳）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也曾投稿香港的《文艺世纪》。六七十年代积极渡海发表作品的澳门作家还有汪浩瀚（原名汪云峰）、江思扬（原名李江）、韩牧、剑莹、江映澜（原名周落霞）等人。”［4］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了对澳门文学贡献甚大的陶里，点出了至明、黄洁英、东生、心刚、林逸、彩虹、慧心、楚阳、楚山孤、李思狂、李涤非、锷未残、游静萍、谢草园、雪山草、隐兰、刘思扬、刘照明、郑章源、叶望、林冷雨、舒汶、骆南侨等。这份名单几乎罗列了当时能够写作的澳门作者的全体阵容，他们都是在香港的相关文学媒体上发表文章而成长、成熟的澳门作者，他们用自己的笔墨，借助香港的《文艺世纪》《海洋文艺》《当代文艺》《伴侣》等刊物，描画出了实际属于澳门文学的离岸文学景观。

① 汤显祖、贾梅士这两位东西方文学巨匠，其诗文创作与澳门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学联系，但有关他们是否真的到过澳门，学术界尚有争议。参见徐朔方:《汤显祖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姚风:《中外文学交流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

二、学术概念及文化格局

显然，澳门文学作为一种地域性文学的现象与秩序，虽然聚焦于不同的空域，虽然变换着各种形态，虽然时浓时淡，时起时伏，时冷时热，甚至可能时断时续，但它总是实存于汉语文学的历史景观之中，向人们提供可以讨论的文学文化现象。理论方面的自觉一般总会比文学现象的发展更显迟滞，澳门文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和文化概念，其形成的历史相对短暂。一般认为，韩牧在1984年3月29日举行的“港澳作家座谈会”上提出的“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的倡议，是“澳门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和文化概念的开始。该座谈会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书画展”的开幕式的一项内容，由《澳门日报》、星光书店、香港三联书店和花城出版社联合举办。韩牧除了呼吁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以外，还提出了出版年度文选、评选文学奖、发展儿童文学等具体措施，认为这些措施可以尽快抵达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的文化目标。［5］

       韩牧的呼吁具有明显的文化意义和学术意义。在文化方面，他勇敢地冲破了类似于文化沙漠的说法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自卑感，让澳门文学和澳门文化有机会呈现在历史的视域之中，甚至可能呈现于人们目光的聚焦之下，这对于澳门文学的文化建设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事实证明，只要意识到澳门文学建构的可能性和迫切性，澳门文学建设的热忱就可能得到有效的激发。此后，澳门有关方面特别是澳门相关社团等有意识地实施澳门文学形象的建设工程，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南中国海滨建成了相当醒目的澳门文学形象。各种澳门文学的作品选本和评论选本出版得相当活跃，单是韩牧所构想的澳门文学年度选本，就有澳门笔会版和澳门作家协会版两种，而且各自都坚持很长一段时间；澳门笔会和澳门基金会主导的澳门文学奖评选已经成功举办12届，影响越来越大。除了儿童文学的倡导未能真正落实并奏效而外，澳门文学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较大的规模和有序的节奏。特别是由澳门基金会主导、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澳门文学丛书”，计划出版100册，现已完成了2辑56种作品的出版任务。这应该视为澳门文学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在学术方面，“澳门文学形象”的倡导明确地提出了澳门文学概念，使得澳门文学以一种特定的意义浮现在历史认知的层面，甚至成为学术讨论的焦点。其实，一定的社会板块只要有文学活动，就可能产生一定的文学现象，并且拥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一定社会板块的文学存在不一定通过震撼人心的作品得以体现，其文学运作，哪怕是特定方式意义上的文学运作、文学行为，也就是汉语翻译的“文学行动”①，都应该视为一定社会板块的文学，可以以这一社会板块命名这里的文学。澳门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板块，它历来就有文学活动和文学行为，命名澳门文学并确认澳门文学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学术的必然和文化的必然，而这样的必然性由“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这一相对稳妥的方式提出，充分体现出澳门学者和作家的审慎与低调。

       然而，文学话题一般不会引发较大的社会波动和文化震动，其实有时候审慎与低调反而能激起各种轻率的质疑。这样的质疑有益于围绕澳门文学概念的学术研讨，有益于关于澳门文学理解的深入，虽然这样的质疑本身实际上包含着不少的意气因素，带有各种各样的心态。其中，主张澳门文学概念不成立的学者大有人在，他们往往以周边特别是香港的文学成就及其影响力比照澳门，认为澳门其实并无文学，甚至认为澳门就是文学的“沙漠”。这样的观点将文学品格和规格进行高水平定位，认为称得上文学的创作在澳门并不普遍，因而澳门基本上没有文学。这是一种高规格、严要求的学术认知，但也是一种较为偏激的文学理念。文学既可以指成功的甚至杰出的作品，也可以指一般性的写作结果，同时，所有与文学相关的文化运作和文学行为皆可以认定为某一区域的文学。从这一意义上说，澳门文学早就存在，是汉语文学世界独特的文学存在。李鹏翥在《苦心孤诣的研究创获——序庄文永的〈澳门文学评论集〉》一文中，对这种质疑进行了深入的论辩：“澳门有没有文学？澳门是不是‘文化沙漠’？这一类老掉了牙齿的问题”也曾是香港所面临的，诸如“香港有没有文学”的质疑也曾出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贬责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说法常常不绝于耳。［6］面对这一个老问题，李鹏翥显得很有信心，这信心来自学术界和文学界的肯定与认同：“来过澳门的著名作家陈残云、杜埃、秦牧、吴泰昌和著名学者钱谷融、饶芃子等在文章和讲话中肯定澳门有文学，也并非是‘文化沙漠’”，因此对“不少异地的人在不断提出”的质疑大可以置之不理。与此同时，李鹏翥代表澳门文学界借此也做出了深刻的自我反思：有人漠视澳门文学存在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澳门作家的作品还不够多，还引不起外地研究者的注意”，另一方面，即便是在澳门的评论家和研究者，对于澳门文学也相对“缺少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介绍”。［7］

      当澳门文学概念和澳门文学形象建设的议论尚未出现的时候，澳门无文学的观点可能会被当成一种常识性的认知遭到忽略，但澳门文学概念出现之后，建构澳门文学形象的呼吁出现之后，澳门无文学的观点则变成陈旧不堪的老调重弹，甚至成为故作惊人之语的哗众取宠之论。从一定的文学标准出发，人们可以对澳门文学提出批评性的意见，但据此否认澳门文学的存在，是不顾事实的行为，而且有欠公正。其实，澳门早就有文学，这是不争的事实，连一向谨慎的李鹏翥也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论证澳门文学的历史性存在，他在《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一文中，慢条斯理、不紧不慢、有理有据、全面独到地阐述了澳门文学的历史实存：先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园地》，说到油印文学刊物《红豆》，勾勒出了澳门文学发表园地与社团活动的基本状况；再从澳门文学久远的历史弦歌，叙说到新文化先驱者的文学影迹，清晰地阐明了澳门文学历史的悠久和内涵的丰富；接着从当代澳门文学社团、出版、奖励、讲座等等林林总总、方方面面，点染出澳门文学色彩斑斓的现实存在。问题是，为什么澳门文学这一概念一直呼之不出，甚至无力呼之，无意呼之？一方面是因为澳门学者和文化人惯有的审慎与严谨，低调而谦逊，另一方面，也与某些学者和作家对澳门文学以及一个区域的文学理解上的偏差有关。当然，至于随便以“文化沙漠”之类的蔑视性概念称呼澳门和香港的现象，诚如李鹏翥所说，实在不值得过分理会。

① 法国Jacques Derrida 提出的命题，中文翻译为“文学行动”，见其《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三、概念讨论与学理认定

一些审慎的学者质疑澳门有文学，进而质疑澳门文学的存在，这是对文学概念特别是地域文学概念做相对苛刻甚至是狭隘理解的结果。文学可以是洪钟大吕的轰鸣、振聋发聩的推动、永恒经典的呈现、精致辉煌的表现，但也可以是小巧细致的描写、恬淡琐碎的陈设、随心所欲的散步、粗糙真诚的表达；如果一个区域的文学就是后一种方式和形态的呈现，怎可以说这里就没有文学？只要有人写作的地方，只要有文学梦的地方，只要有文学交流和文学运作的地方，就应该有属于那个地方的文学。将一个区域文学的优劣程度当作判定这一区域有无文学的依据，其实是一种偏见。相信正是这样的偏见一直影响着澳门文学概念的提出。

另一种特别审慎的意见是，澳门不能随便提“澳门文学”，因为澳门有汉语文学，有土生葡语文学，还有葡语文学和英语文学，贸然提出“澳门文学”究竟何所指涉，这就成了问题。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从个人的写作状态而言，澳门这样一个华洋杂处的地方肯定会有如上所说的文学类型，但不能说这些不同语种的写作都能够作为澳门文学的代表。若把一个特定区域的特别文学现象当作特别的学术对待，澳门学界确有学人对土生葡语文学展开研究并且取得成果，但不能说这些特殊的文学现象就应该被概括为澳门文学甚至成为澳门文学的代表现象。早就有澳门学者认为有“澳门华文文学”及其他语种文学。［8］有些内地学者也提出“广义的澳门文学（主体为澳门华文文学和土生葡人文学）”概念。［9］将一定区域文学中的特殊现象列为或夸大为区域文学的必然构成和代表性的概括，是一种以属种概念干扰主体概念的现象。当“澳门华文文学”这概念一出现，澳门这个特定区域的政治文化属性都似乎发生了令人生疑的变异。土生葡语文学是非常有特色的文学现象，但要将这样的文学列为澳门文学结构性的组成部分，且让真正的澳门文学让位为“澳门华文文学”，其实是一种文化理解和学术把握上的偏差。澳门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文化格局，澳门文学也以汉语文学为主流，绝对没有必要让汉语写作与其他语种的写作平分秋色地共享澳门文学的文化概念和学术概念。这样的偏差导致许多学者直至今天也不能理直气壮地使用澳门文学概念，显然它会影响澳门文学概念的顺利生成及在一定的学术文化语境下健康生长。

       澳门文学概念在澳门由澳门作家和学者自己推出，表明澳门文学文化建构和学术建构的自觉性正式形成。1984年韩牧充满激情的“澳门文学形象”的倡言，带着“为澳门文学界争地位争气和打气”的意味，［10］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效应。这种意气阐述在观念倡导时期不仅是免不了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但观念倡导尘埃落定之后，理性的论析变得十分重要。随着韩牧的呼吁，澳门文学研究者李成俊、李鹏翥、云惟利等积极响应，他们借助《澳门日报》、澳门大学中文系等媒体力量和学术力量，通过召集会议、组织论文、编印书籍等途径，进行澳门文学学术建设的切实工作。在这样的情形下，李鹏翥有关澳门文学的一系列表述，以其淡定沉稳的风格和理据充分的力量，为澳门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和文学史命题的最终确立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堪称经典之论。他还潜心尽意地列举出澳门不利于文学发展的种种制约因素，为澳门文学应有的健康生态和发展前路进行了精心设计和呼吁。同时，澳门文学研究者开始对澳门文学概念内涵和外延进行研究与论辩。“澳门华文文学”之类的谨慎而不免有些尴尬的命题正是在这种论辩性思维中产生的。在考虑澳门文学外延的时候，学者郑炜明论述道：“发表和出版于澳门的不一定就是澳门文学。如现居外地的作者，投稿澳门的刊物而得以发表，不能简单地说就是澳门文学，但可以考虑其对澳门文学的发展有没有积极的影响。相反不在澳门发表和出版而仍算是澳门文学的，多有实例：懿灵的《流动岛》在香港诗坊出版；笔者的另外一些土生土长的学生，刚在文坛亮相的时候，绝少在澳门发表作品，其作品却在香港、台湾的刊物上刊登。因此说，我看澳门文学的定义这个问题，总不能太死板。”［11］这样的议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而且也为严格界定澳门文学做了舆论准备，但从一定的学术实践而言，很可能这样的议论会导致对澳门文学理解得更加“死板”。澳门由于社会体量的限制，文学人口相对稀少，澳门文学从作家构成到作品陈列其实并不拥挤，在这种情形下，那些非澳门籍人士在澳门的写作或者发表于澳门的作品并不一定得排除于澳门文学之外。至于澳门籍人士在外发表的作品纳入澳门文学范畴的事，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问题。“离岸文学”的关注已经表明，澳门文学家和文学写作者在香港及其他地区发表的作品完全可以而且已经纳入澳门文学的当然范畴，澳门文学研究界从未有人质疑过类似于“离岸文学”属于澳门文学的基本事实。

      澳门文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的学术争辩，为澳门的文学界和文化界注入了一定的活力，也强化了他们建构澳门文学的自信与自觉。各种选本的澳门文学作品纷纷出版，文学杂志的出版也在这一时段进入活跃期，澳门五月诗社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组成并产生影响，澳门文学批评也在这样的气候下呈某种热闹局面。无论是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在澳门文学形象的号召下都有了自身认同的快感。澳门文学的新格局实际上是以澳门文学概念认定的格局为基准的。特别是澳门回归以来，特区政府通过澳门基金会、文化局等重要部门资助澳门文学作品的出版以及文学印刷物的印行，扶持文学新人的成长，鼓励各种文学社团活动，使得澳门文学界呈现出格外活跃的局面。近些年包括《镜海魂》在内的作品得到内地评论界和本澳批评界的重视，《澳门文学丛书》在内地发行并形成一定影响，都壮大了澳门文学声威，提升了澳门文学的可见度。此外，澳门特区政府所属的民政总署、旅游局、教青局、高教局、邮政局等也经常组织和资助文学写作活动，澳门大学更通过聘用荣誉博士召请不少著名文学家进入澳门，关注澳门和描写澳门，为澳门文学注入了可贵的优质资源，这些都有效地提升了澳门文学的品质。

（《镜海魂》海报）

       澳门文学的传统与格局很快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1986年，由当时的台湾香港文学研究会组织的“台湾香港文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市举行，这次会议在筹备和召开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决定，让澳门文学进入研讨会主题之中。从此，澳门文学得到了主流学界的承认，台港澳文学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特殊组成部分得到了学术的认定。这样的学术事件发生在澳门文学概念被推出的两年时间内，应该算是相当快捷的速度了。这一方面清楚地表明澳门文学界努力建构自身认同的成效，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以及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合成一体应该被称为汉语新文学界），对澳门文学持有真诚的欢迎和热忱的鼓励态度。有意思的是，2010年，澳门大学在澳门基金会的支持下召开了近现代媒体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的学术研讨会①，首次在重要的学术活动中提出了“澳港台”概念和排列顺序，体现了对澳门文学特别是其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的重视。澳门是中国近代媒体的肇始之地，从媒体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当然应该将澳门置于首位。这实际上是对澳门特定的文化历史和文化地位的一种学术肯定。

       澳门文学作为文学板块、文化现象和学术概念的被确认，无疑有效地扩展了汉语文学的版图与范围，使得汉语文学特别是汉语新文学的空间结构得到了完整性弥补。如果按照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习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只是关注台港文学或港台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就非常遗憾地缺少澳门这个特别区域，相信这样的遗憾不仅仅是文学和文化上的。澳门不仅是中国神圣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文化富有特色的一个重要板块，其文化的历史性和特征性都是香港文化所无法替代的。澳门文学是澳门写作者和澳门文学人依据澳门经验、澳门感受共同创造出来的文学存在，它应该向汉语文学世界贡献出独特的澳门精神和澳门情绪，这种精神和情绪是其他地区的文学所无法提供甚至是无法复制的文学文化资源，从这一意义上说，澳门文学的独特性是汉语新文学世界所关注并重视的对象，澳门文学在汉语新文学世界不仅应该拥有其独特的地位，而且应该是汉语新文学世界所不可或缺的特定板块。

      澳门文学倡导者、评论者和研究者对澳门文学的呼吁与论辩，其历史价值非常明显，其文化效应也不言而喻。然而，对澳门文学应有品格和文化特性方面的论证并不十分有力。最初提出澳门文学形象的论者，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须认定澳门文学形象的独特性，特别是澳门文学的文化内涵和地域风格的独特性。澳门文学如果不是以独特的内涵、独有的精神气质和特别的审美风格确立自己的形象，这样的形象终究会湮没在其他地域文学的模糊色之中。

①此次研讨会的论文集为朱寿桐、黎湘萍主编的《近现当代媒体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本文是澳门大学CPG研究项目“澳门文学论”系列论文之一部分）

注释

［1］［2］李成俊：《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李观鼎主编：《澳门文学评论选》，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年，第26、30页。

［3］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5页。

［4］凌钝：《澳门离岸文学：代序》，《澳门离岸文学拾遗》，澳门：澳门基金会，1994年，第II页。

［5］［6］韩牧：《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李观鼎主编：《澳门文学评论选》，第1、2页。

［7］李鹏翥：《苦心孤诣的研究创获——序庄文永的澳门文学评论集》，《濠江文谭新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26页。

［8］［11］郑炜明：《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行政》1995年第3期。

［9］王勇：《澳门文学的文化生态学特征及其意义》，《文艺争鸣》2015年第2期。

［10］韩牧：《为“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再发言》，李观鼎主编：《澳门文学评论选》，第9页。

原文编辑：廖哲平

图片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贺依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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