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朱崇科：论欧大旭作品中的“大马”认同确认及吊诡

朱崇科跨界经纬 2022-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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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欧大旭作品中的“大马”认同确认及吊诡

朱崇科

朱崇科（1975- ），山东临沂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2005），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兼系主任。

【该文原刊《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

内容提要：欧大旭作品中的马来（西）亚认同自有其发展路向和独特之处，他立足于反殖民/去殖民的大历史维度，着力借助精彩的多重叙述重构大马历史，同时又借林强尼角色以小见大呈现出背后的国族寓言。而正是基于历史反思，他也指出了大马认同的确认路径，即多元并存的历史传统和未来建设方向，同时也以挫败的反例来进行教训示范。当然，欧大旭甚至也有建基于大马现实之上的认同哲学思辨，无论是历史建构还是认同拼贴，其实都是可选择的。

关键词：欧大旭；认同；马来西亚；吊诡；国族寓言

朱崇科

作为一个英文文学书写者，欧大旭（Tash AW，1971- ）是21世纪以来马来西亚华人作家中的强势崛起者。迄今为止，他出版了三部长篇，The Harmony Silk Factory [1](Riverhead Books, 2005)，Map of the Invisible World[2] (Spiegel & Grau, 2009），Five Star Billionaire (Fourth Estate, 2013)。作为一个颇具野心又苦心孤诣的作家，欧大旭也为自己赢得了不少荣誉，比如《和谐丝庄》在2005年入围过英国布克奖（现在称为曼布克奖 "Man Booker Prize"），2006年获得惠特布列首部小说奖(Whitbread First Novel Award)。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的书写亦给马来西亚华人文学带来了新质和冲击性，虽无力改变华人文学在大马的族群文学[3]而非国家文学地位，但他对大家耳熟能详的议题开掘和长篇虚构技艺都有提升之处，值得读者仔细探勘。

浏览有关欧大旭创作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相对宏观的整体性研究，如李有成教授有关前两部书的中译本导言，《欧大旭与其<和谐丝庄>》、《冷战岁月——欧大旭与其<没有地图的世界>》，曾佩玲的硕士论文《论当代马英文学的反霸权与反国族建构书写策略》（浙江大学，2010）等等；第二是结合具体作品展开的主题性研究，而尤其以其《和谐丝庄》为中心的居多，如王丽艳《后殖民主义视野下的<和谐丝庄>》（《沈阳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潘碧华等人的《<丝之谜>的人性主题与历史记忆》（《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6期）、张燕《论<丝之谜>的文化身份认同》（《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Hiu Wai Wong王晓慧, ”Home, Friendship, Flowers: Reading Tash Aw’s The Harmony Silk Factory 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台湾真理大学《国际文化研究》第八卷第二期，2012.12)主要从全球化的视角进行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自然有其精彩之处，亦增益我们对欧大旭的认知，但恰恰是由于欧的繁复与优异，有些核心论题仍有可持续探究之处，如其【大马】认同建构。[4]

毋庸讳言，这是欧大旭自始至今一直纠缠的核心命题之一，他自己也三番五次谈到这一点，他在英国生活了十几年，但记忆最深刻的仍然是“马来西亚乡村那些傻乎乎的、有点莫名其妙的事情。”[5]甚至他的第三部作品《五星富豪》“同样谈到‘身分认同’的问题，只是这一次主角们的身分是‘流动的’，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身分，甚至‘没有身分’也可能是一种身分。”[6]

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称欧大旭的创作为“认同三部曲”：第一部是集中讨论大马1930-1950年代的历史，第二部则是讨论印尼1960年代的“革命”历史，兼及与大马的关系发展，第三部却是借中国语境（尤其是上海，2009年他作为上海作家协会“上海写作计划”的一员在沪居住3个月。这段经历促使他完成了《五星富豪》）探讨认同问题。虽然和大马的书写距离可谓渐行渐远，但欧大旭的探讨野心却历历可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欧大旭在这种认同确认中存有一种复杂、吊诡的路线：去殖民的坚决，确认认同的展示和游移，认同建构的“进行中”哲学思辨等等，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一

反殖民/去殖民的大历史维度

毫不意外，欧大旭在创作中呈现出相当清晰而坚定的反殖民/去殖民倾向，而他的别出心裁之处是可以将大历史安放到几个关键人物的复杂纠葛中，既让大历史维度的整合性、日常性历历可见，同时又确立了批判与消解的靶子。毋庸讳言，此处绝非简单连缀历史面貌与文学虚构的是否及如何对应关系，而更是探勘欧大旭文学书写的复杂历史态度。

（一）重构大马大历史。熟悉南洋历史的人都知道，大马大历史的重大事件主要包括英殖民、马共、日军侵略、大马独立等等，欧大旭对此基本上都有所涉及或重新叙述，而且，往往也都有自己相对独特或暧昧的立场判断和刻意建构。

1英殖民。如人所论，殖民者对于被殖民者的统治和渗透可谓是方方面面的，“这些强权加诸各民族的统治并不止于烙上政治的烙印。长期以来，它们通过各种方式与手段，或者干脆完全诉诸武力，把真真假假的优越迷思强加于整个文化体系，不仅深入生活与统治方式，而且代代相传，及于语文、艺术、宗教与哲学等精神层面、以及行政与司法的制度层面。”[7]

首先是最常见的经济殖民。如《和谐丝庄》中近打河流域的英国人机械化的锡矿开采。同样也包含了种族歧视：华人林强尼负责修理故障的挖掘机，需要更换新零件，英国工头们说，“‘这只猴子到底在做什么？’一号先生问。‘我说过不能让中国佬随便动挖掘机。’二号先生说。”（页42）而英殖民者对殖民地马来亚并无真正的认同感，日军侵略大马大兵长驱直入时，他们选择抛弃殖民地狼狈逃窜，如吉罗德对彼得说，“我们正在搜寻离散的人，要把大家都带去吉隆坡。我们计划去新加坡，那里有船开往英国老家。我们先去拿你的东西。别带太多，带最紧要的就行了。要快。”（页376）

其次就是文化/品味的殖民。彼得第一次在新加坡碰到林强尼的时候说，“你一定是新加坡唯一一个读雪莱诗歌的人。”（页260）调侃之余不乏蔑视。而彼得在殖民地多年，却丝毫不懂中文，他辩解道，“读者也许要说，过了这么多年，我应该对中文有所了解了。但我不了解，一点也不。我一直都憎恶这种语言，觉得它太锋利。而且，大家都说英语，或者是某种形式的英语，我觉得学中文也有点多余。”（页251）殖民者的文化傲慢显而易见。而宋狄克家族的文化中心/潮流之一同样是西洋文化，从穿着文化上看，本地为人所喜爱的蜡染布无论是在宋狄克那里，还是其太太那里，甚至是布店老板陈虎眼中，都是下等货品。

除此以外，还包括他们的热爱享受、喜欢旅游和探险，亦有一种可能消费本土女子的倾向。雪儿姑娘作为近打河流域最漂亮的女人，最终还是为英国人彼得所染指，当然其中不乏暧昧的爱（彼得在海难时曾经救过雪儿，页338）与强尼的嘱托。

2马共[8]。欧大旭笔下的马共书写有其独特的一面，也即比较人性化和多元化。比如，他写到了马共反抗英殖民者的决绝（虽然也不乏僵硬），发动底层，有一定的组织性。欧大旭也触及了不同领导人的风格乃至缺陷，如陈虎的随年纪的渐长而变得保守，更关注生意，喜欢借园艺颐养天年而非积极暴力革命，最后被极具野心、更有号召力的林强尼取代并剪除。但欧大旭在书写马共时也指出其部分缺陷，比如马共的组织性相对脆弱，过分受制于领导人统帅，而且也最终因为林强尼的叛变而大势已去；同时，普通队员虽有警惕性但往往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也不乏“乌合之众”特征[9]，好小利而缺乏明断等。

3日军侵略。通过国近守这一角色的多层次塑造，欧大旭相当精彩的指出了日本人侵略的复杂性：贪婪性、暴力性、虚伪性多位一体。在雪儿的日记中，国近守是一个风度翩翩、帅气多才的教授，又是一个好情人，甚至雪儿为之不惜想和丈夫林强尼离婚。但在中国时空里，他却是一个刽子手，吃过人肉、强奸过中国妇女。对于彼得来说，他不只是情场上的竞争对手，更是一个内在气势逼人的战场和殖民地领导者敌手。对林强尼来说，国近守既是情敌，却又是生存/生意上一个心狠手辣、索求无度的合作伙伴和领导人。通过这样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纠结描述，欧大旭再现出日本人侵略的复杂性和“大东亚共荣”的虚伪实质。

4大马立国。欧大旭主要从两个层面来书写大马立国，一个是通过大马本土事件，比如书写者之一的林宝玉对国父东姑拉曼喊出“Merdeka”的感受，“我们从来没有在公共场合看到人们这般尽兴欢舞。男人们在跳舞，女人们在跳舞，甚至男人和女人在一起跳舞。他们跳着欢快的传统舞蹈，围成小圈子摇摆着、跳跃着，双肩随着奇特的节奏一起一落。绣有十三根横条、镰刀和星星的旗帜高举过头，迎风飘扬。还有我们的国父——东姑（Tunku）——挥舞着手臂连喊三声：‘默迪卡（Merdeka）！’广场上的人跟着他喊，呼喊声穿越电视传到耳里，像碎玻璃一般清脆锐利。独立、自由、新生，这就是‘默迪卡’在我们心目中的含义。虽然我们对政府的美好梦想在后来的日子里破灭了，但什么也不能抹煞我们当时的激情，不能磨灭我们脑海里日渐发黄的独立日景象。”（页101）这个感受自然有其复杂性，既骄傲但又有遗憾乃至伤悲。与之相关的是父亲遇刺事件，“我跑到父亲身边。他扬起嘴角微微笑。‘你看到默迪卡了吗？’他问我。我点点头。穿过肩上黑糊糊的血和炸开的肉，我看到了骨头，纯净闪烁的白……他慢慢闭上了眼睛，声音微弱地笑起来”（页103）。遇刺的父亲受了重伤却依旧挂念着激动人心的大马独立，这也让我们看到林强尼强烈的本土认同感。

欧大旭在《没有地图的世界》书写了另外一层对大马立国的观念，也就是作为兄长的印尼人如何看待大马。欧大旭指出，“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印度尼西亚的形象宛如一名强壮的兄长，但是我们彼此之间却缠绕着许多理不清的爱恨纠葛……不过在这本书当中，我更强调印度尼西亚自主和独立的意识。”[10]在小说中印尼总统苏卡诺悍然下令让军队攻打大马，而政治激进分子丁——小男孩亚当的引领者之一则认为大马不存在，“马-赖-西亚是英国捏造的！是一个纯粹虚构的作品，由那些旧帝国主造出来，英国、美国跟他们同伙才能继续在此地区占有一席之地，可是我告诉你，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结束了！所有的马来西亚傀儡，我们会侵略他们，打垮他们。他们看起来跟我们一样，甚至说的是我们的语言——可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被利用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汤姆斯杯击败他们的原因：他们不是自身命运的主人。我们才是。”（页172）借此，欧大旭写出同属东南亚国家之一的印尼因为意识形态或利益纠葛而带来的复杂认知，或许也是一种潜在的提醒——同文同种未必就是同心同德。在李有成教授看来，“接连以马来西亚的历史为小说背景，欧大旭显然有意经营他的版本的国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不同于官方版本的国族寓言。欧大旭意在绘制一张隐形的地图，他想重建的一段为国家意识形态所隐蔽的历史。”[11]

（二）林强尼的国族寓言。有论者指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林强尼的身份不断地发生着改变，从土生华人、被殖民者、民族英雄、河谷豪富、宋家女婿、最后到卖国贼，是一个不断游移的过程，他的生存状态不断地‘移位’，偏离原来的位置，这是由他一出生就决定了的，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造就了他大起大落。他的一生，既非成功，亦非失败，他的个人命运，他不断的文化身份构建其实也是后殖民社会中人们的普遍表现。”[12]如果我们仔细区分林强尼的存在轨迹，就可以发现他更多是存活与认同并存的一种立体个案，其身上亦承载着大马的“国族寓言”。[13]

自始至终，作为一个土生华人，林强尼对大马有着相当清晰而浓烈的认同胶着，但同时由于其出身贫寒，而且在大马立国以前，各种大事件波诡云谲、乱象频仍，他又不得不相时而动，在风云变幻中调整自我，因此我们不难看到存活（发财）或认同的双线变奏。某种意义上说，对大马大历史的积极/被动参与本身其实也是身份流离/确认的过程之一。

不难发现，在大马立国以前，林强尼活得相当精彩，但又不断游移。工作中的他是雪儿眼中的男子汉，“通往庄园的泥路坑坑洼洼，他一路泥浆飞溅地骑过来，却缓慢慢地向房子靠近……他单薄的衬衫湿透了，紧贴着胸膛和肚子。我还记得他穿的是宽松短裤，浸足了水，在大腿上皱成一团。他的动作中有一种小野兽伸曲四肢的灵活自如，以及一种难以捉摸的力量，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页137）而在雪儿的世交女友眼中，他的角色却不同，“他是个健康、强壮、出卖劳力的人，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完全野性的男人。他和我们不一样，他几乎是……是野蛮人。”（页141）而在林强尼的朋友英国人彼得看来，他有着独特的气场，“他身上有一种沉默而从容的优雅，让他看起来像木版画上华丽宫殿里的峇厘岛贵族”。（页259-260）而在他儿子林宝玉那里，他则是一个凶手和恶魔，“我相信，强尼绝对不会因为二号先生的死而感到难过。我也相信，正是这第一次杀戮使他变得更加心狠。他杀了人，但仍然过得很好。他生命里第一次体会到了日后非常熟悉的感觉：犯了罪，却不用承担任何后果而逃脱的美妙感觉。这次事件使他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他最终在这条路上变成了一个魔鬼。”（页47）

毋庸讳言，他身份的多姿多彩其实也意味着他的谋生不易或工于心计，从此意义上说，这隐喻了大马华人的生存智慧、民族气节、中华传统纠结，但他又是本土的、功利的，他必须更好的活下去，他刺死英殖民者或许有民族大义在内，和日本人合作不惜出卖马共队伍里的领导集体亦有本土、生存并列的情怀推动【当然也有汉奸色彩的污点】，他设计陷害宋狄克、逼迫身体急剧变坏的他心甘情愿（宋狄克还以为是林强尼大火中救了他）把企业交出，但他把爱人雪儿在日本人侵略前夕托付给英国人彼得也是一种深爱，甚至最后他明知道林宝玉不是自己亲生却依旧含辛茹苦养大他，这似乎也是一种扎根本土的追求和大爱。

相较而言，1957年大马独立后，林强尼的精彩不再，变得相对确定和身份单一，在有关他的死后报道里，立国后的信息近乎阙如（页357-358）。某种意义上说，这也部分反映出欧大旭对华人在当代大马面目模糊化的缺席性书写的不满和再现（这当然和大马当局对本国历史的片面化书写息息相关）：1957年大马独立时，林强尼被共产党人刺杀而逃过一死让他被神化，但同时也是被单一化和去除赓续痕迹，这其实也隐喻了华人的地位相对被简化处理。

二

如何确认：并存与和谐

如前所述，欧大旭首先是通过反殖民/去殖民的态度呈现出大马大历史的几个维度，尤其是结合个体的遭遇与人际纠葛加以展开，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解构工作，当然梳理的过程亦是一种建构工作，而下一步则是如何真正确认大马认同的层次与内容。

（一）后殖民混杂/多元历史传统。毋庸讳言，由于诸多层面的复杂原因，大马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种族并存、多种文化交叠、互溶而又冲突的语境。由于统治者英殖民者的分而治之政策影响、和大马官方马来主流文化的宰制限定和宣扬，如果要细分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混杂（hybridity）[14]和多元并列：这里的混杂更强调其交叠性和新生性，多元则侧重强调其相对独立性和差异性。

1混杂性。此处的混杂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又包括精神/文化层面的融汇。我们不妨以宋狄克家族为例加以说明。宋狄克之父是中国一位具有深厚书香传统的皇族后裔，不同于下南洋人士的绝大多数苦力身份，他是一位“游历学家、历史学家和异域文化观察家”（页79-80），他因为喜爱马来亚而选择留下来，娶了一个“当地新兴、富有土生华人的女儿”做妻子，“据说，他的妻子因为嫁给马来联邦唯一一个真正的中国贵族而兴奋不已，而他同样也被这个年轻的‘娘惹’所吸引。在他眼里，她是一个精致而神秘的玩偶，穿著红色、粉色及黑色等各种五彩的漂亮衣服，用珠子和发髻装饰美丽的头发。她说话带有一种奇怪的口音，说的字和词都和他一样，却因为口音不同而变成另一种语言。历史悠久的学识和未受教化的财富结合，从一开始就是巨大的成功。”（页80）

而同样具有土生血统的宋狄克在文化上也是混血的，他既具有学者风范，又是出色的商人，同时又是在政治上长袖善舞的华人领袖之一，他获得马来亚大学法学学位，又曾去哈佛大学留学，对西方殖民者文化相当熟悉（比如西洋音乐等），但他最终选择华人的身份认同，“他脱下西方服饰，换上他父亲曾经穿过的传统华人服装，也就是满洲文职官员的衣着，包括以最华丽锦缎制作的长衫和以上等丝绸制作的素色长裤。在马来亚乡村地区，这样的服饰和西服一样刺眼。许多人认为他很快会抛开这幅装扮，但他却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仅存的几幅照片中，他生硬地摆着姿势，身上就是这种装扮。他仍然阅读佳篇名著，仍然写诗作画，但举止发生了变化。以前浮夸易躁的他如今变得不苟言笑，语气沉稳。”（页81-82）但生活在大马本土，他们的文化自然又是贴近本土的，比如欣赏马来皮影戏就是一个例子。

同样，小说中的叙述人之一林宝玉恰恰是彼得和雪儿的混血，根据彼得对自我不乏美化的描述，在舞台上的拟态表演中，“两个真心相爱的人”“不顾一切地拥抱在一起，倒在地上。他亲吻着她的前额。他们此刻方才明白找到了在乎自己的人。这是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面对真实的时刻。聚光灯灭了，这对情人消融在无边的黑夜里”，然后彼得还写到他和雪儿裸体相对，“拂晓时分，我望着她在冰冷的溪水中洗澡……我赤身裸体坐在杂草丛生的岸上……”（页372）类似的还包括饮食习惯，甚至是一些本土植物，更多也是殖民者带到被殖民地后演化的存在，如橡胶，是从巴西到英国再到大马，油棕来自非洲，红辣椒来自墨西哥，九重葛来自巴西，甚至连大马的国花“大红花”都很可能来自中国（页339-340）。

2多元并存。如人所论，《和谐丝庄》这部“小说通过三个不同叙述者，层层揭开‘他者’的内心世界，颠覆了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东方形象。同时，小说还描写了马来西亚杂糅的文化现象，揭示了马来西亚社会多种文化共生共存的局面。”[15]某种意义上说，多元并存是欧大旭开出的认同确认方策，当主流殖民者离去，在后殖民语境中，曾经作为官方语言的殖民宗主国语言（英语）逐步被土著语言（马来文）所淡化乃至取代，而政治利益上，“马来人至上”（尤其是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更是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为此，大马的认同（identities）也应该有所区分：比如文化认同上的多元并存[16]，毕竟，一方面，无论是印度裔，还是华裔背后的族群文化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力甚至超过了马来人信奉的文化，而另一面因了全球化，西方文化依然强势，所以多元并存既是顺应，又是必须；政治认同上大家都认同大马，似乎异议不大，但在权益方面应该平等。如果借用小说中彼得对养老院花坛设计所涉及的花种来说的话，那就是一种多元并存的和谐对话，“我的花园将是一个天然的花园，充满看似随意的美，充满让人说不出来的静默的美。有的花坛大而深，有的花坛长而浅，有的里面栽植高高的树木，有的种上地被植物，还有许多花坛里什么都种。赫蕉属植物和美人蕉共享一片土地，金色喇叭花混种在红头姜里，以羊蹄甲簇拥着朱槿，也就是马来亚的国花大红花。”（页262）

（二）单一规训的教训与挫败。耐人寻味的是，欧大旭对多元并存/和谐共处的建议和认同不只是隐喻，也并非正面的夸夸其谈和生硬说教，他也借小说进行反面效果的假设和警醒，《没有地图的世界》就是其苦心孤诣制作。

李有成指出，欧大旭笔下的吉隆坡颇为寂静，“吉隆坡的寂静多少象征着马来西亚是如何隐忍以对苏卡诺的敌意。印、马对抗当然也使亚当寻找父、兄的故事更形复杂，而这一场对抗，至少在欧大旭的小说中，显然是冷战时期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么说来，《没有地图的世界》所叙述的恐怕不仅是个爱、恨与背叛的故事而已，欧大旭的野心其实是在记录现代东南亚历史中相当艰涩的一段插曲。”[17]毋庸讳言，从国与国交往的宏观层面，甚至从东南亚视角考察，印尼和大马的关系更有复杂之处，但欧大旭的书写其实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某种意义上说，印尼本身的政治意识形态变迁和种族处理教训何尝不是更年轻的马来西亚的前车之鉴？

不必多说，这部长篇中也是不乏“国族寓言”指涉，小说主人公亚当的孤儿属性可以呈现出印尼少数人/边缘种族/人士切入中心的艰难困境：在边远地区存活，荷兰裔养父卡尔对他春风化雨、不离不弃养育之恩丰隆，但养父的存在却又是亚当被别人歧视的理由之一。同时他失散或抛弃他的哥哥约翰却远在吉隆坡，一时之间无法联系（最后才由卡尔说明见面的可能性），因此面目模糊，单靠记忆难以拼凑其清晰面容，这都隐喻也注定了亚当（乃至大马华人）身份认同的无根性和无示范/榜样可以自然效仿。

正是由于印尼在1960年代的“革命”，已经入籍印尼的卡尔被军人抓走准备遣返荷兰，无家可归、无枝可栖的亚当根据一点线索（玛格丽特，卡尔曾经的情人）来雅加达找寻拯救之路，而此时印尼激进派青年丁却介入，成为亚当认同之路的兄长/导师/指示明灯。丁是一个出身底层的民族主义分子和激进分子，疯狂的反殖民，他和总统苏卡诺有相似的冷战情绪，苏卡诺的演讲颇具攻击和煽动性，“在刚刚的几个小时当中，英勇的印尼士兵已经开始对英帝引以为傲的马来西亚发动攻击。这正是‘险中求生’的例证。我们的部队此刻距离吉隆坡那个帝国主义的走狗龟缩的所在只有几百里远……我们革命的敌人无所不在。外国的也好，本国的也罢，我们有责任要攻击、摧毁危害革命安全与存续的所有势力。”（页178）而且，丁还设计了一个政治阴谋——力图在爪哇饭店刺杀总统，但最终因为美国特工向苏卡诺提前告密而导致计划流产，阴谋未能得逞，他还借许诺帮助亚当找到哥哥作为诱饵，将亚当卷入此阴谋中——让他帮忙到酒店厕所放炸弹。不必多说，丁之路并不是亚当的认同之路，如果是，那就只有被捕，乃至灭亡，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

同样值得深刻反省的还有卡尔之路，他是一位入籍印尼的离散荷兰人，本身强烈的反殖民，包括荷兰殖民者的一些东西，他甚至在家里并不教亚当讲他自己的母语——荷兰话，他认为“亚当不应该在成长的过程中吸收殖民国的文化”。而耐人寻味的是，他自己强烈认同印尼，也放弃了自己的荷兰国籍。易言之，除了肤色不同，从政治到文化认同，卡尔都认同自己是印尼人，但正是因为他是曾经的宗主国——荷兰裔，就要被强行遣返，这的确是个吊诡的悲剧。同样可以看出印尼政府的过度反殖民倾向的还有对玛格丽特出生地的态度，她和总统有一段对话，玛格丽特说，“要知道我是在伊里安出生的。我出生后的前几年都是在印尼的偏远地区度过的。”总统说，“如果你相信西方人的说法，那你并不是印尼出生的，而是出生于荷属新几内亚的边陲地带。”“可是任何脑袋清楚的人，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知道巴布亚一直都是属于我们的。我的意思是说，属于印尼的。”总统面露微笑，“问题是，它是我们的没错，但它并不属于我们，至少就官方而言并不是。”（页311）

易言之，这也正是亚当无根认同的原因之一，反殖民/去殖民并没有错，但如果走向极端、漠视认同的多元性与和谐并存可能，而强行推行一元思维，那么对于国家/国民而言，既可能是政治灾难，又让人无地彷徨、无枝可依，如人所论，“尤其在多族裔混居的新兴独立国家，若过于突出单一族裔的优越性，贬抑其他族裔的文化究其实只是另一类型的国家暴力。这种内部殖民终将导致两种结果：同化或抵抗。而在文化抵抗过程中，也只将重复内部殖民那一套话语系统，亦即强调本族的文化身份和优越性，人人都筑居在属于自己的‘姆庇之家’里，不愿走出洞穴。”[18]

三

本土确认的吊诡或虚妄

有论者指出，对于《和谐丝庄》里面的叙述人来说，“讲故事是‘为我’的，也应证了尼采所说的那种后来人的对历史的‘窥视癖’。那么，对这三位叙述者的后来人而言——他们的故事有一种象征性的结构：这部小说所揭示的不只是历史，而是关于历史的历史叙述。”[19]这是论者基于《和谐丝庄》的认知，其实若将欧大旭的创作进行历时性贯穿考察，其历史叙述的暧昧性、不可靠性同样值得关注。不仅如此，他小说中所涉及的大马认同亦有确认的吊诡，即使到了《五星富豪》一书中，大马华人认同成为一个难以真正遗忘或抛弃的身份，但同样其含混性、暧昧性亦如影相随。

（一）可选择的历史建构。某种意义上说，欧大旭的身份认同有其飘忽和空泛性，而其频繁的空间位移，台北、吉隆坡、英国、新加坡等地都让他的认同确认不无漂移性。而这在《和谐丝庄》中反映得尤为突出。

如人所论，“《丝之谜》是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也是一部质疑历史、让人思考历史的小说。对于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殖民地华人来说，历史不堪回首, 任何一方的重新诠释，稍微失控, 对于另一方都是伤痛。”[20]或许正是由于欧大旭对大马的历史心存敬畏，也深知其繁复性、争议性与尴尬性，而选择了一种“可选择的历史”建构（alternative histories）。[21]

林强尼身上的历史承载是复杂的，他几乎就隐喻了大马华人参与大马发展的大历史进程，然而对华人建构马来西亚的功劳、局限甚至存在性都不无争议。小说中相对精彩的叠床架屋式叙述结构与其说是重复聚焦、目光如炬，倒不如说是焦点散漫、魂飞魄散。林宝玉的眼光带有反噬的决绝去殖民色彩，父亲的身影是阴影重重：劣根性强烈、善于尔虞我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过分强调了华人生存的艰难困苦中的狡猾因应策略，而宝玉恰恰忘记了自己身为混血儿，却是由养父林强尼不计前嫌养大的，因此，其叙述本身具有不可靠性。宋雪儿看到了丈夫努力靠拢宋家主流价值观以及努力工作、踏实进取的一面，却不知他是马共首领、工于心计，但她却观察到他更多是崇拜她、不敢真爱以及与她发生关系——可谓爱无力的缺陷，小说书写两人在床上的表现，“我把手放到他的胸口，感到他的心脏在我的手掌下砰砰跳动着，终于，我感觉到他的手指轻轻滑过我的头发，就像一把恼人的宽梳。他好像不敢触摸我。我觉得头皮发痒；我希望他的手指能够搔一搔或抓抓我的头皮也好，就是别这样让我发痒。我受不了了，一把推开他，翻身到床的另一边。我无法入睡。”（页157）这对于他的民族英雄身份是个消解，也是补充。

彼得，既是林的好友（林救过被毒蛇咬伤的彼得），他们关系亲密，甚至让人误以为他们是同性恋，又是林的西方文化导师，因为只有借助他的英国人身份，和他交往并成为朋友的林强尼似乎才因此更有尊严，如人所论，“通过把想象力（imagination）当作是社会实践，彼得对丰富可能性的升华式发现拓宽了人们对全球化时代事物的流动性特征的理解。也只有实现了此点，一个人才可以在不同文化间游移思考，而非把自我胶着于特殊的文化认同。”[22]同时又是他妻子的委托保护人，他能够部分看到林的真面目，比如和国近守的较量，但他又打上了东方主义的色彩，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林强尼，实际上他的重心更多是宋雪儿。

易言之，三光聚焦林强尼未必能够窥探出其历史真面目，某种意义上说，即使他本身站出来现身说法，也未必奏效，毕竟历史真相即使存在，在叙述中亦是主观的和可选择的，何况目前的叙述，或借助于二手文献和亲身交往，或借助于一手日记，或凭借当事人的回忆录，已是多管齐下、万炮齐发，都难以真正攻克历史真实的堡垒？同样值得反思的还有日军侵略历史再现。在林强尼那里突出的焦点是他如何出卖党内同志并成为卖国贼角色，在宋雪儿的日记中，国近守却是一个才华横溢、风采逼人的真男人形象，他既不同于彼得的洋人种族和文化差异，却又比华人林强尼高大帅气、风度翩翩，所以她爱上了他，并和他在旅途中不乏暧昧（页223，页326，页346），但他大多被掩饰/遮蔽了其作为侵略者的残暴面目。而在彼得那里，他不仅是个情敌，也是个不怀好意的抢夺近打河流域（大马国土隐喻）统治的竞争对手，而在林强尼心里，他是个知根知底的特务，又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同时又吊诡的是经济掠夺/利润分赃的合作者。

不难看出，转换立场和视角，历史的面目往往得以改变，从此意义上说，欧大旭的历史建构具有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现象梳理的双重内涵，或者说有点后现代叙述里面的众声喧哗风格。

（二）可选择的认同拼贴。《和谐丝庄》中有一段关于彼得第一次看到中国丝绸的精彩描绘，“丝绸里储存了许多种颜色，每动一下它就变幻一种色彩：月光色、翠绿色、珍珠色，所有这些颜色都从我手中滑过。这个冰凉的变色龙变来变去，我几乎不相信这是同一块布。”（页260）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丝绸自然也可隐喻中国人/华人林强尼的面目，甚至更进一步，关联了作者欧大旭的身份认同的变化。

大马独立前的林强尼作为土生华人自然有其清晰的在地认同，但因为马来亚是英国殖民地，其民族主义情绪和中华文化认同会对其宗主国认同有所抵制，但生存的压力需要和主流文化及价值观的诱惑/吸引无所不在，包括他钟爱的宋雪儿家中西洋文化的痕迹亦是比比皆是，而作为未受过正式教育的他所受到的鄙视也是不言而喻，为此，林的身份认同变得多元而可疑，毕竟，本土文化，一如他喜爱的蜡染布等等，往往都是鄙夷的对象，而这是他的出身和喜爱，对他而言，大马立国前，他活得精彩，但也漂移摇摆得无奈。或许更能耐人寻味的是下一代林宝玉们的认同遗忘，作为后殖民语境中的去殖民主义者，他对自己的出身毫不容情，把父亲视为骗子，“那些受到邀请的人必须和父亲一样，也就是说，必须是诳客、骗子、叛徒、伪君子和登徒子，而且是非常高竿的那种。”（页17）吊诡的是，他也因此失去了认同对象，父亲是要消解、去势却又不得不拼凑的，但却又是自己不情愿继承的遗产，从此角度看，他并未摆脱父辈们认同游离的阴影笼罩。

如人所论，“若《丝之谜》的主题是关于失根（uprootedness）和寻根，那么《隐形世界的地图》则走得更远。此书将目光聚焦于无根（rootlessness）漂泊的人物（卡尔、玛格丽特、亚当和约翰）身上，以他们的生命历程辩证身份和自我的属性及本质。”[23]到了《没有地图的世界》中，有关大马的身份认同似乎更加模糊不清。这似乎让大马出身的李有成教授颇不适应，“较让人稍难释怀的是，小说中的马来西亚完全是个缄默的客体，对印尼的挑衅与所谓的Konfrontasi几乎未置一词，毫无反应。真正的历史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在小说中我们却不断看到印尼人——从总统到学生——对马来西亚指指点点，甚至武装攻击。”[24]欧大旭似乎有意让大马变成沉默而面目模糊的存在，生存其间的角色，如抛弃弟弟亚当的约翰也因为负罪感而似乎更沉浸于灯红酒绿以及飚车等的糜烂与速度麻醉中，他根本不是一个清醒者和认同典范，而且即使在其领养者家中，其身为高官的养父更多是个颐指气使的批评者/告诫者，他更爱的是自己的亲生子女，而养母对他的溺爱其实更是因为他是一个她暂时不能生育时候的精神拯救者，同时又可能是她后来接二连三生育的某种引领，但无论如何，不管是个体，还是大马国体，都无法成为主人公的认同所归，易言之，大马认同更是飘忽的、虚浮的。

即使到了《五星富豪》中，欧大旭自然强调了大马认同的难以舍弃性，也即身份认同标志恍若一种原罪的标签难以彻底解除，如作者自己所言，“可你不可能真的假装过去什么都没有发生。就像我在《五星富豪》里写的，这些马来西亚年轻人来到上海追求财富，试图去忘却自己在马来西亚的一切，甚至忘记自己来自马来西亚，忘记自己的身份，结果就是不幸福……马来西亚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生活受到印尼、中国、英国和日本的影响，所有的一切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这些也是构成马来西亚历史的一部分。”[25]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小说仍然无力或无意建构清晰、丰富而统一的大马认同。我们毋宁说，这种认同依旧在建构中，它其实还在进行中，甚至说它可能最终都不是本质主义者所期待的皈依，它更可能是可选择的拼贴。某种意义上说，叙述本身也是一种确认，但似乎也仅此而已，它是一个丰富、深化大马认同的起点，但也可能是一种悬浮，如果不是结束的话。

结语

欧大旭作品中的大马认同自有其发展路向和独特之处，他立足于反殖民/去殖民的大历史维度，着力加以精彩的多重叙述重构大马历史，同时又借林强尼角色以小见大呈现出背后的国族寓言。而正是基于历史，他也指出了大马认同的的确认路径，即多元并存的历史传统和未来建设方向，同时也以挫败的反例来进行教训示范。当然，欧大旭甚至也有建基于大马现实之上的认同哲学思辨，无论是历史建构还是认同拼贴，其实都是可选择的，对于身份认同，你无法舍弃，却又无力清晰和统一，你只能慢慢建构、慢慢丰富，或许一直在路上。

注释

[1] 此书中文译本有二：王丽艳译《丝之谜》（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王丽艳译《和谐丝庄》（台北：时周文化，2009），本文引用以第二个版本为准。[2] 中译本赖肇欣译《没有地图的世界》，台北：联经，2012年。[3] 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因受国家体制及民族主义限制，只承认马来语创作，其他语言创作只能属于族群文学。可参庄华兴主编《国家文学：宰制与回应》，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6年的讨论。[4] 大马是一般对马来西亚的简称，但这里的大马也包括马来亚时期。特此说明。[5] 欧大旭著《丝之谜》，王丽艳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年，第206页。[6] 这是欧大旭在2012年2月2日《没有地图的世界》台北新书发布会上的有关讨论发言，有新闻报道《书展大会贵宾创作分享华裔作家欧大旭台北书展谈创作中的身份认同》，可参网址http://www.tibe.org.tw/new/index.php?lan=ch&fun=1&subfun=5&id=437。[7] 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 Isaacs，1910-1986）著《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页。[8] 有关马共的资料日益丰富，较新的研究资料主要有陈剑著《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增订版，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2012)，及2012年由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出版的黄纪晓著《烈焰中追梦：砂拉越革命的一段历程》及陈剑主编《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其他如陈平口述，伊恩沃德（I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著，方山等译《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2004）、以及马共主席的回忆录《阿都拉•西•迪回忆录》三卷本等。[9] 有关论述可参【法】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著《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0] 诚品网路编辑群《我一直透过小说来思考“认同”为何：专访<没有地图的世界>欧大旭》，诚品站2012年2月13日，网址http://stn.eslite.com/Article.aspx?id=1700&page=2。[11] 李有成《欧大旭与其<和谐丝庄>》，欧大旭著《和谐丝庄》，王丽艳译，台北：时周文化，2009年，第14页。[12] 张燕《论<丝之谜>的文化身份认同》，载《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133页。[13] 当然是来自Fredric 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No. 15 (Autumn, 1986), pp. 65-88.[14] 把混杂和后殖民紧密结合的经典论述当然是来自Homi k. Bhabha,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 Ashcroft, G. Griffiths, H. Tiffin eds,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155–157. 中文的评论可参生安锋著《霍米巴巴》，台湾：扬智，2005年，第143-154页。[15] 王丽艳《后殖民主义视野下的<和谐丝庄>》，《沈阳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98页。[16] 有关多元文化认同的论述可参Wang Gungwu,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Jennifer W.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21.[17] 李有成《冷战岁月——欧大旭与其<没有地图的世界>》，第12页。[18] 曾佩玲《论当代马英文学的反霸权与反国族建构书写策略》，第28页。[19] 文一茗《叙述主体的历史意识：论马来西亚英语作家欧大旭的<和谐丝庄>》，载《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6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第172页。[20] 潘碧华杨国庆潘碧丝《<丝之谜>的人性主题与历史记忆》，《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6期，第155页。[21] 此概念模拟自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的“可选择的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的概念，可参芬伯格著《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22] Hiu Wai Wong, ”Home, Friendship, Flowers: Reading Tash Aw’s The Harmony Silk Factory 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台湾真理大学《国际文化研究》第八卷第二期，2012.12，p.52.[23] 曾佩玲《论当代马英文学的反霸权与反国族建构书写策略》，2012 年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2012年6月9-10日，吉隆坡）会议论文，第14页。[24] 李有成《冷战岁月——欧大旭与其<没有地图的世界>》，第11页。[25] 石剑峰《马来华人在上海：生活是一种比赛》，载上海《东方早报》2013年5月7日B09版。

图片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李慧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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