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肖画、刘俊：兼容并蓄，守正出奇 ——刘俊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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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并蓄，守正出奇
——刘俊教授访谈录
肖画 刘俊
刊载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9年1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项目号：14ZDB080)、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的共生态研究”(项目号：17BZW03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肖画：文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刘俊：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南京大学是中国大陆率先设立“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博士点的高校，三十多年来，刘俊教授从攻读博士到担任博导，一直坚守在这一领域。在广泛且深入地研读全球华人用华文、英文书写的文学作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刘俊教授构建“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的学术视野，提出诸多富有个人创见的学术观点。在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仍属强势学科的情况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若要脱颖而出、成一家之言，更需要以宽宏的学术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来打破已有的学科范式。可以说，“兼容并蓄、守正出奇”是刘俊教授一直坚守的学术原则，也是他希冀达到的学术境界。刘俊教授尝言“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做基础研究上面，老老实实地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和问题入手，分析一些特定的学术现象，评析一些作家创作的成败得失……这是我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假如我将来的研究能有所超越，走向某种体系性，那也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刘俊教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文系肖画副教授多次电子邮件采访，刘俊教授结合亲身经历，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历史与现状、成绩与不足进行了回顾与反思。
肖画(以下简称肖)：1988年您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提前攻读博士学位，在您的两位导师叶子铭教授和邹恬教授的指导下选择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您进入这个领域应该有两种因缘，其一是前一年(1987年)白先勇在南京大学发表了演讲，题为“台湾文学的发展”，您负责把这次演讲的录音整理成文，由此激发了您对台湾文学的兴趣;其二是您的导师对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人才培养和整体规划，希望您能填补南京大学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这一空白，您从此开始了在这一领域孜孜不倦的探索，至今已三十载。您这三十年来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从白先勇的个案研究出发，而白先勇的文学成就、人脉资源、社会影响和文化意义是华人作家中少有人能及的，因此白先勇为您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不仅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您通过他遍及世界华人文化界的号召力整合了对其他华人作家的研究，正是这个意义上，白先勇研究显示出了难能可贵的可持续性。您能否具体谈谈白先勇研究如何贯穿您三十年来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图为白先勇先生）
刘俊(以下简称刘)：白先勇是世界著名的华文作家，能以他作为我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开启我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我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幸运。荣幸是因为我的研究将与一位杰出作家联系在一起;幸运是因为通过研究白先勇，我的研究视野得以不断扩大。在《世界华文文学：历史·记忆·语系》一书的自序中，我曾表达过我的幸运：
我进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是从研究白先勇开始的，从1988年算起，到现在快三十年了。至今我还庆幸我的学术生涯最初遇到的研究对象是白先勇，因为白先勇在大陆出生，少年时去了香港，几年后从香港转去台湾，大学毕业后又从台湾去了美国，在美国读书、工作直至退休，退休后文学(艺术)的创作(制作)中心又回到台湾和中国大陆。世界华文文学包括的几大区域(大陆、台湾、香港、北美)，白先勇都与之相关，而这种“相关”，又在他的文学世界里，都留下了历史的印记———这是就地域空间的跨度而言的。就文学创作涉猎的体裁范围而言，白先勇是个多面手，他的文学世界包括了小说、散文、戏剧、评论、翻译、影视(电视剧和电影)等各种体裁，这使得他的文学世界是丰富的、多元的、全方位的和不拘一格的。就文学成就以及影响力而言，白先勇无疑是个文学大家，他的小说集《台北人》入选“台湾文学经典”(小说类第一名)，入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第七名)，入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2003年，白先勇荣获台湾第七届“国家文学奖”;2004年，白先勇获得了“北京作家最喜爱的海外华语作家奖”;2014年，白先勇荣获第33届“行政院文化奖”;2015年，白先勇荣获第五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贡献奖)。这些排名和奖项，足以说明白先勇的文学成就和他的文学影响力，是杰出的，跨区域的，至于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玉卿嫂》)和电视剧(《孽子》)获得大奖，以及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荷兰、捷克、韩、希伯来、南斯拉夫等各种语言，则更是体现了他的文学影响力，是跨媒质的和世界性的。
从2003年开始，白先勇制作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后来又制作新版《玉簪记》，并在两岸三地的著名高校设立“昆曲传承计划”，这一“文化实践”使白先勇不但打通古今，“将传统融入现代，以现代检视传统”(白先勇语)，而且走出文字世界，迈向综合艺术———就作家的“跨界”文化实践而言，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中，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和巨大影响力的，大概无出其右者。
无论是在地域跨度，还是在艺术形式方面，白先勇所具有的巨大包容性，使得对白先勇的研究不但是“世界华文文学”的，而且是“跨界”的。在从事学术研究的一开始，就遇到这样一个丰富而又杰出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我的幸运!①
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实践丰富而又多元———既跨越中西又贯通古今。他的“跨域”人生，使得我的白先勇研究，追随着他的人生轨迹，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延伸到世界(北美)，从白先勇个人扩大到他的周边(《现代文学》作家群，并进而辐射到世界华文文学中的许多重要作家);同时，因了白先勇对昆曲的推重/推广和对《红楼梦》的细说/宣扬，也驱使我常常从现代文学领域“越界”到古典文学世界。无论是从中国(台湾、香港)文学走向世界华文文学，还是从现代文学进入古典文学，我的研究都是伴随着白先勇的人生轨迹/文学创作/文化实践而不断扩展、深化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白先勇研究是我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根”，我的其他华文文学研究，都是从这个“根”上伸展蔓延开的。
肖：2015年，竞衡集团在南京大学设立“白先勇文化基金”，鼓励南京大学的在校学生投入到与白先勇有关的一切文学、文化研究中去。虽然白先勇与南京及南京大学渊源已久，但该基金特别设立在南京大学，是否与您有更多的关系？您能具体谈谈此基金设立的原因、经过和意义吗？
刘：白先勇将“白先勇文化基金”设在南京大学，也许与我在南京大学有点关系，但我想更主要的，还是南京大学优质的无形资产所具有的吸引力。竞衡集团的老板是白先勇的粉丝，他们想提供一些资金，为白先勇做点事情，以表达对白先勇的崇敬/尊敬之情，因此想到了在南京大学设立“白先勇文化基金”。竞衡集团设立“南京大学白先勇文化基金”的目的，是要在南京大学推动民国史和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基金设立后，曾经举办过“新桂系与广西建设”学术研讨会、“白先勇与世界华文文学”学术征文比赛等相关活动。2018年，美国FCCH基金会向“南京大学白先勇文化基金”注入大笔资金，将用于设立“白先勇文史奖学金”、举办“青年学术营”及两岸研究生学术交流、召开学术研讨会、资助出版优秀成果、进行“白先勇学术奖”的评选等工作。我相信在“南京大学白先勇文化基金”的支持和推动下，南京大学的民国史研究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肖：与您开始研究白先勇差不多同一时间，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黎湘萍教授在当年开始了陈映真研究。白先勇和陈映真不仅是同龄人，也几乎同一时间在台湾开始文学创作，但除此之外，这两位作家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创作道路。您当年在写作《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的时候，有没有和黎湘萍教授交流过？或者事后您二位回想，最初的研究对象对各自今后的研究产生了哪些不同的影响？
刘：我和黎湘萍都是1991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当时他以陈映真为博士论文选题，我以白先勇为博士论文选题，我们俩是新时期中国实施学位制度以来，最早以大陆以外文学为博士论文选题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两个人。黎湘萍的博士论文后来以《台湾的忧郁———论陈映真的写作与台湾的文学精神》为题，在三联书店出版(后来又在台湾人间出版社出了台湾版)。我的博士论文后来以《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为名，在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后来又在花城出版社出了大陆版)。我们在各自进行博士论文写作的时候，彼此不知道，也没有联系。我们是1996年在南京召开的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才第一次见面并从此订交。有意思的是，我们两人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个以台湾乡土文学代表作家为博士论文选题，一个以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家为博士论文选题，从两个不同的维度———这两个维度整合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讲即涵盖了当时以及此前台湾文学的总体/整体风貌———不约而同地“分进合击”，开始了并实现了对台湾文学的“整体”研究。
肖：如果说白先勇是对您影响最大的作家，那么是否可以说陈思和教授是对您影响最大的学者？您能否详细谈谈您如何受益于陈思和教授？
刘：陈思和教授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当代学者，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拜读他的文章，并受到他的深刻影响。我个人认为，在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陈思和教授是具有非常自觉的原创意识的当代学人代表。他提出的许多概念和理论，如“民间”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庙堂意识、广场意识、岗位意识”“战争文化心理”等，都是他的个人原创，而这些概念和理论，对认识和阐释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和引领意义。陈思和教授在学术研究中，尊重却不迷信前人、“洋人”，致力于创新性地提出自己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在学术上不断提出新见，是我非常敬佩也是要努力学习的地方。具体而言，我的“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就是受到陈思和教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的启发而提出来的。
肖：在“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还未取得学界共识的情况下，您认为“世界华文文学”理应包括中国大陆文学，除了因为受到“新文学整体观”的启发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刘：“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在大陆学界最初是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衍伸而来，因此它在一开始，基本上等同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台港地区及海外学界对“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认识，情形略有不同)，而不包括中国大陆文学———这与大陆学者接触、了解和认识大陆以外华文(中文、汉语)文学的历史相关，可以说是历史造成了这一认知。我本人在最初也基本上把“世界华文文学”等同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随着对这一文学领域的认识不断深入，许多大陆学者包括我自己也开始调整最初的认识，目前我是认为，“世界华文文学”应包括中国大陆文学，因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完整含义，应是指一种语种化的全球写作现象，再把中国大陆文学排除在外，显然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合时宜。
肖：您的第二本专著是《从台港到海外———跨区域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差不多同时也有专文“‘跨区域华文文学论’———界定‘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新思路“，您在文中详细阐述了为什么用“跨区域华文文学”替代“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您是中国大陆提出“跨区域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第一位学者吗？您认为“跨域区”已经包含了“跨文化”的意思，为什么后来又提出了“跨区域跨文化的世界华文文学”？
刘：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提出“跨区域华文文学”的学者(这个工作交给你，你去“知识考古”一下，哈哈……)。跨区域和跨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实不可分，大概我最初关注更多的是(世界)华文文学外在的形态(跨区域)，后来越来越注意到，内在的“跨文化”同样甚至更加重要，于是就将“跨区域跨文化”一并考虑，同时提及。
肖：陈思和教授的“整体观”一方面将20世纪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框架，另一方面将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向中国现代文学转变、过渡和创新的过程加以考察。2017年王德威教授主编的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②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在美国出版，王教授受到海德格尔将“世界”从名词变成了动词的启发，提出了“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并通过四个主题来阐发这一概念，即“时间的建筑学“(Architectonics of Temporalities)、“旅行、跨文化的动态学”(Dynamics of Travel and Transculturation)、“文和媒介性的争议“(Contestation of Wen and Mediality)和“绘制一幅新的文学地图”(Toward A New Literary Cartography)。陈思和教授与王德威教授都在强调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陈教授并有专文《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当然就更离不开“世界性”，您在研究世界华文文学时，会追问哪些与“世界性”有关的问题(比如您的文章《从国族立场到世界主义———论白先勇的〈纽约客〉》)？提出哪些具体的方法和理论？
刘：在全球化的当代社会，文学具有“世界性”因素大概是一种必然。“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分布全球的语种文学，其内在的“世界性”已成为这种文学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陈思和教授的“整体观”，强调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与历史的联系/转化以及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状态;王德威教授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之中，“动态”地考察作为世界文学一部分的中国文学，是如何为世界文学贡献出自己的独特性。相对而言，我的思考还处在初级阶段，即从一些个案出发，从具体作家的“世界性”现象入手，希望能够先以这些个案(具体作家)提供一些形态各异的“拼图小块”，等到这些“拼图小块”多了，也许可以用它们拼出一个有关世界华文文学“世界性”的完整拼图。
肖：我认为您的《世界华文文学：跨区域跨文化存在的文学共同体》这篇文章在您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总结您多年来在这一领域的心得，而且为您将来向前推进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正是在您经年耕耘的基础上，您在2014年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此项目由台湾、港澳、东南亚、北美、欧洲五大区域的华文文学研究构成，您负责总体框架的设计，并要撰写一篇整合五大版块的提纲挈领式的总序，那么这篇总序会对《世界华文文学：跨区域跨文化存在的文学共同体》增添哪些更详实更深入的论述呢？
刘：谢谢你的肯定!其实我的那篇文章有些地方论述尚有不够充分的地方，比如“跨文化”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究竟是如何体现的，当然这恐怕也不是一篇文章能说得清楚的。至于课题的总序，现在还在撰写中，等文章写好了，你直接看文章吧。
肖：Sinophone Literature已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译名“华语语系文学”，但您认为把它译成“汉声文学”更贴切。您能对“汉声”这个译名做更多解释吗？
刘：Phone这个单词的词根为phon，本意是指说话声，后衍生出嗓音、声音、传播声音的东西(电话、耳机)等;Sino则代表“汉”意，因此将sinophone译成“汉声”(台湾有个杂志就叫《汉声》)，一方面是直译，另一方面也突出在这个概念中，语音的重要性。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语言的最基本元素“字”(单词)，都有形、音、义三种特质，当我们在使用“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文”——也就是说概念中“华文”的重点是在这种语言的(字)“形”和(字)“义”，相对而言(字)“音”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然而有的学者在使用Sinophone这个概念的时候，更强调“华文”的“音”的方面，这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从最基础的层面上，将“世界华文文学”引入“歧途”——因为“音”的不同固然可以将“华文”分为不同的(方言)“系列”，但这些由“音”(方言)而导致的所谓不同的“语系”，在“形”和“义”两方面却同属一支，都是(同一种)由汉字书写的“华文”，因此我觉得Sinophone这个term，翻译成“汉声”可能更加准确——因为更突出其“音”的特征，强调其“华语音系”，而不是用“华语语系”来对应，这样可能更易于避免产生混淆和歧义。③
（图为台湾《汉声》杂志）
肖：您曾说研究要做到一定境界不仅要有充足的书本知识，更要有独特且深刻的“人生感悟”，您能谈谈您的“人生感悟”怎样帮助您阅读、理解文学作品？
刘：这个说来话长了，在这里一句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研究一个人(作家)是如此，从总体上讲，学术研究这个行为本身，也是如此。
肖：您曾提出多读台湾文学可以让情感更细腻、文字更典雅，我的理解是因为台湾文学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继承、发扬做得比中国大陆文学要好。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您还能说得更详细些吗？
刘：你的理解完全正确!这只要看一下白先勇、琦君、余光中、张晓风等人的作品就自然会有这样的认识。
肖：您的一次讲座的题目是“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学问”，这不只是您对学生的一贯教导，更是您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也完全符合南京大学的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您能结合自身经验和当下浮夸、走捷径的学风谈谈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可持续性发展这个道理吗？
刘：有多少所谓的学者，因为做人不老实，想走捷径，事涉抄袭剽窃，结果学术人格破产，导致身败名裂。作为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学人，我相信只要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地做学问，持之以恒，假以时日，终将会取得学术上的成就并得到社会的承认。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希望我的学生也都能这样。在学术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
肖：您觉得中国大陆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的学者可以分成几代？各自的优势或局限是什么？或者您认为“分代”没有意义，因为真正的文学研究跟真正的文学创作一样，也体现高度的个体化、私人化。如果可以“分代”，你觉得每一代的“知识结构”有哪些差异？并谈谈您自己的“知识结构”。
刘：正如你所说，“分代”对于每个研究者而言没什么意义，因为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研究，不见得属于什么“代”。不过，由于社会环境、学术氛围以及研究者个人知识结构的“时代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同一时代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往往又会带有某种共同的代际特征。就大陆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而言，如果对研究者硬要分“代”的话，那饶芃子、刘登翰、陆士清、杨匡汉等前辈学者可以算第一代；王列耀、黎湘萍、朱双一、赵稀方包括我可以算第二代;你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几代之间，我觉得在“知识结构”上既各有特点，也互有交叉。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知识结构”。
肖：有些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的学者希望能将这一学科升级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并列的二级学科，您对此有什么意见？
刘：我觉得这些学者的诉求正当而又合理!毕竟，文学发展的现实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昭示出，“中国现当代文学”这样的一个学科名称，已经“包”不住“世界华文文学”了。但在我们的教育/学术体制中，“学科”建制的改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只能希望这些学者的呼吁，能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支持；也希望他们的声音，能被相关决策者听到，并认真对待。
肖：您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大家，但同时您也说自己更看重“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是否可以说大陆现当代文学是您研究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首要参照？我认为这种参照既是您(其实对于其他的大陆学者应该也一样)的学术立场，也是您的研究方法。那么您的台湾文学研究和台湾本土学者的台湾文学研究会有什么差异？
刘：“大家”绝对谈不上! 当我在观念上把“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视为“世界华文文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时候，“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也就成为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身为大陆学者，所站的位置在大陆，这样看出去的“世界华文文学”，自然会有我们的“视角”——这在研究台湾文学的时候，和台湾学者有差异，也是很正常的吧。
肖：研究世界华文文学可能很难绕开其中的“双重视野”“双重经验”等等与“双重”有关的话题，但我认为真正优秀的作家都有至少双重的视野、经验，或更多重，而且有些海外华文作家笔下的双重视野、经验往往只停留在表层，甚至只是猎奇的阶段，并没有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您怎么理解世界华文文学里与“双重”有关的话题？
刘：世界华文文学中的许多作家，有在不同国度或地区“双重”生活的人生经验，这种“双重”(有时甚至是“多重”)是客观事实，当然也会在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内心世界，留下痕迹。至于这种“双重”是否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所呈现，可能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即便有些作家在作品中书写到了“双重”，那也要看这个“双重”在作品中到底具有怎样的功能，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和效果。总之，“双重”说到底只是个客观事实，它不会自动地/必然地产生文学价值和意义。如果要让“双重”产生文学价值和意义，那要看如何在文学中“处理”它。
肖：您觉得哪些英语学界的学者或著作对您的启发最大？您如何将英语学界的成果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能否举例说明？
刘：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可以说是在大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界知名度最大的海外学者，他们的作品都翻译成了中文，我读博士的时候，就看过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后来李欧梵的《上海摩登》，王德威的许多著作，都是我们这一“代”大陆学人“成长”过程中吸收过的“营养”。不过，坦率地说，虽然看他们的著作，但也没有迷信。他们的成果，开拓了我的视野，但将之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好像还不多。你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就“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而言，无论是视角、理论和方法，我和他们都不太一样。
（图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张诵圣教授是用英语著述台湾文学用力甚勤的一位学者，她的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Ｒesistance：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现代主义与本土对抗：当代台湾小说》)和Literary Culture in Taiwan：Martial Law to Market Law(《台湾文学生态：从戒严法则到市场规律》)，都在英文学界产生过一定影响，我本人也翻译过她的《台湾文学生态》④一书。张教授喜欢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场域理论”来“观照”台湾文学，她的研究方法颇有特点，我也很乐意把她的英文著述成果介绍到汉语学术界，但要说她的研究对我有多大影响，好像也未必。
（图为张诵圣的《台湾文学生态》）
肖：您遇到过哪些研究的瓶颈？怎么冲破这些瓶颈？
刘：瓶颈很多啊，特别是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如何打破现有格局，是很费思量的事。目前对于如何打破瓶颈，还在思考中，也在努力寻找路径和方法，目前只能说还在“进行中”。
肖：您的境外、海外经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等地的教学，参与国际会议，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担任中方院长等等)对您研究世界华文文学起到哪些潜移默化的作用？能否举例说明？
刘：海外经历对于研究世界华文文学，无疑是有帮助的。研究世界华文文学，如果没有海外经历/经验，那就只能在文字/文学的世界里，用自己的大陆经验，来想象海外世界，这有时会有点危险，因为一种经验背后内潜着的其实是一种见识乃至思维方式，只凭大陆经验走进世界华文文学，并以这种经验去理解/解读世界华文文学(作家作品)，难免会带有大陆的底子/气质，具有想象的成分和色彩。我很幸运的是，因缘巧合，我能有机会去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短期任教，也能有机会去中国台湾、美国进行学术交流，这些经历/经验，使我对“世界华文文学”背后丰厚的海外“现实人生”，能有所了解。比如华人在海外的真实处境，到底是不是就像海外华文作家所写的那样，那非得沉潜进那个“海外”世界之后，才能真正认知，真正了解。
肖：您能否以南京大学为例，谈谈你希望中国的大学怎样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造良好的环境？
刘：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不是一个普通教师能回答的，而且各个大学的情况也不一样。事实上在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汕头大学以及你所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都非常重视“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工作。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所在的南京大学无论是学校层面、文学院层面还是我所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都给我提供了一个自由包容的学术环境，使我能从事我所喜爱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工作。事实上，早在1993年10月，“南京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就已成立，虽然那时我刚留校两年，却被指定为实际负责人，后又担任中心主任；2003年2月，文学院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向学校申请设置“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点，出于对我的信任，让我代表文学院和学科，向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申报和陈述，很幸运这次申请顺利成功，使得南京大学成为国内第一个“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点。我相信沿着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众多大学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环境会越来越好。
注释：
①刘俊：《世界华文文学：历史·记忆·语系》，花城出版社 2017年版，第1、2页。
②David Der－wei Wanged．，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
③刘俊教授对Sinophone的更深入的探讨可参见其论文《“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理论)的生成、变异、发展及批评———以史书美、王德威为论述中心》，刘俊：《世界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历史·记忆·语系》，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139－161页。
④此书于2016年9月由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
主持人语：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走过40年之际，我们特别组织了上面三篇学者访谈。其用意，在于通过学科总结和反思找到学术再出发的动力，同时也瞩目于彰显学者个人的学术生命和独特价值。作为学科建构的重要支柱，学者的学术论述已为世人所知，但背后的学思历程、论述构想和生命理解，或许更值得潜心探问。
阅读本系列的访谈，我个人感觉收获和感触兼备。试举一二，曹惠民先生提到自己与学科结缘的三个动因———许杰、陶然(涂乃贤)和学生，呈现的是三个历史时段的学术传承;对学术温度的倡导，则吐露了其多年潜心于台湾文学的肺腑之言。黄万华先生的三史写作(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需要与他的抗战文学、沦陷区文学等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够体会其中挑战冷门、突破禁区的跌宕之气和深远用心。刘俊教授对华文文学的世界性拼图的说法，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在跨区域之外强调内在的跨文化，点出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需要着力的重心所在。
(主持人张重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图片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邹怡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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