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0日，“中国翻译文学史研讨会暨《翻译与现代中国》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会议由赵稀方所著《翻译与现代中国》一书引发开去，从多种层面讨论了翻译史研究在中国当代学术生产中的创新意义。

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主编谢天振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杨恒达教授、程光炜教授和李今教授，四川大学德语专家杨武能教授，《中国翻译》常务副主编杨平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刘和平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顾钧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宋炳辉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学者有：张伯江研究员、董炳月研究员、金惠敏研究员、程凯研究员和张重岗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刘大先研究员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从参会代表构成上看，他们分别来自外文系和中文系两大领域，涉及外国文学、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理论、语言学、少数民族文学等多种专业。翻译史，通常被划在语言或外国文学的领域，本次会议却在中国文学研究重镇社科院文学所召开，这凸显了会议的重要特色，即跨学科和跨领域。

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发生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近年来翻译研究更是与文化研究汇合起来，成为当代理论的热点。赵稀方的《翻译与现代中国》一书，不拘于传统翻译的研究路数，而是将翻译从外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独立出来，从文化的视角切入现代中国文化的生产过程。从历史上看，中国现代性并非仅仅来自于中国历史的内部，而是一种复合效应，即是从“冲击/回应”的过程中产生的。以此，翻译正是考察现代中国文化生产的最佳切口。书中讨论的对象，涉及明清之际的“译名之争”、晚清的《天演论》与《民约论》，五四的《新青年》和《学衡》，延安整风与知识分子改造，新时期的“名著重印”与人道主义等等，作者经由翻译重新考察中外思想的碰撞和协商过程，梳理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线索。此书跨度虽不免过大，未涉及到的领域很多，然而大致厘定了一个时空的框架。

对于这种翻译研究，与会学者进行了多维度的讨论。杨恒达教授认为它“拓展了翻译史的概念”，杨平博士也认为它冲击了中国翻译固有的格局，李今教授强调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质，顾钧教授讨论了翻译的文化研究对于文学史的研究的拓展作用。程光炜教授从当代文学的角度，肯定了翻译的维度在诸如延安时期及新时期文学研究中所产生的张力。

金惠敏研究员从理论的高度，讨论了外来翻译与中国内在经验的关系。宋炳辉教授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当代作家的写作视野和传播，已经不仅仅限于国内，同时也已经延展到世界。作为法语翻译顶级专家，刘和平教授谈及中法两国对于文学名著不同选择背后的文化差异。

程凯研究员从柳青的创作经验入手，讨论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引入后如何造成对《讲话》“深入生活”原则的重构，从中可见译介资源之于文学体制的内在影响。张重岗研究员则对于晚清《天演论》与《民约论》的翻译，进行了延伸性讨论。董炳月谈到了日本文学翻译，刘大先谈到汉语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内部翻译，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维度。

谢天振教授是中国翻译文化研究最早的倡导者，同时也是翻译史研究专家，这次研讨会给他的启示是：重写翻译史。他看到，文化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其实出现在各个不同领域，翻译文学史已经到了突破和延展的时机。他考虑，先编一本跨学科翻译研究论文集，然后在翻译研究刊物上设专栏讨论，再召开专门的相关会议，以创造新的格局。他认为，这一次的“重写翻译史”，意义不亚于他们当年参加的《上海文学》的“重写文学史“。

会议最后由社科院文学所党委书记、《文学评论》执行主编、著名语言学家张伯江总结发言。他首先代表文学所，对于赵稀方的《翻译与现代中国》一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对于翻译文化研究的思路表示支持，同时他又从语言的角度，对于翻译研究相关问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回应。

（现代文学研究室供稿）

来源：文学评论

责任编辑：夏婉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