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时间空间化的叙述创意

凌逾：《小说时间空间化的叙述创意》，《香港文学》，2007年第10期

　　文化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在于人们体验时间和空间方式的改变，新一轮的时空压缩，在文化特征上造成了具有拼贴性的社会——这是美国学者戴维·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中描绘的新社会图景[1]。陶然的小说隐现出这一文化变迁特质。陶然自认为其小说指向对岁月又敬又惧的感喟。岁月如歌，逝者如斯，这些渗透着历史感的话语，确实显现出时间坐标的纵深感。但是，陶然小说的创新性还在于突显出空间叙述的意识。在陶然多产的作品中，笔者挑选出其90年代后三篇作品研究求证，一是长篇小说《与你同行》[2]，完稿于1991年，2006年再版；二是中篇小说《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3]，发表于1995年的《星岛晚报》；三是中篇小说《岁月如歌》[4]，发表于2001年的《香港文学》。这三篇小说发表时间先后有别，间隔基本为五年；但是在故事内容和叙述手法上有共同之处，都叙述情爱故事，抒写初恋情怀，叙述婚内和婚外的感情，传达出时间不可逆的苍凉感。陶然为什么反复叙述同类的故事，这反映出作者怎样的心理意识，他谋求怎样的叙述技巧突破，本文意在探索陶然小说心理时间叙述与空间叙述交织的独特性，如何体现出时空体验方式的新变。

一、双情并呈与心理时间叙述

　　陶然善于在小说中同时并呈“双情”——爱情和世情。他不仅有意识地吸收意识流、时间倒错等现代小说技巧，借助心理时间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回味爱情的多样情态；而且着意吸取传统写实小说的客观写实手法，注重将个人的情爱置于历史时间背景之中，从而捕捉时代变化的脉搏和律动。

　　《与你同行》叙事的冲动在于追寻逝去的时间。《与你同行》描写范烟桥从香港奔赴阔别十五年的北京参加母校庆典，睹物思人，回忆起风华正茂的大学青春岁月和远在西安的旧日恋人。他带着与恋人章倩柳重聚的热望而来，带着无限的怅惘而归；但不是“不带走一片云彩”，而是化作了长篇巨著。几年的爱恋，用一辈子生命思念。普鲁斯特毕生致力于再现流逝的记忆，那些在不经意时挤入毛孔的记忆。陶然同样用绵密感伤的文字丛林表达深深的眷恋：“失去的天堂是最好的天堂”。在陶然的笔下，章秋柳不出场而在场，她是诗性、青春、美好、柔情等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她类于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又一个十五年后，陶然再次修订《与你同行》，于2006年4月出版了新版，足见这部小说之于他的意义。陶然花费三十年时间，借这部小说表达对爱情、友情和青春的心理追寻，追寻命运播弄人的轨迹，叩问人事的真相。因此，“与你同行”不是字面意义上与某人行踪上的同行，而是思念的同行、记忆的同行，是“不衰的记忆青春永驻”（陶然散文诗《归程》）。

　　《与你同行》的叙述时间大于实际时间，小说不按范烟桥返校参加校庆一周这种顺时性的直叙方式，而按心理时间展开小说，追忆二十多年的似水年华。如第一章，飞机上的范烟桥听着《爱在深秋》的旋律，启动了深秋的寻梦之旅；他因空姐的青春背影，想到了似乎迷失在深邃的记忆胡同的章倩柳；但他又迅速地忆起了初识章倩柳的情景。第七章因重访宿舍楼旧地，回想起了文革第一张大字报事件之后大家风声鹤唳的情形。第九章由姚文朝跌宕起伏的祸福人生，忆及自己初到香港的艰难经历。小说着意将爱情与世情叙述齐头并进，一方面追寻消逝的大学恋情；一方面回想文革遭遇的政治磨难和心灵创伤，同时体味出京港原本迥异的世界，也在经济发展方面逐渐走向融合。

　　《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的叙述时间与实际时间的反差更为悬殊。萧宏盛在飞机延误的元旦六小时中，演绎了一场情爱纠葛的错位狂想，梦游的时间跨度几十年。小说运用过去时叙述单身的萧宏盛与已婚的如媚的两情相悦，用现在进行时态叙述已婚的萧宏盛与已为人妇的紫霞若有若无的感情纠缠，希冀紫霞前来送机；而用将来时态叙述二十年后萧宏盛濒死时的遗愿，希冀向如媚道别。梦是潜意识进行的叙事行为。萧宏盛现在的这场对紫霞的情意追求，使之时时忆及多年前与如媚的缠绵悱恻的浓烈，从前的所向披靡、彼此情真意挚到今日的单相思溃不成军，两情对比之下，萧宏盛听着恩雅的歌声而溢泪，小说传达出岁月不饶人的苍凉感：“现实冰冷缥缈，不可把握，能够把握的就是绝望”，爱情和世情一样不可把握。

　　《岁月如歌》同样以现在为基点回忆旧日情爱，都是叙述时间大于实际时间，但是它更突出风云变幻的时代和自然对个人情爱的吞噬感。陆宗声在香港民众迎接千禧年到来的欢呼声中，孤独地回忆与远在北京竹瑗的情爱欢愉。他们浪漫携手，体验着诗意时刻；同时也感受着京港两地社会的新旧交替，为不时出现的社会危机而焦虑。两人虽然相聚于香港的全聚德，但是相聚犹在目前，别离已经骤然而至。香港高悬八号风球，飞机能否启程不得而知；就是情爱能否长久，社会如何变迁，一切人事也是茫然不可预测。小说之所以设置“岁月如歌”为标题，一是因为人物因千禧年而触动老去的感觉，刻骨铭心的情爱只能成为记忆；二是因为人物寻找《岁月如歌》的唱碟，却只买到《静静的顿河》的VCD，天不遂人愿，这种岁月如歌的沧桑感，即是波德莱尔所咏叹的，“时间一刻不停地老在吞噬着我，仿佛大雪覆没一个冻僵的尸首”；或是“美妙的春天，失落了它迷人的芳香”。[5]

　　已经有不少学者精彩地论述了陶然小说的心理时间叙述特点，如艾晓明认为陶然的《与你同行》回溯青春之旅，采取扇形结构，内弧是赴京的一周旅程，外弧是其二十多年的人生阅历，意识流带出的人物是指向同一轴心的骨架；王绯将陶然的倒错心理时间叙述，定位为其个人化叙述风格成熟的标志[6]。本文认为陶然的叙述技巧的创新不仅体现在心理时间叙述方面，同时还体现在小说的空间架构方面。

二、双城拼贴与空间叙述

　　空间叙述之所以在当今社会成为重要的命题，一是因为当前许多社会空间往往充满矛盾性地互相重叠、彼此渗透。世界具有同存性，许多事件同时发生，而彼此之间没有逻辑因果联系；因此，叙述的因果线性规律与同时性空间存在矛盾。

　　二是因为高速发展的电子传播媒介和交通工具，互联网的即时对话方式，征服时间为趋零距离；飞机则征服了时空，距离消弭，这些都促使人们对空间意识的觉醒。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空间重组成为当今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消费主义开启了生产“全球化空间”的可能性，对于差异性的压制成为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

　　三是与视觉文化的兴起密切相关。立体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画家都不断尝试把来源不同的材料拼贴起来，成为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的一种抉择。电影蒙太奇更是一门空间叙述艺术。吉尔·德勒兹的《福柯》认为，不存在从可视到陈述或从陈述到可视的联系运动，但存在着在非理性断裂或缝隙之上发生的连续的重新连接。例如一架美国直升飞机从美国驻西贡大使馆升起的档案镜头，与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科威特城美国大使馆的时事镜头并置起来，这能产生出深刻的寓意，它正如乔治·布什陈述的，“越南战争的幽灵已经被永远埋在了阿拉伯半岛的沙漠风暴中”。因此，空间的联结和拼贴，能如蒙太奇般产生意义之积，而不是意义之和的功效。

　　陶然的这三部小说都是“双城记”，叙述空间多设置在京港两地及另一地展开。如《与你同行》的京港与西安，《天外》的香港、A城和B市，《岁月如歌》的京港。故事在两个或多个空间地点之间穿梭交织，借助空间的流走，带动心理时间的流走，实现心理时间叙述向空间叙述的转换。但这三部小说的空间叙述各有侧重。

　　《与你同行》的空间架构，注重再现京港双城异质空间的同存。这不同于张爱玲叙述香港与上海的双城记，多强调两者的同质元素。《与你同行》叙述文革北京空间的政治高压，1966年6月第一张大字报事件后人人自危；范烟桥因海外关系而夹着尾巴做人，成为另类；他对红卫兵袖章充满憧憬，只要有红袖章，就有身份安全感；他穿异装而受冷眼，看高价外国影片被批斗；同学之间因透露林彪事件内幕而引发虚惊；还有让人苦中作乐的趣事，如同学醉酒浸了尿缸，为看电影跳窗而断了腿。而在香港这个空间，上演的故事包括初到香港的创业艰难，形单影只寂寞孤独，幸得同租的陈氏夫妇关照，但也有陈天辉这等小人背后耍手段，残酷厮杀；甚至与汤波固若金汤的友情，也敌不过金钱的侵蚀。在陶然的笔下，京港象征着政治权力和金钱权力的对峙。香港象征现世的厮杀，象征资本主义时代商业金钱的翻云覆雨的力量；文革北京象征政治力量的风云变幻，同时也隐喻浪漫的记忆，神秘不可捉摸的情思。北京是陶然心中的梦；香港是陶然立足的现世地基。小说拼贴仿如两个人间的京港，突显出世界的光怪陆离。不同时间的空间共时呈现，陶然小说因而具有立体性。

　　空间对于铸就身份感有特殊的意义。陶然的人生经历使其具有复杂的空间存在感，他分别生存于印尼、北京、香港三种不同制度的国家中，因而对于空间、移民、身份认同和文化形态有深刻的体验。《与你同行》展现范烟桥的人生重大转折体验，皆因空间的错接而引起，这具有自传性质。他在印尼，因是华人而遭受种族歧视；十六岁从印尼归国，在文革前后的北京经历了七年的中学和大学生活，因海外关系而成为惊弓之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而与远在西安的恋人劳燕分飞；只身前往香港之初，又因从文难以融入金钱社会，景况艰难。最终他在香港奋斗了二十多年，成就了功业。小说重寻逝去的时间，但时间不可逆，而空间却可以重回，旧地重游是追忆的最佳方式。小说因此精心选取了几个重要的空间：启德机场、首都机场、西安火车站、校园宾馆与大学宿舍、北海泛舟与香港游船、天津海河等等。这些空间大多蕴藏着男女主人公爱恋的记忆。其中让范烟桥耿耿于怀的空间是京郊的鹫峰，章秋柳误中圈套，与其他男女仿若结成两对情侣在鹫峰露宿一夜。对范烟桥而言，这不在场的空间成为缺失的记忆，这让他痛苦不已，难以释怀。让范烟桥受益的空间是琉璃厂中国书店，他因此得以远离世事，饱读经典，使之萌生出作家身份认同。

　　《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注重再现现实与虚幻空间的对比。萧宏盛穿梭于香港、A城和B市之间，寻找刻骨铭心的情爱。香港和A城的场景实在，触手可及；B市的景象虚幻，难以把握。这部小说出现了陶然情爱故事常用的空间意象：机场、香港、古城、咖啡店、雨夜餐厅、酒店、舞厅、新年狂欢地、海滩。空间成为诗意的符码。小说甚至动用了过去很少运用的电脑，拉近空间距离。萧宏盛因与陌生人的网聊而找到心灵沟通感；然而电脑也使萧宏盛困惑：这六个钟头的错位狂想，是不是电脑指令导致的某种错位联网？心灵感应，是不是脑子联网的一种？紫霞是不是虚无的替身？陶然借助电子媒介，将现实空间与虚幻空间嫁接并置，虚实相生，小说因而具有超现实性。

　　陶然后期创作的《岁月如歌》在千禧时代背景之下，再现新世纪的共存性空间图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京港异质空间的对比不再突兀，而有合流的趋向。小说七节，六节都在香港空间展开，依次为庆祝千禧年的时代广场和东果洲、陷于禽流感恐慌中的香港社会、赤柱海滩、香港湾仔，只有第二节的故事空间在四月的古城，陆宗声因为司机误听空间方位，本要去首都剧场，却往反向的首都机场奔去，赴约迟到，由此他想到第一次与竹瑗相遇，因为她的笑而迷醉，再想到老相士说他命犯桃花，再想到他们彼此都有家庭的负累，再想到他帮助过的孤独老人说，在人世间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中，最牵动人心的是男欢女爱的爱情。耐人寻味的是小说结局的空间设置，两地思念的情人在香港湾仔吃着北京的全聚德，实现了京港之间的全聚——时间空间合一，同时同存，同荣辱共命运。但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空间进程既有利也有弊，其弊在于失去了区域独特性，世界差异性正在缩小。而且，空间具有私密感、浩瀚感、巨大感或是圆整感；特别是童年的故居，让人联想到幸福感、安全感和宁静感。然而，陶然的小说空间意象却很少出现童年的家屋。或许他如今感悟到，不管在哪个空间，都会面临社会危机和自然气候的动荡，都能让人产生不可预测的焦虑感。陶然小说通过空间逻辑而扭结在一起，形成了具有同存性关系和意义的地图。

三、情与城——心理时间与空间叙述交织叙述

　　人们过去往往偏重于对历史的研究，而漠视对地理、空间的研究。爱德华·苏贾等学者认为，如果要改变这种历史决定论的倾向，力主历史的和地理的唯物主义，则要对空间、时间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作根本性的再思考[7]。时间和空间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爱因斯坦认为，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由空间坐标X、Y、Z和时间坐标T来确定。时间和空间融合成为均匀的四维连续区，即是时空连续体。

　　陶然的《与你同行》、《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与《岁月如歌》这三篇作品，同时并呈“双情与双城”，从中可以看出陶然小说的空间叙述与心理时间叙述交融的历史脉络，如何逐步发展成熟。陶然小说的心理时间叙述再现人的内心意识的繁复，善于同时呈现不同历史时间的故事。小说选择的实际时间越来越重要并具有广阔性，从校庆到元旦到千禧年；而且实际时间又越来越短暂，从一周到六小时到千禧年庆典。但是叙述时间越来越漫长，爱情叙述的比重逐渐压缩，世情叙述的分量更加沉重，情爱不再负载多元的诗意和美梦，而更具有无可奈何的苍凉感。他的空间叙述再现社会生活的跌宕多姿，不同的城市空间具有不同的生相，错置的时空导致命运悬殊，引发人不同的感慨和思绪。陶然的时空交融叙述有两种形式：

　　一是同类异时空间场景的拼贴并置。如《与你同行》第十三至第十五章，借助“船”这个空间，运用电影蒙太奇手法，将今北京和文革北京、今香港和70年代香港、太平洋这五个场景组接起来，范烟桥与苏舟潮再次泛舟北海公园，回忆起大学时与王若冰、章倩柳的爱恋，然后又忆及十几年前在香港海湾夜船上与彤霞意外相遇而结婚，其中又还穿插回忆十六岁时的恐怖空间体验，由千岛之国经太平洋回国时，从风平浪静到突然大浪滔天的情景。这种结构采用时空连环套叙述，类似于中国套盒结构。《与你同行》在时间架构上，玫瑰园时刻与港湾里暴雨倾盆的时刻并存，社会大历史和个人小历史并存；在空间架构上，北京、香港和西安三地的故事并置，今昔对比、时空交融的结果，小说并置了多元时空故事，出自不同时间和空间叠加在一起，创造出共时的效果。

　　一是异类同时空间场景的拼贴并置。如《与你同行》的结尾，第二十五章采用第一人称“我”叙述混乱的思绪，第二十六章采用第二人称“你”叙述混乱的思绪，范烟桥在香港铜锣湾巴士站等车，竟然看到章倩柳和姚文朝坐在敞篷卡车的草堆上，说要“下乡劳动去”，南辕北辙的事情匪夷所思地组接在一起，具有超现实主义意味。抽象而难以把握的时间通过超现实的叙事变得形象可感。《天外》则营造了一种抽象空间、知觉空间、虚幻空间，与日常生活经验的具体空间并置。纪实挽留和凝固时间；而虚构则以特殊的形式保存甚至创造时间，虚构是一种反叙事，修改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从而达到重塑过去的目的。陶然后期创作的《岁月如歌》在叙述技法上风格更加纯熟，全力展现双城与双情的交错，空间与时间的交结，悲与喜交融。小说开篇空间设置庆祝千禧年的香港时代广场，孤独的陆宗声忆及竹瑗，小说从空间叙述转换到心理时间叙述，只用了一句话便巧妙地串连起来，“要是竹瑗在身边就好了……”。其后小说不断切换空间，由此，陆宗声还想到了电脑千年虫问题引发的恐慌，香港和北京王府井的发展；还因东安市场的新旧更替引发感慨，想到香港金钱社会的残酷。各地的空间拼贴成万花筒世界，人物在其中感受时代的变迁。小说明显将原本历时性、序列性的流动，变成了地理性、共存性的存在，空间感代替时间感成为感觉的中心。

　　陶然的小说具有电影感，他善于抓拍镜头，由此无意中把握了空间叙述的特点。陶然喜欢电影这门时空融合的艺术，他还曾经从事摄影记者工作。《与你同行》与《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的开篇和结局相似，小说都以机场的候机和起飞开篇，以归航的飞机作结，这类似于电影场景的首尾照应。《与你同行》的开篇说，“飞机起飞后，范烟桥但见香港的山水很快就压在下方了”。《天外》的结局说，“飞机升空，A城的万家灯火，逐渐远去了”。飞机征服了时空，小说在京港空间切换之间展开叙述，京港两地是此消彼长的两方。

　　龙迪勇指出，法国新小说代表人物克劳德·西蒙，终生都在探索一种空间化的小说形式，他的处女作《作假者》，已经开始尝试采用主人公生活中最重要的空间场面的描写代替传统小说中的顺时性叙述，打破小说与绘画的界限，以达到对同存性的自由表达。在新小说之后的后现代小说中，再不能指望以时间的次序展开故事的主线，因为从横向始终穿插故事的主线的事太多；而以并置、拼贴为特征的空间性结构更常见了，这种同存性介入使人们的视点在无数的主线中往外延伸，将主体与所有可以比拟的事例联系起来，使意义的时间流动复杂化[8]。陶然的小说也一样。陶然在小说中并置多个空间的叙述，这可以用福柯的“异位”（即异托邦）概念解释，即是在“大量分裂的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不可能的空间”里的共存，或者说是互相并置或附着的没有共同尺度的各种空间。陶然架构小说，采取的不是现代主义的主次结构，而是后现代主义的并列结构，不同本体论世界的冲突与重叠是后现代艺术的主要特点。陶然的后期小说创作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小说之间尝试寻找打通点，这就是时间的空间化。

注释

[1](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

[2]陶然，《与你同行》，香港知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4月。

[3]陶然，《陶然中短篇小说选》，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年4月。

[4]陶然，《岁月如歌》，天地图书（香港），2002。陶然，《走出迷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波德莱尔《虚无的滋味》，《作品集》，1卷，89。

[6]曹惠民主编，《阅读陶然——陶然创作研究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7]（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

[8]龙迪勇，《叙事学研究的空间转向》，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