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冻卵：一张不够划算的保险单？

两会结束，但一些提案和背后折射的意识，仍然值得长期关注。

比如，来自山东的医师孙伟的提案——禁止单身女性冷冻卵子，从而向单身女性科普最佳生育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有支持者，认为冻卵有很多健康危害，应予禁止，“什么时候风险低了，什么时候再开放。”

也有支持者态度谨慎：“我们支持出于保护女性健康的角度而禁止冻卵，但是反对出于女性必须结婚生子的角度而禁止冻卵。”

有不少的人认为，冻卵固然对女性有伤害，但更是她们应该自主选择的权利。而且，过于强调“单身”性质，让这个议案听起来有些变味。

孙伟对此也作出了回复：“以目前的技术手段，冻卵技术对女性身体的损害较大。”“贸然开放冻卵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催生买卖卵子、衍生代孕等违法行为，应该避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滥用，避免该技术商业化。”

实际上，这并不是“冻卵”话题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热议。

在2019年底，全国单身女性争取“冻卵”第一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当时，31岁的徐枣枣（化名）前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生殖科咨询冻卵事宜，并通过医院一系列检查确认其身体正常、卵子健康。但是，医院最终却以“行业规范禁止为单身女性冻卵”为由而拒绝了她。

随后，她以侵害一般人格权将医院告上了法庭。

徐枣枣说：“在北京生活成本高、节奏快，我既不想暂缓事业发展，也不想未来后悔现在不生育的决定，所以希望在健康的时候把卵子保存起来。”

冻卵技术如何成为“后悔药”

冻卵技术的应用，最早是为了能让不幸患癌的女性依然保存生育能力。

2012年，一位法国女性在29岁的时候罹患乳腺癌，医生在她开始癌症治疗之前，从她的卵巢中取出未成熟的卵子并冷冻在液氮中。

五年后，这位女性从癌症中康复，却发现自己无法怀孕，所幸五年前的冻卵让她如愿以偿，拥有了自己的孩子。

这是冻卵技术的第一次成功应用。

目前的技术，

仍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冻卵的成功率依旧不能被保证

技术上的不成熟，并不能阻挡人们对冻卵技术的需求。

仅在2018年，美国有7.6万女性进行冻卵；而更早的2014年，苹果和 Facebook 就已宣布将为女性员工报销冻卵费用。

不少名人选择了冻卵这个似乎可以“打败时间”的选择：美国女星汀丝莉·莫迪默 (Tinsley Mortimer) 曾在媒体面前公开谈论她自己决定冻卵的过程，此前徐静蕾也曾经透露她已经去美国冻卵。

毫无疑问，选择冻卵是一个越来越旺盛、应该受到尊重的个人选择；不过，当“冻卵”作为社会议题去探讨时，大众的反应较为两极。

支持冻卵的人们认为，生育是女性的一种权利，那么通过冻卵、决定何时生育也同样应该是属于女性的权利。

至于对身体的影响、对妊娠成功率的考量……这些都是女性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已经考量清楚的事情。

选择权掌握在女性自己的手中。

如果反对单身女性冻卵，也是在某种意义上剥夺一位女性成为母亲的权利。

接受了冻卵手术的艾萨·沃森（Isa Watson）说：“我感到非常自由，就像未来已经牢牢地掌控在我自己的手中了。”

而反对者坚持认为，冻卵对健康的伤害和其存在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弊端，将远远大于可能的收获。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安吉拉·安德森（Angela Anderson）经历了两轮冻卵手术，花费了大约5万美金，然而所有的冻卵都没有存活。

“它们（指卵子）都被抛弃了。”45岁的安德森说：“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实验没有成功。他们不会告诉你，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母亲——但他们真正想对你说的就是这个。”

此外，正如提出提案的孙伟所担心的那样，冻卵的普及化，会催生相关的黑市交易，并刺激代孕事业的发展。

还有人对此事有着“伦理”相关的考量：冻卵受孕所生的孩子，可能会受到歧视。

的确，无论从对身体的影响、花费的金钱还是冻卵成功率来看，冻卵似乎都不够划算。

但是，这种技术性的考量，有必要谨慎，但上升到立法层面，是否越俎代庖？而且，将话题引向女性的最佳生育期，也并不是那么贴切。

女性生育年龄的推迟，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单身女性热衷冻卵”或者“不知道自己的最佳生育期在什么时候”，而且在大环境下，女性的最佳生育期，不是只靠生理因素来考量的。

很多时候，工作收入情况、育儿成本、受教育程度、孕产女性权益和社会支撑系统等等，共同构成了女性的“最佳社会生育期”。

简言之，女性并不是因为冻卵的存在，而决定放缓生育。

冻卵，多数时候是在这种“最佳社会生育期”和最佳生理生育期的时间段不能匹配的情况下，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

以此向女性科普最佳生育期，某种程度是以果为因，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何不食肉糜”

很多人把冻卵当作换取今后数年自由人生的最后的“保险”，也有不少30+的成功女性，并没有心仪的人选一起踏入婚姻，冻卵反而成了让自己产生“打败时间”成就感的源泉。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女性获得解放必须依靠以下两个途径：一是对于生育与否的自我决定权；二是工作。”

把这句话放到今天的社会环境下，倒会催生出新的理解方式：或许正是工作，正是职场中女性权益的困境，让女性独有的生育能力，反而像一个枷锁。

来自社会恒定的“倒计时”生育感，“树叶般不停凋落的卵子”的焦虑，让女性在很多问题上都面临“受限的选择自由”。

反观提案，禁止冻卵不仅无法解决“最佳生育年龄段有限”的问题，甚至还可能把女性推至“急于生育”、草率做决定的处境。

科普不该以禁令的面貌出现。

与其讨论冻卵是否划算，不如夯实其他支持系统后，再让女性自己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