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洮岷地区自古以来为多民族繁衍、聚居之地，多民族交往互动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交流造就了洮岷地区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共存、多种宗教信仰共生的区域文化特征，成为多民族杂居的典型区域，亦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通过对洮岷地区藏汉民族“沙目”圈舞的结构要素、旋律音调和舞步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其产生区别和联系的原因，并分析洮岷地区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主客观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历史与实践意义，寻找促进民族文化交融的真正原因和规律，最终揭示洮岷地区多民族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实质。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洮岷地区；“沙目”圈舞；多民族杂居；交往交流交融

作者：李 娜，西北民族大学 

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是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主要特点。由于民族迁移、社会变迁、国家政策等原因，使若干个民族交错散居分布在同一区域，这种民族分布格局必然会促使不同民族之间的频繁互动，呈现出文化样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研究多民族杂居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及其所蕴含的精神文化内涵，能进一步把握多民族杂居区民族关系的特征及演变规律，为探寻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一般规律提供理论借鉴。与此同时，有助于缩小族际交往中的心理距离，推进当前民族散杂居区域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提供鲜活的历史和文化实证。洮岷地区，即史籍所指称的洮州、岷州两地，位于现今之甘南藏族自治州东南部的临潭、卓尼及定西市的临洮、渭源、岷县、漳县等地。自古以来，洮岷地区为多民族迁徙、聚居、繁衍之地，多民族互动及由此产生的文化间的交往与交流，造就了洮岷地区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共存、多种宗教信仰共生的区域文化特征，成为多民族杂居的典型区域，亦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沙目”圈舞孕育于洮岷文化空间之中，是藏族、汉族、土族等所共有的一种只在农历春节期间举行的，集歌、舞、乐于一体且具有酬神祈福等祭仪性质的圈舞，因在圈舞中使用双面带拨锤的羊皮鼓击鼓踏歌最具特色，所以不同民族又有“巴当舞”“巴当鼓舞”“巴郎鼓舞”“沙目”“莎目舞”等不同称谓。“沙目”圈舞作为一种“外显”的文化，既是多民族散杂居地区不同族群与外界交流互动的结果，也是不同族群文化交流互动时表现自我、凸显自我的主要方式。通过“沙目”圈舞研究民族互动与文化融合发展及两者的关联性，不仅是认识这一地区的基础和关键，也是理解该区域民族特色及社会文化的一个切入点。由于洮岷地区土族作为“吐谷浑南迁洮岷地区之历史结果，在文化上形成孤岛”^[1]28，进而受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较大，与藏族等民族文化深度融合，土族的“沙目”圈舞与藏族的近似，故本文只以流行于甘肃卓尼藏巴哇乡、洮砚乡、柏林乡等地的藏族“沙目”圈舞及岷县中寨镇等区域的汉族“沙目”圈舞为主要研究对象。笔者采用多点民族志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考察当下“沙目”圈舞的生存状态，并结合地方志、口述史等资料，将“沙目”圈舞的生发过程给予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观照与审视，探讨“沙目”圈舞在不同区域的认知结构及表征自我的文化建构过程，进而揭示洮岷地区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主客观因素，分析这些因素的历史与实践意义，寻找促进民族文化交融的真正原因和规律，互为研究文本，最终揭示洮岷地区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质。

一、洮岷地区汉藏民族“沙目”圈舞的区别和联系

“沙目”圈舞持“巴当鼓”踏歌而舞，“巴当鼓”称谓中“巴”是藏语“皮子”的意思，“当”是拟声词，意为发出“当当”的响声。巴当鼓直径约33厘米，厚度约12厘米，鼓身全长62.5厘米。巴当鼓由持鼓人自己制作，鼓的边框由红桦树皮制成，鼓面由羊皮或者鹿皮缦成，两面系有皮绳以固定之，也有用铜钉钉牢者。手柄通常为圆柱体，直径约5厘米、长约40厘米，由柳木、榆木等较为常见的木材制作而成。手柄上雕刻有不同的花纹，手柄最下端打孔，穿上绳子，以便于祭祀活动结束后将鼓悬挂使用。鼓穗是由棉布缠绕的实心球体，用线绳固定在鼓身两侧。

“沙目”圈舞，以圆圈舞作为其主要的舞蹈表现形式，舞者手持巴当鼓，左手或搭于前人左肩、或叉腰，围圈踏歌而舞，采用一人（春巴或者娄哇）提词领唱，众人附和的形式，通过音声、体态律动、器具构建“沙目”圈舞的展演形式，形成 “信仰体系-仪式行为” 的二维互动模式。下面从“沙目”圈舞的结构要素、旋律音调、舞步特征三个方面分析汉藏“沙目”圈舞的异同，揭示其所反映的汉藏等民族间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

（一）“沙目”圈舞结构要素对比

“沙目”圈舞有一套自有的结构体系，每年“沙目”圈舞的呈现都以此为准绳，各部分内容严格按照该结构模式进行。

表1从圈舞结构、祭祀对象、展演时间、展演功能、包含曲调、句词结构等方面呈现汉藏“沙目”圈舞外部结构的异同。

1.圈舞结构。从对汉藏“沙目”圈舞结构的对比分析可知，藏族“沙目”圈舞无明确的结构命名，每部分按照既定内容和所蕴含的意义安排，并有严格的内部秩序，且潜移默化至每位“春巴”的心中和行为规范中;汉族“沙目”圈舞的每个结构点有清晰的命名，严格按照该仪式结构命名的顺序依次进行。就“沙目”圈舞结构的侧重而言，卓尼上达勿地区侧重的是互访时相互之间的即兴“对歌”，占整个“沙目”圈舞结构时值的2/3，而岷县中寨地区侧重的是由多村合跳的“攒山神”部分，声势浩大。

2.祭祀对象。藏族村寨“沙目”圈舞仪式没有具体特定的祭祀对象，一般根据每村各自的情况，将村落的山神、部落的山神纳入祭祀对象。汉族村寨有明确的祭祀对象，称为“白马山神”“业力总督山神老爷”，并有特制的供奉牌匾，平时供于村口的专用房间，在“沙目”圈舞开始的正月初一“初新”这日，迎请至本村村落，供以面灯、香火等。

3.展演时间。汉藏两地举行“沙目”仪式的时间都在农历正月期间。藏族聚居区正月初二开始，逢双日互访，一般在正月初四与正月初六卓尼下达勿村落与上达勿村落之间互访，农历二月二结束。汉族聚居区在正月初一“初新”开始举行，有完整的仪轨，先由村中每家每户准备好12盏面灯、纸钱、两面旗帜、燃香，由家中的男性前往村口供奉“白马山神”“业力总督山神老爷”的房前集合，为山神老爷“烧长线”，后返回本村沙目场“安场”，安场结束后共同搭建秋千“立秋”。正月初六至正月初十之间村落之间相互访问，由业力沟村作为开端，相互走访，被称作“走会事”，在正月十七这天拆除秋千，称为“歇将”。从此，巴当鼓被束之高阁，直至来年，不再作响。

4.展演功能。“沙目”仪式通过音声、体态律动、器具构建“沙目”仪式的音声环境，形成 “信仰体系-仪式行为” 的二维互动模式，通过“沙目”圈舞表达乡民祈福祛灾，企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良好愿望，以抚慰现实的不顺带给自己的创伤，疏解心理压力，补充生命能量，提振继续生活的勇气。相邻村庄之间的“互访”，加强了以地缘亲缘为基础的村落之间的联系，更具有送自己的神去佑护他人平安的大爱精神。

5.包含的曲调和句式结构。藏族聚居地区的“沙目”圈舞，除个别曲调有固定的唱词外，其余皆为口传心授的即兴创作；汉族地区则以文本化的形式将所有“沙目”圈舞的唱词以音译的形式固定下来，且有固定句式，必须严格按照唱本记录的唱词进行，不得作任何改变。

通过洮岷地区汉藏民族“沙目”圈舞的圈舞结构、祭祀对象、展演时间、展演功能、包含曲调、句词结构等结构要素的对比，可以看到汉藏“沙目”圈舞之间既有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

（二）“沙目”圈舞旋律音调对比

通过对汉藏“沙目”圈舞中寓意“祈福”的旋律音调的对比分析（见图2)，笔者发现，卓尼下达勿地区为A+B两段体结构，岷县中寨地区则是只有B段的一段体结构。两者B段旋律趋同，以中音la-sol-(mi)re的窄音列作为主要音列，经过加花、拖腔等手段的处理，丰富旋律音调。从“沙目”圈舞的旋律音调中明显可以看到当地汉藏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交融。就两者整体的音乐风格而言，在歌、舞、乐三位一体的旋律进行中，节奏较为规整，以4/4 、2/4、3/4为主，适合集体舞蹈时的统一动作已达到整齐划一的要求。调式以商、羽、徵调式为主，乐段多采用上下句结构的一段体，填词反复，部分乐段有补充终止。旋律音调多以级进、跳进为主，以mi-sol-la、dol-la-sol、re-mi-sol等窄音列作为旋律骨干音，予以发展扩充。以唱为主的旋律音调节奏较为自由，为充分发挥个人嗓音技巧拓宽空间，旋律起伏较大，有拖腔、帮腔等形式，旋律性较之舞蹈部分更强。

（三）“沙目”圈舞舞步对比

通过对洮岷汉藏民族“沙目”圈舞开场舞步的分析（见图3)可以看到，“沙目”圈舞以8拍为一个律动节拍，鼓身4下4上，形成前3拍上+4拍上+最后1拍下的律动，身体随着持鼓方式的不同发生变化。当持鼓向下时，身体体态面向圈内，左手搭后人右肩，持鼓向上时，左手自然下垂，右转呈列队样行进，以8拍为一律动拍，绕圈重复进行。基本舞步有点步、上步、交叉步，最具代表的是上步双脚起跳，在当地汉藏民族中都有流传，双脚起跳前均为原地点步，但是双脚起跳后的衔接各地表现不一。下达勿地区将起跳作为最后一拍，预示一组动作的结束；岷县中寨地区在双脚起跳结束后又接左脚右后方交叉步，似旋律加花处理。由此可见，“沙目”圈舞的舞步是根据各自的需求（审美、心理），在同元素的基础上，舞步变化以加花、简化等不同方式形成富有本地特色的舞步。岷县中寨地区在原有舞步的基础上，确定以“直脚步”为基本脚步，在直脚步的基础上加入“直得”和“尼得”的变化，不断衍生发展至12首固定曲调，分别以衬词作为命名舞步配以相应的旋律音调，同时规定了歌词的句式结构、舞步的变化。洮岷地区汉藏民族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各自的“沙目”圈舞文化特色。

通过上文对“沙目”圈舞结构要素、旋律音调、舞步构成等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到两地“沙目”圈舞的联系和区别都很明显。那么，是什么促使了这种区别和联系的产生？笔者将在下文就此展开分析。

二、洮岷地区汉藏民族“沙目”圈舞区别和联系形成原因分析

（一）互嵌式居住格局——地域基础

秦汉以前，洮岷地区生活着羌氐族群，此后有羌、氐、匈奴、汉、鲜卑、吐谷浑、吐蕃等许多民族先后散杂居于此。汉代胡羌与汉人共处，活动在这一地区的鲜卑族、吐谷浑、羌族的一部分融合于汉族，就地定居。汉武帝元狩四年 (前119年)，汉朝迁徙关中贫民七十余万于陇西、北地等地，以充实边塞。这一时期，洮河、大夏河沿岸羌汉杂居，因西迁的汉族人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使当地农业生产较前有很大的发展，当地羌人也学习汉族的语言文字和先进的技术，渐渐融合于汉民族之中。吐谷浑自西晋年间以洮河流域为中心，建国于群羌之地，当地的很多羌族小部落逐渐与之融合成为新的部族。在长期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互动中，吐谷浑融合了匈奴、汉、羌的生活习俗。男人装束与北朝汉族服饰基本一致：男士顶“罗幂”；妇女着“裙襦”，发式为“束发”，并且以金花、珠贝为饰。婚俗与当时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及西部羌族等民族基本相同。宋代，随着洮岷地区的繁盛，西域贡使、商贾和部分传教者在洮岷等地的许多交易场所经商和居住。元代成吉思汗远征西域以及中亚和西亚各国，随军带回大批各国工匠和平民，屯居在洮岷地区。“至元十年(1273年)部分回回将士奉命来到洮州，屯聚牧养，融入当地生活，回回人数渐增。明初，回族共同体形成，回族大量地移入洮岷地区则与明初军事战争和政府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紧密相关。”^[2]洮岷地区逐渐成为回族聚居地之一。明初，朱元璋实行移民定边政策，“移京无地农民三万五千户于诸卫所”^[3]，并将大批江淮汉民陆续迁到洮岷地区。“大批江淮移民进入该地区后，以多种文化形式将特色鲜明的江淮文化展现在洮岷河湟地区。”^[4]清朝政府为恢复生产，采取奖励政策，招抚流民开垦荒地，并再次实行戍边屯垦，将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农民迁住到洮、岷、叠、河诸州戍边屯垦。

历经多次政权演变和朝代更迭，改变了洮岷地区原有的民族分布格局，形成了多民族杂居相处的状态，客观上促进了各族风俗习惯的交流交融。“沙目”圈舞正是在互嵌式居住格局中产生发展的。互嵌式居住格局不仅带动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进步，同样也促进了当地汉文化的发展，形成文化的双向交流互动，各少数民族从汉族那里获取了农耕文明的智慧，汉族也从其他民族文化中汲取养分。正是由于当地各民族之间频繁的交往互动，各民族文化得以碰撞和深度交流交融，从而形成丰富多彩、颇具地域特色的洮岷文化，互嵌式居住格局成为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地域基础。

（二）共享的经济生活模式——经济基础

洮岷地区地处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也是中原农区与西部牧区的交错带，境内自然资源丰富，地域辽阔。洮岷地区不仅拥有肥沃的草场，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而且境内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大小河流构成丰富的水系网络，灌溉便利且土壤肥饶，使沿河地带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区域，境内的洮、岷、宕、迭等区域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发达区域。畜牧、农耕、林业等丰富的经济生产模式，为当地民众的物质生活提供了保障，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环境基础和物质基础。

明朝中后期，随着政府移民政策实施成效的显现及日趋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迁徙至洮岷地区的不同族群，因地制宜，各取所需，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经济生活模式。汉族自古以农业为本，迁移至此，将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带入洮岷地区，注重发展农业生产；藏族世居高原，以农牧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回族在土地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农商并举，以贸易经商为主。随着明中后期“茶马互市”的适度放开，茶马贸易市场上汉、回商人的经商环境更加宽松，他们深入洮岷腹地，将当地大量的农牧产品输往中原内地，又从中原内地购买大量商品输入洮岷等地，以此互通有无，在经济结构上形成了互补共生关系，实现了中原和洮岷地区产品的双向交流，从而也获得各自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以经济交往为契机，各民族之间彼此尊重和依赖，联系越来越密切，互动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语言、饮食、服饰、婚姻到日常生活，各民族在社会生活、文化交流等方面建立了良性的互动关系。”^[2]

（三）对“生命繁荣”的共同追求——精神基础

Malinowski在其著作《文化动态论》中指出，文化融合是“人类必须有一个共同一致的利益，文化才能从交流而融合”^[4]。 对“生命繁荣”共同追求的基础上，洮岷地区各族群之间形成了相互交流交融的局面。

洮岷地区地处高原，境内山高林密、沟壑纵横，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居于此地的人民为了满足“生命繁荣”的朴素愿望，将祈求风调雨顺、作物丰收、牲畜繁多、健康多子、家庭和睦的美好生活愿景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出来，以此来弥补现实生活中的缺失，补充生命能量，达到身心的放松和愉悦。各族移民初来此地，为了生存的需要，在自身的民族意识之外，他们更需要一种区域范围内高度认同的“生命繁荣体”，以形成在陌生新环境中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和心理慰藉，这一认同也是迅速融入当地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前提。于是，通过在文化上大量采借当地民族的文化，如生产生活方式、神灵信仰体系、节庆祭祀仪式等，使自己更快地适应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以便更好地在异地生存繁衍。

洮岷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为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地域基础。如前所述，自汉代以来各种形式的人口迁徙流动，改变了洮岷地区原来的民族分布格局，客观上促进了各族风俗习惯的交融和重构。在此基础上，“茶马贸易”的互通有无，在经济结构上形成了互补共生关系。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形成以“生命繁荣”为共同追求的精神基础，最终形成了洮岷地区极具特色的“沙目”圈舞文化。正是广泛借鉴吸收了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的优秀文化因素，才使“沙目”圈舞更加丰富多彩、更具地域特色。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形成了洮岷地区多元文化结构，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三、讨论：文化认同与建构是洮岷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质

通过对洮岷汉藏民族“沙目”圈舞的对比及其成因的文化解读，可知这一地区族群之间存在着频繁的互动。这一切的互动，是以族群文化认同和地缘文化认同为基础而展开的，它是洮岷地区不同族群相互认同的基本前提，而这里的文化认同表现为不同层次的多重认同。

（一）文化认同

1.源于文化记忆的自我文化认同。洮岷地区所辖的甘肃卓尼，属于藏族三大方言区中的“安多”地区，其地理位置、文化形态与藏族文化中心——卫藏地区相较而言属于边缘地区，而卓尼藏巴哇地区的藏族在语言（操卫藏方言）、服饰（以女性“三格瑁”服饰为典型代表）、风俗等方面，与地理空间上所属的“安多藏族”的主流文化又有一定的区别，属于“安多藏族”的边缘地带。卓尼藏巴哇地区的藏族自称是吐蕃时期由西藏后藏地区派往此地戍边的吐蕃后裔，移民到洮岷地区戍边后，以堡寨的形式居住，远离故土的“藏巴哇”努力追寻祖先的记忆，保留语言、服饰特色，并延续跳“沙目”圈舞的习俗。这些民族传统文化习俗是吐蕃戍边将士在洮岷地区情感的凝聚剂，更是戍边将士在远离故土时自我认同的一种文化力量。

明朝卫所军屯的建立，使得大批江淮汉族移民涌入。远离故乡的移民，总会思念自己的家乡，在当地流传的“花儿”中延续着移民对故土的记忆:“你从哪里来，我从江南来，带着什么花儿来，带着茉莉花儿来……”茉莉花的清香寄托着浓浓思乡之情，从洪武年间一直“香”在洮州人的心中。千百年来在故乡习得的风俗习惯，也在对故乡及亲友的思念中得以坚守和延续，明初江淮遗风犹存的洮州“尕娘娘”头饰、传统服装、婚嫁习俗、方言俚语等延续至今，点点滴滴中饱含汉族移民浓郁的乡愁和对文化的坚守。

2.源于生存需要的他者文化认同。洮岷地区干旱少雨，雹灾频发，作为移民初来此地，面对洮岷地区苦寒、荒凉以及难以抗拒的自然灾害，为了生存的需求，除自身的民族意识外，他们更需要一种区域范围内群体内部的文化认同。因为这种区域内的群体文化认同在陌生新环境中是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和心理慰藉，也是能迅速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重要心理基础。此地的藏族“沙目”圈舞，因其祈福消灾的通用功能，轻松愉快且娱神娱人的音乐舞蹈形式，被其他民族所采借而成为一种文化载体，具备了地区群体文化认同的纽带作用以沟通彼此，以至于出现“卓尼洮砚下达勿地区一位老汉春节前夕赴该县中寨地区教跳‘沙目’，年前驮着过年的年货回来”的口传故事①，是当地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写照，也是地域群体文化认同的反映。

（二）文化建构

交融与共生是多民族杂居区文化的共性。与此同时，文化个性的彰显是不同族群文化交流互动时自我确认与表达的族群诉求。文化个性是不同民族在各自文化边界、社会边界、族群边界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认同层次造成的，这种认同反映了一定区域内族群情感的归属和行为规范的认知，而且其认同层次并不会随族群间文化的互动而丧失各自本身的文化特性，展现出了多民族杂居区不同民族文化在相互交融共生的共性下，“有各自彰显自我族群认同的诉求，使这种诉求通过具体的文化建构的过程展现出来”^[6]。如藏巴哇地区的“沙目”仪式，为了维护同一部落的血缘、亲缘关系，建构以地缘为基础的“沙目”仪式村落之间“互访”环节，强化了民族文化记忆和群体内部的凝聚力。流行在岷县汉族地区的“沙目”仪式根据汉族文化认知体系，对“沙目”圈舞的祭祀对象进行扩充，对“沙目”各个仪式要素和体系进行命名，严格规定沙目的仪式程序，并将原本活态即兴的藏族“沙目”圈舞结构文本化，成为只有“音译”而无实际“音意”的“曲谱”，被称为“天书”且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传承，使得族群边界与文化认同在仪式呈现与意义阐释间得以建构。

文化认同和文化建构成为多民族杂居区文化多元化的主要原因，也可由此管窥多民族杂居区民族文化结构和能动建构的特征。在文化认同的过程中，促进了洮岷地域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文化建构维护了多民族杂居区的文化边界，形成这一区域文化事项“和而不同”的多样性特征，而文化认同则是多民族杂居区和谐共处的主旋律。文化认同和文化建构构成了多民族杂居区文化多元一体的区域文化特征，是洮岷地区多民族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实质。

参考文献:

[1] 王小红.洮岷地区土族研究[J].中国土族,2020(1):27-32.

[2] 沙勇.明中后期洮岷地区汉、藏、回民族互动关系研究[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84-88.

[3] 临潭县志编纂委员会.临潭县志：卷3·人口[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140.

[4] 晏波.明初洮岷河湟地区的江淮移民研究——基于移民群体类型、来源地和数量的考察[J].兰州学刊,2012(12):37-42.

[5] 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J].读书,1998（11）:4-10.

[6] 马建春.浅析族群关系中的文化认同——以河湟地区族群为例[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120-128.

(责任编辑 程 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