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前，酉水流域长期为土司统治，“控制型”社会表现明显，商业力量微弱，民族互动相对固化。改土归流后，酉水流域社会重构，尤其商业发展迅速，桐油贸易处于核心地位。区域内外市场连接、分工与合作细化、社会成员相互依赖性增强、经济共生关系结成，以市场为纽带的社会成员间表现在血缘、习俗、信仰、心理等方面的交融汇聚加强。基于市场交往的民族社会族际纽带被强化，汉文化与本土少数民族文化交融下的区域社会文化共同性增强，并最终推动社会一体化程度加深。

关键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酉水流域；桐油贸易；市场交往；文化交融

作者：李 亚 东华理工大学

    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自2010年党中央提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来，学界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广泛的阐释和讨论，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目前，学界对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价值特别是“三交”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等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关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探讨，既有大区域的关照，也有具体事象的讨论，涉及政治实践、人口流动、族际通婚、城镇化进程、旅游发展等诸多领域。总的来看，既有研究比较侧重于当代经验，且多注重宏观层面的分析，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与过程论的微观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鉴于此，本研究以改土归流后酉水流域的桐油贸易为中心，探讨物之贸迁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生逻辑与作用机制，以更好地从微观层面认识民族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践。

一、民族烙印：改土归流前的酉水流域社会

酉水流经鄂、渝、黔、湘四省（市），干流贯穿湘西州境内龙山、保靖、永顺、古丈四县至沅陵注入沅水。酉水流域自古为土家族重要聚居区之一，也是汉、土家、苗等多民族共居区，独特的地理位置更使其成为连接内地与西南的“塞南夷疆”重地，因此也成为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联结地。在多民族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从唐宋羁縻统治到元明清土司统治，酉水流域社会被深深地打上民族的烙印。

1.土司统治下的“控制型”社会。

元明清时期，酉水流域长期为土司所统治，区域内有大至宣慰司、小至长官司等各级土司。土司制度是军政合一、兵农合一的制度，土司是其辖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与最高军事首领。土司统治阶层对其属民实行压迫统治，对地方社会表现出强烈控制性。在土司权威的控制下，统治阶层一般由地方大姓组成，成为一种家族式统治^[1]105-109，形成自上而下的管控体制，与此同时，地方社会又形成服务于土司政权的、类似于“专业化”职能分工的服务体系。从地域上看，则是以土司治所所在地为中心，各类专门化服务辐射于周边村寨。在土司统治权威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强力控制下，社会内部等级森严、分层明显，社会结构固化。相对地，土司社会阶层内部流动小，社会结构相对稳定，有学者称其为稳定的“纺锤型”社会结构^[2]。就社会资源分配来说，统治阶层对其辖区的土地等社会生产生活资料具有支配权，官田占绝对优势，恰如“凡成熟之地，多择其肥沃者自行耕种，余复为舍把、头人分占”^[3]150。另外，土民的劳役是为统治阶层服务的另一种形式，也是其受控制的另一种表现。“土司向例，每用人夫，即令各舍把照户派拨，并无夫价，名曰当差。”^[4]基于此，“控制型”是改土归流前酉水流域社会的最大特点，而自给自足、固守旧习则是其必然样态。

2.自给自足下的商业发展。

酉水流域地属武陵山区，高山穷谷，土地瘠薄，农耕、采集、渔猎等多种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并存。土司时期，从中央王朝到地方土司都推行有利农耕的政策。如中央在土司区设立卫所，汉民迁入，带入先进的生存方式、生产工具等；土司实施招佃政策，“田地多系荒山，招佃开垦”^[3]158，如容美宣慰司下卯洞长官司曾示谕“劝农勤耕”等。农耕经济“基本上呈现为直线的形式，即由弱转强，由次要而转为主要，由辅助而转为主流”^[5]74。然而，自给自足始终是这一时期区域社会经济形态的主导。

土司时期，统治者推行“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禁令，酉水流域内外交通受限，商业发展薄弱。据方志记载，永顺土司的司治所在地——老司城“旧有街坊之名：新街、左街、河街、鱼肚街、马蝗口、九屯街、东门街……城内铺店颇多，街坊七处”^[6]。可见，土司时期商贸活动确实存在，至于所交换货物则无详细记载。有学者指出，土家族地区土司时期“产品交换活动主要表现为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以通贡形式保持平衡互惠关系和例行的米（粟）盐交易”^[7]。从中央王朝与土司之间的贡赐关系，以及区域社会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势看，此论断是合理的,为满足生活的物资交换当是贸易的初衷。酉水流域物产丰富，土特产输出居多。如明朝官吏徐珊记载有永顺府采买木材的情况：“照得节年奉采头号大木……出自土官，则片纸倩千人立就，不籍粮资，期日可集。”^[8]33因木材采运困难，需得土官协助，而统治阶层对贸易的支援也是土司时期商贸的特点之一。鹤峰容美土司曾在其衙署开设市场，“爱客礼贤，招徕商贾”^[9]5。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该时期商业发展由统治阶层主导的景象。综合来看，土司时期酉水流域的商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为主，且受统治阶层的影响较大，商贸活动整体表现出自上而下的特点。

3.时代情境下相对固化的民族互动。

土司时期，酉水流域的民族以土人为主，如永顺府“府属皆土司旧所，治其民为土人，若苗户才十之一，盖前时土司所招，以为佃及逋逃于斯者”^[10]。人口流动在“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禁令下，极大受限。酉水流域的民族互动，主要表现为土司上层与中央王朝以贡赐关系为核心的交流，基层民众则是以官方主导下的相临区域的交流为主，往往伴随着军政目的而非自觉地发生，如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土司区就以中央政权实施的屯田戍边为重要前提。与此同时，受政治因素与地方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影响，族际通婚等区域内部民间互动也受到限制。雍正五年（1727年），湖广总督傅敏奏苗疆要务五款，其一是“请禁苗民结亲。民以苗为窟穴，苗以民为耳目。民娶苗妇，生子肖其外家，虏杀拒捕，视为常事。凡已经婚配者，姑免离异。其聘定未成者，自本年为始，不许违例嫁娶。犯者从重治罪。已经婚娶之兵，则远移别汛。民则著保甲取结，训守弁员稽其出入”^[11]。土家族传统的“还骨种”、收继婚等习俗又一定程度地造成了民族内婚姻的封闭性。“查土司旧俗，凡姑氏之女必嫁舅氏之子，名曰骨种……凡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12]土司制度下，从中央王朝到地方土司都基于各自的统治推行相对严格的管控政策，民族互动也表现出自上而下的特点，加之内外交通上的限制以及独异的文化习俗，使民间的交流与互动呈现固守态势。

二、时代际遇：改土归流后酉水流域的桐油贸易

1.改土归流与区域商业发展。

土司制度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并随着中央政权统治的需要而走向终结。酉水流域的改土归流始于雍正五年（1727年），至乾隆年间结束。改土归流后，中央意志直接下沉至原土司区，酉水流域社会重构，并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进程。中央王朝对原土司区推行强制性改革，政治上，原土司地分置府、县等机构，由流官取代土官，基层由保甲制代替旗长制，统归中央政权管控；军事上，裁撤“土兵”，设绿营兵，直接掌控地方社会军事；经济上，积极推进区域社会开发，鼓励生产，扩大开放；文化上，推行一系列“王化”政策，以教育推进“儒化”，革除土司时期旧习，全面推广中原文化。于酉水流域而言，改土归流是其时代变革下的历史际遇，区域社会由此开启新的发展进程，商业也由此迎来全新发展。

改土归流后，原“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禁令被废止，酉水流域开放，人员流动性增强，大量移民迁入。从移民类型看，有强制性的军事移民，即由外地调拨绿营军等，也有为求生计的自主性移民，从事农业垦殖、贸易、依靠技艺等，其中商人移民亦不在少数，并在其生计选择中成为区域市镇发展的重要开拓者^[13]。在政府的积极经营下，酉水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加快，内外交通日渐通畅，尤其是以酉水为主的水道不断疏浚，得益于地方官员“奉文请帑疏凿”“捐资修凿”^[14]等利民措施，加之当时清政府“恤商”“扶商”的政策，酉水流域的商业发展获得良好的基础。酉水流域市镇渐兴，自乾隆初年至同治年间，区域内市场广为分布，其中，水路交通要道必然设市，边区要塞也普遍设市，新旧政治中心亦设有市，市场的总体分布呈现出地域特点^[15]。

2.市场贸易与桐油的核心地位。

酉水作为区域内唯一的对外通道，商品流通则依其水道之便，顺酉水而下运出本地货物，逆水而上则输入外地货品。酉水流域多出产桐茶油、棓子、牛皮、木材等经济类财货，食盐、百货、日用品等多由外购入。同治《保靖县志》有载：“城乡市铺贸易往来，有自下路装运来者，如棉花、布匹、丝、扣等类，曰杂货铺，如香纸、烟、茶、糖、食等类，曰烟铺，亦有专伺本地货物涨跌以为贸易者，如上下装运盐、米、油、布之类，则曰水客。至于本地出产，如桐油、五倍（有羊倍、角倍二样）、碱水、药材各项，则视下路之时价为低昂。”^[16]由此可窥见酉水流域市场上流通商品的概况，而在一众输出土产中，以桐油为最大宗，商民多赖其利。“山地皆种杂粮，岗岭间则植桐树，收子为油，商贾趋之，民赖其利，以完租税，毕婚嫁，因土宜而利用此先务也。”^[17]“龙民多藉此以为利，商贾趋之。”^[18]“江右楚南贸易者麋至，往往以桐油诸物顺流而下，以棉花诸物逆水而来。”^[19]

桐油具有防水、防腐、易燃等特性，多用于日常髹饰房屋器具舟车、制油漆、医药、燃灯等，供销国内多源于此。清同治年间，由美国发现其工业用途，后又“因一八七五年克洛士（cloez）发明代替亚仁麻油之用途，渐为各方所需要，采购日众”^[20]。随着国外市场开辟，桐油开始外销，且价格上涨。“汉口秀油百斤率值钱六七两有奇，同治时至十三四两，盖千载一时也。”^[21]桐油是酉水流域往来贸易的核心商品，并成为区域内贸易的支撑，关系市场兴衰，甚至外来商户返回也多携桐油转售。嘉庆《龙山县志》载：“皮货客亦贸易于此，归者皆易桐油，转售他处。”^[22]

三、市场联动：全球化时代情境与市场交往下的地方社会

1.空间联通：桐油外销下的国际市场连接。

自同治年间桐油的工业用途被发现，桐油被世界各国所需，酉水流域桐油则由内销为主，转为外销为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国输入美国的桐油数量即有大量增加，及至民国元年（1912年），全国出口量，有五十余万担之巨，价值亦至白银五百八十二万余两。此后十余年中，世界各国输入中国桐油，迭次增加^[23]148。中国桐油市场，以汉口、上海为两大集散中心，汉口是外洋轮船航行至产油区之终点，运销国内外之油，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系自该处出口^[24]11。集散于汉口的桐油均为四川、湖南、贵州、陕西、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所产，其中以四川、湖南二省运来者为最多，湖北、贵州、陕西三省次之，其由江西、安徽二省运来者，则为数甚少^[23]110。可见，酉水流域桐油外销以汉口为最大集散地，并以此为连接纽带接轨国际桐油市场。自同治年间桐油外销至世界各国，桐油贸易成为酉水流域联通世界的重要载体，并由此扩大对内对外交流的平台，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建良好的联通空间。

2.物之流通：市场体系下的区域内外联系。

酉水作为沅江支流，顺水而下至沅陵汇入沅江，可达常德，再过洞庭湖可达岳阳，汇入长江则达汉口，逆流而上则与区域内大小支流相连，联通内部。改土归流后，酉水流域市场日兴，贸易通道则以酉水水道为中心，形成连通区域内外的双向互动市场网络：纵向以王村、里耶等酉水沿岸码头为节点，顺酉水而下至沅陵、常德、岳阳、汉口等地，连接区域内外；横向以酉水沿岸码头为中心，通过水陆交通连接内部农村市场，辐射整个乡村^[25]。

酉水流域围绕其贸易通道,在各级市场与农村之间形成连接区域内外城乡的商品双向流通网络。以桐油贸易为例，从桐油出产地远销国内外，其输出路径包括从农村到区域内各大小市场（集散地），再到沅陵、常德、汉口等区域内外集散中心，然后再分销国内，或出口国外。在完成桐油输出的同时，又输入日用百货等外来商品，以分销于区域内城乡各地。由此，酉水流域内部城乡以及与外部城市之间的联系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通道随着贸易活动的增加而大大拓展。

3.人之互动：社会各阶层的市场参与。

随着酉水流域商品贸易的不断发展，区域内社会各阶层都以不同的身份被卷入市场。首先，商品的消费者是市场赋予区域内大众的被动加入身份。受商品经济日渐发展的影响，酉水流域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被打破，市场交换成为当地民众日常生活的常态。对此，可以从酉水流域内部市场流通的商品构成来窥探一二。以同治《保靖县志》记载的城乡市铺贸易往来为例，有棉花、布匹、烟、茶、糖、盐、米、油等^[16]。城乡市铺杂货、烟类、米粮等商品，都以满足区域内日常生活所需为主，也体现了内部市场服务城乡的一面。其次，商品的生产者、加工者、运输者、交换者、中介者等是市场贸易下社会各阶层主动选择的身份。土产作为酉水流域输出商品，是以当地农人、手工业者、商人、运输者等层层加入为基础的，是“人”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结果。以桐油贸易为例，桐油自农人生产至售入国内外消费者之手，需要经过种植、加工、买卖、运输、出口等多个环节。其间经手过程，约可分为农人、油籽贩、榨坊、挑贩或油客、油庄、油行、油盐号、出口行八个环节^[20]142。这八个环节囊括了各级各类商人、桐油加工者、装运工具等辅助产品的手工业者、水陆运输者等，是区域社会围绕桐油贸易而形成的各生计种类的主动加入者。

商品贸易的活跃，带动酉水流域社会内部的新整合，各阶层均以各自所掌握的资源加入到商品贸易的相应环节中，成为市场交往中的直接参与者。于农人而言，农业结构转变，以及手工业、商业活动等都会给当地农民提供一个“任意选择”(alter-native)的机会，使他们更能与外在的市场因素连接，进而激发了利润的动机^[26]8。农民被卷入市场，既有因生活所需而被动卷入的一面，也是作为初级生产者的生计之选。相对于农人不自觉地进入市场，商人则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导向而主动融入，自觉成为市场交换的核心纽带。与此同时，商品贸易带动下的手工业者、运输者，作为商品生产、流通中的关键辅助者，也是群体生计选择与积极适应的结果。此外，与此相关的服务市场的政府行为，如市场设立与管控、贸易通道维护、税收管理等，既体现了政府职责，又展现了其在商品贸易中参与者与受益者的双重身份。

四、内在逻辑：桐油贸易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空间平台：市场联结下的民族社会内部整合。

土司时期，酉水流域“控制型”社会特点明显，内部社会表现为“民族性”的同质程度高，且在“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禁令下，区域社会对外开放受限。改土归流后区域社会重构，加之商品贸易的不断发展，外来文化进入，酉水流域社会由“民族性”同质文化转向多元文化共存。这既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推动的结果，也是自下而上的民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尤其是市场交往下社会群体的交流与互动更成为一大推力。

随着商品贸易的不断发展，市场联动城乡，区域社会内部及其与外部的联系明显加强。以桐油贸易来说，从桐油出产到运销，再到输入输出商品的流转，其空间转场囊括酉水流域乡村、大小市场、市镇，以及外部城市，活动主体涉及农人、手工业者、商人及中间各辅助群体。在此过程中，商品流动基于人的交往与交流，商品流转带动人的互动，并动态连接城乡，酉水流域社会内部形成以贸易为纽带的互动网络。区域社会内部联系因经济往来不断加强，并在经济利益的共同追求中稳固、增强，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并最终带动区域社会内部整合，即群体间的联系增多、相互依赖性增强、交流与互动的平台扩大、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牢固。市场联结区域社会城乡与外部城市，而贸易发展又推动群体间与群体内部的交流与互动不断深化，刺激区域社会内部社会整合，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搭建良好的空间平台。

2.内核动力：分工与合作中的经济共生。

涂尔干把人类社会分为“机械团结社会”和“有机团结社会”，“机械团结社会”是基于个人相似性和生活同质性的古代的、不发达的社会，“有机团结社会”是基于社会分工的、建立在社会成员异质性和相互依赖基础上的近代工业社会^[27]31-42。在涂尔干看来，分工的不断发展使社会成员结成功能性的相互依赖关系。就酉水流域社会而言，改土归流前带有明显的个人相似性与生活同质性的“机械团结”特征，在改土归流后，尤其是随着贸易与基于市场交换的分工不断发展，社会成员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凸显，表现出“有机团结”的一面，区域社会也呈现出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商品贸易出现生产、销售、分配、消费等多个环节，农民、手工业者、商人、运输者、中介者等均参与其中，分工较为明晰，群体间基于分工与合作的相互依赖关系已然结成，而桐油贸易则是其中最有力的例证。

随着桐油外销，桐油价格上涨、销量大幅增加，桐油贸易更成为酉水流域市镇的支撑，也成为当地民众生计与利润追逐的焦点。社会各阶层均基于自身资源优势，以不同的身份参与其中。基于市场交换的分工不断细化，合作不断加强，既有因外销而带动的跨区域的分工与合作，也有区域社会内部的分工与合作。与此同时，社会成员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加强，经济共生关系亦由此形成。基于共同经济利益追逐下的共生关系，是民众自我发展追求的自然结果，也是促进其交往交流交融的一大动力，而民族社会的经济共生则必然成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核动力。

3.外在表征：市场交往下的交融汇聚。

施坚雅在研究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生活结构时，把市场体系看作社区，提出了“基层市场社区”的概念，即在基层市场中农民生活的社会范围。他认为，农民生活的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且成为农民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即他们在基层市场社区内彼此熟悉、寻求劳务、通婚，并结成劳动关系网、姻亲关系网等^[28]40-45。这意味着农民日常交往的空间从村庄扩大到基层市场社区，且市场交往与社会交往交叉重叠，市场交往的平台也是社会交往的平台，即民众之间经济、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互动交融在基层市场社区内成为必然，比如通婚就成为合理的惯性选择。

酉水流域随着桐油贸易的不断扩大，社会成员间以桐油为核心的交往交流增多，同时，基于市场交往的社会群体间及群体内部的交往与联系加强，互动频率增加、范围扩大、程度加深。基层市场社区成为区域社会成员社会交往的空间与平台，各族群文化以市场为节点，以商品贸易为媒介，随着商品流动而传播、互动与交融，习俗相染、婚姻互通、心理融通、彼此认同等成为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在酉水流域多元文化情境下，市场交往带动的文化互动与交融，更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表征。如光绪《龙山县志》有载，苗民“不轻入城市，惟卖薪肆盐，间一至而已，与客民酬答，能效其语言”，土民“近多效客民语言，无鴂舍者”^[29]。“汉人多来自江右、闽中及辰、沅各处，衣冠华饰，与土苗殊，久或染土人旧习，亦不尽然。”^[30]外来商人迁居、与当地人通婚等则成为交往交流交融的最好说明，如光绪时期龙山商人李亘荣随父经商，后与当地张氏结婚，外地商人黄之翰举家迁至龙山、建祖祠等^[31]。血缘交融、习俗交融、信仰交融及心理交融等构成的民族交融层面，共同生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同层级^[32]。酉水流域民族社会因贸易而带动区域内外不同群体社会成员间的交流与互动，并最终促进区域社会内部的交融汇聚，推动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综上，酉水流域基于物之贸迁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特定历史情境下民族社会时代变革与区域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实践的一个反映。它既是以改土归流后区域社会重构为政治基础，也是以区域市场发展为刺激动力，是自上而下的官方力量与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旨在增强共同性而非单一同质性，应坚持以强化族际纽带作为实践取向^[33]。改土归流后，酉水流域基于物之贸迁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恰是在市场贸易日渐繁荣的推动下，区域内外市场连接，分工与合作细化，社会成员相互依赖性增强，经济共生关系结成，以市场为纽带的社会成员间表现在血缘、习俗、信仰、心理等方面的交融汇聚加强。基于市场交往的民族社会族际纽带被强化，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融下的区域社会文化共同性增强，并最终推动社会一体化程度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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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