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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民族地区文旅产业转型增长的路径——基于符号消费的视角

王贺峰,浦 艳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4-02-05

摘  要:后疫情时期少数民族文旅产业的转型发展迫在眉睫。如何充分利用符号消费特性,使少数民族的文旅资源突破时间阻力、距离阻力以及社会区隔的掣肘因素,并被终端市场客户和消费者体验和消费,是新时期少数民族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以民族地区文旅资源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符号消费理论,剖析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的内在符号价值,深入探寻后疫情时期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符号消费的特性和趋势,并提出了开发和促进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符号消费的具体路径,从而为后疫情时期少数民族文旅产业转型增长提供决策支持。


关键词:文旅产业;文旅资源;转型发展;符号意义;符号消费


作者:王贺峰,大连民族大学;浦  艳,大连大学

 

在后疫情时代,面对国内少数民族文旅市场消费行情的持续走低,有效吸引和促进终端市场客户与消费者为少数民族符号化的产品和服务付费、买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后疫情时期少数民族文旅产业的发展质量。以往少数民族文旅消费领域的供求不均衡问题凸显,呈现出有特性、有传承、有文化的资源项目有待发掘,而低水平、无特性的文旅项目又重复建设;有需求、有潜在流量、有市场空间的项目无法被终端消费者所触及,无发展潜力、低内容优势、高度商业化的文旅项目则传播过度。因此,必须从“转模式、促转型”的战略需要出发,充分考量国内文旅消费需求的新趋势和新动向,充分理解符号消费的属性和市场效能,研究如何扩大少数民族文旅产品的有效供给,着力推动少数民族文旅产业向新市场、新需求转型。

一、理论回顾和评析

1.文化和旅游研究视角下符号消费的主要表征和驱动因素。商品因为符号意义(symbolic meaning)而产生了符号价值,由于符号意义嵌入到众多商品当中,成为被消费者购买和使用的主要理由,消费者乐此不疲地进行着符号消费。符号消费是文化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重要组成,在文化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处于社会网络中的消费者趋向于将商品赋予文化意义,商品所承载的意义,超过了其物质性本身[1]。在人们光顾历史博物馆、图书馆以及音乐会、歌舞剧展演和画展的过程中,或在旅游观光路线的选择和艺术品买卖等行为过程中,象征意义或符号意义对个人成长建构和社会关系建构都有重要影响[2]。尤其是旅游研究中的主体(旅游体验者)、客体(旅游吸引物)、行为(体验和消费)被符号消费理论不断影响,由此,如何对旅游吸引物进行符号意义建构并引发符号消费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3]。从符号意义建构角度来讲,商品的符号意义不是凭空设置的,而是从文化世界转移过来的[4]。企业的营销者需要将文化所建构的世界当中的文化意义转换到商品上,然后传递给个体消费者,最后完成符号意义的转移和建构。因此,符号消费行为已经成为消费社会的重要表征,各类型的符号意义以商品和服务为载体不断被建构、传播,同时,消费者也时时被不同属性的符号意义所影响和“驯化”[5]。新时期,随着文化生活的日趋多元和泛化,符号消费已成为消费者理想生活方式的表达[6],于是,满足消费者基于多元化符号意义的需求成为商家或品牌的重要能力[7]

2.符号消费研究视角下我国少数民族文旅产业生产端和消费端的协同与升级。文旅资源消费作为一种符号消费,在整个居民消费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少数民族的文旅资源是我国多元文化资源中的瑰宝,其有效开发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生产端来看,新时期少数民族文旅产业的产融结合、数字化、云消费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内容。李姝从宏观和微观视角,探寻了少数民族文旅产业的产融结合路径[8]。唐琳从文化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加速的视角,探寻少数民族文旅新基建的发展策略[9]。此外,王小琳等从文化打包、特色文化符号化输出等视角,探寻了民族地区乡村文旅的脱贫模式[10]。以上学者的研究,从文旅资源的有效供给、供给策略和模式上得出了重要研究结论。从消费端来看,刘文萍研究认为,消费者购买文旅商品是典型的符号消费行为,做好符号消费工作,使消费者追求文旅商品的符号价值而非使用价值,从而带动民族文化商品开发的可持续发展[11]。杨毅认为,少数民族的文旅资源应从博物馆馆藏的保存方式逐步向产业化转换,强化大众审美和历史文化相契合,通过独特和新奇的“意义”体验来促进消费[12]。王埃亮研究认为,社会的现代性推动了民族地区消费的符号化趋势,其文旅资源应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吸引公众关注、锁定消费人群[13]。此外,一些学者的研究视角还聚焦于新形势下促进少数民族文旅消费的模式和营销工具的创新上。例如流量网红,能有效提高少数民族区域和文旅项目的知名度和关注度;“网红代言人”特有的服饰、舞蹈动作与背景音乐等富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符号意义和元素能吸引消费者走进其家乡[14]。于凤静和王文权研究“直播”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开发出“直播+非遗+电商”的模式来促进西南民族地区的乡村经济振兴[15]

综上,通过理论分析可知,符号消费是少数民族文旅项目尝试打通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本埠和外埠的重要突破路径,充分挖掘少数民族文旅项目的符号资源,构建契合终端市场文旅消费新体验、生活方式新表征的符号意义,对于新时期提振少数民族文旅消费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二、后疫情时代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符号消费的特性与趋势

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和冲击较为深远,给全球旅游业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旅游经济份额、国际旅游收入、国际旅游人次等数据呈断崖式下跌[16]。一方面,疫情前社会资本等对地方文旅基础设施的重度投资,使得民族地区一些改造和新建的文旅项目运营难以为继,前期投入资金回收困难,沉没成本高企;另一方面,终端消费者的旅游需求和欲望压制明显,累积的消费潜力难以释放。同时,旅游消费的完全重启仍需时日,疫情使得旅游的供给端和消费端之间产生了很深、很宽的鸿沟。因此,对于少数民族文旅资源和项目来说,应充分利用符号消费属性,深入探寻后疫情时期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符号消费的特性和趋势,制定行之有效的市场开发策略,在新形势下不断探寻新的市场空间和收入渠道,以有效对冲疫情的冲击和影响。

1.符号消费供给端的多元与创新。首先,对于市场参与主体而言,以往文旅产品和服务市场供给方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大中型国企和民营企业,而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独立的个人、小团体、情侣、夫妻以及一些微型企业组织在网络平台的赋能和支持下也成为文旅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在此类新兴群体之中不乏一些有雄厚受众基础的头部代表,其集聚了较高的市场影响力和关注度,也显著带动了附属产品和服务的销售,其在文旅市场的影响力和创利能力甚至超越了一些规模以上文旅企业。因此,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的开发应充分挖掘多主体优势,尤其是在后疫情时期,面对数字营销和新兴传媒衍生的、文旅相关的多类型岗位和工种,应在全行业进行积极的引导和规范,在岗位资格认证、从业指南和守则方面强化管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全方面的扶持和激励机制,从而在后疫情时期实现活跃少数民族文旅市场、扩大国内外影响力的目标。

其次,对于符号消费的客体——产品或服务而言,其内容和形式的多元化和泛化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文化特征鲜明的人物、一段具有区域特色的短视频、一帧呈现真实生活场景的图片,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少数民族文旅产品类型,其中一些人物及其作品已经固化为一个文化符号并走向国际,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极高的品牌资产和影响力。同时,国内一些头部互联网公司或营销平台的商业模式和移动互联技术日新月异,在全民娱乐的社会背景下,我国文旅市场的结构和发展路径不断革新,文旅产品的营销和传播渠道不断拓展,其在数字化和娱乐化转型过程中不断突破地域、文化、甚至国别的若干限制因素,于是,参与主体全民化、文化消费多元化和符号化成为新时期我国文旅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征。因此,对于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的产品类别来讲,针对传统的饮食、服饰、建筑和节日庆典等消费对象适时开发符号化的产品形态,并借助新兴的文化传播工具和模式进行文化输出,充分利用最新的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提升线上体验的规模和品质,着力推进线上付费体验项目建设,使得目标受众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全天候享受和体验少数民族文旅项目资源。

2.符号消费终端的模式演化与群体镜像。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的开发与商业化一直沿袭大众路线,强化客户体验和游客频次与规模,通过独特的文化吸引力和地域特色来获取商业的成功。然而,经过多年的开发运营仍旧面临诸多掣肘因素:第一,地域因素限制。少数民族文旅项目一般地处偏远,距离阻力仍是制约其客户访问频次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疫情影响下,多数少数民族文旅项目运营陷入停滞。第二,品牌资产打造相对薄弱,具有民族特色和广泛影响力的文旅品牌项目较为匮乏。第三,内容重复问题突出。一些少数民族文旅项目的投资和建设主题重复,市场定位模糊,难以促进终端客户的二次或多次消费。以上因素的负面效应在疫情冲击下不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少数民族文旅产业的进一步升级和拓展。此外,终端客户的文旅消费模式也在不断革新和变化,传统的住宿、购物、游览和观光模式也在不断被分割、重组和迭代,消费客群的不断变化、消费需求的不断衍生和创新,也使得后疫情时期少数民族文旅项目的开发面临新的挑战。

第一,炫耀性消费驱动的人际赠礼以及高端文旅消费需求的迅速扩容。对于经济资本影响下的符号消费行为而言,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消费者通过消费昂贵的商品、享受奢华的服务,以达到阶层识别和跨越的目标[17]。文旅消费领域的炫耀性消费行为一直鲜有人关注,但是市场增长潜力巨大。一方面,文旅消费产品逐渐进入人际赠礼范畴,在家庭、商务、社交领域的相关占比逐年增加,文旅产品的礼品化消费趋势凸显,旅游产品之人际赠礼现象也显著提升了产品的边际利润。然而,民族地区文旅消费的专属礼品形态则相对匮乏,其产品形态多数停留在文创纪念品、民族工艺品、特产食品方面,而相应的观光、住宿、餐饮、文旅纪念品、特产食品没有集结打包和组合销售,文旅产品体系的碎片化也就难以实现“礼品化”,更难以有效满足旅游细分市场的人际赠礼需求。另一方面,在炫耀性消费行为驱动下,高端文旅消费需求迅速扩容,私人定制、专属服务、高品质路线、目的地一揽子服务工程等都给文旅消费市场的提质增效注入了新的催化剂。而国内多数的少数民族文旅项目普遍实施的是大众化的产品定位策略,主题新颖和稀有、服务高端和细化、体验多变和独特的高端项目寥寥无几,用以打卡炫耀和彰显个性的文旅项目和内容设置较为匮乏,项目品牌缺乏溢价。因此,对于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的开发运营来说,在传统的、大众化的产品形态和服务形态基础上,应逐步创新和增设高端产品和服务项目,努力提升少数民族文旅项目的符号价值,积极打造名片化、模块化的高端文旅消费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新兴的人际赠礼、高端商务需求,从而不断拓展少数民族文旅项目的市场边界。

第二,职业和准职业旅行者驱动的深度、原创和开发性文旅消费需求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数字经济、新媒介的日新月异,职业和准职业旅行者的队伍日趋庞大,其中也涌现了文旅领域的意见领袖或是“大V”,其对文旅市场的影响应引起高度的重视。相对传统的文旅消费者或旅行者,该类群体对文旅产品和服务偏好较为特殊,即生活需求和工作需求相互交织,其对文旅项目的基本服务有一定的要求,同时在工作属性的倒逼下,也须积极探寻文旅项目中的新内容、新环节、新区域、新见闻,于是一些有深度的、原创的、还未充分开发的文旅项目则是此类消费群体主要涉猎内容。此外,一些自媒体爱好者、文旅达人也是此类项目的目标受众。因此,少数民族的文旅项目运营和开发应充分重视这块消费需求市场,通过专属的产品、服务和团队来有效对接这一受众群体,开发这一群体的专属服务平台。一方面为这一群体提供工作便利和契合的服务模块,在办公场地、设备租赁、临时工作人员招聘、会务展览、金融和法务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职业和准职业旅行者在文旅驻地停留的时间越长,其给文旅项目带来的经济收益越大,提升这一特殊群体的服务满意度并建立口碑资源,对于少数民族文旅项目的收益拓展大有裨益。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旅项目也要充分开发这一特殊群体的市场资源,选择优质的、有影响力的组织或个人进行战略合作,借助这一组织或个人的宣传资源和渠道资源,拓展少数民族文旅项目营销传播的广度和宽度,有效占据自媒体资源、意见领袖平台,使得少数民族文旅项目在核心媒体上有声音,在分众、专属媒介上有口碑。

第三,全产业链模式下文旅衍生品市场的规模和外延不断拓展。如今文旅项目衍生品的品类和品质提升显著,由以往的“纪念品”逐步上升到生活必须品领域,其在服饰、食品、家居家具、办公、节日庆典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文旅衍生品的产业链条不断延展、产业规模也不断提升,尤其是在文旅全产业链的背景下呈现了核心文旅产品消费和衍生品消费的双轮驱动格局。例如,对于少数民族文旅项目中最为多见的节日庆典而言,在线上和线下议程之外,还衍生出了多种类型的吉祥物、手办、虚拟纪念币等消费产品。同时,基于特定的文旅项目,一些地区还建立了少数民族节日庆典的动态连续营销机制,杜绝节日庆典营销断档,从而不断拓展少数民族节日庆典的市场价值维度和盈利空间,在文化传播的同时增加项目收益。在后疫情时期,对于少数民族文旅资源开发转型而言,做强主业和做精副业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冲疫情影响、实现定点增长的重要战略选择。少数民族文旅衍生品的开发具有优质的禀赋资源,其特有的历史文化属性和地域特色为衍生品和相关文创品研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把民族传统文化的符号意义和符号元素嫁接到生活产品当中,进一步强化此类产品的文艺价值,提升产品质量、构建产品品牌、讲好品牌故事,最终为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的价值最大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四,文旅项目IP化引致目标客户群年龄持续下沉。IP是重要的符号资源,更是文旅项目的核心品牌资产。从人际交往和互动娱乐的角度来说,客户和消费者是需要文化IP的,基于文化IP的消费是其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新媒体时代,“网红”或“流量”在公众的注意力资源和平台中占据重要位置,一些偶发因素所促成的知名IP成为文旅项目的品牌旗舰,其在市场上集聚了大量人气,为整个园区或区域带来了巨额的客户资源和市场回报。例如,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推出后,迅速红遍大江南北,吸引诸多外地游客前来“打卡”和消费。知名IP的获客能力、价值产出俨然成为文旅项目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文化IP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不断引致目标客户群年龄持续下沉,真正实现了老、中、青、幼的全辐射、全覆盖,不同年龄的群体被其吸引并愿意为其买单,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为此,一些商家还开发出了一些IP化的产品,如玩具、配饰、文具,等等,个别企业还开发出了相关的连锁餐饮。因此,对于少数民族文旅项目开发运营来讲,IP项目建设不仅仅是单向的旅游形象宣传,还需要通过情境互动和文艺情感进行双向沟通,尝试通过传统的符号、形象、故事来构筑出具有独特辨识度和人格化的地方IP项目。一方面,构建科学的、完善的IP打造计划和实施方案。由于文旅IP项目的整合营销推广对内容设置、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传播的周期性和持续性都有较高的要求和难度,昙花一现的IP项目也屡见不鲜,这就需要文旅项目管理者在符号和内容刻画、媒介平台选择、流量集聚、情境嵌入、目标市场重构等方面整合多方战略资源,消除营销短视和急功近利的误区,真正实现终端注意力沉淀、市场沉淀的管理目标,从而打造经典永流传的文旅IP项目。另一方面,着力推进少数民族文旅IP项目的健康成长,使其在多领域实现有效共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要素,为少数民族文旅IP的打造和营销推广提供丰富的给养,从而使该IP项目一直保持较高的生命力和市场影响力。

三、后疫情时代开发和促进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符号消费的路径

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可知,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的符号意义具有符号价值,对其符号意义的消费能够有效突破时间、空间的区隔,并能扩充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的收入范围,对于后疫情时期少数民族文旅消费的快速启动和产业提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结合符号消费理论,重点探寻少数民族文旅资源项目产品或服务的“能指”和“所指”的内涵和外延,着重考察其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同类型商业开发境况,从而进一步确定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的吸引物。其次,对确立的吸引物进行符号意义建构,确保新的符号意义可识别、可推广、可市场化。最后,开发符号化产品,既将符号意义“能指”化,然后进一步实施营销策略并推向市场(见图1)。具体路径如下所述。

1.甄别和选取少数民族文旅资源(供给端)中的吸引物。在符号消费理论视角下,对吸引物进行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论证和分析可知,少数民族地区文旅项目和资源的运营模式往往是体验式或浸润式营销,其吸引物的市场定位和营销宣传鲜有上升到意义层面。为此,以当地最具文化特色的项目作为吸引物的选取原则,同时在意义层面探寻消费者对其认知和评价,以强化提取的符号意义对终端消费者的“驯化”作用。笔者将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的吸引物分为两个维度,首先是“现实吸引物”,即已经存在并进入营销和商业环节的产品或服务,对“现实吸引物”的调研和考察侧重于产品定位、运营模式、消费者和客户过往的体验以及同类产品的市场拥挤程度等方面,并在符号意义层面考察其可提炼符号的能力以及符号消费前景。其次是“潜在吸引物”,重点考察和挖掘那些被忽视的、沉睡的、未市场化、小众的吸引物,充分探寻其符号消费潜力,联合文旅项目管理者、当地民俗和文化专家以及意见领袖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商业论证,评估市场规模、探寻消费终端的兴趣点,从而不断拓展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的产品供给场域和土壤,为后期资源和项目的连续开发奠定基础。

图1  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符号产品(服务)开发的技术路线

2.在符号消费视阙下,基于吸引物和潜在吸引物的文化属性进行符号意义建构,以获取新的符号意义。首先,对于已经进入商业环节的吸引物(文旅项目或相关产品和服务)而言,需要进一步追溯、分析其在目前终端市场的符号意义表达。在符号意义的框架内,基于功能意义、享乐意义、社会意义、神圣和世俗意义等维度,探寻其在消费者心目中真实的意义阐释,然后,在大规模调研和内容分析的基础上,萃取新的、最理想的、最具市场开发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符号意义。其次,对于潜在吸引物而言,终端市场认知为零,因此,文旅开发者可以根据潜在吸引物的文化禀赋、民族特色,并结合当前文旅消费新趋势和新风尚,重点考察新的符号消费模式和符号消费场景,从而确立新的、待营销传播和推广的符号意义。符号意义建构对于少数民族文旅项目转型发展而言是一项基础性工程,通过符号意义建构充分汲取少数民族文旅资源或项目的文化精华,提升新符号意义的文化感染力,在文化传承、生活方式表达、文化诉求方面进行创造、筛选和甄别,从而占领文旅消费高地,提升文旅项目和资源的市场半径和辐射领域。

3.依据符号意义建构打造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的符号化产品,进一步丰富其产品和服务体系,拓展新的消费边界和利润空间。首先,将多维论证后确立下来的符号意义“嫁接”到少数民族文旅资源项下的某一产品或服务当中,本文称其为“符号产品”。该符号产品的内涵和外延较广,可以是虚拟的(数字人物、网络图像或影像、故事情节)、现实的(手办、非遗产品或衍生品、特色食品),也可以是一位人物,等等。通过符号化产品的多元属性来扩充终端消费群体规模,并通过线下实体消费场景和线上虚拟体验店、零售店来进行整合营销推广,从而有效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区隔。其次,积极打造少数民族符号产品品牌。与传统少数民族文旅品牌综合建设模式相比,符号产品的品牌建设更加单一,品牌载体仅限于符号产品,品牌传播仅限于符号意义,传统的文旅品牌传播强化良好的体验、口碑,而符号产品的品牌传播则强化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对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文化理念的宣扬,重意义、轻产品。

4.在国内少数民族文旅符号资源与国内外电商平台、新兴传播媒介之间构建市场与技术的价值联结。通过新媒介、新平台来拉动民族地区文旅消费,从政策引导、资本加持、产业赋能方面着力探寻和研究突破口,使得民族地区现有的和潜在的文旅项目及其符号消费项目能够被关注、挖掘和市场化。一方面,少数民族文旅资源吸引物的符号化以及符号意义传播,离不开传播媒介和平台的赋能和助推。在营销视域下将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的符号产品纳入大众传媒与新兴传媒(短视频、自媒体直播、专业意见领袖)通道当中,重点考察新媒体与符号意义传播和营销的匹配性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文化市场边界和消费边界不断延展,因此,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的符号产品营销应充分吸收和利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福祉,紧跟文化产业最新的发展步伐,从而使得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的符号消费市场迅速增长和扩大。

四、结论和建议

笔者以民族地区文旅资源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符号消费理论,剖析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的内在符号价值,深入探寻符号消费对文旅资源消费增长的作用机理,总结和提炼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符号消费的特性和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开发和促进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符号消费的路径,为后疫情时期少数民族文旅项目的提质增效、迅速消减疫情冲击指出了理论和实践的方向。具体的结论和建议如下。

第一,深度挖掘少数民族文旅资源吸引物的符号价值。笔者提出了吸引物和潜在吸引物的创新性观点,进一步丰富了民族学和旅游学的相关研究理论。一方面,基于符号消费理论视角,潜在吸引物具有较高的符号价值,对进一步挖掘和开发民族地区“沉睡”的文旅资源提供了操作路径;另一方面,对于少数民族文旅产业的扩大再生产,进一步提升经济效益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第二,在后疫情时期将“增量”的、“存量”的少数民族传统文旅资源符号化,并与国内外电商平台、新兴传播媒介之间构建市场与技术的价值联结,构建完善的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符号意义传播体系,着力推广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的符号意义。在此基础上,积极打造明星IP项目,不断扩充目标受众群体,从而持续提升少数民族文旅项目的市场竞争力。

第三,持续强化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符号产品的创设研究,积极打造核心文旅产品供应和衍生品供应的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是少数民族文旅产业在后疫情时期实现转型增长的重要抓手。以往扩大少数民族文旅消费的研究落脚点主要集中在强化客户体验、品牌资产打造以及文旅项目创新等领域,而对于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符号产品的创设鲜有涉及,因此,以符号消费理论为基础,积极推进少数民族文旅资源符号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和销售,是有效拓展市场空间、对冲疫情影响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第四,进一步整合少数民族地区文旅相关的线上从业群体资源,完善数字营销和新兴传媒的从业规范。在传播内容、传播平台方面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民族文化内核和符号意义的传播,使得多类别、多层次的从业群体能够向目标受众传递清晰、一致、有说服力的产品或服务信息。同时,民族地区的文旅主管部门应建立相应的配套扶持和奖励机制,对优秀从业个人或群体组织给予定点、定向支持,着力打造知名的少数民族文旅传播旗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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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程  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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