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民族在长期历史演进中百川归海的结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知”“情”“意”的心理体验，是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觉知、情感投射和信念汇聚。在当前“两个一百年”交汇的时间节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遭遇全媒体时代中华传统学习模式的革命性变革、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会冲的身份解构、社会巨变时期社会分化与裂变的多重挑战。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遭遇的多重冲击，当前我国要充分拥抱融媒时代的多元媒介，不断强化中华知识传播的媒介革命，引导中华知识的深度学习，注重中华文化符号的传承与认同，强化中华文明哲思境界与伦理精髓的阐释。同时，还要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奉行和中华个体福祉增进之间的正向激励，通过各民族政治信念的夯实和共享发展的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明

作   者：朱碧波  李恬恬，云南师范大学

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而成的族类共同体。在长期历史流变中，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广袤的疆域、书写了中华璀璨的文明。中华疆域的开拓和中华文明的书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身心安顿的家园，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体的关键，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心理依托。在当前“两个一百年”交汇的历史关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我国迫切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心理基石。正是在这种时空场域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向了时代发展的前台，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性议题。纵观学界相关研究，大体是借助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五大范式予以探讨。其中，历史学研究范式侧重于从历史长时段演进中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化^[1]和意识生成^[2]；政治学研究范式侧重于立足中华民族与现代国家的互构^[3]，探讨国民身份认同^[4]和国家制度建构^[5]；民族学聚焦于民族交往^[6]与民族互嵌^[7]，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交融机制；心理学研究范式侧重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构剖析^[8]，探讨中华民族共有的记忆和共情能力^[9]；社会学研究范式则聚焦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心态^[10]，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群体认同^[11]和社会建构^[12]。这些分析范式为解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复杂面相提供了多元的视角。不过，毋庸讳言，学界研究总体上折射出相对明显的“脱域”研究的色彩，即脱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的时空场域而展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探微和实践建构。这不仅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认知的深度，而且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策略产出的效度。有鉴于此，本文将立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的时空场域，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方略”匹配“解构压力”为行文支点，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本相与实践方略。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何以阐释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民族在长期历史演进中百川归海的结果。与中华民族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话语相比，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意象更加明确地指向共同的身份特征和共同体主义的伦理取向。与此相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体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意识的自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主义伦理的体认。如果借用心理学关于意识“知、情、意”的三维解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说是中华民众关于中华民族表意符号和深层伦理“知、情、意”的心理体验。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知”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开端，它涉及的是中华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知觉、感觉、思维和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如果将其置身于历史时空的坐标来观察，乃是一个集“古与今”“内与外”“形与神”于一体的存在物。与此相应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体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古与今”的体认、“内与外”的感知、“形与神”的觉知。

1.中华民族共同体“古与今”的体认。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历久弥新的民族共同体。诉诸历史，中华民族乃是各民族经济交流、文化交融、社会交往、心理交汇的产物。中华各民族在汇聚为一体的过程中，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的疆域、共同创造了中华璀璨的文化、共同筑就了中华辉煌的历史。这种历史，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萌生的基础，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认的对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诉诸历史”就体现为中华民众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知识的知晓，对“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感知。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诉诸当下”，那就是中华民众对当代中华民族生活共同体的接纳。它体现为各民族在文化心态上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社会心态上的“血脉相连、勠力同心”。

2.中华民族共同体“内与外”的感知。现代国际政治体系普遍表现为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的互构。民族与国家的互构，不仅使得民族拥有了坚硬的国家外壳，而且还使得各个民族之间都有了清晰的边界。进而言之，中华现代国家是中华民族与国家形式的互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现代国家的一体两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形式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普适的国民身份。这种国民身份，使得中华民众在跨国交流之际，不仅产生“对他而自觉为我”的文化殊异之感，而且还产生异域殊风的政治界别之感。这种文化殊异之感和政治界别之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以他者为镜像反观自我的一种心理感知。

3.中华民族共同体“形与神”的觉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形质）和“中华文明”（神髓）复合而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创造了独具一格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在传承创新的历史之中又不断对中华民族进行反向建构。中华文明以其独有的表意符号体系，包括空间符号、语言符号、民俗符号、文化图腾等，不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文化身份的建构。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还以其文明深处的良知系统不断定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人格和伦理取向。中华民族自觉不自觉地学习与接纳中华文明表意符号体系和深层良知系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萌生的发端。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情”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情”，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知”基础上产生的情感投射。它涉及的是中华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归属、情感依恋和赞赏性评价等正向情感流露。在历史的时空坐标体系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情”，大体可以从历时态的心灵寻根、共时态的心理归属和超时空的文明愉悦来进行解读。

1.历时态：心灵寻根的身心安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身心安顿”，是在“认知”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之上，产生的一种追溯中华历史的心灵寻根和灵魂安放。人类个体身处浩渺无垠的宇宙时空之中，总是难以摆脱沧海一粟的渺小与孤寂。他们在求证此生意义之时，往往不约而同地发出终极哲思似的“天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种终极哲思之问，单纯依靠个体心灵的上下求索与深层省思并不足以获得确凿的答案，而只能在群体共同的历史叙事和祖缘谱系中解码我身的历史方位，并以此实现身心的安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构成了现世中华民众对于生活意义、生存价值和生命归宿的精神慰藉，使得他们免于成为“无根的存在”和“没有影子的人”。这客观上倒逼中华民众不断回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展开自我心灵的寻根和“我从哪里来”的求解。这种心灵寻根和求解，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之初生。

2.共时态：身份确证的共情偏爱。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表意符号体系赋予了中华民众以独特的身份表征，并使得中华民众得以借助中华民族身份的标尺来划定“内群体”和“外群体”。这种内外群体的划分，不仅是中华民众身份的自觉，而且还直接影响他们的情感取向和共情水准。人皆有恻隐之心和同理之心，但是面对“内群体”与“外群体”的身份差异，人类个体却表现出不同的群体偏爱和共情水平。这就是说，中华民族身份使得中华民众更多地产生“内群体”偏爱，并对“内群体”表现出更强的共情能力。据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黄种人和白种人在面对种族内群体成员遭受痛苦时，二者的“情感疼痛区域”前扣带回（ACC）和前脑岛（AI）皆出现了强烈的神经活动。相反，面对种族外群体的疼痛，观察者的共情脑区激活水平却较低^[13]。认知神经科学揭橥的内群体偏爱和差异化共情，事实上就是一种共同体意识的“情”之折射。

3.超时空：文明自觉的愉悦感。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断裂的原生性文明。中华多元的文明，尤其是诗、词、赋、书、画、乐等，凝聚着中华民族独有的智慧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独有的审美情趣。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最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且更成为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具动能的精神力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乃是一个由“文明”定义的民族共同体^[1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表现为中华民众对中华文明的自觉、接纳与欣赏，就表现为中华民众求知中华文明知识体系之“真”，感知中华文明道德伦理之“善”，体悟中华文明智识结晶之“美”。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意”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意”，是在中华民众将“情感”投射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后“理性的升华”，是中华民众对致力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法则的心理活动。如果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知”，涉及的是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度和广度，“情”涉及的是情感投射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温度和程度，那么，“意”则更多地体现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而奋斗的意向和力度。这种意向和力度大体可以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想的坚定、对共同信念的追求和对共同担当的坚守三个方面予以解读。

1.共同理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信。共同理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意识”的关键。中华民族共同理想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是中华民众在洞悉中华文明精髓和中华民族历史之后一种自信和预判。诉诸历史可知，中华文明有着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传统，有着民为邦本、安民富民的价值导向，有着革故鼎新、与日维新的精神气质，有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文明理念。中华文明之精髓使得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了大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在列强环伺之下虽然出现断裂之风险，但依然能够以自强不息之文明基因，不断激发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及至当今，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时代更是驱动中华民族奋发蹈厉，不断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5]35-36这就是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共同理想；中华民族共同理想是判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标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自信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2.共同信念：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意念。共同信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大局意识”的核心。中华民族共同信念就是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意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理想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信念。进而言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百年以来最为真切的梦想，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并不可能一马平川、一蹴而就。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虽然以行稳致远之姿日益步入世界政治舞台中央，然而，中华民族复兴所引发的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不可避免地遭遇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复兴面临的国际复杂形势，客观上要求中华各民族超脱本民族的“小我”的局囿而树立服务中华的“大局意识”，即将自我的政治忠诚和情感意象投向更为广阔的中华民族，树立为中华崛起而团结奋斗的坚定信念，以各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共同担当：中华民族大我利益的信奉。共同担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责任意识”的标志。中华民族共同体，如果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乃是“中华民族”加“共同体”组合而成的一个偏正结构的概念。共同体（community）一词，追溯其词源，乃是拉丁语“com”和古代意大利西部的埃特鲁斯坎语的“munis”的结合。这就是说，共同体的构词就昭示其原初意义乃是“共同负责”^[16]。这种“共同负责”，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相较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话语概念，蕴藏着更多的道德诉求和伦理律令，即中华民众要秉持责任本位，着眼中华民族大我利益的实现，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与此相应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指向了中华民众对中华民族复兴责任和奋斗责任的自觉和信奉。它意味着中华民众突破“本我”非恰当的欲望撕扯，立足中华文明的道德境界而不断迈向理想的“超我”，致力于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面临挑战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促进中华民族内部凝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不过，全球化时代科技革命的一日千里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变，却使得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诸多未曾经历的挑战。

（一）全媒体时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知之困难”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知识体系，是中华民族数千载积累创新的智识结晶。它是一个高度复杂而又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潜隐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文明密码。在传统纸质传媒时代，中华文明体系的学习是一种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交织的学习模式。中华个体自出生就置身于浓郁的中华文化场域之中。在父辈的耳提面命和社群的潜移默化之下，他们不自觉地接触、了解和沉浸于中华语言符号、民俗符号、建筑符号等标志性表意符号之中。这种幼儿社会化时期的内隐学习，使中华个体形成了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初始认知，并由此催生了懵懂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着幼儿年龄增长而步入学校教育，中华个体更多地进入外显学习模式，即有意识地进行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系统学习，并在中华文明元典的深度学习中不断体悟中华文化的语辞、音韵、思想和意蕴之美。

及至当代，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狂飙突进，整个社会迅速由传统的纸质传媒时代步入全媒体时代。在全媒体时代，知识生产、知识储备、知识传播都出现了极其巨大的变化。传统知识精英垄断知识生产的局面遭遇革命性颠覆，自媒体的横空出世使得人人都可以零壁垒地成为网络社会的知识创造和信息生产的主体。在全媒体的加持之下，整个社会的知识创造和信息生产，更是借助文、图、声、光、电等多元形式得以极快速传送和裂变式传播。现代社会由此也呈现出文本泛滥和信息饱和的数字超载特征。面对阅读市场的信息饱和，各种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在资本增殖逻辑和“流量为王”理念的驱动之下，展开了疯狂的针对阅读主体的“注意力争夺”。为了赢得阅读主体的注意力，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创造各种新颖甚至猎奇的信息分享平台来增加用户的粘性。诸多市场运营主体甚至频频通过各种大数据用户偏好的算法来计算阅读主体的兴趣偏好，并在无限精分阅读受众的基础之上，采取多元信息的定制式推送，诱导阅读主体的青睐乃至沉迷。

显然，大数据算法基础上的精准推送极大地契合人类与生俱来的“趋乐避苦”的本能。在大数据精算的技术操控之下，现代社会阅读主体的阅读习惯和阅读体验普遍出现了“阅读心态的浮躁化”“阅读偏好的浅层化”和“阅读方式的碎片化”等问题。即现代社会阅读主体倾向于远离纸质文本的沉思而青睐于数字信息的超量获取。他们习惯于徜徉在自我的认知舒适区，以一种浮光掠影的浅层阅读，消磨现代社会快节奏中的时间碎片。换而言之，现代社会信息超载和注意力争夺，激活人类趋乐避苦的本能，导致他们不自觉地远离经典、解构崇高、逃避深度阅读带来的“尖锐的痛苦”。然而，中华文明体系的知识获取，尤其是中华文明元典的体悟，往往需要高举远慕的心态、坚忍不拔的意志、焚膏继晷的修行、优游涵泳的静观。这客观上决定了单纯的浅层学习，并不足以明了中华文明的神髓，并不足产生古今跨时空对话中的共情体验，并不足以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不可或缺的知识建构。

（二）全球化时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情之困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激赏、身份归属和情感依恋。传统中国时期，这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原生的情感。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华民众原生的情感依恋却频频遭遇外来文化的解构，以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出现了一定程度身份归属消解的压力和情感依恋弱化的风险。

1.中华身份归属解构的压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因其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增益，从而推动了整个世界日益联通为一个声气相通的整体。面对全球化浪潮的汹涌澎湃，中国启动“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加速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在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中西文明也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展开各种交流、互鉴、会冲与碰撞。不过，由于近代以来中西国家实力之间的差距，中西文明的交流与会冲并未呈现对等交流的均势，而更多地体现为西方文明的强势扩散。在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国家更是利用其对国际话语权的抢占，频频将西方文明定义为“现代”“先进”与“普世”。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使得非西方文明体仿佛不以西方文明作为蓝本展开文明的置换，就永远是“文明世界的野蛮人”。在西方文明的强势挤压之下，一些中华传统文明符号在时代变迁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消磨和流失。一些民众更是在现代化的生存方式中出现了文化认同的转向。他们矮化原生的中华文明，而将自我文化认同指向更为强势的西式文明，从而直接弱化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2.中华情感依恋弱化的风险。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众情感映射的对象。从总体上讲，中华文明是一种中庸和内敛的文明体系。它更多强调的是社群本位和责任担当。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使中华民众长久以来都习惯于在一个特定区域的共同体中定位自我的伦理角色。然而，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会冲却深刻改写了中华民众传统的角色扮演。与中华文明共同体主义取向迥然相异的是，西方文明折射出鲜明的个人主义取向。西方文明一时无两的自由主义甚至将保障个体权利视为政治共同体存在的终极意义。由于西方个人（权利）的话语暗合人类与生俱来的个体理性，因而具有极强的理论传播力和说服力。在自由主义思潮全球传播的过程中，我国一些民众逐渐放弃中华传统的伦理角色扮演，而选择以西方文明个体本位来定位自我的人生坐标，即放弃中华传统文明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赋予，不再寻求自我道德人格的完美和中华民族至善的实现^[17]，转而追求“个性张扬”、“个人（权利）至上”和“个体价值的单方面实现”。这就是说，西方个体本位的强势话语对中华文明传统的共同体本位产生了强力解构，进而影响部分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生成。

（三）社会巨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意之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双模式变迁。整个社会逐渐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由静态社会转向动态社会、由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与社会转型相生相随的是，我国政治体制也逐渐由传统的全能型体制转向有限型体制，政府逐渐放松对社会和市场的管制，解除了原初施加在社会和市场身上的过度束缚。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双重作用，极大地刺激了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在市场经济浪潮的激荡之下，整个中国迅速踏上了经济腾飞之路。不过，市场经济虽然极大地激发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动能，但客观上也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各个区域各个阶级各个产业各个民族之间都出现明显的纵向分层与横向分化。各个群体之间都普遍性地出现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意识的清晰化、利益取向的多样化、利益期许的高涨化和利益诉求的张扬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在社会巨变的时代，整个社会还出现了多种政治思潮和社会思潮的众语喧哗和竞相言说。各种思潮，包括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主义、拜金主义、民粹主义等，纷纷浮向时代的水面，竞相挑战传统中华文明的话语言说，挤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在多种政治思潮和社会思潮的鼓噪之下，一些社会亚文化，如“丧文化”“鬼畜文化”“二次元文化”等，也纷纷走向时代的前台，并受到一些青少年群体的广泛追捧。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社会分层、区域分化和文化多元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它不仅赋予了整个社会以更为强劲的发展动能，而且还使得多元群体有着更为丰富的文化选择。不过，整个社会的过度分化和多元异质，却容易造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部撕裂，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首先，错误的政治思潮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想信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阶内容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信念。但是，一些错误的政治思潮，如历史虚无主义，却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信念带来了诸多冲击。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反思历史”“解放思想”“重新评价”“理性思考”“范式转换”“还原真相”的名头之下，强调重新书写中华历史和中华文明，借着否定中华过往的历史而解构中华将来的复兴。其次，强烈的文化异质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共识。多元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但多元文化的异质度一旦突破共同体所能容忍的临界点，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共同体的政治共识，导致共同体政治意志的涣散，影响共同体的同心同向同德同行。最后，过度的社会分化背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伦理追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伦理追求乃是以自我的责任担当而实现大我利益的增进和共享。然而，现代社会急遽转型中过度的社会分化，不仅催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结构性张力，而且还背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以贯之的伦理取向。它所招致的负面效应，不管是平行社会结构的产生，还是社会心理距离的放大，抑或边缘群体相对剥夺感的滋生，都会波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何以推进

当代的技术革命、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诸多解构性压力。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紧要关头，我国迫切需要化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压力，建构中华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认同，不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

（一）融媒体时代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当今世界是一个“万物互联”的网络社会，也是一个“人人皆媒”的融媒体时代。融媒体时代的“注意力争夺”和“碎片化阅读”，极大地冲击了传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路径，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不过，融媒体并不是时代孕育出来的洪水猛兽，而是技术革新催生的媒介潮流。虽然它助推了社会心态的“娱乐至上”和资本逻辑的“流量为王”，但它同时也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全新的场域和无限的可能。面对融媒体时代的不期而至，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只能顺势而为，与时俱进地适应“文、图、声、光、电”等多元媒介融合发展的客观现实，“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18]。进而言之，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改变传统政治传播“重义理而轻文辞” “重纵向传播而轻横向传播”“重单向灌输而轻双向互动”“重现实教谕而轻虚拟社区”的偏颇，充分利用融媒体时代多元媒介和多元方式满足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层次民众的细分需求，使得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微悦读”和“新互动”，享受中华文明之美的视听盛宴，体会沉浸于中华文化之中的心理愉悦。事实上，当前不管是立足文化传承的《中国诗词大会》，聚焦文化遗产的《国家宝藏》，还是宣传民族团结的微动漫《库尔班大叔上北京》，助推“中华一家亲”的微视频《石榴花开》，都可以说是融媒体时代针对不同受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型之作。

融媒体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是受众心理与铸牢策略的完美匹配。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能完全无条件迎合受众心理和受众偏好，即不能仅仅满足网络媒介的“形象化宣传”和“浅层式表达”，而应借助中华文明的深度学习，引导受众不断超越自我的认知局囿，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纵深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度认同。这种中华文明的深度学习，乃是一种主动的、探究式的、理解性的、系统化的学习方式，它要求学习者进行沉浸式的文本体悟、深层次的信息加工、反思性的高阶思维和体系化的知识建构^[19]。由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思维惰性，这种中华文明的深层学习难以凭借认知主体的理性自觉而得以实现。它客观上需要我国借助一体化的教育体系、宣传机构和有针对性的文化行动，引导中华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青睐中华文明的元典，并在中华元典的学习中完成自我的知识建模和知识衔接。值得一提的是，中华元典的深度学习，关键并不在于中华元典知识载体的传统与否，而在于“参与式学习”“沉浸式学习”和“反思性学习”，在于中华元典阅读感悟的深度。这就是说，中华元典的深度学习并不排斥网络时代的多元媒介。相反，它强调的是通过线上线下阅读环境融合互补，引导民众在各种虚实相生的学习共同体中展开对话、探讨和反刍，并以此提升中华文明的认知，体悟到中华文明的义理之深、情理之切和文辞之美。

（二）全球化时代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会冲之中，西方个人本位的话语频频解构、矮化和污名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频遭贬抑，诱发了部分民众的文化自卑，削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根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困局决定了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必须持续树立中华文化自信，发展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根基。

中华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通过比照和权衡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形成的对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及其价值体系的深度认同^[20]。

中华文化自信的培育，首先要注重中华文化符号的传承与认同。中华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流变中不断传承与创造的表意符号体系。这些表意符号囊括了中华民族的节日符号、建筑符号、民俗符号、饮食符号、文化图腾等诸多内容，铭刻着中华民族的世系创造，表征着中华根系文化的代际传承。它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共有的身份归属和共通的审美体悟，乃是树立中华文明自信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为基本的文化载体。因此，当前我国应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不断大力弘扬各种中华文化符号的内涵和价值，“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21]。

中华文明自信的培育，其次还要注重中华文明精髓的发掘与阐释。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15]260。中华文明精髓的发掘与阐释不但是建构中华文化自信的关键，而且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为重要的依托。中华文明潜藏着革故鼎新的思想、实事求是的理念、惠民利民的情怀、道法自然的境界，形成了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见贤思齐的道德取向，更具备求同存异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的教化思想、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中庸泰和的生活理念。不过，中华文明虽然滋养了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但在当今全球会冲和社会转型之中，中华文明精髓并未结合时代发展展开充分的阐释和论证。

进而言之，西方文明的伦理取向是个人主义，侧重“个体权利的至上”和“自我效用的满足”；中华文明的伦理取向是共同体主义，侧重“群体福祉的优先”和“至善生活的追求”。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提出，中华文明的共同体主义已然成为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伦理底蕴。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当代中华文明的共同体主义依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学理阐释，更遑论严谨的哲学证明。这就使得中华文明的共同体主义不仅难以应对西方个人主义话语的冲击，而且也难以稳占中华民众认同的高地。因此，当代中华文化的自信理应更进一步加强中华文明研究阐释工作，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伦理底蕴和发展走向，并在理性吸纳西方文明优长的基础之上，实现中华民众奉行共同体主义“道德满足”与“个体效用”的兼美。

（三）社会巨变时期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政治思潮多元、文化异质和社会分化等社会巨变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夯实。面对当前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我国要锚定社会巨变时期认同问题，靶向建构各民族的政治共识，推动各民族共享发展成果，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

1.政治共识的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旨，是建构各民族的政治共识，引导各民族树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培育各民族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社会心态和责任意识。不过，这种政治共识的建构并不能完全凭借中华文明精髓或共同体主义的学理证成予以实现，而必须立足于中华各民族个体和群体福祉提升来全面推进，即立足中华民众“本我”福祉的增进来促成中华民众“超我”的实现。换而言之，不管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的众善奉行，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念的内化于心，都必须正视人性的唯私性，并在满足人性基本需求和美好生活向往的基础之上，不断引导和推动民众的自我超越。而这种引导民众自我超越的关键，就在于改进“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奉行”与“中华个体福祉增进”正向关联不足的弊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奉行”和“中华个体福祉增进”之间的正向激励。在我国社会巨变时期，部分民众“共同体伦理的失落”和“政治信念的软化”的根源并不在于中华传统道德伦理的代际衰减，而在于新旧道德秩序转换的空窗期我国尚未建构完善的正向道德激励机制，以至于整个社会还存在相对普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为了矫正这种局面，当前我国必须完善多元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通过道德褒扬、经济酬赏、晋升激励等多元举措，引导民众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信念和担当及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的责任。

2.各民族共享发展成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前提。为了防止过度社会分化诱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撕裂，当前我国要不断促进各民族的包容性发展，确保各民族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不过，在当前社会巨变时期，面对各民族民众利益意识的觉醒和高涨，我国并不适宜以民族身份作为差异化授权和倾斜性扶助的依据。按照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提法，乃是“不应以民族划线、作标准，出台特殊的差别化政策”，而应该“逐步更多地针对特定区域、特殊问题、特别事项，尽可能减少同一地区中民族之间的公共服务政策差异”， “要避免出现民族之间的政策陡坡，防止相互攀比和产生新的矛盾，防止因政策导向人为制造隔阂、强化固化民族意识”^[22]。这就是说，各民族共享发展成果是我国一以贯之的民族政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二法门，但各民族共享发展要更多地以“特定区域”（边疆民族地区、边境艰苦地区等）、“特定群体”（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等）和“特定事项”（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为标准，进行差异化授权和倾斜性救济。唯有如此，才能在不固化民族差异的基础上促成各民族的共享发展成果，才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石，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积蓄绵绵不绝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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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