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界存在的“消化不良症”“失语症”和社会现实中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中国学者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倡导从伦理视角审视、剖析文学作品。该方法被众多学者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广泛吸纳中外理论资源与文本展开深入对话，并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受到关注和认可。在批评实践基础上，文学伦理学批评向文本纵深和广延两个方向拓展，探讨文学的本质、起源、功能等文学基本问题，同时进行跨学科对话，逐步建构起以伦理选择为架构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从方法探索到理论建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展历程，展示出扎实、可行、有效的 “螺旋式上升”逻辑进路，体现出极强的针对性、实践性、包容性、反思性，对建构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伦理选择

作者：曾  巍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用伦理的观点、方法和术语阅读、理解、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理论与方法。它以文学文本为主要批评对象，运用专门术语解读文学文本描写的不同生活现象，分析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等复杂关系中的伦理问题，解剖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的伦理选择范例，分析伦理选择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从中寻找道德启示，发掘文学的教诲功能，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文学伦理学批评自2004年聂珍钊教授创立以来，受到外国文学研究界的高度关注，并被众多学者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在丰富的文本批评实践基础上，文学伦理学批评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文学的本质、起源、功能等问题，逐渐建构起具有独特话语体系的理论。

面对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时代使命，文学伦理学批评无论是在理论资源的融通、实践径向的取入、体系架构的搭建，还是对外传播的实效上，都可谓成绩斐然。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需要方法创新、观点创新、理论创新，只有在学术创新中反映出本民族的思维能力、文明特质、精神品格，才能在对外学术交流中彰显出自信的姿态和独异的秉赋，才能赢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可以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和传播实践，为正在推进中的中国学术“走出去”、不断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的进程提供了范例。其中，从方法探索到理论建构的进阶式逻辑理路，不仅对学术研究的路径取向具有启发价值，也对传统学科实现转型、改造、突破，在锤炼思想内核的同时拓展传播空间具有借鉴意义。

一、问题与方法：逻辑起点的忧思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一次新的西学东渐热潮中走出封闭，随着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作家、批评家、文学研究者眼界不断开阔，西方半个世纪积累起来的文学思潮、文学批评方法在这一时段密集涌入中国，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批评。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同步，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也与政治、经济、技术、文化诸领域的空前活跃形成互动，成为“中国奇迹”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一种符号表征，也是一种现象景观。就批评方法和实践话语而言，曾在西方学界烜赫一时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精神分析、神话原型批评、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新历史主义等，都是在这一时段被大量译介进入中国，并被迫不及待地运用于文本与文化的分析、批评和研究。新视角产生新观点、新思路，多视角的共时观照更激活了中国学者的学术灵感，概念和术语操演所体现的逻辑思辨也重塑了批评追求精确、倡导引据的学理品格。但是，对西方诸学说的倾情投入也导致了许多问题，择其要者，当有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任何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以及由进一步的理性思考形成的独特学说、话语，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段、地域空间以及社会语境之中，无论它冠以什么主义之名，无论其发展为多么风行的文化思潮，无论其表述方式多么抽象，都不可能脱离现实，不可能脱离当时的文本、媒介与文学现象。毋宁说，正是对新文本、新媒介的关注，以及对旧有理论无法解释新事物、新现象的困惑与不满，才使得其自身成为新学说产生的催化剂。批评方法，是有极强针对性的，不可能包治百病，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将曾经流行一时一地的某个西方理论舶运到有着不同国情的中国，极有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尴尬，用它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学经典以及当下的文学作品，也难免遭遇削足适履之困窘。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纵使在写作观念、技法上大受西方文学影响，但主要是形式上的。作家们书写着中国大地上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和人民大众的鲜活生活，书写着华夏儿女的民族心理和情感特质，显然不是简单套用某种现成工具就能完美阐释的固态标本。再者，在科学快速发展、媒介技术频频刷新的世纪之交，文学的书写方式、呈现样态、传播渠道也在悄然演变。这些都是摆在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面前的具有时代性和本土性的新现象、新问题，需要“面对中国文论自身的研究传统、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做出符合实际的事实辨析与理论阐释”^[1]。

其二，西方种种带有鲜明时代、地域、流派特征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在短时间内大量涌入，造就了理论界众声喧哗的局面。表面上看，这是理论的繁荣，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种‘众声喧哗’不是复调对话或意义增殖的‘众声喧哗’，而是无主脑的鹦鹉学舌式的‘众声喧哗’，是自说自话、自我消解和耗散式的‘众声喧哗’”^[2]。究其原因，在于对西方话语的盲目追随和模仿，导致形成了“高度压缩型的古今中外理论资源和谱系高度混杂的状态”^[3]。而中国传统文论，它的表述方式、知识谱系因为与现代化的诉求交轨甚少，难以实现话语转换，遂在日趋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学院体制中降为配角，在外来思想的冲击下日益边缘化。这样的状况与趋势，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热烈讨论西方理论“消化不良症”与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呼吁立足本位，弥合断裂，化解冲突，找到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建立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规则。主体性焦虑与影响的焦虑之忧思，激发、催生出中国学者构建原创性理论的学术自觉，而可行的切入点就是对文学批评方法的探索。

聂珍钊教授的两篇论文——《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和《剑桥学术传统与研究方法：从利维斯谈起》，可以看作文学伦理学批评正式提出的标志。从文中可以看出，文学伦理学批评，起初是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提出的，它“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文学与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4]，“是在借鉴、吸收伦理学方法基础上融合文学研究方法而形成的一种用于研究文学的批评方法”，“不仅要对文学史上的各种文学描写的道德现象进行历史的辩证的阐释，而且要坚持用现实的道德价值观对当前文学描写的道德现象作出价值判断”^[5]。这一表述强调了文学与伦理学的跨学科视角，以及重点关注文学作品中道德现象的批评向度。实事求是地说，文学与道德、伦理的关系，并非文学理论范畴的新命题，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关于文学的道德属性、教诲功能，许多思想家都有精妙论述。孔子关于诗的“兴观群怨”说，通过“文质”并举塑造仁、礼并重精神品格的君子要求，以及“思无邪”的作品评判标准，在儒家传统文化绵延千年的民族心理扎根颇深；而西方也可以梳理出从亚里斯多德、贺拉斯直至利维斯的道德批评资源流脉。文学伦理学批评，看似老话重提，实则是对20世纪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发轫以来文学批评越来越技术化、工具化、精细化的趋势，以及在后现代思潮冲击下消解中心、否定客观真理的话语游戏的反拨。再一次强调文学的伦理教诲功能，就是要凸显出文学的社会价值，将深陷于消费社会、滑向审美狂欢和文化商品的文学重新拉回到塑造人、追求善、促进和谐的正途上来。而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世纪之交，文学伦理学批评也迎来了新的机遇，那就是将本土与外来资源相融合，历史与现实相统一，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开展文学批评实践。

由此可见，文学伦理学批评并非凭空产生的，它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是对文学理论界存在的问题进行谨慎、深入思考后的方法论改造。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文学伦理学批评要解决的并非完全是一个象牙塔内的纯学术问题，它同样体现出文学学者对社会现实的严肃关切。随着改革开放后国门的打开和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西方的一些不良社会思潮如享乐主义、功利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也趁虚而入，加上西方现代文学中大量的异化描写，作品中弥漫的空虚、绝望、愤世情绪，以其隐蔽性和迷惑性，挑战着个体与社会的“道德免疫力”。受其影响，社会层面出现了道德滑坡、信仰危机现象，突出表现为重利忘义、诚信缺失、浮躁媚俗、家庭观念淡薄等，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亟需引起重视。文学伦理学批评高扬伦理的大旗，通过评议文学人物的行为操守来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的道德观念，从而发挥文学启发心智、净化心灵的作用。主动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参与和谐社会构建，这是文学批评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文学批评家的敏感性，不能仅仅体现在文本上，还需要直面社会重大问题，以发现、回应文学问题与社会问题为逻辑起点，这就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深受肯定的“强烈的问题意识”^[6]。

二、交流与对话：实践进程的深思

方法从实践中来，也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检验。文学批评方法，自然必须运用于文学文本的批评实践，通过丰富的例证确立批评的逻辑和立场，由剖析具体、个别的文本，总结、提炼出能够起到指导作用、能够解决普遍性问题的范畴、原则、手段、术语、范式。文学伦理学批评，将文学作品置入由“伦理”和“价值”两个维度构成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伦理”维度深入作品内部，分析作品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形成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以及由关系和秩序所规定、所塑造的道德观念和规范；“价值”维度侧重作品的总体观照，由文本之于读者的作用和影响来发掘文本的社会功能。在这两个维度的坐标系中，故事世界与现实世界互为参照系，将文本与现实关联起来，其中的聚焦点都是“人”：故事世界中的人成为道德典型或反例，为同样处于一定伦理环境中的读者提供经验或教训，帮助其形成关于真善美的认识和观念。可见，文学伦理学批评是要从文本中梳理出与伦理相关的因素来阐明伦理道德之于现实的重要性，是要通过发现文本的伦理价值来肯定人的价值。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关注的是人作为一种‘道德存在’的历史意义和永恒意义”^[7]：它由故事世界中的人出发，最终指向的是现实的人；它通过分析故事世界中的人启发、警醒现实的人，也提示、邀请现实的人去理解、同情或者批判故事世界中的人，并在这个过程中反观自身。文学伦理学批评，既是方法与文本的对话，也促进了故事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流与对话。

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提出后，第一阶段的批评实践主要由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学者运用于外国文学作家作品的分析，不仅在对诸如《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老人与海》等经典作品的重新阐释中显现出批评方法的适切性和有效性，对经典的价值有了新的发现，而且更被用来解读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品，通过强调和凸显文学的伦理价值反拨文学消亡论的悲观论调和否定文学本质的虚无倾向。近几年来，文学伦理学批评也越来越多地运用于中国文学作品的研究，在对《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西厢记》等的重读中发掘出了饶有趣味的新伦理意涵。在此基础上，从伦理视角对中外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应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层面的发力点，它不仅可以进一步促进跨地域、跨语言的文学文本之间的对话，而且可以进一步融通中外伦理批评的理论资源，在与先贤的对话中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矩阵，博采众家之长，在汇聚、梳理、择选资源中淬炼出独创的标志性“技法”，在国际学术竞技场上与高手们“过招”。

众多学者的热情参与，逐渐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旗帜下形成了在批评的视角、立场、尺度等方面有共识的学术共同体。聂珍钊教授的代表性著作《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以及他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系列论文，加上许多学者的相关成果共同助推，使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影响力日益扩大。2012年，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倡导成立了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它既是有力推动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发展的国际学术组织，也是吸引众多国际学者参与其中的学术平台。国际学界的著名学者如克劳德·罗森（美国）、加林·提哈诺夫（英国）、伊戈尔·莎伊塔诺夫（俄国）、克努特·布莱恩西沃兹威尔（挪威）、居里·塔尔维特（爱沙尼亚）、沃尔夫冈·穆勒（德国）、金英敏（韩国）等，都是这个国际学术组织中的重要人物。尤其是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的年会分别在韩国、爱沙尼亚、英国、日本等国举行，进一步扩大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国际影响力，并受到《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国外知名媒体的关注。学术研讨会的举办，既彰显出中国学术具有“走出去”的实力，也促进了中外学术的平等对话。文学伦理学批评展现出兼收并包、呼吁共建的胸襟，得到了许多国际同行的称赞。马乔瑞·帕洛夫（美国）、安斯加尔·钮宁（德国）、乔治斯·梵·邓·阿贝勒（美国）等学者均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向德育和审美功能的回归提供了动力，与西方主流批评话语形成互动与互补的关系”^[8]。从话语传播机制的角度来看，不断扩大传播场域、主动加强对话能力、高度重视信息反馈，是文学伦理学批评赢得国际声誉的重要原因。

在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的基础上，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日臻完善。在同行者们将其作为一种“称手”的批评工具并大量运用于文本实践时，它的创立者聂珍钊教授的学术研究却鲜明地体现出两个“转向”。其一可以称之为“语言转向”，即关注文本特别是构成文本的基本单元——语言的形成问题。在聂教授看来，文学作品的文本有三种基本形态：脑文本、书写文本与电子（数字）文本，其实质都是物质形态；而脑文本，是语言与声音相互转化的中介^[9]。其二是“跨学科转向”，即在提出人类文明三阶段论的基础上，将文学研究与心理学、神经科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进行交叉研究。看上去，这样的两个转向似乎偏离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坐标中的伦理和价值两个维度，但深入思考即可发现，它们是由文本出发，指向伦理问题肯綮的两个拓展：一个是深入文本内部的，由语言的生成探问文学的本质和起源问题，并得出文学起源于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的观点，从而对文学的劳动起源说和情感起源说提出商榷；另一个是将关注点由文本中心扩展到与文本密切关联的人（作者与读者）以及外部世界，由于人是伦理属性的人，世界是有序或失序的伦理世界，由此文学伦理学批评就能够和所有跟研究人和世界相关的学科实现互涉。文学伦理学批评本来就是一种跨学科的视角，将文学与伦理学结合起来，在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越来越凸显出学科互涉的特征，并将批评实践拓辟为“学科关系中的边界作业”，在学科互相借鉴中实现互补性交流^[10]。因此，与其说文学伦理学批评出现了“转向”，不如说是向文本纵深和广延两个方向的自觉探索。在这条延长线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多学科相遇，既有问题层面的协商，也有方法层面的移植，还有话语层面的渗透，从而贯通了知识域间的内在联系，孕育出思想上的新火花。到了这一阶段，文学伦理学批评开始由恒河沙数的文本现象中适当抽离出来，在对实践对象的深思熟虑和实践经验的认真总结基础上，探讨文学的本质、起源、功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这就跃升到文学基本理论的层面了。

三、体系与架构：走向理论的反思

多种渠道、多个层次的对话，展现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开放姿态与包容品格；广泛吸纳多种资源，借鉴多种方法，与多个学科的频繁互动，更是丰富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阐释手段，拓宽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话语空间。随着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文本对象由最初的传统经典小说、戏剧等扩充到包括诗歌、纪实文学、科幻文学以及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网络文学的所有文学类型，随着其由文学现象出发不断追问文学的本质，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方法，不断在实践中接受反复检验，也在这个过程中调整、完善，从而不断地体系化，越来越显现出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这实际上正是方法跃升为理论的逻辑进路。此后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不再单单是一种解读文学作品的阐释技法，它已经具备了文学理论必不可少的典型特征：以文学为明确的对象，研究它的普遍规律；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并指导具体的批评实践；从实践中概括出来一系列用以解释文学现象的概念、术语、观点，它们彼此之间紧密交织，共同构成严密的知识体系。

理论与方法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沃尔夫冈·伊瑟尔认为，“一般来说，理论为划定范畴框架打下基础，而方法则为阐释程序提供工具”，“方法清理了由于理论的概括而导致的具体问题，从而利用了理论的阐释潜能来绘制理论已经标示的领域”^[11]。也就是说，理论在一定框架之中给出预设的前提，并决定了解读作品的独特模式，方法则遵循这一框架针对具体对象来运用阐释技法。许多理论，当它运用于作品阐释，必须首先转化为方法，需要通过对图式的矫正以适应个体对象，而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本身即是由方法转化而来的，它的概念、术语，都是在方法操演中证明过效力，从而得以保留、固定下来的话语集合，因而可以直接运用。这些概念、术语的总和所形成的话语体系，编织出具有明确价值取向的意义领域，决定了采用理论观察文本对象和现实世界的视角，以及言说文本与世界的模式。理论的系统性，首先即体现为完备而有层次的术语体系。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术语是“伦理选择”，围绕这一核心术语，在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基础上，建构起伦理选择理论。所谓伦理选择，是指“人类通过自然选择获得人的形式之后所要经历的获取人的本质的过程”^[12]。这一中文术语有两个层面的意涵，分别对应于英文术语ethical selection和ethical choice。前者与达尔文的术语“自然选择”相对应，指人类整个的伦理选择过程，或者是一个人一生的伦理成长过程，它是长时段的；后者则是个体在具体行为中体现出的伦理选择，是即时性的。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伦理选择活动；人的一生，也是由无数伦理选择行动组成的伦理选择过程。文学伦理学批评聚焦这一关键点，深入考察文学作品里具体环境与语境中人的行为、思想，分析人与自我、他人、社会、自然的关系。由于理论和方法的视角是伦理，而伦理又是决定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环境于是转化为伦理环境，关系转化为伦理关系。随着考察范围的扩大和分析层次的深入，一个又一个新术语随之产生，诸如伦理身份、伦理禁忌、伦理意识、伦理线、伦理结、人性因子、兽性因子、自由意志、理性意志等。在探讨文学文本时，又形成了以脑文本、书写文本和电子文本为中心的概念群。这些术语，许多具有原创性，有些则借自旧有文学理论或其他学科理论，但在新的批评语境中产生了新的涵义。概念和术语的提出，是在批评实践中认识和把握对象的产物，是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标志。理论，则需要运用这些抽象的概念和术语来解释总体对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和原理。规律和原理的客观性、稳定性、概括性要求，决定了用来表述它的概念和术语必须准确，不能在涵义上模棱两可。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一书中，聂珍钊教授专门在附录中列出了53条批评术语，对其进行了阐释和界定[13]，建构起以“伦理选择”为轴心的话语体系，这充分体现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自觉。

一种成熟的理论，决不可能仅仅是术语的堆砌，或是看上去时而闪现亮色但彼此缺乏关联度的观点集合，它必须形成体系——即内部形成一定秩序的有机整体。理论是可以建构的，因此在建构过程中需要考虑它的“架构”问题。理论架构，“是文学理论的底层逻辑形式，是文学理论的基础理论和原理，同时也是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观点”^[14]。架构的创新，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石。文学伦理学批评通过考察曾经流行一时的文学理论，发现其要么建立在伦理架构上，要么建立在审美架构或文化架构上，由此也决定了将文学看作伦理道德的传声筒，或是审美意识形态，或是社会文化中的特殊对象，并依据各自的标准来判定作品的价值。这些理论同样产生于特定的时空和文化土壤，也曾经以思潮的方式影响了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和判断，但也不可避免产生水土不服、因循守旧等种种弊端，甚至造成思想上的束缚。理论创新就是要立足本土，立足当下，突破旧框架的藩篱，突破学科自我设限，大胆提出新的架构方式来创设新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伦理选择的架构，既是对前理论的反思，也是对自身实践的不断反思后的积极创造。它的理论生成，始终以“伦理选择”为轴心，这使得它的理论阐释始终是自足、严密、有序的，同时，这一架构又是开放的，它向多学科敞开，邀请其进入，并将可取的资源吸纳、转化为自身体系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伦理学批评不是完成时的，而一直处于进行时中，这也使其始终葆有理论的生命力。

文学伦理学批评近二十年的发展，向我们展示出一种理论生成的逻辑进路：由具体的问题入手，提出有针对性的方法，再运用于实践中反复探索，同时广泛地与同行以及不同领域的专家交流探讨，接受质疑和批判，并在反思中逐步完善，进而大胆突破，在新的框架下构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一演进路线，其轨迹不是封闭式回环，而是螺旋式上升。文学伦理学批评不断在实践中修正自身，体现出可贵的刀刃向内的批评意识和学术勇气。文学理论是“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学艺过程”，“是一种反思，对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状况的反思，一种对批评的批评或曰元批评”^[15]。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不断反思，也启发我们思考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相关问题，启发我们以伦理和价值作为重要维度，以文学为知识中介，更深入、全面地认识人类自身以及我们当今的世界。

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时代征程中，理论建构成为许多学科领域的热点，创建中国学派、发出中国声音的呼声日益高涨，其中一些既扎根于现实大地，又具有独创性的理论，的确让人眼前一亮，但也有一些理论的提法尚显粗糙，有好高骛远、博取眼球之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展历程，对于理论建构至少有几个方面的启示：一是要有现实针对性，不能为理论而理论；二是要有丰富的实践基础，理论不能脱离实践；三是要有包容的胸怀，不能自我封闭在生造的理论框架之内；四是要有反思精神，不能将理论变成只照他者的镜子。罗马城非一日可建成，理论建构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如果脱离了这样几点，理论建构将无异于沙上建塔，只会是浮寄孤悬，遑论运用于实践中探寻真善美的骊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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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丁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