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公民社会的成长与近现代小说观念（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传统小说观念的演进之三）

明清以来士人们对通俗小说的认识和所采取的态度，在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和小说家的地位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让人感动惊讶。

《新小说》

例如，狄葆贤说：“吾昔见东西各国之论文学家者，必以小说家居第一，吾骇焉。吾昔见日人有著《世界百杰传》者，以施耐庵与释迦、孔子、华盛顿、拿破仑并列，吾骇焉。吾昔见日本诸学校之文学科，有所谓《水浒传》讲义、《西厢记》讲义者，吾益骇焉。继而思之，何骇之与有？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世界而无文学则已耳，国民而无文学思想则已耳，苟其有之，则小说家之位置，顾可等闲视哉！”[1]

徐念慈也说：“伟哉！近年译籍东流，学术西化，其最歆动吾新旧社会，而无有文野智愚，咸欢迎之者，非近年所流行之新小说哉？夫我国之于小说，向所视为鸩毒，悬为厉禁，不许青年子弟，稍一涉猎者也，乃一反其积习，而至于是。果有沟而通之，以圆其说者耶？抑小说之道，今昔不同，前之果足以害人，后之实无愧益世耶？岂人心之嗜好，因时因地而迁耶？抑于吾人之理性（Vernunft），果有鼓舞与感觉之价值耶？”[2]

狄氏的认识是基于西方尤其是日本的经验，而徐氏提出的问题则的确值得我们思考。

实际上，小说和小说家在近代社会地位的提高，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士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有着极大的关联。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之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开放通商口岸，协定海关税则，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趁机涌入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日《天津条约》等相继签订，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天朝大国”美梦彻底破灭，亡国灭种危机摆在国人面前。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政府。186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洗劫圆明园，并放火焚烧，使这座经营了一百多年、聚集了古今艺术珍品、综合了中外建筑艺术而享誉世界的皇家园林成为废墟。

一部分开明士大夫有感于国耻，企图借鉴洋人的科学技术来重振大清帝国，“洋务运动”因此展开。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兰州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先后兴办，一时似有复兴气象。

《中国近代史》

然而，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海战，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士大夫残存的一点复兴希望最终破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明治维新的日本已经走在了中国前面，除了学习日本经验，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良中国的教育制度，树立新风，培养新人，中国已别无出路。

于是，维新思潮勃然兴起。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政论，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救亡图存、强国保种”呼吁维新变法，废科举、兴学校成为维新变法的重要诉求。

他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3]

1898年“戊戌变法”中，康有为上奏说：“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夫皇上既深知其无用矣，何不立行废弃之乎？此在明诏一转移间耳，而举国数百万人士，立可扫云雾而见青天矣。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以中国之大，求人才之多，在反掌间耳。”[4]这些建议还来不及实施，“戊戌维新”百日失败，八股取士照常进行。

《康有为全集》

1900年“庚子国难”[5]后，慈禧在国内外压力下，实行“新政”。1901年，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清廷不得已恢复经济特科，并确定次年科举考试中加试中国政史和各国政治、艺学策。

“壬寅学制”“癸卯学制”颁布后，张之洞、袁世凯、张百熙等接连上疏，请求废除科举、推广学校。1903年，清廷同意递减科举，增加特科。

1905年，迫于社会压力和形势发展，朝廷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试后，慈禧下诏停科举以广学校，下令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将育才、取才合于学校一途。从此，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封建制度的腐朽，亡国灭种的危机，士人风气的堕落，民族矛盾的尖锐，阶级冲突的复杂，使得整个社会处于空前的动荡和焦虑之中。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在迅速地变动着，原有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处在迅速解体中。

“戊戌变法”以前，维新思想是社会的主流思想，士人仍然梦想着做帝王师，以发挥其在“道统”中的作用。“戊戌变法”失败后，社会主流思想迅速转变，国人多倾向于革命排满。

孙中山曾回忆说：“庚子之役（指广东惠州起义——引者），为予第二次革命之失败也。回顾中国人之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指1895年广州起义——引者）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6]

《孙中山全集》

1900年以后，社会思想的变化不仅是急剧的，而且是根本性的，人们的国家观念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个体意识也随之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这种改变对于人们对小说的认识也是带有根本性的。

科举废除后，士人失去了原来的制度依托和文化优势，也断绝了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的仕途，成为社会上最不稳定的群体。有的转入新式学堂做老师，有的进入官府做幕僚，有的办厂经商做买卖，有的投身新兴文化产业，或开书局报馆办杂志，更有的游走江湖，沦入社会底层。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已经成为自由职业者。

士人阶层的地位分化使得他们的思想也空前分化，原有的儒家意识形态被残酷的现实需求所解构，他们需要寻找新的思想文化，重构价值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作为新时期各类知识分子都关注的对象进入人们的视野，而启发他们的是西方小说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在“戊戌变法”之前，维新派人士试图利用小说宣传维新思想，促进社会改良。

《国闻报》

1897年，刚翻译完赫胥黎《天演论》而声名大噪的严复，与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上发文指出：“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7]

同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也指出：“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善以悦童子，以导愚民，未有不善于是者也。”[8]他们所说的“小说”，都指通俗小说。

也在这一年，裘廷梁在《苏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有理有据地阐述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重要意义，指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行；实学不兴，是谓无民”[9]，成为近代提倡白话文的纲领，影响深远。

次年，梁启超创办《清议报》，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叙》，以为“小说为国民之魂”，“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10]，并在《清议报》译载西方政治小说。

维新派对小说的这些认识，将小说的政教作用放在了头等重要的位置，与传统士人小说和市民小说观念颇不一致。不过，维新派抬高小说地位，利用小说宣传改良，还只是从策略的角度将经史的地位与小说做了调换，目的则是想挽救大清王朝，其基本思路仍然不脱传统思想的窠臼。

《新小说》所载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然而，“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尤其是“庚子国难”之后，人们谈论小说，已经注意将小说与社会改造、培养公民意识结合起来，其隐含的是对清廷的绝望，甚至是势不两立。

例如，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详细论述现代国家理想国民的品质，要求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认为：“苟有新民，何患無新政府，无新制度，无新国家。”[11]

在同年的《新小说》杂志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严厉批判中国旧小说，以为旧小说是“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因此，“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2]，将“小说界革命”与“新小说”“新国家”“新民”统一起来，表明了他所提倡的“新小说”要承担起文化启蒙的责任。

他自己还带头撰写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抒发自己对“新中国”的理想。如果说“戊戌变法”前的梁启超重视小说主要是为了利用小说改良传统政治，那么，“庚子事变”之后的梁启超重视小说则主要是为了利用小说改造“国民”成为“新民”，以缔造“新国家”。

当然，这只是政治目标的改变，文化启蒙仍一如既往。本来，严复在“甲午之战”后的1905年，就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指出“民智、民力、民德”是强国之本，是“今日至切之务”[13]，不过，他还没有提出“国民”的概念，也没有把“新民”“新中国”和“新小说”结合起来。

《严复全集》

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二年，就明确提出了“国民”的概念，他说：“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14]

显然，这种“国民”已经不是皇权统治下的“庶民”，而是现代国家体制下的“公民”。梁氏在这里没有使用“公民”概念而使用“国民”概念，只是用语习惯使然，其所指其实已经具有“公民”的思想内涵还是清楚的。

这一思想转变，正是梁启超提出“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理论依据。因此，我们可以说，由梁启超提倡的“新小说”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而是开通民智，启迪民德，培养公民意识的具有启蒙精神的小说。

王钟麒便认为：“昔欧洲十五、六世纪，英帝后雅好文艺。至伊丽沙白时，更筑文学之馆，凡当时之能文章者，咸不远千里致之，令诸人撰为小说戏曲，择其有益心理者，为之刊行，读者靡弗感动，而英国势遂崛起，为全球冠。……夫小说者，不特为改良社会、演进群治之基础，抑亦辅德育之所不迨者出。吾国民所最缺乏者，公德心耳。惟小说则能使极无公德之人，而有爱国心，有合群心，有保种心，有严师令保所不能为力，而观一弹词、读一演义，则感激流涕者。”[15]

这样理解西方小说，其实是根据中国现实的需要，希望学习西方小说来培养“国民”的“公德心”，将培养公民意识放在小说作用的最突出位置。

《新世界小说社报》

所谓“文化日进，思潮日高，群治小说之效果，捷于演说报章，不视为遣情之具，而视为开通民智之津梁，涵养民德之要素；故政治也，科学也，实业也，写情也，侦探也，分门别派，实为新小说之创例，此其所以绝有价值也。”[16]说的即是此意。

尽管梁启超的启蒙教育所重视的是政治小说，但真正能够“新民”的“新小说”绝不限于政治小说，西方小说能够感动读者的更不只是政治小说，这便启发了各政治派别、各艺术团体、各小说作者和小说理论家对小说的重新思考。

无论维新派还是革命派，也无论是立宪派还是保皇派，他们都将小说作为宣传思想之媒介和“通俗教育之利器”，纷纷创作小说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17]，这与汉代以来的士人文言小说和宋代以来的通俗白话小说所反映的传统小说观念已然明显不同。

正如黄世仲所说：“昔之以读小说为废时失事、误人心术者；今则书肆之中，小说之销场，百倍于群书。昔之墨客文人，范围于经传，拘守夫绳尺；而今之所谓小说家者，如天马行空，隐然于文坛上独翘一帜。观阅者之所趋，而知著作之所萃。盛矣哉其小说乎！然苟非于转移社会具龙象力，于瀹智上有绝大关系者，又乌能有是！然而风尚之所由起，如译本小说者，其真社会之导师哉!一切科学、地理、种族、政治、风俗、艳情、义侠、侦探，吾国未有此瀹智灵丹者，先以译本诱其脑筋；吾国著作家于是乎观社会之现情，审风气之趋势，起而挺笔研墨以继其后。观此而知新风过渡之有由矣。”[18]

黄世仲书法

黄世仲认为中国近代小说观念的转变是西方小说引导的结果，这一说法符合实际。

从1899年起，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迦因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西方小说先后问世，掀起了翻译和阅读西方小说的热潮。“林氏以古文名家而倾动公卿的资格，运用他的《史》、《汉》妙笔来做翻译文章，所以才大受欢迎，所以才引起上中级社会读外洋小说的兴趣，并且因此而抬高小说的价值和小说家的身价。”[19]

周作人后来直言：“我们（指他和鲁迅——引者）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20]

于是他们仿林氏笔调翻译西方小说，取名《域外小说集》印行。以西方小说为参照，人们对小说的文化地位和社会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传统小说也有了新的认识。

1901年，留学日本的蔡锷在《清议报》上撰文指出：“欧美之小说，多系公卿硕儒，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赜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用以醒齐民之耳目，励众庶之心志。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然其立意，则莫不在益国利民，使勃勃欲腾之生气，常涵养于人间世而已。至吾邦之小说，则大反其是。其立意则在消闲，故含政治思想者稀如麟角，甚至遍卷淫词罗列，视之刺目者。盖著者多系市井无赖辈，故无足怪焉耳。小说界之腐坏，至今日而极矣。夫小说为振民之一巨端，立意既歧，则危害深，是不可不知也。”[21]

《蔡锷集》

由于当时翻译的西方小说多与社会政治相关联，且宣传西方小说的学者有维新、革命、保皇等种种政治倾向，故人们多从政治的角度来评论小说，蔡锷将“用以醒齐民之耳目，励众庶之心志”作为西方小说的突出特点，并以此否定中国传统小说，便反映着时人对小说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对中国旧有通俗小说“立意则在消闲”的整体批评。

知新主人周树奎则说：“外国小说中，无论一极下流之人，而举动一切，身分自在，总不失其国民之资格。中国小说，欲著一人之恶，则酣畅淋漓，不留余地，一种卑鄙龌龊之状态，虽鼠窃狗盗所不肯为者，而学士大夫，转安之若素。此岂小说家描写逼真之过欤？要亦士大夫不自爱惜身分，有以使之然也。故他日小说，有改良之日乎？则吾社会必进一步矣。”[22]

同样认为中国传统小说没有外国小说所具有的“国民”意识，这往往是小说家们自己没有公民意识造成的。这一认识应该说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表现出论者的远见卓识。

王国维在系统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的同时，独立思考着中国的小说与文学，形成了相当独特的美学观念、小说观念和文学观念。

他在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用尼采哲学和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解析《红楼梦》，认为“《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23]开启了小说审美研究之先河。

《王国维全集》

1906年，他在《文学小言》中说：“昔司马迁推本汉武时学术之盛，以为利禄之途使然。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餔餟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也。”他所理解的文学是：“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此其所以但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24]

王国维所谓文学是“游戏之事业”，没有利禄追求，与康德强调审美的本质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同义。

当年寅半生在杭州创办《游戏世界》半月刊，其发刊词说：“西人有三大自由，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吾则请增为四大自由——曰游戏自由。”[25]

这种游戏自由的思想虽然是模仿西方的自由思想提出，但它与文学审美却是相通的，而自由的要求正是对传统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解构，是对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期盼，反而是启蒙的正道。

基于文学是“游戏之事业”的理解，王国维不赞成小说有太多功利目的，因为这不符合文学审美的要求。他说：“吾人谓戏曲小说家为专门之诗人，非谓其以文学为职业也。以文学为职业，餔餟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为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今餔餟的文学之途，盖已开矣。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使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26]

王国维以文学审美的“纯粹”性要求小说和小说家，对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小说理论家隐含着批评，这在当时也许有些另类而不合时宜，然而，正是这样基于文学审美特性的独立思考，深化了人们对于小说的本质认识，也为中国近现代小说美学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和独特的语言。

《黄人及其小说小话之研究》

在译介西方小说的过程中，曽朴、黄人、徐念慈等主办的《小说林》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他们对小说的理解也与王国维一样，更接近西方的现代小说观念。

如黄人便说：“小说者，文学之倾向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一小说也，而号于人曰：吾不屑屑为美，一秉立诚明善之宗旨，则不过一无价值之讲义、不规则之格言而已。恐阅者不免如听古乐，即作者亦未能歌舞其笔墨也。”[27]因此，他对小说有“国民进化之功”持保留态度。

徐念慈也说：“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乎？”他所理解的美学包括：醇化于自然——“满足吾人之美的欲望，而使无遗憾”；个性化——“美之究竟，在具象理想，不在于抽象理想”；形象性——“美的快感，谓对于实体之形象而起”；理想化——“由感兴的实体，于艺术上除去无用分子，发挥其本性”等。[28]

这种将小说置于文学艺术的范畴，从美学层面挖掘和肯定其价值，强调小说是通过塑造个性化的理想形象来感动读者，都很好地把握住了小说文体的文学审美特性。

《历代小说话》，黄霖编著，凤凰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至于黄世仲所说：“中国旧史氏之所谓史，平心而论，迨不过一皇族政治之得失林耳。社会之特征，人物之俊杰，不获附录，是不求野之遗义也。不知文章之感人，以性灵之力为最巨。小说者，陶熔人之性灵者也。”[29]

指斥正史只是“皇族政治得失”史，传统通俗演义并非“野史之遗义”，因为演义小说旨在演说正史，没有注意“陶冶人之性灵”；小说应该是公民的心灵史、社会史、风俗史。

以上这些认识，对于梁启超等的小说可以“新国家”“新民”的理论起到了补充和纠偏作用，丰富了近代小说思想。

而曾朴的长篇小说创作，更是树立了由传统通俗小说尤其是通俗演义向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小说（历史小说）迈进的重要里程碑。

正如杨联芬所论：“《孽海花》历史叙事的现代性体现在：它摆脱了一般历史小说以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为中心的模式，不是演义‘正史’，而是展现一种由世俗生活构成的‘风俗史’；它塑造的人物，是一种可能更多借助于虚构的，而且在道德品性、行为方式、经历和业绩上都不带崇高色彩的‘非英雄’。”[30]

曾朴的《孽海花》，直接影响了具有成熟的现代意识的李劼人的长篇历史小说《死水微澜》（1935年）、《暴风雨前》（1936年）、《大波》（1937年）的创作，他们共同完成了长篇历史小说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

《曾朴全集》，苗怀明主编，广陵书社2018年11月版。

短篇小说在近代的发展也同样值得关注。传统的子部文言小说都是短篇，它们或依附于“子”，缀集琐语，述事言理；或依附于“史”，杂记见闻，搜奇记逸，或者受先秦诸子学术的影响，或者受《史记》、《汉书》叙事的启发，并无自身独立的理论支撑和独特的写作技巧。

宋以后的通俗小说虽然没有“子”“史”的束缚，并且受制于市民的欣赏习惯和嗜好，但同样有传统文化作为依托或背景，而近代短篇小说却是在新文学学科的视野下，自觉创造的新文学文体。

1909年，包天笑就在《小说时报》上大力提倡短篇小说，周瘦鹃也翻译了不少欧美短篇小说，左拉、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引起小说界极大兴趣，大家认为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工艺思潮受了科学万能的影响，造成了一种“写实主义”或称“自然主义”的新文学。短篇小说，便是这种新文学的结晶。

胡适《论短篇小说》将短篇小说定义为：“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31]

1921年，张舍我在《申报·自由谈》系统论述了短篇小说的有关问题，他指出：“中国古籍中无小说。‘小说’之名，始自《汉书·艺文志》，然《艺文志》所谓之小说，非吾所谓之小说，非文学上所能承认为小说者也。此犹指小说之名而统言之耳。若夫今世所谓之‘短篇小说”，则未尝一见。有之，其自胡适之《论短篇小说》始乎！” [32]

《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按照张氏的理解，“短篇小说”是现代才有的小说形式，不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中国传统小说，《汉书·艺文志》所谓小说只是一种统类名，并非近代文学上所承认的小说。

显然，近代人们所称为“短篇小说”，是指符合西方现代文学标准和小说意味的作品，与中国传统四部之学的子部类别不是一个概念，因而其内涵也就完全不同，人们不承认那些子部文言小说和笔记小说，是有充分理由的。

张舍我认为短篇小说的要素“有不可或缺者三：一曰情节，二曰人物，三曰单纯的情感”[33]。

如果说上述小说论述体现了现代小说观念，那么，鲁迅的短篇小说创作则树立了现代短篇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标高。

《呐喊》《彷徨》以人道主义为旗帜，彻底地反叛传统，猛烈抨击“吃人”的礼教，控诉社会黑暗和政府腐败，沉痛描写底层民众的“非人”生活及其精神病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将对民众的大爱融入深挚而恳切的忧愤之中，体现出强烈的五四人文精神。它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旧小说，而是接受了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又延续着近代小说血脉的现代新短篇小说。

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20世纪以来，“新小说”的倡导是与“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文化启蒙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强烈的政治诉求和文化姿态在瓦解传统知识结构和意识形态话语方面是成功的，也实实在在提高了小说和小说家的社会文化地位，而它所忽视的对文学审美的艺术追求，在一部分非主流的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的坚守下，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

尤其是在废除科举制度后，传统士人演变为自由职业知识分子，小说家也可以靠自己的创作获得稿酬来养活自己；[34]“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知识分子的“新国民”（实即现代国家的公民）意识显著增强，加上产业工人和商人阶层的壮大，文化传媒的蓬勃发展，公民社会快速成长。

在公民意识的驱动下，人们将新小说与旧小说做了明确的区分，赋予新小说新形式和新内涵，从而推进了中国小说观念的迅速发展。

正如吕思勉所说：

小说者，近世的文学，而非古代的文学也。此小说所以有势力之总原因，而其他皆其分原因也。何谓近世文学？近世文学者，近世人之美术思想，而又以近世之语言达之者也。凡人类莫不有爱美之思想，即莫不有爱文学之思想。然古今人好尚不同，古人所以为美者，未必今人皆以为美也；即以为美矣，而因所操之言语不同，古人所怀抱之美感，无由传之今人，则不得不以今文学承其乏。今文学则小说具代表也……

人类之好恶，不能一成不变。其变也，导之以情易，喻之以理难。能感人之情者，文学也。小说者，文学之一种，以其具备近世文学之特质，故在中国社会中，最为广行者也。则其有诱导社会，使之改变之力，使中国今日之社会，几若为小说所铸造也，不亦宜乎！[35]

《吕思勉全集》

吕氏所论，强调小说是近世文学，采用近世语言，注重艺术审美和以情感人，达到诱导社会使之改变的目的。这样认识和理解小说，则此小说就既不是汉以来正史子部著录的士人小说，也不是宋以来以“说话”为基础的市民小说，而是近代社会所需要的体现时人社会理想和公民意识的新小说。

对于如何创作这样的小说，吕氏也有自己的理论，他认为，作小说有三法：“第一理想要高尚”，“第二材料要丰富”，“第三组织要精密”。

而“理想者，小说之质也。质不立，犹人而无骨干，全体皆无所附丽矣。然则理想如何而能高尚乎？曰是则视人之道德为进退。凡人之道德心富者，理想亦必高；道德心缺乏者，理想亦必低。所谓善与美相一致也。……惟其真也，惟其善也，惟其美也，作小说亦犹是也。无悲天闵人之衷，决不能作《红楼梦》；无愤世嫉俗之心，决不能作《水浒传》。胸无所有，而漫然为之，无论形式如何佳妙，而精神不存焉。犹泥塑之神，决不足以威人；木雕之美女，终不能以动人之情也。此作小说之根本条件也”；“盖小说者，以其体例之特殊故，凡理想皆须以事实达之，故不能作一空语。又以其为近世的文学故，其书中所述之事物，皆须为现社会之所有”；“书中之人物，孰为主人翁，代表作者之理想，孰为副人物，代表四周之境遇，不可不极为明确，使人一望而知，然后读者知作者主意之所在，乃能读之，而有所感动”。[36]

这便将作者的道德修养与小说创作自然地联系起来，将小说与社会、读者与作者的互动关系有效地结合起来，将继承小说优良传统与创作新小说逻辑地链接起来，将追求真、善、美与小说文体意识有机地统一起来，完成了现代小说“作者——作品——读者——社会”的多维理论建构。

《中国近代小说观念研究》

这种小说观念，显然是在引进和消化吸收现代西方小说和小说思想之后而形成的新小说观念。其观念主体是一批非传统士人的近代知识分子，“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自觉抛弃传统知识分子科名仕途的价值认同，追求实际而有活力的生存。

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20世纪初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沿海城市的商业化，以及报刊和印刷业的繁荣，为这批离经叛道的读书人，创作了谋生与价值实现的另一个空间，使他们在科举应试之外，可以有另一种人生选择”[37]，即以创作受社会欢迎的小说为人生目标的选择——以生活为小说和以小说为生活。

从社会阶层结构来看，这些或自愿或被迫抛弃传统士人生活的读书人，已经是新兴商业社会的新公民，是具有自由思想和人文精神的自由职业者，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就更是如此。因此，他们的小说观念，其实就是成长中的公民社会的公民小说观念。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

我们说近代小说观念是成长中的公民小说观念，是因为它所强调的“新民”“写实”“白话”“情感”“形象”“审美”等等，不仅是近代小说观念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现代小说观念的核心内容，“五四”以来的小说家们提倡“立人”“改造国民性”“现实主义”和“人的文学”以及“为人生而艺术”等等，都是这一观念的合乎逻辑的演进。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改良这人生。”[38]

他对做小说所抱持的态度，其实是从近代新小说家那里继承和发展而来的；他所坚持的眼睛向下，关心底层民众，“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也是从近代以来就有的观念。

而小说关注社会底层、真实地描写他们、为他们鸣不平的思想，正是近现代小说观念中公民权利意识最明确的宣誓。

正如俞牖云所说：“文学的定义，是很复杂的。但在文学（Literature）加民众（Folk）这个字就容易解释，因为民众文学是专门替民众——一切社会下级的朋友们——作不平之鸣的。……譬如我国，近年来写实的文学大兴，小生意店的徒弟，拉黄包车的车夫，也居然被新文学家所宠爱，做他们作品——诗与小说——的重心了。其所以如此发达的，一则以自法兰西革命而后，平民主义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在政治上、经济上既要自由平等，在文学上自然也非民众化不可了。……再则以作者拿文学当作牢骚的发泄品，与读者拿文学当作无聊的消遣品的观念，都在写实文学大盛的时候消失了。”[39]

近现代小说正是在法国平民主义思想的启发下发展的，曾朴是如此，李劼人是如此，鲁迅更是如此。要求小说如实描写社会现实，要求作者自觉为底层民众鸣不平，鼓励人们去追求人人应该享有的平等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它不是为了发泄，也不是为了消遣，而是要让小说成为能够关注每一个人尤其是社会底层民众的“民众文学”，这是近现代小说观念中最有价值的思想，也是中国社会结构自近代以来不断演进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小说观念的嬗变及其文化精神》

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成长着的公民社会的小说观念超越了以“辅翊经学”“厕身诸子”为标榜的士人小说，也超越了“羽翼信史”“休闲娱乐”为目的的市民小说。

整个２０世纪，成长着的公民社会的小说观念一直在顽强地生长着，即使在当下，也仍然没有丧失其不可忽视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因为当下的我们仍然处在公民社会的成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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