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富：关于《方湖日记》（南大往事之十九）
为了纪念我们班毕业四十周年，南京大学中文系六七届同学去年特地将聚会的地点选在彭泽县。
彭泽县还是南大中文系汪辟疆教授的家乡，他1887年11月3日出生于彭泽县黄花坂老湾汪村。闲谈中我才知道彭泽县还有个方湖，据说该湖呈长方形。
查《彭泽县志》，方湖在县南十五里，周长五十余里，也算得上鱼米之乡了。方湖渔唱为彭泽八景之一，有人还专门写过一篇《方湖渔唱赋》。我这才想到汪先生号方湖，并将自己的日记取名为《方湖日记》是为了表达对故乡的怀念。
说到《方湖日记》，我还与它有过一段缘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程千帆先生整理《汪辟疆文集》，命我做一些具体工作，任务之一就是就是将残存的《方湖日记》中论学部分辑出，加以标点，并为每段文字取个小标题。程先生先让我做几篇给他看看，然后就由我独立为之了。
程先生在《汪辟疆文集》的《后记》中提到过《方湖日记》的不幸命运：“汪先生的日记起于清代末年，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后半身中风为止，每日小字正楷记录当天所治之事以及读书所得，从来没有间断过，原稿当在百册以上。文化大革命中被掠，不知下落，想已被毁。现存的仅有三册：一册是南京师范大学武酉山教授在夫子庙的地摊上用一角钱买回的；另外两册则是掠夺者在匆忙中遗落在地上的；此外还有零页若干纸。”
顺便插一句，汪先生于1954年暮春，因高血压而中风，右手偏瘫，不能执笔，后坚持练习用左手写字记日记，并获得了成功。
关于武酉山所购的那册《方湖日记》，他在跋中专门作了介绍：“此册日记，无作者姓名，亦无图章，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以一角钱之代价购于莫愁路文雅书店。文雅主人俞弼臣君告我：此册日记系以废纸之价购于挑高箩者。此册笔迹颇类《唐人小说》编者汪辟疆先生，又以日记多记与黄季刚师交往、诗酒酬倡之乐。再者，汪先生别号方湖，此日记鱼尾印有‘方湖日记’数字，故审之为汪辟疆先生所记。”
所幸此册日记遇到了武酉山，而武酉山恰好是黄侃的学生，对汪辟疆又很熟悉，所以能使其重见天日，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汪先生在目录学、唐人小说以及诗学方面成就卓著，其实他最让学生佩服的是对学生的问题有问必答，应对如流，而能做到这一点显然得益于写日记。
汪先生在《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清末五小说家》一文中谈到过这一点：“余年十四，随侍梁园。时五经甫毕，先府君日督课读《资治通鉴》、《三国志》、《文献通考》、《文选》诸书。日有定程，夜则疏记一日看读所得于日记册。日必三四百字，文事日进，即始于此。”
汪辟疆父亲汪际虞为优贡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贡，经戊戌朝考，分发河南，历任泌阳、商城知县。汪辟疆与其胞弟汪国镇随侍任所，在父亲指导下读书学习。认真读书并深入思考，再将思考所得写成日记，自然会印象深刻，能做到有问必答了。
日记对于汪先生也有储存写作资料的作用，汪先生主编过《中国文学》、《中国学报》、《学灯》等不少刊物与报纸栏目，如果报刊急需稿件，汪先生往往依据日记很快完稿应急。如发表在中央大学中文系1944年编印的《中国文学》月刊第2期上的《与马生騄程谈李云章父子学术》就是从1944年3月19日《方湖日记》录出的。
汪先生的学生中也有坚持写日记的，说是写日记，实际上是采用写日记的方式记读书笔记。如西北大学的名教授霍松林《怀念辟疆师》一文中就说过：“那时候，我每天晚上写日记。听课笔记中的重要内容，经过整理，写进日记。登门求教时的所闻所见，也写进日记。遗憾的是这些日记也未能逃出浩劫。”
显然，霍松林当时每晚记日记受到了汪先生的影响。“文化大革命”能毁灭汪先生、霍先生的日记，然而毁灭不掉他们的学问。《方湖日记》虽然所剩无几，如果我们仔细研读，还会深受教益。如汪先生在1940年10月29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与唐圭璋谈学词的三个步骤，就很有启发意义。
汪先生写了五、六十年的日记只剩下三本，而这三册日记只有一部分被辑成《方湖日记幸存录》，其实汪先生长期在中央大学与南京大学任教，接触的多是一些著名学者，不少学生后来也成了著名学者，所记内容自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如汪先生在1940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郭德浩，黑龙江人，北平辅仁大学毕业，治文学。能以语体作长诗，爽朗可诵，或以朗诵诗人称之，美才也，别署高兰。”
从中可见抗日战争时期，朗诵诗运动的盛况，也可见汪先生对新诗所采取的兼容并包、充分肯定的态度。
汪先生早已仙去，武酉山亦归道山。两位先生的后人一定还珍藏着这三本日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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