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四大小说各具特色，论场面宏大《三国》首当其冲；论结构特色《水浒》谓匠心独运；论人物塑造的灵动可感《西游》无愧首脑，论人情事理《金瓶梅》则堪称大宗者。

《金瓶梅》给予中国长篇文学创作的深度影响，主要是对人性现实的态度和悲悯情怀展示这两方面。人情现实主题决定了作品人性揭示的深切；悲悯情怀的彰显决定了作者深刻哲学思想的美学性表达。它开拓了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主题选择视域，丰富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文学精神内涵。

关键词：金瓶梅；人情事理；悲悯情怀；长篇小说精神建构 

梦梅馆本《金瓶梅词话》。

  产生于我国明代中晚期的长篇小说《金瓶梅词话》（下简称《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以及其文本在中国叙事文学发展中所具有的转型意义的讨论，历时长久，宏论多多，不甚枚举。《金瓶梅》就长度而言，百万言之巨，可谓十分的长；就密度而言，“说它是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的缩影也可，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也无不可。”[1]那么，《金瓶梅》给予中国长篇文学创作的深度影响究竟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主要就在于对兰陵笑笑生对于人性的本质于文学所作出的真实刻画，并通过虚拟的故事文本建构，还原着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丑恶之行和痛苦之情。并由此反映出一个行将崩塌的王朝末日，是如何扭曲着人的灵魂？如何消解了人性中的真、善、美？如何鼓动起人性中假、丑、恶的欲望并加以弥散，而使得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无尽的欲海挣扎中，煎熬地走完了他们生命之旅的全过程。

 作者通过人物生命态的异化、扭曲，直至损毁的态势转变，不仅深刻暴露社会政治的黑暗，造成了善良人们的苦痛与无助，揭示了在压抑中求生存所导致人性的种种变态，更在人性被践踏，被侮辱的展示中，从字里行间透出其浓重的悲悯情怀。

 深沉的批判性与厚重的悲悯性是《金瓶梅》创作中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作品因人情事理的现实性主题，而决定了其对人性揭示的深切；而悲悯的人文情怀彰显，则决定了创作主体深刻的哲学性思考以文学形式反映，进而所产生出来的美学表达的独特内涵。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金瓶梅词话》。

 因此，《金瓶梅》便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首次以把人性的“露丑”作为写作意向，在作品中形成了“以丑衬美”的“逆袭”式审美视域。仅就这两方面的创建，该文本都大大开拓了了中国长篇文学创作的主题选择，以及审美领域的扩张，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甚至世界长篇小说的审美精神内涵。

 《金瓶梅》的创作影响，尤其在“指斥时弊”的尖锐与深刻，以及正视人性软弱与丑恶的勇气，在其后的中国近、现代，乃至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多有所继承、化用和涵盖。

1

 关于“长篇小说精神”的界定，中国大陆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是这样定义的：“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他认为这就是“长篇胸怀”的内涵，是长篇小说文本所应该体现的精神实质。就长篇小说所具备的品质特性而言，莫言先生认为，应具备三度——长度、密度，难度。而“长篇小说的长度、密度和难度，造成了它的庄严气象。它排斥投机取巧，它笨拙，大度，泥沙俱下，没有肉麻和精明，不需献媚和撒娇。” [2]

 从中国长篇小说发展的历程看，早在《金瓶梅》产生之前，具备有长度、密度和难度的文学文本已经存在。就同时期的长篇小说作品已有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而这些煌煌巨著，不论是从文本体制的总体构建把握，或是文本內界中的人物、事件、情节的叙事视域设置，叙事策略的主题到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铺陈，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叙事层次演进的构思、叙事材料的组合等等技巧与手法，无疑都各有建树，各有优劣，各具特色。

 这些对于长篇文学创作的感性抑或理性的认知，无疑给予了笑笑生对《金瓶梅》文本创作以极大的影响和滋养。这一点仅从该文本所体现出来的章回结构的形式特质，故事缘起的材料脱胎于《水浒传》等，亦可见一斑。

香港明亮书局版《金瓶梅》。

 但有必要强调，《金瓶梅》终是一部由文人个体所创作的长篇小说[3]，其反映出来的个性化写作文本特征当然与群体介入的累积型文本有着显著的差异性。就明代四大小说而言，除了都具备有篇幅很长的共性之外，其他方面则可谓各领风骚：论场面的宏大，《三国》首当其冲；论结构的特色，《水浒》可说匠心独运；论人物塑造的灵动可感，《西游》无愧首脑，然论对人情事理的透悟与警示，则《金瓶梅》堪称大宗者。故而，它们也由此形成了中国长篇叙事文学的四大故事题材类型，即历史，英雄，神魔与世情。

 就四大文本思想主旨的体现而言，如果说《三国》、《水浒》、《西游》等等，在伦理体系的价值评判上有着很多的共性存在，诸如忠诚、孝道、尊长、正名，仁爱、奉献、牺牲、理想、执着等等的张扬是一种共识，那么《金瓶梅》则是一部十分另类的思想和独特视域下所产生的文学结果。这种另类性，不仅仅体现在故事题材的选取，叙事建构的圆融巧妙，以及写作技能的成熟运用等方面，还更在于它是华夏传统哲理精神的另一面展示。

 作品以深刻的人性剖析，以对伦理道德体系深层面的批判，尤其是文本中充盈着的人性拷问的严厉性，使得作品渗透了一份尖锐的批判，也散发着对弱小与无辜的生命挣扎充满理解与同情的悲悯和感伤。这使得作品在具有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关照性，尤其是凸显了在一个处于社会经济新因素出现阶段，人的物质欲望膨胀后所引发出来的，于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着的深层次矛盾与危机的构成、动因及博弈的剖析时，对于直接导致后来的，哪怕政治形态各异的历代社会，对该文本的解读均无一例外地被赋予了十分复杂的信息内容，故形成了“众声喧哗”式的多维度文化分析视角的产生。

 与此同时，这部产生于明晚期的长篇小说，在同属于社会经济转型阶段的当下，也具有了相当厚重和贴切的当代意义。例如，反政治贪腐，反人性的异化，反奢侈糜烂的社会风气等等。所以，对于《金瓶梅》所显现出来的文学精神层面的探讨，自然成为“金学”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之一。那么，应该如何认识《金瓶梅》在中国长篇叙事文学发展进程中的继承与开创？如何厘清这部伟大小说的“前世”与“今生”呢？窃以为至少要从创作主体的动因，以及创作意愿的实现方面来进行考察。

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

 关于小说创作动因问题，一直有着两种批评思想，以及对这两种思想的接受与评价差异存在。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1527--1602）曾对于人之创作动因做出过这样地分析：“且夫世之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4]

 在李贽看来，人是因有了对现实社会的自我批判能力，方能具有明确的写作目的，且还要能够真实地表达情感，才可创作出“天下之至文”。尤其对于长篇巨制的小说写作而言，没有这种难以遏阻的愤怨郁积，绝不可能为这如此历久时长的创作而坚持。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就明白指出：“古之贤者，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

 而李贽此言一出，之后便有了关于“惩戒说”与“泄愤说”的各种争论蔓延于小说理论批评界，且一直延续至今。李贽的观点亦被认为是“引导小说创作走上批判现实的道路和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都是有意义的。从此以后，强调小说的创作也是‘发愤著书’的说法在小说界流行起来”[5]。

 有学者认为，李贽“泄愤说”这一小说创作动因观点的提出，对于明代小说理论界而言，对于长期被传统儒学“惩劝说”对文学创作精神的控制局面而言，无疑是一个有力的突破。但“这种泄愤说在小说理论界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它的出现并未能取代惩劝说的统治地位。”[6]直至有《红楼梦》一书的出现才有所改变。

 这一论说似乎意欲表明，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发展和研究中，对有别于诗文写作的“言志”与“载道”精神的叙事文学创作来说，普遍存在着对“惩劝说”的贬斥态度，以及对有悖于“惩劝说”的“泄愤说”之重视。

 然而，我认为不论是“惩劝说”，还是“泄愤说”，作为小说创作的动因，两者一直是并行不悖，相互包涵的。若说有所不同的话，只看接受者从怎样的角度去看待罢了。这一点，可从《金瓶梅》的两位不同评论者的论说中得到证明：一是欣欣子的论说，他在《金瓶梅词话序》中说道：“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其他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7]

 很显然，欣欣子看到的就是笑笑生创作动因中的惩劝之心，并认为这是“笑笑生做此传者，盖有所谓也。”而这“有所谓”，即是指其创作主旨之所在；一是张竹坡的论说，他在《竹坡闲话》中所言：“《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道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唈，而作秽语以泄其愤也。”[8]

 由此二说，可显见出“惩劝”与“泄愤”就创作动因而言，并无严格的分界或对立，甚或是合二为一的存在。因此，理论上对此二者的分解，仅只是阐释者对其文本功能的理性判断，而非创作动因的实质性内涵。

 我们不能认为可能因为时代的变迁，或者理论影响的扩大，就会使得“泄愤说”战胜“惩劝说”。更不应由此而认定，“泄愤说”一定是进步的小说创作心态，一定能成就伟大且不朽的文学作品。而“惩劝说”则一定是创作小说的精神桎梏，一定是陈旧保守的文学思想的体现。

 在中国文学精神中，不论是认为具有着传统儒学伦理特征，并被视为长期控制着文人士子们的创作心理的“惩劝说”，还是被认为有明以来，因思想界新因素的出现而带来的观念变革，导致了文人士子们对于叙事文学的创作书写以夺杯浇块垒式的“泄愤说”，它们都是中国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特质部分。

 这样的精神特质其实一直贯穿在中国历代文士的文本创作中——包括诗词、文赋、小说、戏剧等等。因此，不论是继承性的“惩劝”创作，还是突破性的“泄愤”创作，对于作者的创作动因而言，皆有着各自重要的联动作用。

齐鲁书社版《张竹坡批评金瓶梅》。

 《金瓶梅》的文本创作可证，正因有着对史传传统写作中惩劝精神的继承，才使得作品的题材选取具有着对现实社会的深切关注度，也才能够对种种人情事理中的曲折，对社会各层面隐藏的龌龊与卑劣行径洞悉后的深度揭示。这种人生的忧患意识，乃是传统士子们常有的一种担当的自我责任，所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9]的惆怅，才可能促成笑笑生一改以往史传与神怪故事题材的选取路径，直奔更为贴近现实生活书写的市井庭院地域，细民日常琐碎生活中。

 然对于“酒、色、财、气”的劝诫之意，并不足以宣泄其全部的激情与感愤，个中缘由在于知其不可为，知其无所用，仍不想放弃，仍要尽力呐喊的那份炽热情怀。这样的忧患意识，敢于担当起社会批判者的角色，不为获得个人功利，自觉成为“社会最敏感的神经”者，以纤弱的笔墨书写去对抗强大的黑暗专制政体，仅此一端，亦足以让人敬畏和感佩。这就是传统士人的人格精神特质所在，也是西方对知识分子界定的内涵所在。

 笑笑生之所以把人情世理的剖析作为创作的引导，把饮食男女们的喜怒哀乐作为刻画的对象，把家庭伦理关系的异化作为对社会各阶层关系折射的镜子。以百万言之巨，展示败象层出，行将倾覆的晚明时期社会三教九流的别样风景，这便是创作者对于惩劝教谕精神的继承所致。

2

 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如果仅仅是为了客观真实地去反映现实社会的形态与弊端，还不是长篇小说精神的全部内涵，也不是长篇小说精神的实质所在。长篇小说因文体所备的“三度”特殊性，它要求创作者必具备敏锐的辨析头脑，对社会现象的透视与洞察，对虚拟世界中人物的人生历程的所知所感，具有一种“史”的感知能力，有着积极能动的反省意识，还要有坚韧不拔的写作毅力和热情，且高超的叙事技巧，才能创作出具有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的经典长篇叙事作品，才能真实体现长篇小说这一“伟大文体的尊严”[10]。而这些都是因情而生，因情而为的。

 于创作主体而言，一部长篇文本的创作所投入的情感，有时就是人的一辈子。那么，情为何物？明人徐祯卿在《谈艺录》中的阐释为：“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行于声。”而创作者的“情”又是从何而来呢？是因了“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以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悯矣。”[11]清人张竹坡的这番“闲话”，可谓道出了大多数长篇小说创作者的普遍心态。

 在《金瓶梅》之前，以编纂为主要书写手段的累积型文本中，不乏因“愤”而编写撰文之作，譬如《水浒传》就是因施耐庵、罗贯中二人“虽生元日，实愤宋事”[12]，才有了对宋江等三十六人故事的搜集、整编与撰写。而《金瓶梅》一部，既是个人的独立创作，又是以“指斥时弊”为要旨的书写内容，是必如张竹坡所言，心中有所不能完结的悲苦，已是无从释放，只得将其悲号不得之苦痛辛酸，一并发泄于这百万言中。

 但无论是惩劝教诫，意在提升人的认知与向上；还是宣泄情绪，意在对人的情感触动以求共鸣，笑笑生的创作态度始终平和，甚至低调，全然没有居高之势，而是力求从世间凡俗的人情世事中，透析出人生的无奈与沉重，演绎出人生的苦闷和艰辛。

 这不仅增加了中国长篇小说故事题材一种类型，笑笑生的这种写作姿态，更是展示出前所未有的一种创作态度，一种充满了敢于去主动批判现实的文学自觉精神。

 《金瓶梅》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学创作，显示出中国长篇小说在创作理念上的一种突破，反映出写作的构想终于开始有所独立的意识，开始出现摆脱章回小说对史传题材的依傍，为长篇小说叙述的文学特性张目，预示着长篇叙事步入写实阶段，可谓开启了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的新阶段，为清代康乾时期，长篇叙事文学的鼎盛出现，奠定了厚重的基石。

 《金瓶梅》选取现实题材的开创性意义，以及对于中国长篇小说发展的影响等，历来的研究成果已然丰富，灼见与宏论可谓汗牛充栋，毋庸赘言。但就这现实题材书写对中国文学精神的贡献，尚有未尽之言：

 其一，文学反映现实的目的性不外两种：一是歌功颂德，尽其美好的言辞，美好的人物言行，美好的故事铺陈。此类文本多为时政所需而创制，创作动因更偏于贴近治政主流意识所需要。其主要承担的是教诫作用，故显现出来的是惩劝为主。写作的态度是居高视下，引领众生型的。

 这类作品，由于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指向，其为“XX”服务的思想一旦形成了创作主体的自觉意识，文学工具化的倾向就势必会使文学丧失其应有的本质和存在的独特价值。一是“指斥时弊”，备写种种时政弊端，使厕身其间之芸芸众生，命途多舛，水深火热，人生受尽煎熬。

 此类文本多是有感而发，自抒机杼，情动于衷。创作动因是“发愤而作”，故显现出泄愤情绪较多。写作态度往往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态势，属于唯我独尊，怜悯天下型的。这类作品其因写作个性的张扬，且多处于非主流的存在状态，也就自然抹去了被工具化的性能。

太平书局版《金瓶梅词话》。

 由此，文学的工具化与反工具化的博弈，在题材处理的态度上，一直贯穿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并从未间断过。而这种博弈，以及两种倾向存在的创作态度，一直是文学精神时代性的重要体现，这当然也包括了长篇小说的创作。

《金瓶梅》显而易见当属于后者。其特立独行，不以传统为依托的创作态度，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冷峻与深刻的人性思考，都对长篇叙事文学所具有的独立精神的张扬及其影响是不可小觑的。

 其二，文学之于现实的思考也具有双向性：一是顺应而苟且。这类文本在中国长篇小说历史上，不乏有名篇，诸如文革时期的《金光大道》、《艳阳天》之流；一是揭露并反思。这类文本是撑起中国长篇小说大厦的柱石，是它们成就了中国长篇叙事文学矗立于世界文学园区的经典。

 正是这些特立独行的创作者，以他们的深思鋭笔，以特有的文学书写方式，完成了他们心中的创作意想，构建了中国文学特有的“大苦闷、大抱负、大精神、大感悟”（莫言语）。这便是被称之为优秀作品的文本。在这些灿若星河的作品中，产生于元、明两代的四大小说则具有着开先河之功。而这四部巨著之中，唯有《金瓶梅》的创作因十分另类，也带给了后世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和审美困惑。所谓“骂尽诸色”（鲁迅语）的人性丑陋，乱象丛生的社会现状，伦常悖逆的炎凉世态等等，令人常常生出一种难以释怀的凄凉与无奈之感。

 而这种阅读的体验，并不因时间的流逝，社会形态的变异而有所减弱。一声叹息的发出，也是因为接受者的现实生活与《金瓶梅》文本阅读体验常常有着太多的相似与重合之缘故。尤其“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最大特色，就是第一次全心全意将人间的丑恶相当集中、全面、深刻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13]

 正是这一大特色，决定了《金瓶梅》是以“审丑”为美的逆袭式美学特性。这样的审美体验，使人似大病康复般懂得了健康的宝贵。看过了种种的丑恶之后，方能珍惜现实中一些身边的真人、善事与美境。

 所以，《金瓶梅》的审美情感是曲折而非直接所获得的。悲喜之情均是在体验过人生磨砺后，才可能体会，这也是该文本体现出来一种特有的精神境界——感悟。

3

  《金瓶梅》之于中国长篇小说而言，除了具有开拓对现实书写的故事题材，新颖的审美追求，以及“借题发挥”的书写技能的运用等贡献外，其创作者对于人性与社会，两性与家庭，财富与权势，善良与邪恶，勇敢与懦弱等等诸多问题的揭示，都不是一种简单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选择站边式的价值判断。

 笑笑生对于人与社会的复杂性认识，不仅能够世事通明，还深谙人情练达。他在文本中不仅只是为了表达一种正确的思想，也不只是为了描绘所谓的纯善、高尚的德行与奸邪、恶俗的世道产生的对抗和角逐。他更多地还体现出了更为深刻的哲理性思维，以及多重价值观念的对立、冲突，甚至是彼此的绞杀。正因为如此，《金瓶梅》与之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的复杂性是完全不同的。

 在《金瓶梅》中，人物的忠与奸，善与恶，爱与恨，利与弊，成与败，富与穷，贵与贱，得与失，生与死……，人生的种种际遇，都是可以变化，可以转圜，相互映衬，并行不悖，否泰翻覆的。而操纵这变与不变的关键，就在于每个人自己的心志，在于个人的一念之间。任何变化，其走向，其趋势，既是个人性格所成，又是社会运势所定。

 故而，在《金瓶梅》这个虚拟的文学世界里，人无完人，事无全美。那怕是生死轮回，也做不到善恶有报，也不能轮回不爽。对众多事件和人物的叙述与刻画，无不体现着创作者思辨的精彩和深邃。这是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引来历久弥新的纷纷扰扰，造成莫衷一是的评价与定性，以至于时至今日仍不可以放之四海去阅读的尴尬处境的因由。

中央书店版《明版全图金瓶梅词话》。

 这种赞者如潮，骂者汹汹，既悖论又无奈的评判情势也说明，其思想的密集，令今人也深感无所适从，难以选择。但是，不论《金瓶梅》是如何的难于给出一个确定的终极价值判断，只要认真阅读的人，都会被文本內界中的人和事深深打动。其中最多感受到的不仅是人生的无奈，更多的是从心底弥漫出来的，难以言说的悲情。

 悲情是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一种阅读情绪。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叙说，若无或多或少的悲情渲染，那就基本丧失了阅读的快感。阅读者由悲而喜，抑或由喜而悲，再或者悲喜交加的情绪，这些都是阅读文学作品过程中，阅读者感情体验的固定范式，并由此而上升为一种对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体验的评判指数，情绪波动起伏的振幅，即成为一部作品否令人感动的指征。

 中国早期的长篇小说作品也不乏阅读者的情绪体验，而悲情也并不是《金瓶梅》所独有的阅读情绪。一部《三国》，那“白帝城托孤”的凄凉，那“赤壁之战”中各方英雄血染大江的鏖战惨烈状，全书终结时诸葛亮鞠躬尽瘁，却难振蜀国的无尽遗憾，掩卷之后满是悲情：为英雄不遇悲，为壮志难酬悲，为执着于道义却不能赢得天下的“仁政”悲。而这些所有的悲情，可用一字形容——壮！

 《三国演义》给人带来的是一种悲壮之感，是理想破灭后的沉痛与无奈。

 而稍后于《三国演义》的《水浒》，在痛快哭痛快笑，江湖任驰骋之后接受招安。随着生死莫逆，情同手足的弟兄们渐行渐远，一路走散的故事陈述，令人悲从中来，难以消解。尤其对宋江鸩杀李逵一节，令人如掉冰窖，身寒心冷。一部梁山大义书，结局却作鸟兽散。此种悲情也可以一字形容——痛！

 《忠义水浒传》给人带来的是愤懑中的悲伤之感，宋江之流为了虚妄的功名而抛弃生死友情，把同声同气，慷慨悲歌的凌云之志轻易地贱卖，使曾经的侠义好汉沦为朝廷工具，读之令人痛心疾首。

 而以史载唐朝高僧玄奘往天竺学佛为原型，备写人神驱魔，唐僧师徒取经历险故事的《西游》，其中描写的孙悟空形象，从学艺到被压五指山下的五百年等待，再到一路降妖伏魔，却备受紧箍咒的折磨；以及沙僧失手打碎琉璃盏所受到的严惩，甚至到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得真经，可经书还终被破损，不得完善的情节叙说；尤其在功德圆满后却不能尽如人意的奖赏，都不免令人心中隐有一分冷感。此种的悲情也可一字形容——凉！

 《西游记》给人带来的是心中隐隐漾出的悲凉之感，在历经磨难后，却不能获得相应的认可和无憾的圆满成功感的一份遗憾。让人在释怀之余，依然忍不住生出不能尽如人意的那么一丝丝的凄凉。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金瓶梅词话》。

 如果说对《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于受众而言，所带来的阅读体验是悲壮、悲痛和悲凉的感受尚属确切的话，那么《金瓶梅》更多给受众的悲情感受是什么呢？吾以为可用莫言先生的论说作答：“《金瓶梅》素负恶名，但是有见地的批评家却说是一部悲悯之书，这才是中国式的悲悯，这才是建立在中国的哲学、宗教基础上的悲悯，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和西方宗教基础上的悲悯。”[14]

 若说《金瓶梅》以前的中国长篇小说，为长篇文学提供了大苦闷、大抱负的精神样本，那么《金瓶梅》便是大悲悯的精神贡献者。而所谓的“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恶人。”（莫言语）一部长篇小说的创写者如果仅仅善于说故事，那是一种才华。而能够准确生动地描写出人物的苦难历程，具有精准的人物命运感的把握，才能使文学体现出哲学的深邃和思辨，才能把这样的大悲悯之情蕴含在字里行间。

 当这种中国式的大悲悯成为一种文学写作的思考时，那么“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量，才是真正的大悲悯。”[15]

 由此可充分说明，笑笑生以“暴露”、以“审丑”为其全力追求的审美形态的真正动因，其实质正是在于他所具备的大悲悯的情怀。行文至此，不由生出这样的慨叹：时空在穿越了几百年之后，笑笑生终于有了为数不多的知音。 也正是有了从《三国》到《金瓶》等元、明两代长篇文学精神的贡献，才有了清代《红楼梦》大感悟精神的出现，进一步补充了中国长篇文学精神的内涵，并成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精神的最彰显之作。

作者所著《曾庆雨〈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综上所述，《金瓶梅》对于中国长篇小说的精神构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反史传依托的取材，显示出文学创作应有的社会担当与责任的自觉态度；二是指斥时弊，揭示“酒、色、财、气”之人性丑陋，展示文学创作应具备的敏锐体察和深刻思辨的能力；三是“大悲悯”的情怀灌注，为文学创作增添了具有华夏文明所浸润，有中国思想所陶冶成就的中国式救赎精神。

 这三方面，在后来的文学经典中，尤其成为在反映社会现实题材创作的作品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精神特质，并曾经被作为一种“壸奥”（脂砚斋语），一再为后来的长篇叙事文学创作者不断吸取和升华，并由此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长篇文学精华。

注释：

[1] 刘上生. 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15页。   

[2] 莫言. 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蛙》序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第1页。

[3] 参看 论《金瓶梅》创作主体意识的价值及其影响  吴敢、胡衍南、霍现俊主编《金学论丛》第二辑之《曾庆雨<金瓶梅>研究精选集》{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15。第35页。

[4] （明）李贽. 李贽文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第十九册。

[5]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下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153页。

[6] 张苌. 古代小说理论中“泄愤”说的生成及意义.[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第3期。

[7] （明）兰陵笑笑生著，戴鸿森校点. 金瓶梅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1页。

[8]  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清）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88。第8页。

[9] （汉）无名氏.古诗十九首·人生不满百.（选自《汉魏晋南北朝隋诗鉴赏辞典》).[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1715页。

[10] 莫言. 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蛙》序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第1页。

[11] 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清）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88。第9页。

[12]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下册).[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152页。

[13] 莫言. 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蛙》序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第7页。

[14] 莫言. 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蛙》序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第3页。

[15] 莫言. 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蛙》序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