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徐朔方先生的名讳是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当时对古代戏曲产生了兴趣，读了一批古代戏曲作品及相关研究论著，汤显祖的《牡丹亭》、洪升的《长生殿》都是读的徐先生的校注本，且均有购藏。为了解汤显祖的生平，还读过徐先生撰写的《汤显祖年谱》。印象最深的是读《琵琶记讨论专刊》，1956年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专家学者讨论南戏名剧《琵琶记》，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徐朔方应邀参加了讨论会，作为否定派的代表人物，徐先生与前辈学者王季思、董每戡、赵景深、黄芝冈等先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徐先生多次发言，坚持自己的观点，回应前辈的质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阅读时感受，不仅完全赞成徐先生的观点，尤其佩服先生的勇气与才华。

徐朔方先生

有机会当面向徐先生请教是在北大读硕士期间，大约是在1986年春天，徐先生来北京参加两会，业师沈天佑先生请徐先生到北京大学讲学，我坐在教室的第一排聆听徐先生演讲，并负责端茶倒水擦黑板。演讲内容是徐先生研究《金瓶梅词话》的主要观点，重点讲《金瓶梅词话》属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金瓶梅》有自然主义倾向。这些问题，徐先生已经发表过论文，我都认真拜读过，对学术界的争论也比较了解。讲完之后，沈老师让学生提问，我斗胆提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关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世代累积型小说，在章回小说问世之前，都有相关作品流传，或相关文献记载，为什么《金瓶梅词话》除了因袭的《水浒传》中的人物和情节外，却没有文献记载？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方法。《金瓶梅》究竟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关于第一个问题，徐先生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陪同徐先生一同前往的刘辉先生说，这个问题还在研究。徐先生重点解答了第二个问题。此事大概给刘辉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2002年，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中国古代小说学术研讨会，刘辉先生参加了这次会议。茶歇期间，一群人聚在一起聊天，刘辉先生非常健谈，通常都是主讲人。不知何故，刘先生突然谈到徐先生到北大讲学的事，他说，北大的学生真厉害，徐朔方先生到北大讲学，学生提的问题非常尖锐。他肯定没有想到，当年提问的北大学生，就站在他的身边。徐先生到北大讲学的事就像发生在昨天，两位先生和沈老师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三位前辈先后辞世，叫人唏嘘不已。

《琵琶记讨论专刊》，剧本月刊社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研究生毕业后，我到烟台大学教书，几年下来，深感自己知识贫乏，能力欠缺，生怕误人子弟，加上当时烟台借书困难，一些常见的书籍也找不到，于是想到外出深造。1993年春，我给几所大学的教授写信，联系报考博士研究生事宜，其中就有徐朔方先生。没想到徐先生很快就给我回信了，欢迎我报考，并让我将硕士论文寄给他审阅。我将硕士论文《论冯梦龙的文艺思想》以及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几篇论文复印件寄呈徐先生，印象中有《冯梦龙与<忠义水浒全传>》、《冯梦龙著作编年与考证》、《冯梦龙戏曲理论刍议》、《<西游补>作者董斯张考》、《<张于湖传>与<金瓶梅词话>》，不久就收到了徐先生的第二封回信：

徐朔方先生致作者信札一

与第一封信称呼“承洲同志”不同，第二封信改称“承洲仁弟”，信中对拙作《冯梦龙与<忠义水浒全传>》给予谬奖，还将文中提出的《水浒全传》中征田虎、王庆二十回系冯梦龙增补这一观点补进了先生编撰的《冯梦龙年谱》中。先生不同意我在《冯梦龙著作编年与考证》一文中提出的冯梦龙编有《广挂枝儿》一书的观点，也一并在《冯梦龙年谱》补遗中指正。自己的习作得到著名学者的认可，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与鞭策。《冯梦龙与<忠义水浒全传>》一文能在学术界产生一定的影响，与先生的首次引述有密切关系。先生的提携之恩，终身难忘。

因种种原因，我最终没有报考杭州大学，原因之一是交通不便。当时家住烟台，孩子才四岁，烟台到杭州没有直达车，得到上海换车，换车只能买到站票，站几个小时到杭州，还有可能连站票也买不到，得在途中住一晚。如果到杭州读书，三年要无数次在烟台和杭州之间往返，每次都得中途换车，站几个小时，这样奔波实在太累、太折腾。最后选报了交通方便的南京师范大学，有负徐先生的期望，深感愧疚。

1993年秋，我到南师大报到之后，再次给徐先生写信表达歉意。1993年12月，先生的五卷本《徐朔方集》出版，第二年春季，徐先生又给我写信，并送购书优惠劵：

徐朔方先生致作者信札二

《徐朔方集》优惠券

我用徐先生赠送的优惠券，从浙江古籍出版社发行部邮购一套《徐朔方集》，还有两张优惠券随信一起保存至今，成为徐先生奖掖后学的最好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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