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80年6月参加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向全国招收研究人员考试，以四川省文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本应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因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建议我不到北京，遂主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申请留在四川，获得批准，于1981年2月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沈伯俊先生2016年4月70寿辰于百花潭公园

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我原定的主攻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不过，从1981秋天起，经过两三个月的反复考虑，我把专业方向改为明清文学研究，侧重明清小说研究，而把《三国演义》作为第一个研究重点。

从1981年底算起，我研究《三国演义》已经34年了。在此期间，尽管我在《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镜花缘》和其他作品的研究中也花了一些功夫，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我把绝大部分精力都献给了《三国演义》研究。——在学界同行中，大概没有人比我在《三国》研究中倾注的时间和精力更多了。

34年来，我出版了26部专著、专书，其中关于《三国演义》的占了20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关于《三国演义》的大约150篇；发表学术随笔、札记、鉴赏文章230余篇，其中关于《三国演义》的大约160篇。可以说，是《三国演义》那丰厚的思想内涵、强大的艺术魅力、深广的文化价值使我乐于为之上下求索。

回顾我的《三国》研究历程，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努力。

一

精心校理《三国》版本

在我的《三国》研究成果中，最具特色，最富创新意义，最有生命力的，我自己认为是以《校理本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几种《三国》整理本。它们是：

《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巴蜀书社1993年11月第1版；

《三国演义》评点本（正文亦经精心整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

这些整理本，被学界同行称为“沈本《三国》”。

那么，“沈本《三国》”是怎样成就的呢？

自1981年开始系统研究《三国演义》以后，在反复研读的过程中，我陆续发现了书中的一些错误。例如：张飞本字“益德”，《演义》却误为“翼德”；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官至行都护、卫将军，《演义》却误为“行军护卫将军”；历史上袁绍曾封邟乡侯，《演义》却误为“祁乡侯”；曹操大将李典本系山阳巨野人，《演义》却误为“山阳巨鹿人”……像这些对情节发展、人物塑造毫无益处，只能给广大读者留下错误印象的问题，有没有必要继续错下去？我认为应该予以校正。到1985年1月，我和任昭坤合写《试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从渭南之战说起》一文（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对《三国》中的地理错误作了初步归纳，明确提出：“应该对《三国演义》加以认真的校理，整理出一种新的本子。”1986－1987年，我与谭良啸合作编著《三国演义辞典》，我对《演义》中的人物、情节作了大量考证，仅《人物》辞条就加了623条按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指出《演义》中的“技术性错误”。例如：毛本《三国》说董贵妃是董承之妹（第24回），我的按语是：“据《后汉书•伏皇后纪》，董贵人（《三国演义》作“董贵妃”）应为董承之女。”《演义》说曹宇是魏文帝曹丕之子（第106回），我的按语是：“据《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曹宇系曹操之子，为曹操环夫人所生。”……通过这样一番扎实的工作，我对《三国演义》中的“技术性错误”的认识更加全面，越来越感到重新校理《三国演义》是时代的需要，是我们这一代学者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于是，1990年初，我毅然开始了这一浩繁的学术工程。

在校理过程中，我将自己的认识加以提炼深化，接连发表了两篇比较有分量的论文：《再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载《海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和《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6期）。前一篇论文，进一步系统分析了《三国演义》中的地理错误，将其归纳为八种：政区概念错误、大小地名混淆、误用后代地名、古今地名混用、方位错乱、地名误植、地名混位、地名文字错讹。后一篇论文，则站在更高的立足点上，从更广阔的视野观察问题，首次明确提出了“技术性错误”的概念：

所谓“技术性错误”，是指那些并非出自作者的创作意图，并非作品艺术虚构和艺术描写的需要，而纯粹由于作者知识的局限，由于作者一时笔误或者传抄、刊刻之误而造成的，属于技术范畴的错误。它们与那些由于作者的世界观、历史观和艺术观而产生的作品内容上的缺陷和艺术上的不足，完全是两码事。

根据这一概念，我将《演义》中的各种“技术性错误”加以综合考察，概括为五个大类：（1）人物错误。包括人名错讹、人物字号错讹、人物身份错误、人物关系错讹等。（2）地理错误。共八种（同上）。（3）职官错误。包括职官混称、随意杜撰、官爵文字错讹等。（4）历法错误。包括引用史书而错写日期、干支错误、杜撰历史上没有的日期等。（5）其他错误。包括历史人物年龄误差、名物描写前后矛盾等。这种种错误，总数多达八九百处，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这两篇论文，特别是《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发表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社会科学报》介绍了此文的主要观点，《文汇报》、《文摘报》、《东方时报》、《工人日报》、《齐鲁晚报》等纷纷予以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第2期又全文转载，引起了出版界和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

在重新校理《三国》版本的过程中，我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积极开拓：

1、正确的校理原则：（1）明确工作的目标和范围。所谓“重新校理”，是说在传统的标点、分段、校勘异文等古籍整理方法的基础上，着重在“理”字上下功夫；也就是说，针对《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特殊性质，充分吸收《三国演义》研究的成果，尽可能校正书中的“技术性错误”。其目的，是要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较好的读本，并为专业研究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2）充分尊重作者的艺术构思。凡作者有意虚构之处，一律不列入校理范围。这一点与第一点结合，严格区分“艺术虚构”与“技术性错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在理论上立于无懈可击之地。（3）《三国》的不同版本应当分别整理。

《三国演义》，沈伯俊、李烨校注，巴蜀书社1995年版

2、科学的整理方法：（1）如何校正书中大量的“技术性错误”，这是整个校理工作的重心，也是最为繁难之处。在传统古籍整理方法的基础上，我在不同的整理本中分别采取了这样三种方法：其一，对原文错讹之处不作改动，而在书末列出正误对照表，系统地校正书中的“技术性错误”。这种方法，丝毫不改变正文的面貌，同时又把书中的错误集中加以校正，使人一目了然，堪称最谨慎的一种方法，专家学者也最容易接受。但对一般读者来说，非得查看正误对照表，才能弄清那些“技术性错误”，显得不太方便。其二，对原文错讹之处不作改动，而加脚注指出其错误所在，提出校正的意见。这种方法，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面貌，同时又指出了其中的错误，学术上自然不存在问题，专家学者也很容易接受。但对一般读者来说，读到的作品正文仍然包含着种种错误，必须一一对照脚注方可明白，也比较麻烦。其三，直接改动原文，并加脚注列出原文，说明其错误之处和改动的依据。这种方法，校正了原文中的“技术性错误”，使读者直接看到正确的正文，对读者最为方便。同时，以脚注的形式保留了原文，在学术上也是十分严谨的。读者若有兴趣，可以逐条覆按，专家学者也完全可以放心。这几种方法，实质上是相通的。（2）在加注释时，注意针对读者的需要，着重注释那些读者不知道或似是而非的地方，给读者提供新知。如《校理本三国演义》第6回注“荥阳”云：“荥阳：县名。属司隶州河南尹。治所在今河南荥阳东北。按：荥阳在洛阳以东，董卓西迁长安，不应经过荥阳。历史上曹操曾与徐荣战于荥阳，但未追击董卓。《演义》将二事糅合。”又如第120回写到西晋灭吴，君臣皆贺，骠骑将军孙秀却“向南而哭”，读者可能会不理解，我就在此处注云：“孙秀：孙策幼弟孙匡之孙。曾任吴国前将军、夏口督。建衡二年（270）投奔晋国。”这样读者就明白了：原来孙秀尚有故国之思。对此，丘振声先生赞许道：“沈本的注释，深入浅出，释中有辨，为读者深入理解作品的意蕴，更好地进行艺术欣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沈注是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很多情况下，两者互为表里，互相补充。……糅注释、考证、校理于一体，具有创造性。”

《三国志通俗演义》，沈伯俊校注，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

3、严谨的学风和过细的精神。重新校理《三国演义》，首先要以深入的研究为前提；泛泛的阅读、表层的接触，是不可能发现问题的。同时，还必须一丝不苟，细心检照；如果粗枝大叶，也会放过许多问题。例如，《演义》第15回写袁术的长史名叫“杨大将”，这本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过场人物，但仔细翻检史料，却发现这个名字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错误”。《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云：“（袁）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孙）策……”《演义》作者漏看“弘”字，加之古书无标点，遂将“杨弘”误为“杨大将”。从嘉靖壬午本、“李卓吾评本”到毛本，竟然错了几百年！今天，我们发现并校正这一错误，难道不是有功于罗贯中，有益于读者的好事吗？

《三国演义》，沈伯俊校理，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

这些年来，国内外同行给予“沈本《三国》”的高度评价，远远超过我的估计。早在《校理本三国演义》问世不久，著名学者陈辽先生就撰写书评，率先称之为“沈本《三国演义》”，指出：“这个沈本《三国演义》，是迄今为止《三国演义》版本中真实性、学术性、科学性最强的一个本子。” （陈辽《真实性•学术性•科学性——评沈伯俊〈三国演义〉校理本》，载《社会科学研究》1992年第6期）此后不久，著名《三国》研究专家丘振声先生撰写书评，高度评价道：“沈本是近年来研究《三国演义》的一项重大成果，也是沈先生对《三国》学的一个突出贡献。”“沈本辨伪匡误，嘉惠读者，功在千秋。”“沈先生校理出来的错误，为我们提出许多新的研究课题，这对于进一步深入地认识《三国演义》所蕴涵的深层意识与艺术价值，了解其成书过程，乃至版本衍变都是很有意义的。”（丘振声《辨伪匡误，功在千秋——评沈伯俊〈三国演义〉校理本》，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3期）著名《三国》研究专家关四平教授称沈本为“《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充分肯定道：“沈伯俊的校理工作，从学术理论角度考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经得起反复推敲和时间检验。……校理工作既富于创造性，又具有科学性。”“毛本出现后三百多年来，再无人对其版本作过全面、细致的整理，因此说，沈伯俊的校理本在《三国演义》版本史上是一种开拓，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无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为学术界提出了新的课题，给人颇多启迪。”（关四平《〈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评沈伯俊对〈三国演义〉的校理》，载《学术交流》1993年第3期）日本著名学者、《三国演义》日文版翻译者立间祥介教授表示：沈本《三国》“注释也很周到，远远超过了迄今为止的诸种注释。今后我也打算参考您的注释，重新修改日文版《三国演义》。”日本《三国》研究专家上田望教授也曾撰文，对我的几种《三国》整理本和《三国演义》评点本作了介绍，并予以充分肯定（上田望《排印本〈三国演义〉的新面貌——以沈伯俊校理本为中心》，载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二号，1996年）。美国著名学者、《三国演义》英文版翻译者罗慕士（Moss Roberts）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布法洛）董保中教授，欧洲著名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等欧美学者，对沈本《三国》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国演义大辞典》，沈伯俊、谭良啸编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

除了中外学者的肯定和推许，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上下五千年》专题节目，介绍《三国演义》时，画面上的三种《三国》版本，均为我的整理本：《校理本三国演义》、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三国演义》评点本。中央电视台、北京大学联合录制的大型系列专题片《中华文明之光》第104集《三国演义》，片尾展现的四种《三国》版本，有两种是我的整理本：《校理本三国演义》、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此外，还有多种学术著作把我的《三国》整理本列入主要参考书目。

到2002年，梅新林、韩伟表的《〈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一文这样评价道：“沈伯俊以一人之力，穷近十年之功，校理刊行多种版本，代表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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