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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琦访谈 l 专访助力中国创新创业的“群蜂社”创始人蔡聪先生－访谈第2期
我曾于2016年5月，与本文主人公蔡聪先生一起随中国科技部组织的以色列考察团赴以色列考察就认识了他。那次考察对蔡聪先生的启发很大，回来后，“群蜂社”便诞生了。五年半过去，“群蜂社”已颇有成就，其首创的“社群投融资”模式，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创业学写成了创业学案例。这段心路历程，蔡聪先生也在访谈中娓娓道来。
—— 杨琦
大湾区访谈之二：
用资金、智慧和资源助力中国创新创业 专访群蜂社创始人兼CEO蔡聪先生访问时间：2021.8.6
群蜂社成立于2016年年初，是由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分享投资”孵化的“享投就投俱乐部”演变过来的一个独立的专业创业与投资服务机构。2017年8月正式更名为“群蜂社”。“群蜂社”是一个由投资人以及创业者组成的会员制线上社群组织。
股权众筹新玩法，投资平台群蜂社
据群蜂社的创始人兼CEO蔡聪先生介绍，股权投资是整个创业生态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基本上现在的高新科技、新兴行业是离不开股权投资的，因为它跟我们传统的制造业不一样，新兴科技一般需要非常长期的积累，这些过程都没有收入，都是投入即支出。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在这个阶段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股权投资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信息化产业发展的契机，主要是跟美国硅谷的新产业相关。直到今天，这个模式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仍然沿着原来的套路募集基金，主要是面向高净值人士、上市公司的老总或者家族办公室等，每年向他们收取2%的基金管理费，然后往外投资。投对了，赚到利润，再收取大约20%的利润分成。现在就全世界来说，风险投资最热的两个地方是美国、以色列。其实在以色列多数风险投资者都不是以色列当地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基金。五年前，蔡聪先生曾去以色列考察，感觉以色列的创新项目较有突破性，回国后做了一个250万美元的专项基金，投资了五家以色列初创企业，有几家发展较好，有一家已经倒闭。虽然只是投资了几百万美元给以色列企业，但是风险很大，难度很大。蔡聪先生说：“我是10年前入行风险投资行业的，当时风险投资行业蓬勃发展。我们对标的是一家美国公司Angel List。这家公司是众筹的鼻祖，也就是说股权众筹。这使得天使投资这种投资模式可以下沉到普通人，因为这种交易额比较小，不一定非要是高净值人群才可以。除了美国Angel List，以色列也有类似的公司Our Crowd。于是我们在中国也遵从这一理念做了群蜂社。只不过中国的法规与美国的法规有比较大的区别。美国在股权众筹领域有专门的法规叫做‘乔布斯法案‘，中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中国依据中国的法规做了群蜂社。我们做了5年，一共投资孵化了70家初创企业，都是新兴领域的初创企业，一共投出去的金额大概是6亿人民币。我们服务的投资人会员有1万多人，其中投过钱的大约有800人。”
接下来，蔡聪先生介绍了群蜂社的会员接收和投资过程。首先，想成为会员，需要经过认证，因为中国法规需要我们有风险识别能力，也需要前来投资的会员有风险识别能力、有理性，因此群蜂社有一个识别和评估会员的过程。中国没有专门的股权众筹法规，群蜂社这种模式的法律依据是“有限合伙企业法”，因此，群蜂社会员的投资门槛不能放得太低，人数也不能太多，比如一个有限合伙企业最多50个人。如果起投额10万左右，那么总共就有500万，这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就够了。群蜂社现在有大约14个全职员工，有大量的编外团队，如果算上编外团队成员，一共有大约40人。编外团队是不需要发工资的，他们只是在群蜂社里开展投资业务。比如，编外团队中的某个人在某个领域是专家，那么他可以作为项目经理操盘我们这个平台中的某个项目，包括调研、讲解、募集、投后管理，相当于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执业。群蜂社的用户大体分三部分：一部分是中小企业主，而且大部分是传统领域的企业主，比如开餐厅、做宠物行业等，他们有投资的需求，群蜂社平台就给这些中小企业主们带来机会，投资或了解其他行业或新兴行业；三分之一是大型企业的高管，比如华为的高管、腾讯的高管，他们个人收入比较多；另外还有个人投资者包括国企员工等。群蜂社会员的年费是499元，相当于评估筛选费，用来筛选想要进入该平台的会员。群蜂社并没有局限在大湾区找项目，而是将触角伸到全国乃至以色列、日本等国家，当然主要是聚焦于中国。回顾过去投资过的70多个项目，大部分是集中在大湾区的。目前，群蜂社总部在深圳，在全国其他城市也有自己的团队成员但并没有设办公室。对于群蜂社的发展里程碑，蔡聪先生介绍说：“首先，从用户规模和投资规模来看，目前平台上有效的投资人已经突破了800人，投资额突破5亿。群蜂社已经进入了第二个五年，希望未来五年内有效的投资人达到1000人，投资额达到10亿，并且能够产生一些退出的项目。退出方式包括公司回购、大股东回购、被其他的大企业认购、IPO等。已经退出的项目中有一个是纳斯达克上市，其他的都是卖掉股权。群蜂社的使命就是支持天使轮投资，等企业涨到A轮阶段的时候，就卖掉。”
创业热土大湾区，资金人才吸纳地
中国的长三角、大湾区是创业最热的地方。蔡聪先生认为大湾区是最适合创业的一个大区，尤其是深圳、广州，都是创业最热的地方。大湾区的几个城市都在竞争，同时，这些城市分工也比较明确，比如惠州、东莞、中山，承担先进的制造业，因为它们在这个领域的生态系统比较好；就珠海而言，它对创业者也是很有吸引力的，会给予各种优惠措施，比如免税。政府看到创业企业团队好且有发展前景，就会加大支持力度，比如送土地或者按照企业需求给予相应的帮助。以深圳来举例，深圳市政府有100亿天使母基金，即有100亿资金额度用于扶持创业。比如，如果群蜂社这样的民营机构能够募资1亿来创业，政府就会配资1亿来扶持，于是这种民营机构就可以操盘2亿资金。如果亏损，政府会和民营机构按比例来承担亏损；如果盈利，企业只需还给政府本金和一点利息即可。不过政府对于这种扶持是有要求的，它要求必须要扶持初创企业，而且必须是高新科技企业。蔡聪先生说：“我们去年跟深圳市政府组建了一个基金，规模1亿。然后我们就开始投资深圳的一些初创企业，深圳的母基金要求子基金投资的项目必须有80%落户到深圳，如果不是深圳的企业，也必须要落户到深圳，因为城市与城市之间也在抢初创企业。”至于社保、公积金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支持，蔡聪先生认为大家不是特别在乎，而是特别在乎股权投资基金。吸引创业者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是创业生态比较好，第二是产业链比较发达，第三是人才比较多。在深圳，腾讯、华为这些公司每年培养了很多人才，这里的许多创业者都是来自腾讯、华为、大疆等企业。
国家政策是导向，创业精神是根本
蔡聪先生认为，每个成功的创业企业，其成功的因素都不一样，创业本身是综合能力的比拼，比如创业企业开发的技术和产品究竟有没有解决一些痛点或满足一些社会需求。在此基础上，有没有能力组建一个强大的执行团队，就关乎到公司的治理能力。另外，还要看有没有持续融资的能力，有没有很好的资源，包括客户资源、人脉资源、资金资源等。不过，不管什么样的成功企业，归根结底还是创始人的创业精神。蔡聪先生说：“在中国做创业创新是有技巧的，尤其是我们这种金融领域的创业创新。其实不管是金融领域，还是新兴行业，刚起步的时候都会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环境，即，立法相对滞后，跟不上民间商业社会的创新。我们这个行业，只能用现行的法律法规来做我们的商业模式。比如，我们投资了一家企业，有几十个投资人参与，那么做工商变更时这几十个人都必须要在网上注册、刷脸，这个过程要十多天才能完成。这对于创业者来说就会很尴尬。再比如中国的P2P模式、支付宝模式、民营快递模式、网约车模式，都是在摸索中前进。我觉得在中国创业，首先要充分了解中国的国情。创业者在一些新兴领域可以尝试着发展，但是有可能会遇到大家之前从未预料的问题和风险。很多创业者现在的解决方案就是找到一些地方性的政策，比如深圳的政策不合适，就注册在其他城市。注册在哪里，就把税交到哪里。”另外，蔡聪先生也感慨说，虽然在深圳有很多孵化器、产业园区，但公共服务还做不到满足各种创业企业的个性化要求。有些个性化支持只会提供给大企业。那么该如何寻找有潜力成功的创业企业呢？蔡聪先生认为在中国无论做投资，还是创业，肯定是跟着国家政策走的。比如，“十四五规划”里面重点扶持哪些行业，哪些行业就会有政策红利。目前比较能够形成资本共识的，通常是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半导体芯片、半导体零件、量子计算等。当评估一个企业时是综合考察的，初创阶段的企业主要看创始人对自己产品或技术的理解，以及企业家精神。
新冠疫情常态化，群蜂在线做投资
蔡聪先生认为新冠疫情对自己的业务基本没有影响，因为群蜂社的业务基本上是Online进行的，但是对群蜂社投资的一些企业是有一定影响的，比如开门诊的、开餐饮的。他也认为，不管有没有新冠疫情，线下业务跑到线上来都是不可逆的趋势，只是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个趋势。另外，现在企业都开始数字化、信息化，比如群蜂社现在根本不需要办公室，已经投资出去的6亿资金，全都是Online走出去的。就蔡聪先生自己而言，其800多个有效投资人会员有一半都是没有线下见过面的。蔡聪先生觉得新冠疫情影响比较大的是国际交流。就他自己而言，已经两年没有去过香港，也没有去过境外，而且这种状态未来几年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国的抗疫措施与国外是有差别的，中国必须要“清零”，这对国际交流影响就很大。在新冠大流行影响下的创业生态系统中，技术、政策、投资者、孵化器、学术领域每一方都在努力适应当前形势，同时创业者也都是能够适应社会和环境发展的，否则可能早就被淘汰了。
香港优势不寻常，法律法规可创新
至于香港希望为大湾区创业者提供好的服务，蔡聪先生说：“我觉得香港可以跟深圳的创业生态分工合作，而不是说要复制一个深圳，那是香港永远做不到的。而且深圳自己也在迭代，深圳把一些制造业都转移到东莞，只留下研发中心。那么，香港在科技领域可以专注于前沿科技的探索，例如在实验室里做基础研究，作为科学技术的发源地，然后在深圳孵化，在东莞生产。香港与内地这样分工合作，才能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另外，蔡聪先生也认可香港有自己的优势，比如法律法规比较健全而且比较明朗，建议香港可以出台一些政策法规，允许真正意义的众筹企业、数字货币企业等。香港可以在这些模式中进行法律法规的创新尝试，制定一整套游戏规则，让大家来这里做新的商业形态。这些都是香港比较有优势的地方。据了解，香港之前也有类似的尝试，吸取所有的小资金来进行滴灌式地扶持初创企业。同时，香港的银行有很大优势，比如跨境转账很快，资金进出比较自由。在蔡聪先生的投资经历中，投资过一家由香港人创业的内地企业。他觉得香港创业者在内地发展和融合都挺好的。如果是香港本地人创业，蔡聪先生建议可以在金融科技领域进行探索，因为金融是很注重法规政策的领域，香港在该领域有优势；另外针对一些前沿科技，香港的几所大学也可以将一些技术产业化；香港人也比较擅长大消费领域。谈到未来在香港拓展自己的商业版图，蔡聪先生计划将围绕香港的几所大学挖掘科研成果，如果其中的一些成果已经准备好产业化，那么蔡聪先生可以给他们支持，不过很有可能是要求他们到深圳来，因为深圳的创业土壤不一样。整体上，香港的创业生态还没有建立起来，香港的风险投资机构也不够多，因此不可能有好的创业生态。香港该如何打造一个好的创业生态呢？蔡聪先生建议说：“香港要出台一些对创业者比较友好的政策法规。比如我们做股权众筹的，香港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模式引进来，成为生态的一部分，这样，我们这种平台就可以去支持香港的初创企业了。也就是说，香港把创业生态的各个环节都引入进来，那创业生态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另外，香港还可以学习深圳市政府或者学习以色列人，直接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支持初创企业的投资。”关于香港独特的贸易地位，蔡聪先生表示，风险投资基金很少会投资贸易，但是大消费、进出口、电商这些领域，香港可能会有一些优势，比如跨境电商会把香港作为一个中转地；再比如有些公司要到海外上市，那么可能会把公司主体放在香港。蔡聪先生说：“我们的境外主体也是设在香港的，所以香港在这些领域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投资成败皆有趣，得失尽在谈笑间
回顾蔡聪先生的群蜂社投资过的70多个项目而言，有失败、有成功。因为所做的都是早期投资，所以失败案例是多过成功案例的，但是只要成功一两个案例，那么其投资回报是可以抵消其他失败案例的损失的。其中投资的最差的案例在投资后半年就宣布倒闭了。“哈哈！“谈到失败的案例，蔡聪先生依然乐观地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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