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译学: 问题何在?
黄忠廉教授
题中“问题”是个问题，需要界定：往大，指当下中国译学研究存在的宏观问题，往小，指需要研究的微观问题。大小合一，可归为七对问题，每对之中各有侧重，可按照古今中外、从具体问题到学科建设的逻辑顺序排列：历史与现实、原创与译介、语言与文化、内部与外部、基础与应用、本体与关系、译学与译术。
问题之一：借古鉴今，服务智库
鉴往知来，翻译史研究可以考证和解释译内方方面面所存在的问题，诸如本质、类型、规律、标准、过程、机制、单位等，甚至预测其发展趋势;同时可以放大视野，跳出翻译行为之外，考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促进、丰富、作用等，以此规划现时和未来的翻译事业。一段时期以来，翻译研究课题比较重历史，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现实研究不够，今后中国译学研究应多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成为国家智库的重要来源。
现实问题研究若能立足中国国情，可以找到一些重要甚至重大的课题，如文化输入向输出的转化、文化翻译中的扬弃、翻译与国家安全、多语服务与国家形象、翻译手段现代化、翻译教育等现实问题。而中国各民族翻译史、各领域翻译史、中国史上几次翻译高潮、各断代翻译史、西方英美等国之外的其他国别翻译史、东方国别翻译史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或译介的课题。
问题之二：吸收外援，注重原创
我国多数学科的理论都靠引进，译学理论引进历经了六十余年，基本上是印证多而修正少，长期处于引进期。中国译学虽已过沉寂期，进入反思期，译界学人的理论自觉意识日渐增强，一批译学博士在海内外受到科班训练，逐渐走向国际学术舞台，开始了平等对话期。十年来原创之风开始吹拂，原创期有望出现。
英语原版译学著作的引进和利用已成主体，译介方式已由全译改以变译为主，即直接吸收国外译论融入自己的研究，原创研究逐渐走向前台。西方译论学好本来不易，联系中土实际用好更难，只有破除西方为体、本土为用的迷思，中国译学才会走向真正创新。史上每逢翻译盛世，都是理论和理论家诞生之时，丰富鲜活的实践需要细致深入的解释，从而催生理论，理论反过来可以预测和指导发现更为丰富的翻译事实。我们反对套用嫁接式创新，赞成演绎式创新，更主张归纳式创新。起初的创新可能是马建忠式(借鉴印欧语法创立汉语语法)的类比研究，较高层次的创新则是自主创新，即由精通译艺、颇具译学素养、知晓西方译论的中国学者反思中国译论，借力跨文化交际的精髓，结合汉外互译事实，发掘中国翻译思想独有的理论元素，创立新范畴，提出新概念，建构术语体系，实现理论创新。
问题之三：立足语际，借力文化
跨文化研究视域广，起点高，扩大了译学研究的视野。译学研究飘得再高再远，悬于一线的仍是语际变化;总做文化层面的研究，或者动辄与文化挂钩，翻译学博士论文越来越有此趋向，有些不免大而无当，难免隔靴搔痒。面对这一现象，应提倡的是:既要支起望远镜，做跨文化研究，找到与语际变化相关的切合点，从宏观角度俯视翻译;更要安稳显微镜，做语际变化研究，小题大做，借力跨文化交流研究语际变化。
语际变化是最具体、最直观的行为。语际的对、增、减、移、换、分、合七大全译策略，增、减、编、述、缩、并、改、仿八大变译策略亟待深究;汉外互译现象有待进一步观察，其内在规律有待系统描写，其基本原理有待深入解释。潜心研究以语际为主的符际变化，必要时举头向文化，寻找更大的解释空间;文化译介渠道、文化接受心理、翻译策略文化诠释等研究正在且仍将增加译学研究的厚度，曾一度淡化的语际细究已悄然回归。相对于汉外语际翻译，西方亲属语言间的翻译比较容易，西方译论因此多向其他学科拓展，发生各种研究“转向”，其研究成果值得借鉴，但千万不能忽视远未究清的汉外语际变化规律，不能跟风过度，否则中国译学研究会失去更多的话语权。
问题之四：兼顾内外，侧重译内
凡学科研究都有内外之分。译内研究指对翻译行为本身的研究，译外研究指翻译行为之外的相关研究。译外研究不可或缺，译界学人可借其他学科知识回眸译内研究，但外因必经内因才起作用，译内研究才是译学界的看家本领。
翻译活动可分译前、译中和译后三大步骤，译中即翻译行为本身，又分为原语理解、语际变化和译语表达三个环节，其中只有“语际变化”(变通+转化)才是翻译有别于单语活动的根本特征。由此可见，变化是翻译的轴心，那么，基于转化规律的全译研究、基于变通规律的变译研究、语际思维科学研究、语际认知科学研究、语际心理科学研究等都是译内必究或有待开掘的重大课题。而翻译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比较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管理科学、计算机科学、军事学等视角研究等都是译外研究的诸多课题。
问题之五：夯实基础，突出应用
基本理论具有共性，吸收国内外一切语际翻译理论都是必须的。基本理论可用于不同领域，产生应用理论，还可从各类翻译实践中产生应用理论，再从应用理论提炼理论元素，进入基本理论。译学研究无基础将失魂，无应用则落魄。
就当前译学理论而言，翻译的本质、分类、规律、原则、标准、过程、单位等基本范畴或需重新界定，或需深入细究，或需建立体系，或需经翻译实践证实与证伪，整个译学思想则需要提炼提升，直至系统化和学科化。目前应用翻译已是翻译实践的主体，其理论研究已居研究的主流，其理论研究基础却较弱，系统化和理论化更是当务之急，应用翻译学基本范畴及其分支学科均值得探索。
问题之六：理清关系，坚守本体
译学研究走向何方，是译界必须深思的基本问题之一。由于译学自身无坚实的理论，研究门槛较低，导致其他学科纷纷渗入。有鉴于此，译学研究应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和强烈的学科意识，既要借鉴其他学科，更要固守本学科，创建概念明确、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的学科体系，于学科关系中坚守本体。
研究某事物的学科称为本体学科，译学应围绕翻译本质等核心问题而展开，而翻译活动涉及行为和主客体，包含翻译行为、翻译主体、翻译受体和客体，对翻译行为、译者、读者、原作、译作的研究均属于本体研究。为此，应该主张立足于翻译实践，直面译事热点、难点和重点，以基本问题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而上述五大本体元素延伸开去的其他学科研究则属于外围的关系研究，这些研究事物关系的学科称为关系学科，如翻译哲学、翻译美学、翻译文化学、文化翻译学、翻译心理学、翻译地理学、翻译生态学、翻译经济学等，它们与翻译本体的关系疏密不一。正如专科门诊是医院行医之本，需要时才多科会诊;译学研究固本不易，期待深掘，关系研究在结合中应指向翻译这一轴心，译学研究整体上可偏向前者。
问题之七：以学导术，共建译论
总体上，译学创建过程取“译事→译技→译艺→译论→译学”的上向路线。中国翻译实践因汉外互译自身的特殊性所产生的译技、译艺和译论有别于西方，比西方亲属语言之间的翻译产生的认识应该更丰富，更接近翻译的本质。因此，汉外互译理论研究上接翻译学，下接翻译术，以“学”导“术”，创建顶天立地的译学理论，应是当下第一要务。
译学研究基于翻译事实的发掘，离不开“术”。学科始于可研究的对象，如译例和译事，由此提炼译技，继而升为译艺，进而升华为译论。译技和译艺可统称为“译术”，1990 年代以前译学研究对象主要是汉外互译之术，后因研究的理论意识增强而被忽略。汉外之间译术研究的家底如何，有待盘点清仓，需要沉得住气、坐得了冷板凳的学者实事求是地展开系统研究。而学科的建立是翻译研究的目标，学科需要各种理论支撑;译学界需要学科的蓝图，需要各种理论假设;而译学术语有待整理规范，译论须有原创术语，不能过多地借鉴其他学科，需明确一批基本术语，抽出一些主体术语，凝炼若干核心术语，翻译学科便可逐渐建立。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黑龙江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编号：TD201201)和国家“十一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严复变译思想研究”(项目编号：08BYY079)的资助。
作者简介
黄忠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语言对比。
本文发表于2014年《外国语》第4期，第9-11页上。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发布于“大民说英语”公众号，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