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兄弟：我只是投胎投得比他们好

本文2015年发腾讯《大家》，当时网上有很多人骂他们穷是因为太懒惰，品性太差，我心有不平，所以写了这篇。很欣慰地看到，这几年，凉山彝族陆续从高山上搬迁出来了，我相信他们一定能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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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凉山并不熟悉，不过二十年前短暂呆过一段时间而已。

因为去过，每次凉山的新闻出来（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心中都会郁结些情绪，想要说说。又因为不懂，每次只是随口感慨两句就算了。

照例，我还是先讲讲往事，再谈谈随想——所知实在有限，与其说与大家分享我的见识，不如说想与大家分享我的情感。

【甘洛往事】

那是95年冬天，当时我被厂里选送到四川工业学院委培，年少轻狂，天天旷课。期末考试结业五科，几乎全面旷考，自然不敢回家，找了个借口，说是要在成都打工。

其时高中好友文大也来到了成都，一起找工作。文大比我先找到工作，他每天从打工的火锅店贪污20元给我作为第二天的活动经费。然而我却迟迟没有找到，有一天，文大提议，干脆他辞了工作，跟我一起去凉山甘洛找他老爸——文叔在那里承包了一个矿洞。

没钱买火车票，一路逃票。查票的往前走，我和文大就往后躲，等中途到站停车，赶紧下车往已经查过的车厢跑。还有一种方法是跟彝族人混在一起，列车员根本不会去查他们的票。后一种方法更好玩，但一怕装得不像，二怕彝族人不配合，终于没敢尝试，颇有些遗憾。

到了甘洛火车站，坐中巴去矿山，路况极差，一路颠簸，周围的风景，两个字形容足矣：苍凉。然后走路，爬了几个小时山，到了半山腰的矿山上。

我跟文叔一见投缘，终日围着火炉把酒聊天，俨然忘年之交。偶尔进矿洞帮手，干了一阵，听见文叔雇的彝族人说nia nia nia（拼音，彝语，走的意思），大急：“不慌nia！不慌nia！才干3小时。”别人根本不理我，一哄而散。我也笑吟吟地跟在屁股后面走了。

文大教我怎么辨识彝族人，除了服饰，还可以看眼神：彝族人眼神直直的，不像汉族人骨碌碌转来转去。为什么他们眼神呆滞？因为他们经常在山上放羊：披着察尔瓦（披风），坐在那里，一坐就是半天。文大曾经指着一个放羊的彝族人问我：“你看他在看什么？”我仔细看了好一会，答道：“他什么都没有看。”

但他们唱歌都唱得很好，人人弹的一手好吉他。除夕夜，我躺棚子里静静地听隔壁彝族人唱歌，一曲终了，我笑嘻嘻喊“再来一首”，人家却害羞不唱了。

大年初二，闲着没事，我和文大去爬山，据说山顶上有海子。兜着装了硬糖，带了两个土豆，一人一包索玛烟（这是我抽过的最难抽的烟，刚开始抽喉咙痛了好几天，后来慢慢习惯了），山极陡，没有路，爬到了中午一两点，还没到顶。没看到海子，但再不下山就回不去了。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原路回不去，还得另外找路。

就在这种地方，我们居然发现了一户彝族人家，当时我极其吃惊，不知道他们靠什么生活。文大指着屋旁一小块土地说：种土豆。我问他们为什么不下山去，文大说，听说他们去平坝会生病，我将信将疑。

现在回想，在矿山上的十多天，我一直没有跟彝族人聊过天——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他们也不与陌生汉人说话。

过完年，我和文大再上成都，路过甘洛县城，听说几天前打架死了7个人，火车上，文大给我200元，是文叔给我的。

此后我再也没去过凉山。最近十年从事媒体，偶尔看到凉山的新闻，要么是童工被卖到东莞工厂做工，要么是智障被同乡骗到矿井制造矿难骗取钱财，要么是艾滋病和毒品泛滥，最近的一次，是“世界上最悲伤的作文”。

然后，有人说，他们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好吃懒做，品性恶劣。

如果只是一个人这么说，不值得较真，然而看网友评论，这其实是多数人的看法。

二十年前，我不到二十岁，看不懂我所看到的那些片段，二十年后，阅历渐丰，见了些人情世故，说说我的感想。

【高山上的彝族人】

比如我在高山上看到了彝族人家，那背后有多少涵义？

五年前，贵州大旱，我去贞丰。雇了辆车，开了几个小时，到了一个叫者砍村的地方。本来是采访旱情，先被那里的贫穷给吓了一跳。我没想到那个地方，一年会有半年断粮，有几家房子，夸张点说，风都能吹倒。其中一户人，家里老人刚去世，米缸一粒米都没有，全家只有五块钱，村干部领着去乡上，才带回来两百斤米和两百块钱，把丧事给办了。

我看见有人在收麦子，一大片地，大概打了三四十斤，算起来亩产不到100斤。再一问，种子就要撒50斤。这个地方的人懒不懒我不知道，但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贫穷与懒惰。

假如你寻常干活一年能挣500元，拼命干则能挣600元，你选择懒惰还是勤奋？

这个假设并没脱离实际，有学者十年前在凉山州越西县西山乡西堰村一组做过调查，该组农户人平均旱地3分，稻田1.1分，全年现金收入400元。这个地方属于二半山区，而我所看到的那户人家，是在自然条件更恶劣的高山地带。那种环境下面，如此低的劳动产出，请问勤奋的意义在哪儿呢？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用化肥？且不说他会不会用，买不买得起，运输就要了命了。想想看，我爬了几个小时才爬到半山腰，又爬了一上午才爬到那户彝族人家。我看见过彝族人赶着一头小猪在山上走，过了半天还在山上走。这就是高山。

懒惰，其实是这种环境下的理性选择。小时候我妈开玩笑地给我说过一句谚语，具体不记得了，大致意思是虽然饿了肚子，但至少得了闲——人总得占到一头不是？

何况，很多时候他们根本就无事可做——冬天，假如一个南方的农民指责北方的农民太懒惰，有意思吗？实际上，该干的时候，他们总会干的，只不过是以他们的方式来干，未必合你的意。

“懒惰导致贫穷”充满着误解和成见：同样条件下，某人格外贫穷，可能与懒惰有关；但在某个地方的穷人普遍“懒惰”，也许最主要的原因是劳动毫无价值。贫穷和懒惰有时候并不是因果关系，而都是环境伴生的产物。过度强调“治穷先治愚”，就是认定人能胜天，其实人的主观能动性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外面的人之所以坚持认为是懒惰导致了贫穷，是因为不知道穷人的生存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不曾目睹也无法想象，最后只能推己及人——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境因素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这从心理上并不难解释。倘若贫穷只是因为懒惰，那旁人大可不必为之不安。为什么我们总是对穷人的品行那么在意——地铁乞讨者的各式负面新闻，永远有超高的浏览量和评论数——很大程度是因为这样可以卸下自己的道德负担。生活已经很累，谁愿意再给自己找不痛快呢？看电影我们也喜欢看喜剧而不愿意看悲剧。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一年给你一万块钱，让你去呆在那种高山上，你愿意吗？即便你拥有现代知识，你又能做什么？

那他们为什么会到高山上？甘洛的彝族人很恨诸葛亮，他们说是诸葛亮把他们赶到山上去的。这个说法是否符合史实姑且不论，至少说明他们并不情愿。多说一句，所谓诸葛亮七擒孟获，完全经不起推敲，哪有那么仁义，充斥着的是残暴（抓走精壮男子去战场当炮灰，老幼则发配给大家族）。到了清朝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其血腥犹有过之，外地的彝族人也被赶进了大凉山。

我并不是说彝族人只是单方面受迫害，我老家在紧邻甘洛的乐山，小时候父母吓唬小孩子会说：再不听话，老彝包就来抓你了。这并不完全是一句吓唬人的话，而是事实。清末凉山彝族受益于鸦片贸易，购买大量枪支弹药，经常下山掳掠汉人回去做“锅庄娃子”（等级最低的奴隶）。但不管怎么说，最终的结果就是汉族人占据了自然条件更为优越的平原，彝族人则不得不住到了山上。

我说这些，不是算旧账，完全没有必要算了，而是说，想让高山彝族脱贫，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让他们从高山迁到平坝——有人不赞成这个观点，但我很笃定。

在这一轮讨论中，很多人认为凉山扶贫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实际上，移民扶贫是一个难得的亮点。2007年凉山州以工代赈办公室对5822户、8536人搬迁户进行了回访抽量调查，结果显示，人均有粮从搬迁前的639.7斤增加到了916.5斤，增长43.27%；现金收入从人均666.47元增长到了1059元，增长58.9%；就学人数更是从2415人增长到了5232人，增长117%，入学率达到100%（道理很简单：即便不要钱，爬几个小时山路去上学终归是件辛苦事）。

只要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人们没有想象的那么安土重迁。我爸妈现在住在镇上，他们对农村老家毫无留恋，有时候我和我姐甚至会觉得爸妈太过“无情”，现在明白，那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吃尽了苦头，有什么好留恋的？不要说汉族，平坝彝族也一向是高山彝族羡慕的对象，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从山下搬下来。“最悲伤的作文”曝出之后，新华社做了一篇关于凉山贫困的报道，其中一部分涉及自主移民，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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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凉山是中国最贫困的角落之一，然而在这个贫困角落里也有“绿洲”——以州府西昌为中心的安宁河谷地带，是四川省第二大平原。这里气候宜人，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数十年间，来自州内高山苦寒地区的数万彝民，背起行囊，远离家乡，来到河谷四周开荒建房，安身立命。这群自主移民们，用自己的手和脚，走出了大山，也走出了贫困。

在西昌市川兴镇焦家村，66岁的吉木五支莫是最早搬来当地的自主移民之一。吉木告诉记者，她老家在国家级贫困县昭觉县普诗乡杉木树村，那里气候寒冷，粮食产量低，连饱饭都吃不上。吉木说，她后来听说焦家村这个地方环境不错，在27年前便和丈夫一道，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迁来。

“当时这座山上啥都没有，我和爱人就一起开荒，亲手搭建起了现在住的这所房子。”吉木说，现在4个孩子都在西昌城附近打工，家里耕种了2亩土地，还养殖了15头黄牛，剩余的玉米就拿到山下换大米吃。

可就在这时，不知怎么的，老吉木说着说着突然哭了起来，“呜呜”的声音越来越大。原来，尽管迁来已近30年，生活条件得到了巨大改善，吉木一家却和大多数自主移民一样：没有当地户口。孙子们好不容易在山下入了学，可每学期每人要多交400元“跨地费”。更重要的是，没有身份的他们，尽管已住在村里最高最偏僻的角落，却始终生存在和当地村民及有关部门的“斗争”中。吉木说，从来没有听过“医保”，生了病都是下山在小诊所拿点药吃。“有一天我要是走不动了，又该去哪里看病呢？”再望向老人的脸，泪水早已划遍了那张布满皱纹的沧桑脸颊。

此时，从山下拉来的电突然断了，吉木赶紧跑去查看。记者透过树丛望见了山下不远处的邛海，这是西昌市新打造的5A级景区，美丽壮观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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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虽然政府在组织搬迁，但如果政府不让你搬，你不能自己搬。我妄自揣测，除了不作为之外，他们担心的是：这个口子一开，就收不住了。

在前述凉山州以工代赈办公室的调查报告中有这么一句：“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实施的关键之一就是土地调整，搬迁群众对土地问题相当敏感。从目前看，搬迁后调剂到搬迁户的土地不是很宽裕，而且是很紧张，调整土地困难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并非无解。在我老家，很多人的地都没人种了，如果没有人租，就只能抛荒。当然，现在我也不会买，如果我能在北京落户，卖了也无妨——但是不能。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影响何其深远。

在现代社会，很多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是靠“流动”二字：物的流动，人的流动，从高山到平坝是一种流动，从凉山到凉山之外是更大范围的流动。而问题的根源，则往往是“限制”：只不过当初我们被限制在平原丘陵，彝族人被限制在高山上；后来我们走出去，随身多少带了点东西，而彝族人几乎一无所有。

【火车上的彝族人】

在去甘洛的火车上，彝族人一般蹲在车厢连接处。在95年，他们出去一般就干三件事：乞讨、偷窃、贩毒。

为什么？因为他们只会干这三件事。

我记得当时我在成都，去应聘餐馆服务员都不要我，嫌我黑，显老。我当时19岁，高中毕业，从小说汉语，尚且没人要，谁会要他们？

至于做坏事，还记得前面我说的文大每晚贪污20元给我吗？我这辈子没有见过比文大更正派善良的人（见我以前写的《三个好人》），一样如此。

后来我们去东莞打工，历经艰辛。有一次，文大他们身上只剩几块钱，走路到处找工作，渴得受不了，想起早上路过的车站有水龙头，专门徒步几公里回去喝水。后来跟文大聊天，他说：他之所以没有去抢人，是因为有力气的时候不愿意去抢，等到饿得没力气，想抢也抢不动了。

1993年的数据：凉山少数民族贫困人口134万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8.8%；全州17个县市就有12个贫困县，占了全州县市总数的70.58%；12个贫困县农村儿童入学率只有64.8%，农村劳动力文盲半文盲比例高达70%。在劳动力市场上，我们的素质，比火车上那些彝族人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在不违法的赚钱方法里面，乞讨是最低端的一种；在违法的赚钱方法里面，偷窃是最温和的一种；而贩毒，差不多算是彝族人来钱最快的一种赚钱方法，但他们自己也死在毒品上面（吸毒得艾滋病，或是贩毒被判死刑）。

有人可能会说：不能老实呆在家里吗？不能。我至今记得我当初是多么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后来我从川工逃学，父母终于明白管不住我了，放我去了广东）。怎么可能锁住一个年轻人狂热的心？

在刘邵华女士的《我的凉山兄弟》一书中，有这么一段：

我问日者：“你那时候为什么要跑出去？”

他回说：“不知道。”

我不死心，又问：“是想去打工吗？”

他结结巴巴地说：“不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想一个很大的城市去耍。”

我又问：“那你看到了很大城市吗？”

日者开始有点不好意思，说：“什么都没有。到了峨嵋下车，晚上九点多到的，但什么都没有。见到四个甘洛来的彝族，问我们是干什么的，问是不是小偷。我们很怕，就赶快跑啊，看到火车来了要回渡口，我们就上车。连一个晚上都没有待（笑）。”

后面还有这么一段：

有一天我问他（日者）有多少年轻人在外流期间过世，他回答说1980年代一同外出的朋友大约死了三分之二，然后就开始一个接一个念着那些友人的名字。我听着日者如同仪式般的念诵，觉得有点诡异悲伤。

另一个年轻男子掐指计算他们在昭觉一代的吉克家支（家族），1995到2005年中，“在外头死了九十九个年轻人，都是最聪明的、长得最好看的，但都不识字。有打针（吸毒）死的、被打死的，也有失踪七八年不知下落的。”

看到这里，黯然神伤，我不知道如果我的朋友遭遇这种厄运，我会多么伤心。我不过是运气好，投胎比他们投得好而已，我怎么能够居高临下地去指责他们？

当他们不能靠正当手段谋生的时候，做坏事即便不能原谅，但也并非完全不能理解。有网友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假设有一个房间，门（就业）很难打开，窗户（偷盗、贩毒）却敞开着，很多人就会选择跳窗出去。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关窗”，更要“开门”。

按有些人说法，国家每年在凉山投入巨资扶贫，实际上，跟外面比，凉山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远了：很多村子没有学校，大部分村寨不通路不通水，直到今年，仍然有村寨不通电（虽然全国第二大水电站溪洛渡水电站就在凉山雷波县）。

即便如此，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偷窃贩毒的彝族青年比以前少多了，更多的年轻人是去工地打工（现在的劳动力市场跟以前也大不一样了，从事体力劳动很容易找到工作），或是做小生意。

正如刘邵华在《我的凉山兄弟》后记里写的，2011年她回到成都火车南站，发现“变化大了”。2005年，她看到的是彝族青年在路边打针（吸毒），双腿都打烂了，一拐一拐地乞讨，清洁工视若无睹地把针头扫进簸箕；2009年，聚集着不少衣衫褴褛的彝族男子，有的偷，有的打零工，有的贩毒。而到了2011年，火车站已经很难见到彝族人了，她被熟人带到成都西南区的一家三流酒楼，包厢里面坐满了十多名彝族年轻人，他们正在等着老乡的介绍，进工厂，进工地——在成都，有的是工作机会。这些年轻人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初中毕业，会说一些汉语。

以前，他们不买票，蹲在火车车厢连接处；现在，卧铺车厢也能看到外出打工的彝族人了。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不算什么，但和二十年前比，这是多么巨大的进步。他们需要的，不过是机会，和把握机会的能力。

我不认识一个彝族人，但我认识我自己，还有我的朋友们，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和那些火车上的彝族人毫无区别。我也不了解凉山，说得不一定对，但我本来就不求认同，倘若能增进点理解，便算没白写。

写完这篇，也算是给我自己有个交代了。